中华复兴的目标和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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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字:中华,复兴,目标,进路
- 发布时间:2010-12-03 14:04
一、中西渐行渐远，导致千年时差
远古的各种文明形态姑且不论。仅就最近三千年而言，中西文明都是三阶段：早期文明转型为农业文明的轴心时代，农业文明发展期的中世纪，农业文明转型为工业文明的近现代。只是中西并不完全同步，略有时差。
轴心时代的中西时差较小，基本都在公元前一千年间，西方主要是希腊罗马时代，中国主要是春秋战国时代。其他方面差异也较小，各有所长，难分优劣。大致而言，形上层面的意识形态都是诸子百家争鸣，导致哲学宗教突破。形下层面的国家形态都是松散小国林立，导致兼并攻战频仍。
中世纪的中西时差较大，西方仅有一千余年，中国长达两千余年，所以走进中世纪的时间，中西大致相当，走出中世纪的时间，中国却晚千年。导致千年时差的根本原因是：西方的官方宗教战胜了民间哲学，确立了信仰“上帝”、“神权高于王权”的基督教意识形态。中国的官方哲学战胜了民间宗教，确立了尊崇“皇帝”、“皇权高于神权”的儒学意识形态。走进中世纪之时的中西意识形态根本差异，导致其后中西国家形态的巨大差异，进而随着时间积累、传统延续、思维定势、文化积习、历史惯性的综合作用，中西其他方面原本细微的诸多差异也逐渐强化放大。
中世纪初始阶段的国家形态，中西略同，都是某一强国征服兼并周边弱国，抵达地理允许的某种极限，建立版图广袤的君主帝国。西方是罗马帝国，中国是秦帝国。
中世纪过程阶段的国家形态，中西渐异。
罗马帝国确立了信仰“上帝”、“神权高于王权”的基督教意识形态，但是没有废除领地世袭的贵族制度，政权不对平民开放，由于世袭贵族逐代腐败而素质递降，统治集团无法保持精英素质，因而君主政治建构较不完备，战争时期征服的广袤版图，和平时期难以维持统治，不得不分裂为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版图尽管一分为二，仍然超出统治能力，因此又进一步分裂为版图更小的欧洲各国，后继帝国再也无力重建，神圣罗马帝国徒有其名。中世纪欧洲，意识形态是信仰“上帝”而一教独尊，异于轴心时代的信仰“众神”而众教并立，国家形态却是版图狭小而分崩离析，仍然同于轴心时代的小国林立而攻战频仍，所以意识形态与国家形态互不适应，遂有大弊：和平时期，国内市场狭小，国际市场又有关税壁垒，经济规模和财富积累难以提升，一国的技术发明，难以迅速推广普及全欧，农业生产力停滞，小国之间以邻为壑，救灾能力较低。战争时期，缺乏战略纵深，国防能力较弱，遭到外国入侵极易灭亡。农业文明发展缓慢，文明程度和国家实力不及轴心时代。
秦帝国确立了尊崇“皇帝”、“皇权高于神权”的法家专制政体，吸取了周朝世袭贵族逐代腐败而素质递降的历史教训，废除了领地世袭的贵族制度，改为皇帝直接任命郡县长官的官僚制度，政权遂对平民开放，法家官僚集团从全民之中优选，但是法家理论无法成为统一全民思想的意识形态，因而君主政治建构也不完备，战争时期征服的广袤版图，和平时期也难以维持统治，迅即崩溃。战后重建的汉帝国，又吸取了秦帝国迅速崩溃的历史教训，继承法家专制政体，予以儒家形式包装，转换成外儒内法、王霸杂用的儒学意识形态，儒家官僚集团从全民之中优选，通过新陈代谢保持精英素质，减缓了统治集团逐代腐败而素质递降的速度，完善了君主政治建构，因而战争时期征服的广袤版图，和平时期也能长期统治。其后中华帝国的朝代周期得以延长，虽然世袭君主一如既往地逐代腐败，然而官僚集团新陈代谢而减缓腐败，直到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的两者合力，不可避免地抵达周期性崩溃的临界点。但是短期战乱以后，总能再次按照儒学意识形态重建后继帝国，进入下一周期。中世纪中国，意识形态是尊崇“皇帝”而一家独尊，异于轴心时代的信仰“天道”而百家争鸣，国家形态是版图广袤而长期和平，同样异于轴心时代的小国林立而攻战频仍，所以意识形态与国家形态相互适应，遂有大利：和平时期，国内市场广大，相当于欧洲面积总和的广袤版图之内没有关税壁垒，经济规模和财富积累容易提升，一地的技术发明，能够迅速推广普及全境，农业生产力提高，各地之间互通有无，救灾能力较强。战争时期，具有战略纵深，国防能力较强，遭到外国入侵不易灭亡。农业文明发展充分，文明程度和国家实力超过轴心时代。诸多单项成就领先全球，至今仍难超越。
中世纪终结阶段的国家形态，中西大异。
中世纪的西方，由于意识形态与国家形态互不适应，走的是下坡路。十字军东征（1096—1291）让西方看到了与阿拉伯文明的差距，马可·波罗（1254—1324）的《中国游记》又让西方看到了与中华文明的差距。因此，中世纪的下坡路使西方因祸得福，在较短的一千余年以后，启动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旨在复兴被中世纪基督教意识形态压制千年的希腊罗马文化，导致思想解放；宗教改革旨在消解中世纪基督教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导致政教分离。数百年间先后兴起了遍及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各国又充分发挥民族特长，于是意大利文艺革命，英国工业革命，德国哲学革命，法国社会革命，美国政治革命，取长补短而继长增高，率先把中世纪的农业文明转型为近现代的工业文明，主动走出了中世纪。适应工业文明的近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建构，不仅超越了中世纪西方不够完备的君主政治建构，而且超越了中世纪中国较为完备的君主政治建构，成为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政治建构，遂从落后于中国，迅速变成领先于中国。
中世纪的中国，由于意识形态与国家形态相互适应，走的是上坡路。两千年间仅有落后于中国的暂时挑战者，没有领先于中国的最后终结者，所有成功挑战者全都成了最终皈化者。因此，中世纪的上坡路使中国因福得祸，在漫长的两千余年以后，迟迟没有意识到人类文明已经转型，工业时代已经来临，思想仍然禁锢于罢黜百家的儒学意识形态，政教仍然合一于皇权专制的国家形态，缺乏主动走出中世纪的内在动力。若无近现代西方的严峻挑战和外力推动，中华帝国极有可能像秦始皇幻想的那样传之万世——后继帝国的重建者虽非秦始皇的血统后裔，却无一例外都是秦始皇的政统后裔。秦始皇的政统后裔们，在西方走出中世纪以前自居天下无敌，还算基本属实，然而在西方走出中世纪以后仍然盲信天下无敌，已经违背事实。率先走出中世纪的西方，遂成中华帝国的最大挑战者和最后终结者。中华帝国原本较为完备的君主政治建构，越来越不适应新时代，不得不在西方挑战之下被迫走出中世纪，但因传统积弊深重，思维定势固化，文化积习难改，历史惯性强大，鸦片战争至今的一百多年时进时退，一步三回头，遂从领先于西方，迅速变成落后于西方。
二、古代两大遗产，必须区别对待
彗星撞地球的中西冲突，实为时差千年的古今冲突。古中国一如庞大的恐龙，新西方一如凶猛的虎狼。虎狼时代的来临注定了恐龙时代的终结。由于长期天下无敌，中华帝国已从食肉恐龙退化成了食草恐龙，周期性轮回也走到了终点。然而西方以外的许多中世纪式国家，都在西方血腥扩张的殖民时代或解体，或沦亡，或殖民化，成了武装到牙齿的食肉虎狼之猎物。中华帝国仅是君主政体终结，广袤版图却未解体，古老恐龙重获新生，创造了凤凰再生的奇迹。因为中华帝国的两大遗产，仅有属于意识形态的君主政体是不良遗产，而属于国家形态的广袤版图却是良性遗产。广袤版图不仅帮助中世纪中国抵达了农业文明顶峰，而且帮助近现代中国免于亡国灭种，又帮助当代中国快速经济复苏。
若有扩张可能，古今一切国家无不谋求广袤版图。中世纪欧洲谋求广袤版图而不得，乃因政治建构不够完备。近现代欧洲仍然谋求广袤版图而不得，并非政治建构不够完备，而是欧洲走出中世纪受惠于政治独立的民族国家，欲求广袤版图同样受限于政治独立的民族国家。拿破仑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是近现代欧洲欲求罗马帝国式广袤版图的三次尝试，全都受限于民族国家的政治独立而最终失败。唯一的受益者是美国，先为欧洲殖民地而后独立的美国，既有民主政体，又有广袤版图，遂成现代世界的狮子王。现代欧洲谋求内部政治统一的广袤版图而不得，海外殖民地又无法并入版图，一度征服的羊群又在后殖民时代纷纷独立，只能退而求其次，放弃政治统一而转向市场统一，建立了超越国家形态、地域大于罗马帝国的欧洲联盟，共同拥有取消关税壁垒的欧洲统一市场。凭借两大优势，即适应工业文明的民主政治建构，适应商业文明的内部统一市场，美国及其欧洲盟友遂成后殖民时代全球统一市场的领头羊——有时是披着狼皮的羊，有时是披着羊皮的狼。
虽然广袤版图帮助中国在战争时期免于亡国，在和平时期经济复苏，然而免于亡国和经济复苏仅是民族国家的低端目标，国家强盛和经济领先才是民族国家的高端目标，推进文明则是永无止境的人类共同目标。今日中国欲达民族国家的高端目标，并对推进人类文明有所贡献，必须同时具备与西方两大优势相匹配的竞争力，所以除了自古固有的一大优势广袤版图，尚需完成亡羊补牢的文明转型和相应政治体制转型。
西方走出中世纪，完成文明转型和相应政治转型的历史转折，就是相辅相成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中国欲走出中世纪，欲完成文明转型和相应政体转型，也不能例外。只不过西方中世纪意识形态的核心是“神权高于王权”的官方基督教，所以西方唯有通过宗教改革，才能完成文明转型和相应政治转型。而中国中世纪意识形态的核心是“皇权高于神权”的官方儒学，所以中国唯有通过哲学改革，才能完成文明转型和相应政体转型。
西方文艺复兴，是复兴被中世纪基督教意识形态压制千年的希腊罗马文化，而非复兴中世纪基督教意识形态；西方宗教改革，是消解中世纪基督教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而非重建其绝对权威。中国文艺复兴，同样必须复兴被中世纪儒学意识形态压制两千年的诸子百家文化，而非复兴中世纪儒学意识形态；中国哲学改革，同样必须消解中世纪儒学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而非重建其绝对权威。
先秦儒家仅是百家争鸣的自由思想之一，并非不可批判的意识形态。中华帝国把儒学确立为不可批判的意识形态，既因先秦儒家之长，亦因先秦儒家之短。先秦儒家之长，即从全民之中优选民族精英，虽然成为意识形态以后的儒学弱化了长处，仍然导致科举制度彻底取代贵族制度，儒家官僚集团帮助中世纪中国抵达了农业文明顶峰。先秦儒家之短，即与法家一样拥戴“皇权高于神权”，由于成为意识形态以后的儒学强化了短处，鼓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三纲五常”，因而中国迟迟走不出中世纪。中世纪儒学意识形态仅在中世纪略有其长，到了近现代却是中国延长中世纪、造成中西千年时差的主要病灶，也是中国走出中世纪、消除中西千年时差的根本障碍。
中世纪儒学意识形态不仅罢黜了先秦百家，也弱化了先秦儒家之长。中国文艺复兴虽然不应复兴中世纪儒学意识形态，但也不能仅仅复兴先秦百家之长，同样必须复兴被弱化的先秦儒家之长，同时超越被强化的先秦儒家之短。复兴先秦百家之长，决不意味着不能批判先秦百家之短，因为任何思想都不是绝对真理。希腊以后一千年的西方思想家，先秦以后两千年的中国思想家，并非无法超越轴心时代的思想家，所以文艺复兴决非复古，而是意在阐明：轴心时代从野蛮进至文明，源于自由思想未被意识形态禁锢；中世纪从文明退回野蛮，源于自由思想均被意识形态扼杀。因此西方文艺复兴不仅复兴希腊罗马之长，而且批判希腊罗马之短。西方现代民主，正是得益于批判柏拉图之短。西方现代科学，正是得益于批判亚里士多德之短。由于西方文艺复兴并非简单复古而是解放思想，所以产生了超越希腊罗马思想的大量新思想，创造了超越希腊罗马文明的西方现代文明。
轴心时代的自由思想，是符合道德金律的文明动力。中世纪的意识形态，则是违背道德金律的文明障碍。轴心时代的原始儒学和原始基督教，都曾阐明道德金律，亦即孔子所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耶稣所言“你要别人如何对你，就要如何对人”，然而中世纪儒学意识形态却畸变为“己之所欲，强施于人”，中世纪基督教意识形态则畸变为“我要别人如何对我，别人就要如何对我”。西方宗教改革恢复耶稣的道德金律，因而走出了中世纪。中国也唯有通过与宗教改革相当的哲学改革，恢复孔子的道德金律，才能走出中世纪。
自由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在于：自由思想追求真理而不自居绝对真理，不自封一家独尊，不强制其他自由思想与己一律，宽容不追求真理者。意识形态扼杀真理而自居绝对真理，自封一家独尊，强制其他自由思想与己一律，既不宽容挑战者，又不宽容盲从者，所以中世纪西方既烧死布鲁诺，又以“事奉魔鬼”的荒谬罪名烧死女巫，中世纪中国既诛杀嵇康，又以“失节事大”的荒谬教条逼死寡妇。
不消解违背道德金律的中世纪儒学意识形态，中华民族就不能解放思想，中国文明转型和相应政体转型就难以成功，中西之间的千年时差就无法消除，今日中国凭借中世纪良性遗产抵达的低端目标，就会被中世纪不良遗产再次葬送。即使幸免葬送，也无望抵达高端目标，更无望重新领先西方，只能在西方主导的全球统一市场中，仅仅提供劳动力，不能拥有话语权，仅仅出口电视机，不能输出新思想。
三、时差仅是表象，中西各有瓶颈
随着历史车轮的循环旋转，中国领先或西方领先的暂时表象已经变换多次。中西时差的暂时表象，植根于神权、王权、人权的不同博弈，即各自的文明瓶颈及其能否被突破。试取中西两位相似的标志性自由思想家和两位相似的标志性意识形态家，作为时差表象和瓶颈本质的分析样本。
两位相似的标志性自由思想家，是时差长达一千八百年的韩非（前280—前233）和马基雅维利（1469—1527）。一切政治家都是某一自由思想家的信徒。先有提供各种历史路径的自由思想家，后有选择某种历史路径的政治家。韩非与马基雅维利都是自由思想家，共同课题是对神权、王权的既定关系作出调整。
韩非出现于中国中世纪开始以前。面对先秦“神权高于王权”的既定关系，《韩非子》提供的崭新历史路径是放纵王权，升为皇权，即“皇权高于神权”，于是选择这一历史路径的秦始皇（前259—前210）僭代“上帝”，僭称“皇帝”，宣布“朕即天下”，中国从此走入中世纪。
马基雅维利出现于西方中世纪结束以后。面对中世纪“神权高于王权”的既定关系，晚于韩非一千八百年的马基雅维利，仍然不敢提出韩非式的“王权高于神权”，其《君主论》提供的崭新历史路径也不是放纵王权，仅是解放王权，即“王权独立于神权”，于是选择这一历史路径的路易十四（１６３８—１７１５）们挣脱“上帝”桎梏，宣布“朕即国家”，西方从此走出中世纪。
两位相似的标志性意识形态家，是时差不到百年的朱熹（1130—1200）和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政治家打天下，需要自由思想家提供具有多样性的历史路径。不同政治家选择不同历史路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成者为王的政治家治天下，需要不自由的意识形态家提供仅有唯一性的神圣辩护。朱熹与阿奎那都不是自由思想家，都是不自由的意识形态家，共同课题是使神权、王权的既定关系神圣化、永恒化，即意识形态化，二人遂成中西中世纪意识形态的终极表述者。
朱熹出现于中国中世纪的中点。他对“皇权高于神权”的既定关系予以神圣化、永恒化的努力极其成功，因此中国的中世纪儒学意识形态造极于朱熹，却没有终结于朱熹，其《四书集注》成了明清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明清六百年，正是中国中世纪延长千年的主要时段。
阿奎那出现于西方中世纪的终点。他对“神权高于王权”的既定关系予以神圣化、永恒化的努力极其失败，因此西方的中世纪基督教意识形态造极于阿奎那，也终结于阿奎那，其《神学大全》没能为西方中世纪延命。因为紧随其后的是“中世纪最后一位、新时代最初一位诗人”但丁（1265—1321），其《神曲》虽然借用了中世纪的神学形式，却表现了新时代的反神学内容。随后薄伽丘（1313—1375）又以《十日谈》更为猛烈地抨击中世纪基督教意识形态，于是引出文艺复兴三巨人，即达芬奇（1452—1519）、米开朗琪罗（1475—1564）、拉菲尔（1483—1520），以及姗姗来迟的马基雅维利。上举诸人，无一例外都是意大利人，正如马可·波罗（１２５４—１３２４）、哥仑布（1451—1506）也是意大利人。此后才是闻风响应的法国人拉伯雷（1493—1553）、西班牙人塞万提斯（1547—1616）、英国人莎士比亚（1564—1616）。文艺复兴之所以发轫于意大利，乃因意大利是罗马帝国发祥地，罗马教廷所在地，中世纪基督教意识形态的重灾区。
从意大利推向全欧洲的文艺复兴，借用中世纪的神学形式，复兴轴心时代的自由精魂，消解了中世纪基督教意识形态的神圣性、永恒性，为部分突破西方文明瓶颈的宗教改革创造了条件。于是日耳曼人马丁·路德（1483—1546）在1517年启动宗教改革，公布了挑战罗马教廷的《九十五条》，正面冲击中世纪基督教意识形态，终结了阿奎那为西方中世纪延命的幻想。从日耳曼推向全欧洲的宗教改革，又为自由思想扫清了意识形态障碍，于是既超越中世纪又超越轴心时代的思想家接踵而至：培根（1561—1626）、霍布斯（1588—1679）、笛卡尔（1596—1650）、斯宾诺莎（1632—1677）、洛克(1632—1704）、伏尔泰（1694—1778）、休谟（1711—1776）、卢梭（1712—1778）、康德（1724—1804）、黑格尔（1770—1831）、叔本华（1788—1860）、马克思（1818—1883）、尼采（1844—1900），巨人辈出，不胜枚举。宗教改革之所以发轫于日耳曼，乃因日耳曼过去是罗马帝国鞭长莫及的边陲，后来是罗马教廷影响微弱的边陲。
西方走出中世纪的一大步，分为两个半步。文艺复兴是其前半步，把王权、人权从神权桎梏下解放出来。宗教改革是其后半步，一方面继续消解中世纪基督教意识形态的神圣性、永恒性，另一方面并不消灭基督教，而是回归原始基督教，尤其强调其“原罪论”，既有效制约罗马教廷放纵教权，又重新制约刚被解放的王权、人权，因为放纵王权之恶，不亚于放纵教权之恶，放纵人权之恶，不亚于禁锢人权之恶。仅有文艺复兴对教权的合理反抗和对王权、人权的合理解放，没有宗教改革以后的新基督教对教权、王权、人权的合理制约，西方走出中世纪的野蛮以后，就未必走向更文明，也可能走向更野蛮。总之，相辅相成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合力消解了中世纪基督教意识形态的神圣性、永恒性，部分突破了西方文明瓶颈，产生了政教分离的法治社会，创建了法律治身、宗教治心的民主政体，不仅超越了试图“改革”的中世纪，而且超越了试图“复兴”的轴心时代。形而上层面的突破瓶颈，导致了无数形而下层面的创造发明，诸多单项成就领先全球，至今仍难超越。
四、消除中西时差，必须突破瓶颈
近现代西方，部分突破文明瓶颈“神权高于王权”，变成“王权独立于神权”，但是仍以基督教“原罪论”为制动闸，拒绝像中世纪中国那样绝对尊君，刚被解放的王权野马，又被套上了民主的笼头，配上了议会的马鞍，最终是全体民众骑上王权之马，坐上议会之鞍，摆脱野蛮走向文明。
中世纪中国，君主政体奠定于崇尚法家的秦始皇，意识形态奠定于对法家进行儒家包装的汉武帝。外儒内法、王霸杂用的儒学意识形态，一方面与法家一样绝对尊君，并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三纲五常”，使僭代“上帝”的“皇帝”神圣化、永恒化；另一方面却错误撤去了法家“性恶论”的制动闸（功能与基督教“原罪论”相当），错误换上了儒家“性善论”的发动机，于是皇权野马受到三重放纵，上无神权制约，下无人权制约，内无“性恶论”制约，劝诫皇帝“性善”的儒学说教又基本失效，最终是法家皇帝骑上民众之马，坐上儒家之鞍，没有刹车地冲向深渊。
由此可见，西方文明瓶颈“上帝”及其意识形态“神权高于王权”，与中国文明瓶颈“皇帝”及其意识形态“皇权高于神权”，虽然都是人为建构的意识形态，而且各有利弊，但是并不等价，既有共有之同，也有本质之异。
共有之同，就是中西中世纪意识形态对待人权的态度相同，无不禁锢人权。因此西方需要文艺复兴解放久被禁锢的人权，随后需要宗教改革，用基督教“原罪论”把欲望纳入堤岸。中国同样需要文艺复兴解放久被禁锢的人权，随后同样需要哲学改革，用法家“性恶论”把欲望纳入堤岸。
本质之异，就是中西中世纪意识形态对待王权的态度相反：基督教意识形态禁锢王权，使之不敢僭代“上帝”；儒学意识形态放纵皇权，导致“皇帝”僭代“上帝”。因此西方需要文艺复兴解放久被禁锢的王权，随后需要宗教改革，用人权和基督教“原罪论”把刚被解放的王权再次关入笼子——再次比首次容易得多。中国不需要文艺复兴解放极其放纵的皇权，仅仅需要哲学改革，用人权和法家“性恶论”把放纵已久的皇权首次关入笼子——首次比再次困难得多。
正是中西中世纪意识形态的本质之异，导致西方率先突破文明瓶颈，率先走出中世纪。那么中国能否也像西方一样突破文明瓶颈，尽快走出中世纪？检讨既往历史，似乎颇为悲观，但是未来中国若能借鉴西方经验，吸取既往教训，认准目标，选对进路，就没有必要悲观。
鸦片战争至今的中华群贤，无不致力于突破文明瓶颈，消除中西时差，并且喜用西方历史比况中国现实。有人认为中国需要文艺复兴，有人认为中国需要启蒙运动，但是没人认为中国需要宗教改革，因为宗教并非中国的意识形态核心。然而西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具有前后相续的逻辑相关和历史必然，居于中间的宗教改革，既是此前文艺复兴的圆满完成，又是此后启蒙运动的根本动力，所以是部分突破西方文明瓶颈的关键一环。一再启动的中国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所以一再夭折，甚至欲进反退，表面原因是内忧外患不断，天灾人祸并至，根本原因是目标不明，进路有误，亦即没有与西方宗教改革相当的中国哲学改革，因而被迫终结帝制已达百年，皇帝或其变体仍然借尸还魂，儒学意识形态或其变体仍然阴魂不散，一切可能突破文明瓶颈的自由思想，均被不可批判的意识形态严厉扼杀。
清末被迫改革而病急乱投医，盲目废除了原属儒家之长而不该废除的科举制度，进入民国以后，不知其误而未恢复，导致此后的中国政坛，长时间失去了全民之中优选出来的精英，而充斥着全民之中劣选出来的流氓。然而西方走出中世纪的关键性制度转型，就是意识到只有贵族制度却没有科举制度，乃是中世纪西方落后于中国的重要原因，因此英国率先仿效中国科举制度，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从而率先完成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文明转型，率先完成了君主专制政体向君主立宪政体的政治转型，建立了人类有史以来版图最大的大英帝国，不仅军事征服的版图超过了罗马帝国，而且文官统治的时间也超过了罗马帝国。可见原为儒家之长的科举制度理应保留，应该废除的仅是作为科举考试内容的中世纪儒学意识形态。当代中国的公务员考试制度，实为科举制度的现代重建，必将有助于中国政坛减少乱象，回归理性。良性效应暂未显现的原因，乃是考试内容仍然囿于意识形态，尚未突破文明瓶颈。
今日中国的所谓“新儒家”，没有出现马丁·路德式人物，毫无儒学改革意识，不仅拒绝反省先秦儒家之短，而且拒绝消解中世纪儒学的意识形态色彩，反而否定五四运动的合理批判，妄想重建五四运动以来略有消解的儒学意识形态权威，导致哲学改革难以启动，政治转型难以成功，千年时差难以消除，文明瓶颈难以突破。
五四运动“砸烂孔家店”，把目标对准中世纪儒学意识形态，并非错误。其误在于把中世纪儒学意识形态的罪恶，与先秦儒家之不足混为一谈。西方中世纪基督教意识形态的罪恶，并非原始基督教的罪恶，所以宗教改革并非消灭基督教，仅是消解中世纪基督教的意识形态色彩，恢复原始基督教的道德金律，于是宗教改革以后的新基督教，成了西方走出中世纪、进入近现代的重要动力。中国的哲学改革，同样不必消灭儒学，只要消解中世纪儒学的意识形态色彩，超越先秦儒家之短，恢复孔子的道德金律，哲学改革以后的新儒家、新道家、新墨家、新名家，就能成为中国走出中世纪、进入近现代的共同动力。亚洲“四小龙”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无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但都没有“砸烂孔家店”，只是恢复百家争鸣，不再一家独尊，就成功走出了中世纪，顺利进入了近现代。
结语：人类文明赛跑，永远不会终结
中西文明的各自瓶颈既是政治瓶颈，也是文化瓶颈。
西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使西方率先突破政治瓶颈，在政治领域完成去意识形态化，于是从落后于中国变成领先于中国。但是西方至今没有完全突破文化瓶颈，文化领域远未完成去意识形态化，所以近现代西方在突破政治瓶颈，把君主专制政体转型为民主立宪政体，取得文明领先以后，就以基督教的名义开始了全球范围的血腥殖民，违背道德金律地对非基督教民族进行强制性传教，以基督之爱的名义，传播了反基督的仇恨，以文明领先的名义，制造了大量文化罪恶，充分显露了文化意识形态即文化沙文主义的食肉虎狼特质。所以近现代西方席卷全球和挫败中国，并不全是文明对野蛮的胜利，而是既有先进战胜落后的文明一面，也有文化意识形态的野蛮一面。“落后就要挨打”与“有枪即可杀人”等价，仅是野蛮的丛林法则，而非文明的道德金律。圆明园焚毁，固然是中世纪中国的耻辱；焚毁圆明园，无疑是近现代西方的罪行。
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和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首先必须突破西方早已突破的政治瓶颈，在政治领域完成现代化，从而消灭时差，赶上西方，回到人类文明前列。此后更应致力于突破文化瓶颈，在文化领域实现现代转型，遵循道德金律，经由和平竞争，争取重新领先西方，再创人类文明辉煌。
人类文化史不过数十万年，人类文明史不过一万余年，与宇宙大年、地质大年、物种大年相比，均属极其短暂的小年。未来的漫长人类文明史，尚有无限广阔的美好前景。中西民族和其他民族的文明赛跑，永远不会终结。全球一切民族均应遵循轴心时代即已认知的道德金律，不断汰清中世纪意识形态的深重遗毒，努力突破文明瓶颈，共同推进人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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