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交心为绝弦哀——记杨公强先生

　　公强兄于1979年春来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虽然他为人低调，性格内向，不事张扬，但不久以后我就对他有了初步的了解。当时他所在的编辑室负责人喻岳衡兄常和我在一起开会，几乎每次开会喻兄都要提到“杨坚”这个名字，而且每次都是对他赞不绝口。这个名字便在我心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后来当然就认识了，也陆陆续续有些交往。1983年以后，我编纂《诗苑译林》丛书，由于当时需要处理的译稿较多，而译文编辑室人手不足，我知道公强兄通晓英文，便想请他也帮助审读一部分译稿，担任责编。他欣然允诺，但这不是他的本职工作，只能利用八小时以外的业余时间。从他对这些译稿的审读意见中，我进一步认识了他的广博学识和敬业精神，不能不由衷钦佩。

　　1986年，《积微翁回忆录》和《积微居友朋书札》先后问世，我给他各送去一册。这两本书，他都用业余时间逐字逐句细读了，还把他在书中发现的差错和问题一一指出；特别是《回忆录》，他发现了编校或排印中出现的差错共二十处，写出了一千多字的“勘误”交给我，其中引用了《说文解字》和《康熙字典》等古籍，以论证其确实是错。这种谨严缜密、一丝不苟的作风，令我深为叹服。《回忆录》后来再版时，能将初版的差错一一改过来，其中就有公强兄的一份劳绩。

　　1987年，公强兄与我先后移居河西望月湖三片十九栋，彼此成了近邻，交往就更加频繁了。由于有共同的爱好和兴趣，也有共同关注的话题，两人晤谈的气氛总是十分融洽，笑口频开，从来没有因意见相左而发生任何争执。他编的《船山全书》一卷又一卷地相继出版，也一卷又一卷地相继送给我，我订阅的《炎黄春秋》等杂志和其他材料也经常送给他看。送这些书刊时，因不知当时对方是否在家，先要电话联系。电话中，他总是坚持他到我家里来，我总是坚持我到他家里去，结果呢，总是他从一门四楼下楼，同时我从三门三楼下楼，两人在二门前面的半途中相遇。这些年来，多次都是如此，风雨无阻，成了一条规则或“潜规则”。

　　公强兄晚年忧患频仍，病魔肆虐，而他却坚韧不拨，常能化险为夷。1994年，他在窑岭湖南省图书馆查阅有关资料后，刚出大门，就被一辆从坡上俯冲下来的自行车撞倒，造成股骨严重骨折，被迫住院一个多月。1999年，他又患尿血症，小便的颜色像红墨水一样，经确诊为膀胱癌，住院进行切割，出院后还要每周去做一次化疗，据他告诉我，每次化疗的过程都很痛苦。与癌症搏斗了五年，到2004年终告痊愈。而在癌症治愈之前，2002年又发现了肺结核，服药治疗并卧床休息一段时间后渐趋好转，2005年又发作一次，2006年以后才逐渐康复。在此期间，除了上述两次住院（共两三个月）和因肺结核卧床休息外，这十余年的大部分时间他仍然在孜孜矻矻地工作，坚持每天步行几里路到岳麓书社上班；同时，因他的夫人也有病，子女不在身边，他还要做一些颇为繁冗的家务杂事。在这样沉重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下，以七十多岁到八十多岁的高龄，他居然先后战胜了严重的股骨骨折，战胜了人们“谈虎色变”的癌魔，战胜了有致命危险的结核顽菌，这岂非罕见的人间奇迹！他真不愧名“坚”字“公强”，不愧为百折不挠、毅力超群的坚强男子汉！

　　公强兄为人端方正直，谦逊温厚，生活简朴，严于律己。他骨折住院期间，朱正兄和我曾前往探视，发现他住在一间多人拥挤、众声嘈杂的普通病房里。当时他已年逾古稀，评定为正高职称也已有十余年，完全有条件住进好一点的病房，而他却安之若素。他早在1994年即已离休，但为了使修订再版的《船山全书》尽善尽美，直到今年他逝世前两个多月，仍然每天步行上班工作，从不要求单位派车来接。工作上只知奉献，生活上无所需求。他谦虚克己，但绝不是好好先生，他外柔内刚，在原则问题上绝不退让或迁就。对当前我国的政治、社会、文化体制，他都有自己明确的看法，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人生准则，决不阿世，决不“紧跟”。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和我同为省出版界高级职称评委会的成员，只要是他认为不够条件的，他决不肯投赞成票，任何人的讲情、游说都无济于事。

　　公强兄与我交往的三十年间，对我的关心和眷注是笔不胜书的。每次见面或通电话时，他总要殷切询问我和我家人的健康状况，劝我们多方珍摄。有时我在街上看见他买早点，买的只是几个灰褐色的荞麦馒头，而他却一再叮嘱我早餐一定要有牛奶和鸡蛋。我家人从市场买菜回来曾多次与他路遇，他总要注意观察买的是些什么，然后对我说：买的主要是蔬菜，鱼肉太少，对健康不利。我解释说：因患有多种疾病，我只宜饮食清淡，少动荤腥，他则仍以我营养不足为虑。他患肺结核期间，每次与我近距离面对面谈话时，总要以手遮嘴，好像生怕结核菌会从呼吸中传染给我似的。2005年冬，他建议我把历年来出版的几种译作汇编成一套译诗集，我遵他之嘱编定以后，他又多次向有关出版社领导极力推荐，虽然其事未成，但这套集子后来还是由外地一家出版社接受出版了，这件事他应居首倡之功。公强兄对我如此情意拳拳，我对他却没有什么回报。如今在偏头痛频繁发作期间我奋力写出此文，也算是答谢他的深情厚谊于万一吧。

　　公强兄善旧体诗。1990年拙译《湖畔诗魂》出版后送了一册给他，他随即赠我七律一首。2002年我七十五（虚岁）初度，他又赠我四首七言绝句（可惜现在我都找不到了）。我根本写不出像样的旧体诗，但来而不往非礼也，2003年他八十华诞时，我也曾戏赠他一首打油之作：“廿载知交意气投，武陵胜境忆同游。英名不异隋文帝，盛德堪追汉武侯。希腊诸神劳译介，船山百卷费筹谋。先生寿届期颐日，更拟登堂祝一瓯。”虽是打油，虽是戏赠，第四句却也含有讽劝之意。所谓汉武侯的“盛德”，众所周知，便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由此暗示：以他这样的高龄和多病之躯，还要奋不顾身鞠躬尽瘁地工作，是会危及生命的。其实何止是我，所有认识他、关心他的亲朋好友，这些年来都为他操劳过度、体质日益下降而忧心忡忡，不约而同地敦劝他要以健康为重。人人都希望“公无渡河”，结局却还是“公竟渡河”。然而，经过他长年累月奋力拼搏，做了大量精心修订的再版《船山全书》毕竟已基本大功告成，这是国内外学术界一致公认的一部最权威的王夫之全集，是可以垂诸久远的传世之作。公强兄付出了健康乃至生命的代价，却铸就了名山事业的辉煌。而放眼今日中国的文化学术界，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铜臭熏天，斯文扫地，像公强兄这样淡泊自甘、心无旁骛、矢志不渝、殚精竭虑地全力献身于文化学术事业的人士，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稀世奇珍了。

　　公强兄比我大五岁，到2020年他“寿届期颐”之日，我也该是冥寿九十五了。九泉之下倘能重聚，届时我一定会信守承诺，一定会“登堂祝一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