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起杀妻案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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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0-12-03 14:34
一
吴起杀妻求将的故事,最初听说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当时吴起顶着法家的桂冠,此事被誉为大义灭亲的爱国之举。其后此论渐息,用司马迁的话说,这属于“能行之者未必能言”之事。故事重提,一是吴公此举并非个案;二是深藏其中的国家话语仍未厘清;三是权力对人性的异化尚未得到有效纠治。人性应该在历史的变迁中而非永恒的形而上学中寻找。一个国家,有如此众多的帝王将相杀老婆,且理直气壮以国家的名义,其制度、意识形态和国民文化心理当有值得讨论的问题。
吴起杀妻,首先是权欲的驱使。《史记》本传说吴起“欲就名”,并穿插了一段补叙:“其少时,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乡党笑之,起杀其谤己者三十余人,而东出卫郭门。与其母诀,啮臂而盟曰:‘不为卿相,不复入卫。’其母死,起终不归。”此公少时就权欲熏心,异化为非人了。一个杀人累累的逃犯,丧尽天良的逆子,有这两次预演垫底,其后杀妻求将完全合乎逻辑。同乡之谊,母子之情,人类辛辛苦苦积累了几千年的道德,苍白如纸,一捅就破!这是吴起的宿命,也是所有权力狂的宿命。
其次,是鲁君的暗示。齐鲁交战,吴起“事鲁君”,又是齐国大夫田居的女婿。吴起“善用兵”,其军事论著《吴子》与《孙子》齐名。鲁国上下都看好这个兵家大腕,但“鲁君疑之”,担心吴、田二人翁婿勾结。老婆的国籍成了吴起登坛拜将的障碍。以鲁君的智商,应该想到人质的办法,但总觉得不够决绝、不太靠谱。实际上,鲁君已胸有成竹,稳坐钓鱼台,装着“迟疑未决”,是在吊吴起的胃口。他知道将印在吴起心中的分量,以吴起对功名的渴望,他会“大义灭亲”,献上妻子的人头的。
吴起杀妻更重要的因素,是压倒一切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这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一个不显山露水的隐形杀手。吴起为鲁将,面对鲁君,他是臣子,他的妻子更是处于臣妾的被支配地位。在商代甲骨文中,“臣”字像一只竖起的眼睛,意即俯首屈从,本义是男性奴隶;“女”字是屈身下跪的形象,“臣妾”连用则表示对君、夫的双重奴隶身份。所谓“为臣则忠”、“为妻则顺”,都强调了君对臣、夫对妻的绝对话语权。吴起杀妻貌似英雄,本质上是国家权力话语的奴隶。
一次血腥的交易,一场生命的买卖,交换物是大殿上扔下的那颗血淋淋的人头。鲁君要保住玉玺,吴起要得到将印,双方配合默契,获利多多。至于被无辜出卖的第三方,臣妾本来就不属于自己,只是他者的手段和工具。面对君权的压迫和丈夫的屠刀,她既无权反抗,也无力反抗,除了引颈受戮,别无他途。较之大殿上满身血污的吴起,鲁君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毫发无损,滴血不沾,端坐在龙椅上,平静得像局外人,依旧披着一张人皮。吴起之刻毒残忍,鲁君之虚伪奸诈,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二
吴起此举为人所不齿:“一日夫妻百日恩,无辜忍使作冤魂?”但此举得到了国家权力话语的强力支持。魏文侯“以吴起善用兵”,楚悼王“闻起贤”,此公将魏、相楚,并以“吴起变法”跻身战国改革家行列。这涉及统治者的价值判断和用人标准,社稷事大,人命事小,他们要的是“忠君”兼“吃人”的工具。至于司马迁批评吴起“刻暴少恩”,孟子反对“杀一辜而得天下”,王通强调“不以天下易一夫之命”,均非主流话语。数千年间,吴起之流代不乏人,杀妻现象不绝于史,且披着“忠君爱国”的华美外衣。
要离杀妻有两个特点。一是主动自愿。吴王阖闾派要离刺杀庆忌,他主动献计:“愿王戮臣妻子,断臣右手”,以造成与吴王不共戴天的假象。二是内心的矛盾、乖戾。《吴越春秋》记载了此公两段话。他先对吴王表忠说:“安其妻子之乐,不尽事吾君之义,非忠也。”自杀前又自言自语:“杀吾妻子,以事吾君,非仁也。”两番话善恶两端,很难想象会出自一人之口,无法判断哪句话发自他的内心。这个集人性和兽性于一身的怪物竟以此成名,人或“称其智,道其勇,忍常人所不能忍,为常人所不能为”。
张巡杀妻更是以“忠君爱国”的名义。较之吴起不着一言,此公理直气壮、慷慨陈词。据《旧唐书》,安史之乱时,唐将张巡困守睢阳,粮尽,“巡乃出其妾,对三军杀之,以飨军士。曰:‘诸公为国家戮力守城,经年乏食,忠义不衰。巡不能自割肌肤,以啖将士,岂可惜此妇人,坐视危迫。’将士皆泣下,不忍食,巡强令食之。乃括城中妇人,既尽,以男夫老小继之,所食人口二三万。”张巡后追“忠烈侯”,立庙睢阳,即今河南商丘张巡祠。电视剧《血战睢阳》即在此拍摄,张巡以“爱国主义”的光辉形象走进千家万户。
史载,汉末东郡太守臧洪“杀其爱妾,以食兵将”;刘宋元嘉十八年,酒泉守将沮渠夫周“杀妻以食将士”;南宋绍定六年,“金将乌库哩黑汉杀爱妾以啖士,士争杀其妻子”。从杀敌到杀妻,从杀人到食人,从个体行为到群体暴力,一切以国家的名义,享有法律和道德审判的豁免权。性善论者显然无法面对这赤裸裸的逼问,人的阴骘、贪权嗜血、同类相残乃至相食,似乎为性恶论提供了佐证。二者各执一端,都脱离具体历史语境空谈人性。它只证明了康德这句话:掌握权力就不可避免地会败坏理性的必然判断!
在江山社稷与女性生命的天平上,中国传统话语历来强调前者。《三国演义》以欣赏的笔调,描写了刘安杀妻宴客的故事:“刘安闻豫州牧至,欲寻野味供食,一时不能得,乃杀其妻以食之。”刘安告诉刘备:“此狼肉也。”在这个猎户眼里,老婆只是玩物、猎物、随时可以杀食的动物。刘备乃汉室宗亲,以贱妾作美餐供刘皇叔享用,是她的荣幸。曹操听说此事,亦为之动容,以其忠义赐金百两。刘安名利双收,狠赚了一回。这种国家话语是如此强势,不仅于权势者根深蒂固,且深入知识者、弱势者乃至每个国民的骨髓。
三
为君王讳,是中国文化的一贯传统。吴起杀妻案,极少看到有关鲁君的负面性文字。此公的罪恶被掩盖了!对《史记》鲁君“谢吴起”一事,被当成是鲁君良心的证明。鲁君后来辞退吴起,其实另有隐情:一是迫于国内舆论,二是想洗干净身子,三是向列国表白不在军事上当头,四是吴起让他后怕。冯梦龙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更是想当然,从“惨然不乐”的表情,到“将军休矣”的言说,鲁君被美化为仁人君子。撇开对他人的老婆,即便是对自己的妻子动刀,帝王们都眼不眨、手不软的!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杀皇后最多的皇帝。他致死、杀害了三位皇后:首任皇后陈阿娇幽闭死,第二任皇后卫子夫自杀死,第三任皇后钩弋夫人下狱死。陈阿娇以“无子故”被废,卫子夫因“年老色衰”被弃,先后死于“巫蛊之祸”。钩弋夫人完成了生育龙种的政治任务,但“子少母壮”,武帝忧心忡忡,担心她会成为第二个吕后。钩弋死时年仅二十六岁,其时太子刘弗陵才七岁,汉武帝已六十九岁高龄。武帝解释说,“立子杀母”诚不得已,是“为后世计虑”,杜绝母后干政,确保刘氏皇统的安全。
魏道武帝袭“汉武故事”,进而将“子贵母死”定为朝制。据《魏书》,道武帝晚年“忧闷不安”,“喜怒乖常”;“竟夜独语”,“旁若有鬼”,一副精神分裂者、怀疑妄想狂的变态模样。自道武帝杀宣穆皇后,北魏历代皇后相继被杀:明元密皇后杜氏,太武敬哀皇后贺氏,景穆恭皇后郁久闾氏,文成元皇后李氏,献文思皇后李氏,孝文文昭皇后高氏。此制自道武帝至孝文帝,相沿七代,前后一百余年。这一野蛮制度并未解决太后干政的问题,却冒出养母干政、保姆干政、后妃堕胎的咄咄怪事。
人殉是帝王杀妻的又一方式。这一人类蒙昧时代的恶俗并未随着文明的进步彻底绝迹,而屡屡在帝王杀妻的暴行中死灰复燃。秦始皇死,“后宫非有子者皆令从死”,列女万余人,腐气冲天;汉武帝死,“自婕妤以下二百余人殉葬,置数千宫女于园陵”。据《史记·秦本纪》,秦穆公酒后高论:“生共此乐,死共此哀”,臣妾生死都是寡人的。凡帝王都有“万岁”的梦想,生前三宫六院七十二妃,死后搭一批到地宫凑凑人气,乃退而求其次。人来自动物界,社会学意义上的“返祖”现象,即权力对人性的异化、对丛林法则的回眸。
帝王以人殉杀妻,于明、清初年尤烈。朱元璋死,“四十六妃陪葬孝陵”;成祖死,“十六妃葬长陵”;仁宗死,“殉五妃”;宣宗死,“殉十妃”;景帝死,“诸妃嫔唐氏等殉葬”。殉葬前,群臣毕集,公布殉葬者名单,一番隆重的“道贺”、“册封”之后,举行最后的晚餐,“哭声震殿”。清太祖努尔哈赤死,“大妃生殉,庶妃殉葬”;顺治皇帝死,三十多个妃嫔殉葬,棺柩首尾相接。1673年,康熙帝废《殉例》,后妃殉葬制度退出历史。其时,西方已经历了三个世纪文艺复兴的洗礼,人的呐喊早已响遍欧洲大地。
四
君权对人权的剥夺,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本质上是社会的不平等。女性生命之卑微,如草芥,如蝼蚁,完全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权利和尊严。吴起杀妻案中,极少有被害人的记载,她没有名字,死前没留下一句话,没有任何表情。知道她姓田,是因为她的父亲是齐国大夫田居。冯梦龙《东周列国志》在故事结尾一语道破:妻子区区何足论?人命关天这句话似乎与女性无关。人的恻隐之心,对生命的敬畏和悲悯,被荒唐的性别优越感剿灭了。恃强凌弱的逻辑无所不在,人极易沦为不平等话语的俘虏。
《东汉演义》移花接木,编造了吴汉杀妻的故事。主人公吴汉明显带有吴起的影子:他是窃国大盗王莽的女婿,在母亲的启发下经堂斩妻,成为东汉开国功臣。其后,豫剧《收吴汉》、秦腔《散潼关》、电影《斩经堂》相继出笼。上世纪五十年代,京剧《吴汉杀妻》更以吴母悬梁自尽、吴妻夺剑自刎的情节,塑造了以身殉国的女性形象。邓拓曾著文《吴汉何尝杀妻》,以澄清历史真相,但该文未涉及“将道德政治化,政治道德化”的严肃问题。而这正是中国文化偏离甚至远离人性和人道主义等普世价值的重要原因。
明代戏曲《双忠记》更是一部为张巡涂脂抹粉,毒害女性身心的作品。剧中有一段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夫妻对唱。张巡:“心凄切,心哽咽,不因君王何忍别?”张妻:“臣死君,妾死夫,理所当,情何辜,今生未了,又结来世缘。”魔鬼被奉为英雄,愚忠被当成义举,张巡夫妇以多情多义的忠臣和深明大义的烈女的典型形象,进入神圣的艺术殿堂,成为国人顶礼膜拜的精神偶像。暴行不再是暴行,蒙上了温情脉脉的面纱;为妻不再是无辜的受害者,敢情被杀一次、吃一回还不过瘾!
这类愚忠的女性悲剧形象现实中不乏其人。以历代皇后妃嫔为例:唐武宗死,王妃主动自缢;南汉英宗死,连妃“自殉于先帝棺前”;前凉王张天锡病危,阎妃、薛妃超前自殉;宋神宗死,陈皇后“思顾旧恩”绝食死;辽太宗死,皇后述律平殉夫未果,断右手纳棺,史称“断腕皇后”。此类自殉本质上是他杀。她们既是帝王的性奴,又是皇权专制国家话语的精神囚徒:集主、奴于一身,以玩偶始,以殉葬终,其依附和屈从,欺人和自欺,钩心斗角和争风吃醋,精神麻木和人格扭曲,远甚于任何女性群体。
女性的自重,社会对女性的尊重,对人的生命、权利和尊严的尊重,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尺。一部文明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人类告别丛林法则、通向人性天堂的历史。以吴起案为切入口,反观中国历代王朝,几千年间远未摆脱杀妻、食人等反人类、反文明的倒行逆施。“青史几行姓名,北邙无数荒丘”,念之令人肝肠寸断。
……
吴起杀妻求将的故事,最初听说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当时吴起顶着法家的桂冠,此事被誉为大义灭亲的爱国之举。其后此论渐息,用司马迁的话说,这属于“能行之者未必能言”之事。故事重提,一是吴公此举并非个案;二是深藏其中的国家话语仍未厘清;三是权力对人性的异化尚未得到有效纠治。人性应该在历史的变迁中而非永恒的形而上学中寻找。一个国家,有如此众多的帝王将相杀老婆,且理直气壮以国家的名义,其制度、意识形态和国民文化心理当有值得讨论的问题。
吴起杀妻,首先是权欲的驱使。《史记》本传说吴起“欲就名”,并穿插了一段补叙:“其少时,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乡党笑之,起杀其谤己者三十余人,而东出卫郭门。与其母诀,啮臂而盟曰:‘不为卿相,不复入卫。’其母死,起终不归。”此公少时就权欲熏心,异化为非人了。一个杀人累累的逃犯,丧尽天良的逆子,有这两次预演垫底,其后杀妻求将完全合乎逻辑。同乡之谊,母子之情,人类辛辛苦苦积累了几千年的道德,苍白如纸,一捅就破!这是吴起的宿命,也是所有权力狂的宿命。
其次,是鲁君的暗示。齐鲁交战,吴起“事鲁君”,又是齐国大夫田居的女婿。吴起“善用兵”,其军事论著《吴子》与《孙子》齐名。鲁国上下都看好这个兵家大腕,但“鲁君疑之”,担心吴、田二人翁婿勾结。老婆的国籍成了吴起登坛拜将的障碍。以鲁君的智商,应该想到人质的办法,但总觉得不够决绝、不太靠谱。实际上,鲁君已胸有成竹,稳坐钓鱼台,装着“迟疑未决”,是在吊吴起的胃口。他知道将印在吴起心中的分量,以吴起对功名的渴望,他会“大义灭亲”,献上妻子的人头的。
吴起杀妻更重要的因素,是压倒一切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这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一个不显山露水的隐形杀手。吴起为鲁将,面对鲁君,他是臣子,他的妻子更是处于臣妾的被支配地位。在商代甲骨文中,“臣”字像一只竖起的眼睛,意即俯首屈从,本义是男性奴隶;“女”字是屈身下跪的形象,“臣妾”连用则表示对君、夫的双重奴隶身份。所谓“为臣则忠”、“为妻则顺”,都强调了君对臣、夫对妻的绝对话语权。吴起杀妻貌似英雄,本质上是国家权力话语的奴隶。
一次血腥的交易,一场生命的买卖,交换物是大殿上扔下的那颗血淋淋的人头。鲁君要保住玉玺,吴起要得到将印,双方配合默契,获利多多。至于被无辜出卖的第三方,臣妾本来就不属于自己,只是他者的手段和工具。面对君权的压迫和丈夫的屠刀,她既无权反抗,也无力反抗,除了引颈受戮,别无他途。较之大殿上满身血污的吴起,鲁君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毫发无损,滴血不沾,端坐在龙椅上,平静得像局外人,依旧披着一张人皮。吴起之刻毒残忍,鲁君之虚伪奸诈,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二
吴起此举为人所不齿:“一日夫妻百日恩,无辜忍使作冤魂?”但此举得到了国家权力话语的强力支持。魏文侯“以吴起善用兵”,楚悼王“闻起贤”,此公将魏、相楚,并以“吴起变法”跻身战国改革家行列。这涉及统治者的价值判断和用人标准,社稷事大,人命事小,他们要的是“忠君”兼“吃人”的工具。至于司马迁批评吴起“刻暴少恩”,孟子反对“杀一辜而得天下”,王通强调“不以天下易一夫之命”,均非主流话语。数千年间,吴起之流代不乏人,杀妻现象不绝于史,且披着“忠君爱国”的华美外衣。
要离杀妻有两个特点。一是主动自愿。吴王阖闾派要离刺杀庆忌,他主动献计:“愿王戮臣妻子,断臣右手”,以造成与吴王不共戴天的假象。二是内心的矛盾、乖戾。《吴越春秋》记载了此公两段话。他先对吴王表忠说:“安其妻子之乐,不尽事吾君之义,非忠也。”自杀前又自言自语:“杀吾妻子,以事吾君,非仁也。”两番话善恶两端,很难想象会出自一人之口,无法判断哪句话发自他的内心。这个集人性和兽性于一身的怪物竟以此成名,人或“称其智,道其勇,忍常人所不能忍,为常人所不能为”。
张巡杀妻更是以“忠君爱国”的名义。较之吴起不着一言,此公理直气壮、慷慨陈词。据《旧唐书》,安史之乱时,唐将张巡困守睢阳,粮尽,“巡乃出其妾,对三军杀之,以飨军士。曰:‘诸公为国家戮力守城,经年乏食,忠义不衰。巡不能自割肌肤,以啖将士,岂可惜此妇人,坐视危迫。’将士皆泣下,不忍食,巡强令食之。乃括城中妇人,既尽,以男夫老小继之,所食人口二三万。”张巡后追“忠烈侯”,立庙睢阳,即今河南商丘张巡祠。电视剧《血战睢阳》即在此拍摄,张巡以“爱国主义”的光辉形象走进千家万户。
史载,汉末东郡太守臧洪“杀其爱妾,以食兵将”;刘宋元嘉十八年,酒泉守将沮渠夫周“杀妻以食将士”;南宋绍定六年,“金将乌库哩黑汉杀爱妾以啖士,士争杀其妻子”。从杀敌到杀妻,从杀人到食人,从个体行为到群体暴力,一切以国家的名义,享有法律和道德审判的豁免权。性善论者显然无法面对这赤裸裸的逼问,人的阴骘、贪权嗜血、同类相残乃至相食,似乎为性恶论提供了佐证。二者各执一端,都脱离具体历史语境空谈人性。它只证明了康德这句话:掌握权力就不可避免地会败坏理性的必然判断!
在江山社稷与女性生命的天平上,中国传统话语历来强调前者。《三国演义》以欣赏的笔调,描写了刘安杀妻宴客的故事:“刘安闻豫州牧至,欲寻野味供食,一时不能得,乃杀其妻以食之。”刘安告诉刘备:“此狼肉也。”在这个猎户眼里,老婆只是玩物、猎物、随时可以杀食的动物。刘备乃汉室宗亲,以贱妾作美餐供刘皇叔享用,是她的荣幸。曹操听说此事,亦为之动容,以其忠义赐金百两。刘安名利双收,狠赚了一回。这种国家话语是如此强势,不仅于权势者根深蒂固,且深入知识者、弱势者乃至每个国民的骨髓。
三
为君王讳,是中国文化的一贯传统。吴起杀妻案,极少看到有关鲁君的负面性文字。此公的罪恶被掩盖了!对《史记》鲁君“谢吴起”一事,被当成是鲁君良心的证明。鲁君后来辞退吴起,其实另有隐情:一是迫于国内舆论,二是想洗干净身子,三是向列国表白不在军事上当头,四是吴起让他后怕。冯梦龙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更是想当然,从“惨然不乐”的表情,到“将军休矣”的言说,鲁君被美化为仁人君子。撇开对他人的老婆,即便是对自己的妻子动刀,帝王们都眼不眨、手不软的!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杀皇后最多的皇帝。他致死、杀害了三位皇后:首任皇后陈阿娇幽闭死,第二任皇后卫子夫自杀死,第三任皇后钩弋夫人下狱死。陈阿娇以“无子故”被废,卫子夫因“年老色衰”被弃,先后死于“巫蛊之祸”。钩弋夫人完成了生育龙种的政治任务,但“子少母壮”,武帝忧心忡忡,担心她会成为第二个吕后。钩弋死时年仅二十六岁,其时太子刘弗陵才七岁,汉武帝已六十九岁高龄。武帝解释说,“立子杀母”诚不得已,是“为后世计虑”,杜绝母后干政,确保刘氏皇统的安全。
魏道武帝袭“汉武故事”,进而将“子贵母死”定为朝制。据《魏书》,道武帝晚年“忧闷不安”,“喜怒乖常”;“竟夜独语”,“旁若有鬼”,一副精神分裂者、怀疑妄想狂的变态模样。自道武帝杀宣穆皇后,北魏历代皇后相继被杀:明元密皇后杜氏,太武敬哀皇后贺氏,景穆恭皇后郁久闾氏,文成元皇后李氏,献文思皇后李氏,孝文文昭皇后高氏。此制自道武帝至孝文帝,相沿七代,前后一百余年。这一野蛮制度并未解决太后干政的问题,却冒出养母干政、保姆干政、后妃堕胎的咄咄怪事。
人殉是帝王杀妻的又一方式。这一人类蒙昧时代的恶俗并未随着文明的进步彻底绝迹,而屡屡在帝王杀妻的暴行中死灰复燃。秦始皇死,“后宫非有子者皆令从死”,列女万余人,腐气冲天;汉武帝死,“自婕妤以下二百余人殉葬,置数千宫女于园陵”。据《史记·秦本纪》,秦穆公酒后高论:“生共此乐,死共此哀”,臣妾生死都是寡人的。凡帝王都有“万岁”的梦想,生前三宫六院七十二妃,死后搭一批到地宫凑凑人气,乃退而求其次。人来自动物界,社会学意义上的“返祖”现象,即权力对人性的异化、对丛林法则的回眸。
帝王以人殉杀妻,于明、清初年尤烈。朱元璋死,“四十六妃陪葬孝陵”;成祖死,“十六妃葬长陵”;仁宗死,“殉五妃”;宣宗死,“殉十妃”;景帝死,“诸妃嫔唐氏等殉葬”。殉葬前,群臣毕集,公布殉葬者名单,一番隆重的“道贺”、“册封”之后,举行最后的晚餐,“哭声震殿”。清太祖努尔哈赤死,“大妃生殉,庶妃殉葬”;顺治皇帝死,三十多个妃嫔殉葬,棺柩首尾相接。1673年,康熙帝废《殉例》,后妃殉葬制度退出历史。其时,西方已经历了三个世纪文艺复兴的洗礼,人的呐喊早已响遍欧洲大地。
四
君权对人权的剥夺,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本质上是社会的不平等。女性生命之卑微,如草芥,如蝼蚁,完全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权利和尊严。吴起杀妻案中,极少有被害人的记载,她没有名字,死前没留下一句话,没有任何表情。知道她姓田,是因为她的父亲是齐国大夫田居。冯梦龙《东周列国志》在故事结尾一语道破:妻子区区何足论?人命关天这句话似乎与女性无关。人的恻隐之心,对生命的敬畏和悲悯,被荒唐的性别优越感剿灭了。恃强凌弱的逻辑无所不在,人极易沦为不平等话语的俘虏。
《东汉演义》移花接木,编造了吴汉杀妻的故事。主人公吴汉明显带有吴起的影子:他是窃国大盗王莽的女婿,在母亲的启发下经堂斩妻,成为东汉开国功臣。其后,豫剧《收吴汉》、秦腔《散潼关》、电影《斩经堂》相继出笼。上世纪五十年代,京剧《吴汉杀妻》更以吴母悬梁自尽、吴妻夺剑自刎的情节,塑造了以身殉国的女性形象。邓拓曾著文《吴汉何尝杀妻》,以澄清历史真相,但该文未涉及“将道德政治化,政治道德化”的严肃问题。而这正是中国文化偏离甚至远离人性和人道主义等普世价值的重要原因。
明代戏曲《双忠记》更是一部为张巡涂脂抹粉,毒害女性身心的作品。剧中有一段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夫妻对唱。张巡:“心凄切,心哽咽,不因君王何忍别?”张妻:“臣死君,妾死夫,理所当,情何辜,今生未了,又结来世缘。”魔鬼被奉为英雄,愚忠被当成义举,张巡夫妇以多情多义的忠臣和深明大义的烈女的典型形象,进入神圣的艺术殿堂,成为国人顶礼膜拜的精神偶像。暴行不再是暴行,蒙上了温情脉脉的面纱;为妻不再是无辜的受害者,敢情被杀一次、吃一回还不过瘾!
这类愚忠的女性悲剧形象现实中不乏其人。以历代皇后妃嫔为例:唐武宗死,王妃主动自缢;南汉英宗死,连妃“自殉于先帝棺前”;前凉王张天锡病危,阎妃、薛妃超前自殉;宋神宗死,陈皇后“思顾旧恩”绝食死;辽太宗死,皇后述律平殉夫未果,断右手纳棺,史称“断腕皇后”。此类自殉本质上是他杀。她们既是帝王的性奴,又是皇权专制国家话语的精神囚徒:集主、奴于一身,以玩偶始,以殉葬终,其依附和屈从,欺人和自欺,钩心斗角和争风吃醋,精神麻木和人格扭曲,远甚于任何女性群体。
女性的自重,社会对女性的尊重,对人的生命、权利和尊严的尊重,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尺。一部文明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人类告别丛林法则、通向人性天堂的历史。以吴起案为切入口,反观中国历代王朝,几千年间远未摆脱杀妻、食人等反人类、反文明的倒行逆施。“青史几行姓名,北邙无数荒丘”,念之令人肝肠寸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