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院的灵魂之旅
- 来源:书屋
- 关键字:医学,灵魂,教育,历程
- 发布时间:2010-12-03 14:17
孟譞（1981—），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师。
张大庆（1959—），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教授、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
“洗澡”与“搓澡”
张：在我们回顾新中国医学教育历程时，您时常提及为中国现代医学事业发展做出了贡献的知识分子，而在高等医学院校的知识分子，无疑是医学教育的中坚力量。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各种政治运动不断，知识分子问题也往往都是历次运动的焦点之一。我们如何看待这些问题以及对我国医学教育的影响？
彭：解放以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拥护共产党政权的。北大的胡适走了，但是跟他关系最亲密的教授都没走。1951年10月，周总理给京津地区大学的教授们做了一次报告，主要讲了两个大问题，一个是立场问题——民族主义立场、人民立场、工人阶级立场，总理讲自己怎么从民族主义立场转变到人民立场、工人阶级立场的。他觉得立场转变是一个最根本性的问题。他还讲到知识分子改造的三个途径，第一个是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第二个就是参加社会活动，第三个是自身的业务实践。当然他也说了说知识分子的一些缺点。总理讲了六个小时，听了以后大家觉得特有收获。在此之前，教育部组织过大学教师学习社会发展史。我记得先请艾思奇主讲，然后再请北大的文科教授来做辅导。来北大医学院辅导的是北大中文系的教授叫唐兰，非常有名。除了社会发展史，后来又学了《新民主主义论》和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
参加社会活动就是组织教授们分批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当时许多教授都参加了土地改革，文科院校的教师几乎全部参加过土改，同时还组织了土改参观团，大概参观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教授们参观回来以后要写心得，有些人写得非常好。例如北医药学系的王序教授是留学德国回来的有机化学家，曾经在国民党的兵工厂做过事，解放后表现很好，一直是学校的标兵。他参加完土改回来以后，就觉得确实是有立场问题，认识到了农民受地主的剥削，考虑到怎么样才能站到农民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了，这种体会是很深刻的。我认为参加完这些活动以后，教授们确实对国家形势和政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立场确实也有了转变。
1950到1951年抗美援朝的时候，北大医院第一批援朝手术队的队长是陈景云。他是英国留学生，解放以后才回国，后来留在部队，成为301医院的著名专家。吴阶平也是当时手术队的，他们都立了功。另外，北大医院妇产科的严仁英教授，是林巧稚的学生。1951年她写了一篇文章，批判了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她是协和医学院毕业的，协和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办的，算是长期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吧，所以也一直对美国持有好感。后来，严仁英在抗美援朝时期，参加过调查美国细菌战的工作，担任国际调查委员会的中方秘书，所以她在政治上确实比较进步。
当时的个人生活也反映出“革命化”的特征，如后来为我国原子弹研制做出了重大贡献的邓稼先与我校的解剖学教师许鹿希在1953年结婚时，让我去当证婚人，我记得婚礼是在医学院的一个教室里举行的，有一些同事、朋友参加，大家在一起祝贺祝贺，也很热闹。
思想改造的时候，职称在副教授以上的教员要在一定范围内检讨一次，说说自己的学习心得，就是所谓的“洗澡”。杨绛的小说《洗澡》讲的就是这个。学生也参加进来了，成立“搓澡队”，教授检讨完了，学生要讨论，发表意见等等，就是把以前的一些问题总结一下，像立场、资产阶级思想等问题，这个过程中就涉及解放前的一些“旧账”。例如，1947年，北京、天津地区的一些大学教授发表过《致书美国呼吁援华》的文函，“呼吁美国立即予中国民国政府军事及经济援助，剿除共匪，拯救文明，消灭极权主义，建立民主政治”。当时多数教授是同情民主革命的，这些教授却主张反共，这就是立场问题了，所以解放后就要检查，看看现在立场怎么样，转变了没有。北医有四位教授是签了名的，因此被认为是“反动教授”了。
张：那么学校对这些所谓的“反动教授”又如何处置呢？
彭：当时主管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工作的是蒋南翔，他是团中央书记。应当说他在政策把握上比较好，我向他汇报工作时说我们有些教授看起来认识上很难达到所要求的那个水平，他表示赞同。比如有教授说“现在思想改造就像日本人把持山海关的时候，中国人过关，你要说是日本人就让你过去了，如果说是中国人就不让过去。所以，共产党爱听什么话，你就说什么，这样改造就能通过”。其实这都是一些平常里的牢骚话，不必上纲上线去分析。说这话的人在工作上还是很不错的，就是说话非常直率，有什么说什么。因此，我们对他也是挺客气的，并不跟他去算那些老账。我打个比方，就像跳高，要非让这些人跳过二尺才能通过，他们可能跳不过去，最多跳过一尺。所以蒋南翔说，你们学自然科学的人认识到什么程度就什么程度，不要都“留拦住”。所谓“留拦住”，就是思想改造没通过。当时教授们被编在一个小班里“搓澡”，就是自己先检讨，小班的同学跟着一块儿讨论，大家认为可以通过了就不再提问题了，鼓掌通过；要是有问题就通不过了。在北医，教授们的思想改造还是都让通过了。不过，仍有一些教授认为有压力，不高兴这种方式。清华、北大有少数教授就是开了全校大会后才通过的。这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结果肯定是弊大于利，过于简单粗暴，伤害了许多人的心。
思想改造运动原来的初衷是好的，像总理的报告一样和风细雨的。但是实际上思想改造运动之后，知识分子就再不敢说话了，说错了话就会算账，而且包括对学术思想的批判。
协和医学院是重点单位之一，后来总理让曹禺写一个话剧，剧名叫《明朗的天》，就是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以后认识到了新中国的“明朗的天”。曹禺到协和找了好多人谈，也找我谈了一天。他后来也说剧中的人物就是以协和医院的医生为现实的典型。
思想改造之后是“忠诚老实学习”，就是交代个人的历史问题，是否参加过国民党等这类问题。先是“镇反”——镇压反革命运动；然后是“肃反”——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再就是清理中层。这些运动在教授中的影响不大。即使有问题的，我们也仅仅是“背靠背审查”，就是暗中审查，没有公开审查过，做得都比较慎重。我们公共卫生系的一个教授叫金宝善，曾经是国民党的卫生署长。1948年他到美国担任了联合国儿童急救基金会医务总顾问，解放后从美国回来。一开始安排他在卫生部的参事室工作，抗美援朝的时候觉得他不可靠，在卫生部里不合适，就调到北医卫生系当系主任了。1955年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时，对他“背靠背审查”了，北医做得还是比较慎重的，没有大搞运动。
1956年
张：经历了思想改造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后，1956年终于出现了比较宽松的局面，国家的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也需要知识分子们的参与和贡献。这种转变对医学有些什么影响呢？
彭：1956年是最令知识分子们欢欣鼓舞的一年，是所谓的“知识分子的春天”。当年一月召开的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明确了要信任、支持知识分子的政策。毛主席亦到会称“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要解决“六不”问题，就是对知识分子的作用估计不足，没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和积极性；对知识分子的信任不够，对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不够重视；对知识分子使用不当，用非所学、用非所长；安排不妥；待遇不公，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不够；最后还有帮助不够，知识分子入党不够。
当时党内部分人对教授入党在思想上总有点格格不入，他们认为教授这些知识分子个体主义很厉害（我不愿说个人主义）。他们是个体劳动出来的，总有点自己的见解，不能那么自觉自愿地去遵守组织纪律。所以就觉得这些人没有脱胎换骨的改变，是不能入党的。解放初期，曾经明确规定副教授以上暂时不吸收入党。这样把好多想入党的人就关在门外了，教授们对此也很有意见。“知识分子会议”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于教授入党的问题也就放开了。这样我们学校选择了吴阶平第一个入党。1956年1月，几乎在知识分子会议召开的同时，就给他开了入党支部大会，请了不少想要入党的教授参会讨论。对于知识分子入党，大家提的最多的问题就是担心有人借此“投机”。人们普遍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先专后红”，就是应该在专业上先有建树，再讲政治觉悟。吴阶平的入党在青年里影响很强烈，有人坚持要“先专后红”，要是“先红”就“专”不了了。这个事当时在学校还是影响很大的，吴阶平本人对这个问题是有正确认识的，他很早就想“红”的（入党），也不是先专后红的，而是又红又专的。吴阶平入党以后，又发展了好几个教授党员，如郑麟蕃、吴朝仁等。教授们也很有意思，他们那时参加修十三陵水库，挑挑子，一挑土一挑土往坝上送。回来以后就说看出了自己的渺小，原来觉得自己作用挺大，但是在这种劳动中自己只能是平等的一员。
对知识分子的职务安排，北医还不错，我们的院长一直都是非党派人士担任。在待遇方面，一度专门开设了“教授食堂”，公共汽车三三一路还开了“教授班车”。
1956年可谓形势大好，向科学进军，提倡个人刻苦钻研，成名成家，青年学生们特别积极。再加上做了十二年科学规划，教授们也觉得受重用了。不过有一个重大的失误，由于学习苏联，把科学院当成主要的研究基地。不像美国，非常重视大学的科研。这样就把很多大学的人才调到科学院去了。
张：就是把教学和科研分开来了？
彭：意思就是不把大学视为科研和学术基地。当时在协和的基础上建立了医学科学院，如果哪个学科他们缺教授，就到北医或者其他学校去挖人。我们当然没答应把这些教授都给他们，只是说算在医科院兼职。王志均、楼之岑都在医学科学院兼过职。北大的生物系倒是调走了好几个有名的教授去了中科院，我熟悉的植物生理、动物胚胎的教授都调去了。这是跟着苏联学，苏联的状态是有全苏的科学院，各个专业又都有各专业的科学院，比如农科院、医科院等等，然后又有农科院院士、医科学院院士。苏联的科学院挺强大的，重大的学术研究都在科学院里进行。这种体制对一些学校影响很大，因为好多系里的骨干都被调走了。从北医调走的人不太多，所以影响还不算太大，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大学的科学研究的支持就比较差了。一拨卫生科研经费就都拨到医科院去了，不可能给大学科研经费的，没有经费怎么做研究？所以这种架构并不太好。一个好大学应该是研究型的大学，科学研究与教学应该是并重的。而学习苏联以后大学不可能有这样的条件，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有了变化。
1956年向科学进军时形势非常好，教授们特别积极，对学生们也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举一个例子，王志均在给五五级王德炳他们班讲生理课时，讲了加拿大的两个高年级学生在实习期间发现了胰岛素的实例，以此鼓励青年学生刻苦钻研，做科学研究。大家对此印象特别深，都想着以后要做科学家。
当时还有一项比较好的设想，就是院校的领导人都攻读一个副博士学位。那时候我还做过不少实验，因为公共卫生系的研究工作要下现场，我在学校当副书记下不了现场，所以到病生理教研室做了费德洛夫的研究生。听了一些课，又做了好多实验，再加上自学，后因为政治运动被迫中断了。应该说“八大”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教育、科研工作也按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了。
“顶风撒尿”
张：遗憾的是，1956年这个“春天”太短暂了。1957年初“广开言路”的整风运动随即演变成了反右运动，令很多人始料未及。我国的科学与教育事业再次遭到重创。北医的情况如何呢？
彭：５月份就开始了整风运动，到了6月就成了反右派，起先我们都不知道还有反右派，只知道要整风。整风就是提意见，1957年一开头只是以所谓的“小民主”的形式，开开座谈会，提提意见；后一段“大民主”就开始贴大字报了。北医当时有因为个别人的生活作风问题贴过大字报，好像还没那么多的政治问题。我记得有一些教授提了一些意见，但也没那么尖锐。例如，金宝善说外国的卫生部长配备了好多秘书，工作效率很高；还有就是说咱们国家对预防医学重视不够。我们当时还觉得原来都不怎么敢向卫生部提意见，现在有人敢说了，是挺好的事儿。还有一个例子，口腔系的主任毛燮均，他觉得口腔专业不被重视，所以就说“再不重视，我就当和尚去了”。真是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我当时在北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还发了言，就说：整风这种形式挺好，教授把原来心里不敢说的话都说出来了。教授敢说牢骚话了，原来不愿说，不敢说的都说了，所以形势很好。后来形势变化了，我还为这事心里一直打鼓。
在划右派时，我们一开始在教员里划不出右派来，结果市委派了两个副部长来，一个统战部的副部长、一个宣传部的副部长来这里坐镇，找出了以前座谈会的发言记录，就是学校油印的小报，根据这个就定出几个右派。一位教授所谓的右派言论是“敲锣打鼓”，就说共产党像是耍猴戏的，一敲锣打鼓教授里的积极分子就开始跳舞了，有的时候还没敲锣打鼓，把锣一拿起来，就有人跳起来了。他是在讽刺一些知识分子，我们也知道他的话是有对象的，因为教授里是有些人政府怎么说，共产党怎么要求，他就怎么办的。他还有一句名言就是“顶风撒尿”，是说给共产党提意见就像“顶风撒尿”，结果全撒了自己一身骚。其实这些只是言辞激烈了一点儿，有点讥讽的味道。可是那时候一挑出来，就被定成了右派言论。另外还有北大医院的一位耳鼻喉科的大夫说，“你们领导人就是剥削，这门诊都是我们赚的钱，你们要多拿钱就是你们剥削我们”。所以他就说共产党也剥削。可他真正的意思是说钱是我们劳动挣的，而且还让我们非得多干，不干一定的工作量还不成，那时又没奖金这一说，逼得人都得尽量往多干，这不是剥削又是什么？这样就被划成右派了。
北医有两个大右派是中央统战部专门点的名。一位是药学系主任薛愚，他是民主革命时期非常积极的知识分子，九三学社的创始人之一，和共产党关系好极了，简直是无话不谈的。他对药学在卫生系统没地位、药师在医院中没地位有意见，他一直呼吁解决这些问题，处处都谈，老说药师在医院没地位，办公室最小，过的是暗无天日的日子。结果就说薛愚对药师们煽风点火，使得药师们一提意见就是“我们在医院里暗无天日，没我们的地位，我们呆的房子最黑”。中央统战部便认为他是个大右派、“大鲨鱼”，想当卫生部的副部长，攻击卫生部的工作。所以这样，药学再也不敢说话了，医院的药师制度也建立不起来了，确实只是天天发药，没什么地位了。
张：北医当年有多少人被错划为右派？
彭：二百多师生吧。有些右派问题确实太不像话，比如有些学生说“现在都是什么画展，就只是毛泽东个人的画展”，这样就给划成右派了。就划右派的过程来看，确实是上头督促的。
张：当时北医如何处理了这些右派问题？
彭：1957年底开始处理右派，市委为准备向中央提出处理意见，讨论了好多次，我都参加了，最后就说学生右派里百分之三十离开学校，去劳动改造，其他百分之七十都可以不出学校，留校察看，还保留学籍，毕业后都分配了工作。教员里分成六类，一类是要开除劳教，这是极个别的；第六类是免予处分只戴个帽子就完了。
但是到1959年十周年国庆，彭真同志说北京要搞得跟水晶一样的干净，所以那些曾经有过历史问题的人都得送出去改造。我记得有些原来留校处理的就给送出去了，好像是送到清河，打击是够厉害的。后来1979年平反的时候这些人也都回来了，一般的都给妥善解决了。
对于理工科的知识分子来讲，“反右”政策还算比较宽容的。那时，毛主席树了几个标兵，说明什么叫做右派，什么叫做中右。其中一个是北大的副校长傅鹰，他和王序是很好的朋友，教有机化学的。傅鹰也说过“没涮过试管的，怎么领导化学”，意思就是外行怎么能够领导内行。但是他说这话针对的是具体事、具体人。所以，毛主席就说像这样的人不能划为右派，他不是从根本上反对共产党，就把他定为“中右”标兵。因为他认为傅鹰是理工科的，能为我所用，所以就只是“中右”，而把文科不少大知识分子都看成反面教员了。现在再看这段历史，我就觉得其实毛主席把文科的这些教授一直都当反面教员来看待。他从政治上考虑，要团结这些人。因为这些人都是民主党派成员，都是反对国民党的积极分子。可是实质上，在业务上他把这些人完全是当做反面教员来看的，像马寅初、梁漱溟、冯友兰、贺麟等都是例子。毛主席对人文学科的这种态度可能对以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教育来讲，只搞科学技术可以，但一讲到人文学科，他基本上就反对了，还认为心理学一半是伪科学，社会学就更不用说。这些教授当时也算服气毛泽东。于光远曾经说过，这些社会学家自己也说“我们研究社会学，为的是推动社会进步。可是研究那么多年，有那么多分析，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毛主席一个阶级分析，一套团结打击相结合，农村包围城市，一下都解决了，中国革命就成功了。所以，我们本事都不行，我们弄这套东西都不行”。原来我也觉得这些教授都很服毛主席，现在看来得说，毛主席不容人家不服他。
教授中的右派，很多人是由于以前的历史问题，那一时期咱们党最容易算人家的“老账”，不只是对知识分子，党内也是这样。一般来说，有“老账”的人不能当第一把手，因为一把手要负决策失误的责任，有“老账”的人往往不敢冒风险作决策。所以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就要求调离北医，因为呆在原地方，再犯错误，容易被人算老账，再加上对哪个职工有意见，要批评，人家也会说你是在打击报复，这样我觉得没法做事，不敢说不字，一说不字，人家容易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批斗了你，你现在就是打击报复”。所以北医“文革”前的党委书记杨纯就去医科院当书记去了，我说我也去那儿吧。可是后来，还是让我做一把手，先上北大医院做第一把手，粉碎“四人帮”以后让我到医学院来主持工作。我可以主持工作，但是觉得还有好多老干部还没解放，应该先找个老干部来做一把手，所以李资平就来这里主持工作了。后来他不当了，我就当书记。我把这个问题也彻底想通了，不彻底想通这问题，也就不太敢当这第一书记。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把手挨过整的人太多了。同时已经形成这么一个宽松的气氛，就好一些了。
张：应当承认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反右运动中，很多问题都是明显扩大化，政治化了，有些是学术观点问题，有些是善意的建议，都被说成是对共产党的攻击，还有对某个领导人的批评也被说成是攻击党，这不能不说是个深刻的教训。
彭：的确，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有很多界限不清的地方。1951年很多教授自我改造、自我批判的文章都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类文章大多为了“顺应”形势，检讨“很深刻”。如我记得陈垣说：“咱们有什么不服气的，咱们知识分子不就这么点儿本事。”梁思成说，蒋介石六十岁生日的时候有人请他给设计一个鼎，他婉言谢绝了。他在检讨中说：“我怎么就不拍案而起，大骂蒋介石一顿呢？”显然这样的“检讨”就是要求太过了。这一段时期内，有关知识分子的问题有许多界限不清的地方，如学术和政治不分，这是值得研究的。
还有一个就是个体与集体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也一直是界限不清。举例来说，蒋南翔给青年讲过“社会主义觉悟是发动机”。清华有个青年就说了“我比你还优越，我有两部发动机，你讲社会主义的发动机，我还有个人主义的发动机。我个人想成名成家，这动力也挺足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个人奋斗也是成材的动力。因为知识是个人所有的，是个人资本。事实上确实是这样的，顺理成章的事。可当时总是批判这一点。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就想为什么运动一到高潮就批判这些东西，就要人们都当螺丝钉，不当就是个人与集体关系没处理好，是个人主义。而运动过去以后，又觉得这股风不对，然后就说青年的爱好、兴趣不能当做个人主义来批。我觉得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认识到应该怎么解决。个人想成名成家不是个人主义。个体与集体的矛盾，并不涉及意识形态问题。于光远曾经说：“彻底的大公无私是没有的，是不可能的。”于光远说这话说得水平太高了，不讲经济效益怎么能到达社会主义呢？结果《北京日报》的评论中说“有个大哲学家，跑到大邱庄来乱喊一通”，大哲学家指的就是于光远。我就觉得这些问题到改革开放时期还没解决。在十七年中知识分子的一些基本问题其实都是这几个问题翻过来调过去。从政治上来讲，毛主席一直都讲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权。这种认识对于教育有什么影响，现在还有哪些影响？突出的一条就是“崇洋媚外”，这个问题到现在是否彻底解决了，我还不敢讲。先进与落后之间的矛盾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完全是两个性质的矛盾，而咱们确实总把古今中外、先进落后，跟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放在一起，这就有些界限不清了。社会科学中总是在反自由化，要反自由化学术还怎么搞呢？
再深一步要考虑就是学校管理的体制问题，是要“党委领导”，还是“教授治校”？我认为“教授治校”可能是最为核心的问题。我们总是对知识分子不放心，不让有决策权，怎么可能靠这些人出成果？包括教授对年轻一代的教育，是否真正能放手交给教授？我就觉得知识分子问题对教育的深层次影响还值得好好分析。
张：反右派对于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很大的，很多人此后都不敢讲话了。那个时期共产党内一直在讲纯洁党性，多数会通过这种运动的手段，并且似乎逐渐成了一种传统。
彭：这个问题我也反思了多次。党内要清除反对派，要严格组织、思想、纪律的一致性，统一性，这在任何用革命的方法夺取政权时都是不可避免的。延安整风的时候是跟王明的路线斗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我觉得要想革命成功，确实是列宁讲的，共产党非得是思想统一。思想一致，步调才能一致，组织上才能统一；思想组织统一、策略统一、理论统一，团结一致才能对敌。工人阶级一无所有，是手无寸铁，敌人是武装到牙齿，要想战胜敌人，就只有靠团结统一，铁的纪律这一套是必须有，思想不统一怎么能一致，所以思想上绝对一致，也是组织上纪律上完全统一。假如一架车上有虾、狗和鸟，一说革命，鸟儿飞了，虾儿下水了，狗儿跑了，那还能有什么力量？所以我觉得作为革命党必须得这样办，不这么办，夺不了政权。所以毛泽东把列宁的这一套在中国应用了。他把革命队伍当做文武两支队伍来看待，一个武装队伍，一个文化队伍。要想革命成功，没有文化队伍是不可能的，而文化建设就靠知识分子了，所以要把知识分子队伍改造成像军队一样。另外，实际上他对教育也是这么看的。比如大学生，被当做预备干部来看，都是干部待遇。一入大学，公费医疗有了，参考消息可以看了，都是按照干部来对待。可以说，毛泽东对大学是按照干部队伍来要求的。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就错在革命时期可以这样要求，但建设时期就不同了。可是这个传统保存下来了，建设时期还这么搞，当然行不通。建设时期的教育本身就应该有不同的要求。现要建设“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靠谁呢？主要靠的就是知识分子，不靠知识分子就不可能有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不从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的角度去支持知识分子，老是从意识形态去要求知识分子，怎么可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呢？
因此，这种革命的意识形态对建设的影响可能还是消极因素多一些。当然也有一些积极的，比如在早期发动群众，搞除害灭病运动，确实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对于教育领域，我觉得还是弊大于利。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