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化：向光生长

汪化于1981年出生在福建南平浦城县的一个小山村，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16岁那年汪化外出打工，辗转各地多年，干过形形色色的工作。出于对艺术的热爱与原始的创作冲动，汪化争取到了在上海一家雕塑公司工作的机会，也是自那时起，汪化开始没日没夜地画画。

机缘巧合来到北京后，内心强烈的感召使汪化想要到离艺术更近的地方去。她在中央美院找了一份食堂的工作，每天上3小时班，月薪1000元。她又从中抽出200元，租下了央美附近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地下室。在那个阴暗潮湿的空间里，汪化的思绪不受禁锢地向外延展，又旋即从每个节点伸出更细微的旁触，无视这些钢筋水泥建造起的壁垒，不停生长。这些往复交错的黑色线条被她不费吹灰之力地摘下，再任由它们落到纸上，凝成无须色彩点缀的光怪陆离。

从那开始，除却工作与创作的时间，汪化几乎都泡在图书馆里，研究不同时期的文字形态和不同风格的画册，并以此为参照，总结出了独特的训练方法。一心扑在创作上的汪化吸引了一群对其艺术十分感兴趣的美院学生，这些学生将她引荐给了央美的教授袁运生。老先生对汪化的作品大为赞赏，汪化在感动之余，更坚定了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之后，中央电视台的张楠听说了汪化的事迹，便找到她，为她拍了一部名为《我的生命线》的纪录片。

纪录片里，当被问及“你快乐吗”的时候，摄像机面前的汪化真实得近乎有些狰狞，这并不意味着她感到愤怒。对她来说，痛苦更多来源于长久的困惑，她不理解外人眼中为何她的生活究竟如此“不堪”，就像外人不理解她对创作的偏执。与友人见面结束后的那个夜晚，汪化回到住所，笔耕至深夜。针管笔流淌出来的痕迹时而细碎、时而狂放，汪化的表情一如往常，平静如水。

在此期间，不断有人向汪化提出帮助她办画展的想法，也有美术馆、社会名流愿意出高价收藏她的作品，都被她一一拒绝了。她甚至登上了《中国梦想秀》的舞台，却拒绝成为一个励志的传奇。在汪化心里，“画自己想画的画”是唯一的愿望，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

2014年年底，经素人艺术节（Almost Art Project）的创始人刘亦嫄引荐，汪化辞去工作做起了单向街的“驻店艺术家”。环境的改善使得汪化不必为生计太过忧虑，她便每天到店里来，有时一画就是一整天。“驻店”给汪化的思考与创作带来了新的活力，之后不久，她顺利在单向街举办了个展“痕迹”，并将卖画所得收入中的一部分捐给了单向街基金会。她觉得这是饮水思源，是应该的。

汪化曾说，美需要分享。比起私人收藏，汪化更愿意将作品捐给基金会或美术馆，让更多的人看到，进而感受。是年底，汪化又带着老师与友人“衣锦还乡”。那时已颇具名气的她坦言在家乡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款待”。汪化的名噪一时对于她与家乡的亲朋好友来说，似乎都是始料未及的。“我没有家。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家”是汪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但她语气里却没有丝毫的委屈和隐忍，好像这是件没什么了不起的事。距离家已过十几载，乡村和都市之间的差距将她与故乡硬生生地撕扯开，与家似乎是更远了，汪化便把“家”带在身上。直到30岁走上艺术这条路，往昔的艰苦卓绝已成过眼云烟，而这些被她一笔带过的情节，又何尝不能在她的作品中洞见？

汪化曾多次在采访中表示，自己想要突破现有的状态。经过长久的观察与审视，她放弃了自我对峙，转而沉浸到更为广阔无垠的脑想宇宙里。汪化曾坦言：“我自己的线条脱离大众审美，去除结构，我是根据我的心智在做这件事情。”在她的作品中，没有对现实意象的隐喻，没有对世俗伦理的抨击，汪化用千变万化的线条割出一个个棱角，又用单纯的热忱将空白填满，因而创作能够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2017年在北京 Tabula Rasa 画廊举办的汪化个展“十道”，集中展示了她创作长达6年之久的10幅长卷，每幅手卷长达30米，于2016年年底完成。展览期间，10幅长卷自画廊顶部悬置，又缓缓垂下，观众在其间来回穿梭，仿佛坠入了线条绵延而成的世界。远离、交错、相逢、缱绻、情感与思绪伴随着线条时而舒展、时而收紧，没有任何犹疑与克制，恣意、洒脱，似乎将永远地流淌下去。观众徜徉在汪化编织的长河里，仿佛忘记了时间。

在今天，汪化的作品使更多观者意识到艺术创作平等的真谛，通过即兴的表现手法，汪化在创作过程中脱离了常规技法和艺术语言的束缚，实现了在有界空间里的无限。个展结束后，汪化表示不会再创作类似的长卷。全新的创作阶段，使我们对她的未来充满期待。

住在地下室的那段时间，汪化每天早上都会穿过冗长且狭窄的过道，房间的门整齐排布在两边，时而能看到邻居早起做菜的身影。汪化提着暖水壶，一步并作两步登上台阶，紧接着呼出一口气，眼前便豁然开朗。就像在她的画里，我们循着轨迹，总能走到有光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