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運河延續帝國生命的血脈

　　千年來溝通南北的京杭大運河，一直都是中原王朝維繫國家統治的重要命脈。在鐵路、飛機等現代化交通工具尚未普及的時代，漕運交通的暢通直接關係到國家的長治久安。

　　春秋時期，各個諸侯國就開始陸續建立本國的漕運體系，但由於各個諸侯國是相互對立的，所以當時的漕運多為點狀式分佈。秦漢時，隨着中國大一統局面形成，加之中央王朝的經濟與政治重心多在北方，之前北方點狀的漕運設施開始逐漸連成一體。五胡亂華後，漢族政權南渡，此時南方的漕運體系也呈現出同樣趨勢。直到隋朝統一，結束了此前近300年南北割據的局面，如何加強南北的溝通就成為了王朝核心統治者不得不考慮的問題，而京杭大運河的修築便是維繫統治的重要一環。從長期的歷史發展角度來看，京杭大運河全線貫通的意義遠不止加強南北方經濟與文化交流那麼簡單，也更不像歷史課本上所說的，不過是隋煬帝一己貪欲的產物。

　　以南北差異為前提

　　自西晉末年永嘉南渡（公元307-311年）後，北方成為胡族政權的統治中心，而南方卻成為了漢族王朝的根據地。持續近300年的胡漢分治，導致南北方各自進入到迥異的發展模式中——以胡風為主的北方相對兼容並包；以漢風為主的南方則偏重內斂保守。這種區別最終促使南北方產生了思想文化以及其他社會層面上的鴻溝，遠遠超過如今我們談論的南北方社會差異。

　　南北方的這些不同，是隋朝建立之初必須面對的問題。在中國古代社會，比打江山更難的是保江山，即如何能夠更好且長久地維繫一個帝國的統治。一個大一統的封建國家，如果各區域間文化與社會差異較大，國家就有分崩離析的可能。對於領土的佔有，很多時候只需要強力軍事介入即可完成；但維繫長久統治根基，更重要的是削弱不同地區的差異性，使所統轄的區域可以保持文化與社會的高度一致，方便統治者管理。

　　而如何削弱這樣的差異性呢？除了實行「書同文，車同軌」的制度外，更關鍵的是加強彼此間的經濟溝通與文化聯繫，減少南北方在經濟、文化與社會認同感的差異，而京杭大運河便是在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下應運而生。

　　京杭大運河的修築

　　在京杭大運河修築之前，中國的水利工程已經有了非常大的發展，從春秋時吳國的邗溝（今江蘇揚州與淮安一線）、魏國的鴻溝（今河南滎陽）；到三國魏晉時期的破岡瀆（今安徽壽縣）等，前朝各項水利事業的發展為修築京杭大運河奠定了良好基礎。

　　隋大業元年（公元605年）隋煬帝下令開鑿洛陽到今江蘇淮安的「通濟渠」，這條運河直接打通了黃河與淮河流域間的水網；其後，先後改造南朝時期一直用的邗溝與江南河；大業四年（公元608年)又開鑿從洛陽至河北、北京的「永濟渠」。在短短不到10年的時間裡，隋煬帝就建成這條全長近2,100公里的京杭大運河。但由於修建操之過急，最終京杭大運河的修築卻間接成為隋朝滅亡的導火線。

　　大運河修築的意義

　　雖然短命的隋朝未能實現對江山長久且穩固的統治目標，但是京杭大運河卻為後世王朝的穩定奠定了基礎。自此之後，中國除了五代十國與金兵南下時造成的割據與分裂外，處於傳統漢地的南北方（不包含今東北等地）再未出現大規模的割據與分裂。

　　從經濟角度看，京杭大運河將不同江河流域的生產區域聯繫在一起，實現了中國經濟結構的重構與升級。自隋朝之後，各個王朝的統治者都以大運河為基礎，最終建立了四通八達的漕運體系，而漕運體系的興建就好像維持人體發展與新陳代謝的血管，在物資與資訊流通等多種的因素作用下，最終實現了整個國家經濟和文化的繁榮與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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