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获释
- 来源:章回小说
- 关键字:
- 发布时间:2010-01-20 15:05
市中级法院大楼坐落在一条繁华的街道上，楼层不高，院落宽敞，临街面也长，每次清雪，小雪，几个小时；大雪，就得一个半天。今天这场大雪恐怕半天也清不完，要过年了，来上班的人不多。
一上班，法警就守在大门口，除本院人员，其他人员一律不得入内。天大的事，清完雪再办。然而清雪不到两个小时，大门外聚了好多人，真让人服了，这么大的雪，交通几乎断绝，他们是怎么来的？那群人里有不少我们都熟悉的，当然还是老上访户、老魔怔王奎最显眼：他满脸污垢，长发披肩，穿着一件破棉袄，把冤屈的事写在一块白布上，缝在后背。他还向我摆摆手，我装着没看见走开了，我怕他缠上我。
十点钟左右，院里的雪都清到大门时，一辆4500大吉普车慢慢地驶到门口。车没停，往门里一打舵，鸣着喇叭，一加油门，从那高高的雪堆冲进来。大伙纷纷躲闪，我躲闪不及还摔了个腚墩，惹得大家哈哈笑。
吉普车停下后，下来的竟是市政法委书记，他是来检查政法部门清雪进展的。
清雪劳动暂时停止，变成欢迎领导的仪式。
书记像国家领导人接待外宾那样，和院长、副院长及前面的干警一一握手问候，气氛很是热烈融洽。
谁知王奎不知怎么跑进来，冲到书记面前，拉住他的手：“你是他们的领导吧？”他扑通跪在地上，“包青天啊，给我儿子申冤，我儿子冤枉啊！”
在场的人一下子就给整得不知所措。院长朝把门的法警瞪眼睛。两个法警急忙来拉王奎，王奎却躺在雪地上不起来。法警怎么拖，大家怎么劝，他躺在地上，闭着眼就是不起来。有领导在场，谁也不敢动粗的，任凭王奎耍赖皮，场面很是尴尬。就在大家束手无策时，我走了过去说：“大叔，给我个面子，今天就别闹了。”
别说，我的话还真管用，王奎睁开眼，看看我，乖乖地站起来，走出了大门。
王奎走后，大家的目光都聚向了我，那目光分明是问：“真没看出来，这个刚调来不到半年，在研究室写材料、爬格子，整天足不出户的书呆子，怎么竟能让这个上访多年、胡搅蛮缠、谁见都头痛的老魔怔这么听话呢？”
十年前我就认识了王奎。
那时我还没有进法院，大学一毕业，因为我在一些文学期刊发表了几篇小说散文什么的，被分到古平县文化馆，任专职创作员。又因为我有了点小名气，那年的八月，县电大聘请我为兼职老师，讲两个班的写作课，一个月四天课，讲一天课八十元，批改一篇作文一元钱，合起来每月有五百多元的进项。别的单位我不知道，反正在我所在的文化馆，挺让人眼红的。
我去电大的第一天就碰到了老章。老章叫章文军，是我中学同学，念书时他长得面老，那时我们就老章老章地叫，不是现在才叫的。他穿着法官制服，大盖帽，黄肩牌，显得挺气派，就是胖得没了体形，特别那肚子很是腐败。他脸面没变，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两年前他就被电大聘来讲法律课。
老章拉着我的手虚乎乎地说：“你的大名我早就听说了，很想去看看你，就是腾不出时间来，正好今天是半天课，中午我请客。”他指着电大孟主任，“你也去。”
中午老章把我们领到供销大酒店，在那时这是全县最好的。一进门，一位高个、满面红光、健壮的男人急忙迎上来。男人先和老章握手，老章介绍说：“这是供销大酒店的王经理。”
男人就和我握手说：“别叫经理，就叫我王奎吧。”
老章说：“赶紧给安排个雅间。”
王奎说：“你们来得晚，雅间全没了，在大厅吧。”
老章皱了一下眉：“不行，我还着装呢，一看就是法院的。知道的是我请客，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当事人请我呢，没听说，大盖帽，两头翘，吃完原告吃被告。”
王奎笑说：“你也真是的，怕啥呀，那就把衣服脱了呗。”
老章转向我们：“在大厅，你们看，行吗？”
我和孟主任说：“我们没问题。”
老章说：“那就在大厅。”
王奎领我们往大厅里走，在靠边的空桌上，我们坐下来。老章脱下了外衣，只穿一件跨栏背心，挺着厚厚的肚皮，前胸像女人。
王奎问：“章法官，点菜吗？”
老章说：“四菜一汤，你看着安排吧。”
饭菜很快就上来了。老章给每人斟酒，端起酒杯，先跟孟主任碰杯说：“早就想请你，这两年没少骗你们电大的钱。”他说着自己先笑了，接着又跟我碰，“老同学，大作家，二十年后又相聚，我打样。”他一口干了大半杯。
两杯以后，我们都有些飘飘然了，开始畅所欲言。
老章说：“光阴似箭，中学毕业的第二年我就当兵了，回来分到法院，一晃就是十多年。”
孟主任问：“你现在最低也是正科级吧？”
老章叹口气说：“啥也不是。院长老崔头儿几次提我，上边就是不批，怎么回事呢？”
孟主任接过来说：“咱们小县城的官场就这样，我都干了大半辈子了，才刚提个副科级，要是市里、省里，打扫卫生都是科级呢。”
老章说：“我有个亲戚在市财政局要调我去，一去就是副科级，院长就是死活不放，院里现在正争先创优，没人整材料，让我找个接班的就放我走。”他看看我，“春阳，我看你去正好，法院素材多，不耽误你搞写作。”
我摇摇头说：“我的理想就是想当作家，现在已有点基础，坚持下去会成功的。到法院再好也是业余的，我现在是专职。”
孟主任慢条斯理地说：“郭老师，我看你应该去。”
我问：“为什么？”
他说：“法院级别高，提得快。”
我说：“我不想当官，我不是那块料。”
王奎拎着酒瓶子过来：“哎呀，早就想过来，就是脱不开身，许主任陪客人在三号间，说啥也让我跟他的客人喝一杯，顶头上司，得罪不起。”
老章忙问：“是县供销总社主任许文奇？”
王奎点点头。
老章忙说：“让他过来，今天让他埋单。”
王奎说；“你倒早说，他们都走了。”
老章自我解释说：“我可不是勒他，我的一个战友姓鲁在他手下食品厂当厂长，好几次说要请我。”
王奎给我们倒满酒，举起他的酒杯：“章法官是我的常客，感谢你了。”他说着就一口干。
老章举起杯：“王经理不必客气，到哪儿吃饭不是给钱。”他也干尽杯中酒。
王奎又把自己杯倒满对我：“来，初次相识，干一个。”他先干，我客套了几句也干了。
王奎又碰孟主任的杯：“孟主任，我还真有事求你。”
孟主任说：“有事尽管说。”
王奎说：“我儿子只有高中文凭，这年头高中生算个啥，我想让他去念电大，弄个大专证，你可多多关照。”
孟主任说：“没问题，一定关照，入学免试，明天就可以去。”
王奎很高兴，对着旁边的服务员说：“你快上楼，把王凯叫下来。”
不一会儿跟着服务员来了个小伙子，跟王奎长得差不多，也是大高个，大眼睛，英俊潇洒。
王奎把他拉过来说：“这就是我儿子，我三个孩子就这么一个男孩。”接着把我们对王凯介绍了一遍，指着孟主任说：“明天就到他那儿念书去，别在我这儿瞎浪荡，来，跟他们每人喝一杯。”
王凯很腼腆地和我们每人碰了杯。
那天我喝多了，若不是那天喝多了酒，我去不了法院。离开王奎的酒店，我回到单位，馆长把我叫去，很严肃地说：“你利用上班时间写小说，既开着工资又得着稿费，也就算了，因为你就是搞创作的。现在你又到电大讲课，又是一笔不低的收入，同样是上班，你的收入已远远超过大家，大家意见很大。经馆里研究，今后你额外收入的一半交馆里，一半归你，工资照开，你看行不行？”
要是平时我可能也就同意了，就是不同意也会好好说。那天借着酒劲儿，我一听就火了，大声地和馆长吵起来，还说了很多难听的话，什么红眼病，穷不起，看人好熊了等等。
馆长也火了：“就这么定了，你不愿意也得愿意，不然，你看哪儿好上哪儿去。”
“好，走就走。”我一摔门走了人，接着打电话给老章，“你不是要我去法院吗，我同意去。”
老章不相信地问：“真的？怎么这么快就想好了？”我说了馆长的话，老章听后火上加油说：“你们单位领导怎么这个鸡巴样，小肚鸡肠。我们法院鼓励写稿，要是发表了，来稿费，拿着稿费汇款单到财务室再领一份。不他妈的伺候他们。你赶紧过来，我领你去见院长。”他比我还急。
我去了法院，见了院长。院长听了老章的介绍，又简单地问了我的一些情况，然后对老章：“我看行，就这么定了。人往高处走，我不能耽误你的前程，你明天可以往市里办关系了。”
就这样我进了法院。我的文字基础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写出了很多高质量的调查报告、先进事迹、法制文章，为提高古平法院知名度、成为先进单位立下汗马功劳，也为我后来能调进中级法院奠定了基础。
我到法院后，也经常去王奎的酒店吃饭，彼此之间混得很熟，有钱没钱都可以吃饭。他对我真的很好，但他从来没求过我什么。
那是我到法院第二年的一天早晨，我刚上班，王奎打来了电话，问我能不能去他的酒店一趟，说有很要紧的事找我，那声音很急，还带着哭腔。我急忙赶了去，他的家人也都在，我问：“到底出了什么事？”
王奎说：“我儿子王凯杀人了。”
我大吃一惊问：“怎么会呢？你别急，慢慢说。”
听王奎说完，我才弄清事情的大概。
原来王凯到县电大念书后没多久，孟主任就把他侄女小凤介绍给他。小凤这姑娘我就见过一次，长得挺漂亮的，大高个，瓜子脸。小凤也到过王凯家，但他们都没说是搞对象，说是同学，后来他们闹崩了王凯才说的。小凤一见面就缠上了王凯，小凤挺疯的，也开放得很，主动亲他摸他，几次要王凯上床干那事。小凤是个啥样的姑娘，王凯这时候该有察觉。但初恋时少女的不检点，不但不会引起男人的反感，反而是喜欢，把这时候的短处，当成了长处。
终于有一天王凯被小凤约到她家。那天小凤家没人，他们把不该办的事先办了。办完事就赤身裸体地躺着，王凯看见小凤的腹部布满了鱼鳞般的花纹，这些只有生过孩子的女人才有的。王凯就问小凤，小凤瞒不住就承认她生过一个孩子，和多少人发生关系，她也记不清了，她妈怕她再把肚子弄大了，家里跟着丢人，就给她戴了避孕环儿，也就不管她了。王凯上哪儿知道这些。小凤是个马子，可孟主任不能不知道，他把王凯当猴耍了。
从那时起王凯开始疏远小凤，小凤死死缠着不放。王凯毕竟在她手里有短处，就找孟主任说和这件事。孟主任说不管，王凯就赌气说，你不管，那小凤再逼我，我就杀了她。他跟家里人也这么说过，家里人都以为他只是说说罢了，谁知他真这么干了。
王奎长叹了一口气说：“昨天晚上，王凯跟家里要了两千元钱，说给小凤，从此就一刀两断了。我们把钱给了他，他俩到江边，不知怎么谈崩了，王凯就把小凤杀了，今天早晨一个打鱼的在下游发现了小凤的尸体。公安局把他叫去，刚才我去公安局打听，人家说他都承认了。唉，昨晚有人跟着就好了。”王奎悔得捶胸顿足的。
王奎不相信地说：“我儿子怎么能会杀人呢？他平时胆小，连杀鸡都不敢看，再说多大个事呀，值得吗？”
我说：“现在这小青年可真没准，心血来潮、不计后果的多了。”
第二天我上班看报纸，报上以大幅标题刊登《公安干警神勇出击，十二小时破获情杀大案》。
王凯的杀人案属于“三大刑”案件，基层法院无权审理，直接送中级法院刑一庭。两个月后中院来开庭。开庭那天来旁听的人很多，王奎领着亲戚老小，还有王凯的中小学老师和同学。王奎还请了律师黄永生做王凯的辩护人。
法庭上，王凯剃光了头，脸没有一点儿血色，骨瘦如柴走路三晃，说话有气无力，给人奄奄一息的感觉。审判长问他是否杀人时，他竟毫不迟疑地当庭翻了供，一口咬定他没有杀人。审判长问他为什么在公安部门的多次提审中，都承认了杀人，王凯说，都是他们打得我受不了才承认的，他还要往下说，被审判长打断了。
律师黄永生辩护时指出了五条：一是卷宗体现王凯对杀人过程的供述，有几种不同的陈述，哪一种是正确的；二是被害人家属陈述的恋爱过程，产生的矛盾以至矛盾激化，和被告人曾扬言要杀人，不能作为犯罪预备；三是那天晚上有人看见大树下有一男一女，后来男的先走了；四是现场除了有血迹外，没有其他的定罪依据，杀人的凶器被告人说扔到江里了，现在没有找到；五是经本人查证，被告人于案发当天确实拿了两千元钱去的，被害人身上却也没有钱，当然不排除被告人没把钱给被害人的可能，这两千元钱没有下落。这两千元到底哪去了？有没有被害人被他人抢劫杀害的可能？以上这些应引起法庭的注意，此案应属事实不清。
黄永生的辩护意见虽然很关键，却没有引起法庭和有关部门的重视，也没有认真地进行查证。
开完庭，王凯被推上警车的一瞬间，对着送他到车前的父亲和众人，声嘶力竭地喊了一句：“你们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杀人呀！”
王凯还是以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他的上诉也被驳回，同时下达了死刑执行命令。
执行他死刑的那天，我去了现场。我们早早地到了看守所，王凯被带出来，他知道自己的人生末路已来临，他没有像以往的死刑犯那样，瘫痪一团，他还向我点点头。看守给他端上一只油光闪闪的烧鸡，这是监狱给临刑犯人的特殊待遇，他没有动一下。法警把他拉到大院，将他扶正，我给他照了相，审判长向他宣读了死刑命令，问他有什么说的吗？他木然地晃晃头，让他签字，他也不签。
看着旁边没人的瞬间，他对我说：“我就这么完了吗？”
我小声说：“你可以临刑喊冤，这是最后的一招了。”我说完就急忙走开了。
按照惯例凡是枪毙死刑犯，都要召开公判大会。王凯也不例外，而且声势浩大，是在县一中的体育场上进行的，来了很多领导，足有几万人参加了大会。全副武装的公安干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电视台的记者在作现场报道。整个公判大会王凯都是老老实实的，他真是认了？还是被这场面震慑住了？
“把杀人犯王凯立即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宣判台上，传出了慑人心魄的声音，似一声惊雷，在这万人攒动的广场上炸响。紧接着便是警笛鸣叫，警灯闪烁，行刑车队向荒郊野外的刑场驶去，很多群众也骑着自行车、摩托车跟随着。在一片翠绿的松林边的开阔地，车队停下来，王凯被拖下了车。后来我听押解的法警说：“我押解了这么多的死刑犯，没看见一个这样的，车到松林边，这小子竟指着那片松林说，我不应该在这地方枪毙，英雄才死在青松下。”
下面是我的真实所见，绝无半点夸张。
王凯被两名法警架到松林边，给他解开了捆绑，把他按跪在地上。
黑洞洞的枪口，黄澄澄的子弹。标尺和准星，瞄准着一个光溜溜的脑壳，扳机正在一点点往里收缩。
肃静，令人窒息的肃静，仿佛我跪在那枪口下，世界的一切都将要停止。
“冤枉啊！我冤枉啊！”仿佛是万里晴空炸响的闷雷，又仿佛是从阴曹地府发出的鬼叫，阴森森，凄惨惨，使人毛骨悚然。我当时周身的血仿佛凝固了，头发一根根都竖立起来。
突如其来的喊叫，一下把枪口惊得抬高了半尺，射出的子弹打空了。在场的人都被惊呆了。回过神的人们才发现王凯跪倒在地，双手抱头，乱抓乱打，鬼哭狼嚎般地滚着叫着。似乎他才睡醒，似乎他才知道死到临头。
两名法警快步上去，又重新将他扶正，枪口又重新对准了他，扳机又重新一点点回缩，子弹要急不可耐地蹿出去了。
“慢！”千钧一发，一个人开口了。声音很小，却似闷雷。执行刑警回过头来，瞪着惊异的双眼；王凯回过头来，瞪着惊恐的双眼，在场的人们都把眼光投向这个人，这是个女检察官，是市检察院派来负责临刑监督的。她叫国铁心，是市检察院起诉科的科长。她的果断和慎重，挽救了王凯的生命，避免了一起错杀。
女检察官没有注意人们的目光，她上前压下了执行警的枪口，又上前扶起呆如木鸡的王凯。
一切就像是拍电影、拍电视连续剧，那么的离奇，那么的惊险，离奇得叫人无法相信，惊险得让人心惊肉跳。
“王凯，你临刑喊冤，冤在何处？”女检察官严厉地发问。
这是例行公事的发问，也是实实在在的发问。临刑前犯人喊冤，是很少见的一种现象，为了防止错杀，法律对这种刑前喊冤的罪犯，除规定在执行时要有检察官现场监督外，对有可能错判的，应暂停执行。临刑前犯人喊冤，是真冤还是假冤，不是轻易就能判断出来的。确实是真冤，暂停执行，不但没事，还要立功；如果是假冤，暂停执行是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的。法律是严肃的，不是儿戏。这就需要眼力、经验，更重要的是胆识。
女检察官问完，那双锐利的眼睛死死盯着王凯，她要从这个死刑犯的一举一动中，做出正确的判断。
“我真的冤枉，我是被屈打成招的呀！”王凯也知道这是最后的时刻，容不得他有丝毫的喘息。他一把抱住女检察官的双腿，像掉入激流的溺水者，好不容易抓住了一块木板，哭喊着：“救救我吧，只有你才能救我了。”女检察官任凭他抱着，摇晃着，哭喊着，她冷静地观察着。
王凯那震撼人心的呼喊，没有丝毫的掩饰和做作，全是求生者本能的表情，使女检察官终于下定了决心。她对中级法院的法官们说：“人命关天，我建议暂停执行，有什么问题，由我承担吧。”
女检察官的建议被采纳了。马上用手机向省高级法院请示，也得到了批准。
王凯躲过了可怕的死神，最后的决定将让他在监狱里度过一生。经过复查，一审依然认定他犯有杀人罪，因有的疑点未能排除，本着疑案从轻的原则，把死刑立即执行，改成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种做法，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是经常出现的。这种情况，对我们的审判机关有时确实是很头疼的事——真要判了死刑，又怕判错了承担责任；放了吧，又怕放错了承担责任；只好折中，判个死缓。
有人说：“老王家挺厉害，不知花了多少钱，到底买回了儿子的一条命。”
有钱能买回人命来，小凤的妈和孟主任也到处告。但是他们闹腾了一阵也就拉倒了。唯有王奎，他放弃了效益很好的饭店，花光多年的积蓄，在为儿子申冤上访的漫漫长路上，始终不渝，一心不二。他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会杀人。他把儿子的冤屈写在一块白布上，然后缝在脊背上，谁看了都能知道个大概。凡是能去的地方都去了，大伙都叫他老魔怔、刁民、上访专业户。他拎着的皮包鼓溜溜的，里面都是各级和有关部门的批示，哪个批示都没有下文。他依然执迷不悟，我行我素。
我自始至终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我给他儿子出了个临刑喊冤的主意，才保住了他儿子的性命的……
离过春节还剩五天了，大伙都在忙年，基本就没人上班了。就在这时，我接到一件重要的任务，是院长亲自找我谈的，要我和执行庭的两名干警去北京。老上访户王奎又到北京上访，春节都不打算回来了。为了保证首都春节期间的安定，最高法院信访接待室把滞留在京的上访人员名单，下发到省高院，省高院指令下面各法院，年前必须将在京的上访人员接回来，否则以政治问题论处。这事本应是信访接待室的事，可管信访接待的都是些老弱病残，谁也去不了。临年傍节、天寒地冻的，谁愿意动弹？
院长对我说：“扫雪那天我都看见了，这王奎还是挺听你的，别人去他不一定听，你就辛苦一趟吧。”
院长的指派，我岂敢不服从。正赶上执行庭的两个小伙子也要去北京办事，我们就搭了伴儿。
我们走得匆忙，连座号都没买到，又赶上春运高峰，一上车就站着，一站就是二十多个小时。执行庭的两个小伙子常出门，拿站票是习以为常了，可苦了我这不常出门的了，就在这时，坐在旁边的人拉我一下，我一看竟是律师黄永生。
黄永生对里面的两个人说：“咱们挤一挤，让郭法官搭个边。”
里边的一个年轻人站起来说：“你们坐吧，我站一会儿行。”
我挨着黄永生坐下来后，他问我：“要过年了，还公出？”
我说：“没办法，是接访去，你呢？”我反问他。
他笑了说：“咱俩正好相反，你接访，我上访。”
我惊讶地问：“你又怎么了？”
他长叹了一口气：“你也应该知道啊，还是因为食品厂的那个案子。”
我说：“你的案子不是解决了吗？”
黄永生说：“解决是解决了，可我现在还取保候审呢，总得有个结论啊！我找谁谁都不管，没办法，我还得上访。”
律师黄永生的冤案我再清楚不过了。
这要从新来的县委书记沈发说起。
新来的古平县委书记沈发，是从东康县委副书记的位置上调来的。最早他是东康县烟草公司主管烟草批发的副经理，几年的时间，他一路飚升，经理、局长、副县长、副书记到古平县委书记，其中的原因谁都心知肚明。他到古平县上任的那天，是县长领着几十辆车的车队接过来的。沈书记还带着他老父亲来古平看病，古平县医院有联合国卫生组织捐赠的一流设备，沈书记是个孝子。那天天空晴朗，风光无限，沈书记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当车队进入古平县境内时，他指着车窗外对老父亲说：“爹，从现在开始，这地方就是你儿子我说了算，我一定好好让你安度晚年，报答你的养育之恩。”
车到古平，县长派人直接把老爷子送到医院，安排到高间，并嘱咐院长，安排最好的医师，用最先进的设备和药品给老爷子看病，医药费由公费负担。
县委书记的老子在此住院，哪有不看望之理，各部门、各乡镇的大小头头都来探视，走时都留下红包，以表寸心，最后有人粗略地估摸一下，不下百万。
沈书记到古平县最先认识的一个人，就是供销总社主任许文奇，在给老爷子送红包的名单里，唯独没有这许文奇的名字。沈书记心里不是滋味——这是对我的大不敬，没把我这个书记放在眼里。紧接着许文奇又惹了一件事，使沈书记更是不痛快。
新官上任三把火，要想快出政绩，那就得干面子工程。古平县是去堰塞湖旅游的必经之地，每年来旅游的络绎不绝，各级领导也常来常往，本省、本市的领导为陪上级领导，不止一次路过古平。沈书记决定在改变县容镇貌上做文章，他提出三项工程，即绿化工程，路边的老树砍掉，换上南方的高档树种；亮化工程，老路灯全部更新，换上色彩斑斓的霓虹灯；镇容工程，街道要加宽，该扒的扒，该拆的拆，扒拆不了的楼房要改造，下穿裙子上戴帽。这本来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是要量力而行，没有钱怎么办，沈书记就集资摊派，凡是财政开支的每人每月扣两百元，不够就往企业摊。许文奇的县供销总社下面的食品厂是盈利大户，一下就摊了十万。鲁厂长就硬扛着不交，他说：“我们是民办企业，这个厂是我们三十二家合伙办的，大伙选我挑头，一下拿这么多钱，我说了也不算。再说，我们厂在江南的郊区，你城里整这个弄那个的，我们也借不上啥光。”有钱的企业不交，没钱的企业就更不交。沈书记就给许文奇打电话：“食品厂是你供销系统的企业，你要做工作。”许文奇说：“那食品厂是供销总社黄了的厂子，设备都搁上锈了，就低价卖给了他们，企业执照没换，表面是我们的厂子，实际我一点也管不了他们。”
沈书记大发雷霆说：“你管不了他们，我能管了你。”下属干部这么对着干，这还了得，他要拿许文奇开刀，杀鸡给猴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把纪检委和检察院头头找来说，许文奇这么护着食品厂，他们之间准有什么交易，你们给我好好查查。书记的话焉敢不听，于是纪检、检察院就紧锣密鼓地调查取证，查了一阵子没查出什么大事，但小事还是有的，如鲁厂长给许文奇买个高档眼镜了，高级打火机了，最贵就是许文奇媳妇过生日给买了一套毛料衣服，再有就是在一起吃吃喝喝，打个麻将，临年傍节送些烟酒之类的人情礼品，总共不过万把块钱。找许文奇谈，他根本就没当回事，还讥笑办案人员是吃饱撑的，放着老虎不打，苍蝇、蚊子紧拍打。鲁厂长更硬：“我愿意给，我自己的钱，别说万把块钱，就是几万、几十万我给，你们也管不着。”办案人员就向沈书记汇报。沈书记大发雷霆地说：“你们一定要站在反腐败的高度来对待这件事，老虎要打，苍蝇、蚊子也不放过。你们刚才汇报说，食品厂和供销总社没什么联系，不对吧，食品厂的营业执照上明明写着主管部门是供销总社，这怎么能说没联系呢？另外，食品厂生产的食品，大部分都通过供销总社批发给下面的供销分社，这不是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私利吗？那万把块钱还少吗，你们办案不是以事实为根据吗？事实在那儿摆着，怎么还犹豫不决呢？我代表县委提几点意见，一是许文奇受贿一案马上移送司法机关，从重从快处理，并以此为契机把我县的反腐败工作尽快地抓出成效来；二是有受贿的就有行贿的，鲁厂长要一并处理；三是跟有关部门协商一下，能不能把食品厂收归国有。你们要大胆地干，不要缩手缩脚的像个小脚女人，我就纳闷，有县委支持你们，怕什么？”
有沈书记的尚方宝剑，工商局以非法经营为由查封了食品厂，许文奇受贿鲁厂长行贿一案，很快地由检察院公诉到法院。法院很快就把许文奇判处有期徒刑两年，鲁厂长被判有期徒刑一年。
食品厂被封，鲁厂长入狱，引起其他三十一户合伙人抗议，他们说：“我们不造假，不偷漏税，凭什么把我们的厂子封了？”他们撕下封条，继续生产。县审计局派人对食品厂进行审计，得出的是“资不抵债”的结论。县政府决定收回国有，重新发包。他们更加被激怒了：“我们合伙集资，合伙经营，没用国家一分钱，我们是否资不抵债与你们有啥关系？”
他们到律师事务所咨询，黄永生分析了案情就动员他们打行政官司，民告官，还说：“事情真像你们说的，我保证帮你们打赢官司。”三十一户合伙人就请黄永生为代理人，将县政府告上法庭。
黄永生还是个对当事人很负责的律师，他当律师十几年，默默无闻，没什么名气。所说的好律师，出名律师，不在办多少案子，有时一个案子就让你名声大振。黄永生知道他代理这件案子的分量，他想借此出出名。他下了很大的工夫，把这起案子弄得明明白白，三十一户合伙人胜诉是没问题的。
不管黄永生准备得多么充分，不管黄永生在法庭上如何有理有据，他还是输了。黄永生带头表示不服，上诉到中级法院，很快就维持了原判。三十一户合伙人就到处上访告状，雇了大客车到省政府门前静坐示威，还扬言要进京上访。此时正逢北京召开重要会议，这下把省里的领导都惊动了，指示市委、人大、政法委马上协调解决，不许有一个进京的，造成政治后果，谁也负不起责任。市委按省里的指示进行协商，黄永生代表三十一户合伙人出席了协调会，在会上他依法据理地陈述了自己的见解，两级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应予以纠正。会上，沈书记和黄永生发生了正面交锋。
沈书记说：“就是你说的是对的，在古平县也行不通。”
黄永生也急眼了，说：“这我明白，鸭子和小鸡亲嘴，谁嘴大谁嘴小，我还不知道吗？”与会的人哄堂大笑，沈书记满脸羞红。
最后，让法院暂时解除查封，要他们先生产，等北京的会议闭幕再说。不到一个月，法院又重新查封了食品厂，三十一户合伙人再次激怒了，他们联系亲戚朋友上百人，手持木棒锹镐和法院执行人员发生了对峙。法院的警力不够，沈书记就要公安局增援。公安局派出二百多人，抓了许多“顽固分子”，四处围追堵截又要上访告状的“无赖分子”，抓回来就扔进看守所。黄永生依然尽着他代理人的职责，正义感促使他为他的当事人四处奔走呼号。
三十一户合伙人顽强的抗争，造成强烈的影响，当前最大的事，就是稳定。沈书记受到市委的严厉批评，他把怒气发泄在黄永生身上。这些村民如此胆大包天，就是黄永生在幕后操纵的结果，在那么多人的会场上让他难堪，他说：“在古平，我就是主人，黄永生就是我养的一条狗。狗就该看主人的眼色行事。他不为主人看家护院，还咬主人，这样的狗，我要他何用。”
黄永生很快就倒霉了。
一天下午，他正在接待当事人，突然进来五六个警察，拿出一张逮捕证，不由分说就给他戴上手铐子，然后投进看守所。从那天起，沈发就不择手段地收集黄永生的罪证，为审判他做准备。
半年以后，黄永生以犯受贿罪、教唆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罪，开庭审理。允许旁听，允许采访，电视台《现在开庭》栏目现场直播。
开庭的前一天，审判长先提审了黄永生，规劝他不要执迷不悟，要配合他庭审，争取宽大处理，并暗示黄永生，他会手下留情的，前提是他认罪服法。
黄永生严词拒绝说：“我是无辜的，我是冤枉的，我为我作无罪辩护。”黄永生说着，一个意想不到的场面出现了，只见审判长双手作揖，扑通跪在黄永生面前说：“求你了，明天一定要好好配合我的庭审，不然，我就完不成县委交代的任务，弄不好也得像你一样的下场。”
黄永生扶起他说：“你放心，我会配合好你，不会让你太为难的。”
审判长就把黄永生带到公判庭“彩排”，调试电视设备，模拟审讯、签名、按手印。一切都是在中级法院刑二庭来人指导下进行的，这等于告诉黄永生，你上诉的路现在就堵死了。
第二天开庭，有了昨天的演习，庭审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公诉人宣读完起诉书，开始宣读证人证言。有几份证言分量很重，一位去世的老人临终前是这样说的：“黄律师在我家跟我儿子他们要烟要酒还要钱，他鼓动我们到处乱告，最好是趁着北京开会，去闹，一闹一个赢。”
审判长问黄永生：“你对这份证词有什么异议？”
黄永生说：“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也从未到过他家，我不吸烟不喝酒，除了收他们代理费外，就是收点为他们办事的差旅费，各种材料的复印费，这些费用都是有据可查的。我要他们向上级反映情况，不是恶意地鼓动他们无政府主义的闹事。”
公诉人：“老人的儿子就在场，请他当庭作证。”
从证人席站起一个小伙子。小伙子用洪亮的声音说：“刚才那份证词确实是我父亲临死前说的，可我父亲还给我留下一份证词，我当庭念念：‘我是个老党员，也是个庄稼人，我一辈子没做过亏心事，唯独对黄律师。那也怪不得我呀。他们几次把我整去，硬要我作证说黄律师不让我们执行法院的判决，是我们的后台，还逼我承认黄律师跟我们要东西和钱。我不承认，他们就骂我打我，他们就把写好的笔录，让我签字，我不签，他们就硬抓我的手写字和按手印，像黄世仁抢喜儿，抓杨白劳的手一样。还指着按了手印的笔录纸说：这就是你说的，你以后要不承认，就以包庇罪判你个三年五年的……’”
“别念了，快把他拉出去！”审判长气急败坏地说。
几个法警上来把小伙子的胳膊反背过来，薅着头发往外扯。小伙子一边走一边喊：“乡亲们，咱们可不能丧良心哪，黄律师是个大好人！”一个法警竟双手狠狠地卡住他的脖子，他干嘎巴嘴喊不出来，脸憋得像猪肝。
整个庭审秩序大乱，有叫骂的，有指责的，有迷惘的，有受感动的，新闻记者照相机的灯光不停地闪烁着。
审判长已控制不了庭审，急忙喊：“休庭，休庭！”
在休息室，黄永生用嘲笑的口吻对狼狈不堪的审判长说：“审判长，不是我不配合你吧？”
审判长指着小伙子说：“都是他他妈惹的事。”
闹剧再闹，也得收场，经过一番策划，第二天继续开庭，当上千名群众赶来旁听时，法院公判庭的大门却紧闭着。能容纳一千多人的审判庭，空寥寥的只有几个旁听的人。庭审很快结束了，当庭对黄永生进行了宣判：被告人黄永生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教唆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黄永生一案的判决，在全市、全省乃至全国，引起轩然大波和震动。三十一户合伙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商议把黄永生家人的生活费用全部负担起来，还要像愚公移山那样，只要不断子绝孙，为黄永生申冤不止。全市的三百多律师，成立了黄永生律师维权案特别委员会，联名向省律师协会、全国律师协会和有关部门发函，要求为黄永生平反昭雪，他们说，黄永生是在为整个中国律师界受苦受难；一些大学教授和法律权威也撰文各抒己见。首先质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中，根本没有“教唆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罪”这一罪名，这种独创的罪名依据是什么？如果没有，黄永生的罪名就不能成立，罪名不成立就是没罪，没罪判了有罪，就是办了冤假错案。来自各方面不断的呼声，引起了重要部门的重视，多次批示，重新复查，给黄永生一个公正的结果。一年后市中级法院才按照省高院的指示，重审该案，先将黄永生取保候审。
沈书记给市委的报告说：“黄永生的案子不能翻，一翻，拐带另外几个案子都得翻，古平必乱，整个社会也会不得安宁。”
市中院给省高院的报告说：“这案子一翻，我们就是办了错案，按照错案追究和国家赔偿法，我们的一大批法官和检察官就要受到追究，要牵连某些领导，还要拿出一大笔钱进行赔偿。”
黄永生虽然被放出来了，也恢复了工作，继续当他的律师，却依然戴着个取保候审的帽子。食品厂也解除了查封，交给了三十一户合伙人。当年一派生机的食品厂，现在是一片废墟，厂区内，残垣断壁，蒿草丛生，荒凉破败，锈蚀的机器被人拆得七零八落。他们站在厂门前，长吁短叹，欲哭无泪。鲁厂长也刑满释放，从出来，他就一言不发，整天喝闷酒，生闷气，他常常站在食品厂的大门前，触景生情，号啕大哭。
想到这里，我深有感触地说：“这是人为制造的冤案，不仅消耗了有限的司法资源，还搞垮了一个有发展前途的工厂，令人痛心啊！”
黄永生听了，没有吱声，然后从皮包里取出一份材料说：“我还写了一篇文章，打算到北京找个杂志社发出去，你是大手笔，帮我看看。”
我接过来，文章的题目是《司法腐败之我见》。我很认真地从头到尾看完，觉得很有分量。
“大作家，有何高见？要不吝赐教啊！”黄永生看我合上材料，调侃地问我。
我说：“很好，很尖锐，很深刻。”我深思片刻说，“不过，你提出的‘司法腐败’一词我就不敢苟同。司法中有人搞了腐败，就叫司法腐败。依此类推，农村中有人搞腐败，就叫农村腐败，工厂中有人搞腐败，就叫工厂腐败，铁路中有人搞腐败，就叫铁路腐败吗？”
他听了笑着说：“你说这个，也有人提出过异议。从字面上看，似乎有道理，但你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就是以偏概全。司法腐败，这一固定的词组已被大多数人认同，这就像‘打扫卫生’这一词组，卫生就是干净的还用打扫吗？为什么人们都这么说，因为已经约定俗成了。司法腐败有它整体的内涵，搞腐败不能人人都搞，只能是当官的和握有实权的，农村人人都能搞腐败吗？工厂人人都能搞腐败吗？铁路人人都能搞腐败吗？就是我们出差，托人买个座号，卧铺票，也是在花钱的基础上，顶多算不正之风，不能叫腐败。但是，司法部门人人都能搞腐败，他们每人都有大小不等的特权。比如一个小小的警察，他有权去抓违法犯罪的人，他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把他放了。一个小小的书记员，他没有审判权，他可以为当事人通风报信，出谋划策，窜改审讯笔录等，帮助被告人逃避或减轻法律的制裁。在西方法治很健全的国家，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培根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危害更严重。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脏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判决则污染了水源。’我们得有多少次不公正的判决啊！”
我们的话题又转到了如何制止腐败上。在如何制止腐败上，黄永生表现得很悲观，他说：“实在是没什么好办法。1951年，毛泽东只杀了个张子善、刘青山就管了二十年。现在杀多少了？贪官污吏们前仆后继，掉脑袋都不管事，还啥管事呢？”
我说：“你要注意呢！”
他说：“没事，中国已没了政治犯，也不会再搞文化大革命，这就是进步。要在以前，我说这些话得枪毙。”
我想起伏尔泰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会用生命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火车到了终点。我和黄永生分手后，跟我来的两个同事执意要先去执行，他俩说很简单，被执行单位的款冻结了，到银行把划款通知书一送达就行。谁知到银行送达，银行拒收，说从首都往外划款有特殊的规定，必须由所在辖区的法院盖章。我们赶到某区法院，这个区的主管执行的副院长也不说什么原因，就是不给盖章，真没想到。我们据理力争，并且威胁他，要到他们的上级院去反映。那位副院长满不在乎地说：“你们愿上哪儿告就上哪儿告，告诉你们，中南海都归我管。”
这下我们真没辙了，回到旅店，我们就商量下步怎么办。他俩说，这笔款必须要在年前划回去，申请执行的厂子等着这笔钱给工人开支，他们庭也等着工厂赞助搞福利呢。明天把王奎提出来，要我俩先回去，他俩在这儿继续交涉划款的事，我同意了。
第二天，我们早早地到了最高法院上访接待室。我们还以为我们是最早的呢，到地方一看，大门前已被上访的人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各个衣服褴褛，狼狈不堪，都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平时看报纸，报上说，国家好多部门的信访接待都不堪重负，连一些新闻媒体的门前都排起了长队。我不敢说这些人都是因冤屈而来上访的，但总得事出有因。中国的老百姓该是最听话的，他们最能逆来顺受，忍辱负重，不到忍无可忍的地步，谁会无事生非地给政府添乱找麻烦？他们都是破费钱财，创伤精神，有的是倾家荡产。我也纳闷，我们国家发展到今天，法制不能说是不健全，我们政府的职能部门不能说不面面俱到，我们的公职人员也不能说都昏庸无能，怎么还有这么多上访的人？我们的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都设了专门的信访接待室，每年要拿出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做这项工作。上访告状的不见少，根源到底在哪里？
九点多钟，接待处的铁门才打开，成群的人蜂拥而进，一位工作人员在发放着登记表，两百份表格一会儿就发放完，按他们的能力，每天只能接待这么多人。我看看门外黑鸦鸦的人群，就是不再增加，把他们全接待完，也得十天半月的。我们推开主任室的门。主任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他正在吃一碗方便面。他看我们着法院装，放下面碗接待我们。我们掏出证件，说明来意，他很客气地说：“你们稍等一下，我还有几口就吃完。”
我说：“不忙，再忙也得吃饭。”我又问，“怎么，刚吃饭？”
主任边吃边没好气地说：“还不是这些个上访户闹的，我们接待不过来，就越聚越多，排不上号，也不走，就在接待处的后边，用破塑料布、席子、纸壳搭起了临时帐篷，就地取暖，就地做饭，破饭盒、废弃物、残汤剩饭、手纸扔得到处都是，弄得乌烟瘴气，满地垃圾。附近居民怨声载道，到处上告，领导要我们赶紧清除。这不，从早上五点一直忙活到现在……”
一名女工作人员风风火火地进来：“邢主任，领导来电话，说山西有五六个上访的，在大门前跪着申诉，要我们赶紧去车接过来。”
邢主任急忙放下方便面碗，指着我们对女工作人员说：“小赵，你把他们这个手续办一下。”他对我们说，“我得赶紧走，弄不好要造成政治事件，我吃不了得兜着。”
叫小赵的女工作人员看过我们的证件，填了一张表，要我签上字，就出去了，半天才把王奎领过来。他造得我都认不出来了：长发披肩，满脸的花白胡须，外边穿了一件八成新的、法院淘汰的呢子大衣，可能是哪个干警送给他的。
王奎看见我一愣说：“你怎么来了？”
我说：“要过年了，领导让我们把你接回去过年。”
王奎就嘿嘿的，傻笑不是傻笑、冷笑不是冷笑的。
“你有天大的冤枉，也得过年呀。”
“你家里的人都盼着你回去呢。”
我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劝着他。
王奎半天才说：“你们的好意我知道，也不用劝我。”他看着我说，“就是看你的面子，我也跟你们回去。”
我们在门口商量了一下，他俩说：“我们还得继续执行那个案子，王奎就交给你，没啥事就先回去，不要非得一起走。”我知道，他俩是厌恶王奎，想把我俩甩开。
我领王奎洗了澡，剪了头，换了一套衣服，到饭店吃了饭。吃过饭，我说：“咱俩在这儿也没什么事，到车站去看看车次，能买到票，咱俩就返回去。”
他说：“车次是有，半夜十二点的，就怕买不到车票，花高价买黑票，啥时候都能买到。”
我说：“买黑票也回去，要是旅游季节在这儿多呆几天，现在大冷的天，有啥意思！”
我俩去了火车站，很快就买到了黑票，还带座号。看看天还早，王奎说：“你可能也好长时间没到北京了，旁的地方去不了，应该到天安门广场去看看，留个影，也算没白来一趟首都。”他想得挺周到，也合我意。
我俩就去了天安门广场，我照了几张相后，就向天安门城楼走去。在金水桥上，他突然停下来，眼睛直勾勾看着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摘下帽子，规规矩矩给那画像三鞠躬，他是真情的，眼里充满泪水。有一个警察向我俩走来，到王奎面前竟亲热地打招呼说：“啊，是王老爷子。”
我问那警察：“怎么，你们认识？”
警察说：“嗨，早就认识，这老爷子，为他儿子的案子，这两年哪年不来几次。路过天安门，对着毛主席像就鞠躬，有时还唱还跳。开始，我还以为他是精神病，经过仔细观察，他可不是精神病，他对毛主席是打心里怀念。”
火车呼隆隆地跑着、喘着、叫着，驶向我的家乡。夜深了，人们互相偎着，靠着，睡着。王奎却没有睡，他从皮包里掏出一个用牛皮纸包着的四四方方的纸包，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一本法律知识书，书名叫《全国司法考试大全》，很厚。我问他：“你买这个干啥，你要看书，就到我那儿拿去呗。”
他说：“不是我看，是给王凯买的。我在外边上访，他在里边申诉。没有法律知识申诉材料就写不好，想说的话也说不明白，监狱里也开办法律函授大专班，他正学着呢。”过了一会儿，他央求我说：“郭法官，我想一捎去看看王凯，顺便把这本书也给他。”
“这……”我真的有些为难了，一是时间不允许，马上就到年根了；二是我太筋疲力尽了；三是要领导知道得挨批评。
“那就算了吧。”他长叹说，“我是太想王凯了，天天都能梦着他。”他说着泪流满面了。
看着他那可怜的样子，我动了恻隐之心。我说：“那就去一趟吧。”
在省城下火车，我俩就登上去王凯服刑的监狱的汽车，那儿不通火车，公路还是沙面路，蜿蜒崎岖，起伏不平，把我的五脏六腑都要颠出来了。经过六个小时的颠簸，终于到了。这是坐落在大山脚下的一座监狱，远远就看见高高的哨塔，外边是高墙电网，犯人的劳动以挖煤为主，没有机械设备，全是体力——重刑犯人就该如此。
我俩进了监狱，办好了接见手续，到了接见室。接待的管教也认识王奎。他说：“你们来得真不巧，王凯刚接班下井。”
他们是十二个小时一班，这就是说我和王奎还得在这儿等上十二个小时。我的天，此时此刻，我是度时如年。我俩说了半天好话，也无济于事。管教掏出烟来，是空盒，他把烟盒攥成一团说：“你们忙什么，大门口有小卖部，先给王凯买点什么，回来就等着呗，十来个小时好混。”他把攥成一团的烟盒，往我俩面前一扔。
我听了他的话，心里明白了。我和王奎到了门口的小卖部，买了一些吃的，像松花蛋、火腿肠、午餐肉罐头，价钱比外边贵好几倍。最后还买了条万宝路香烟。王奎就拦着说：“买这么多东西就让你破费了，还买烟干啥，王凯也不吸烟。”
我没有理他，结了账，又回到接见室，把那条烟扔给管教：“来时匆忙，也没买什么，初次见面，一点小意思。”
管教推辞一下就掏出了一盒，剩下的装进了抽屉里。他点燃了一颗烟，操起电话说：“小樊，你让王凯先上来一个小时。他家属来了，不能让人家干等十多个小时呀！他们当地法院还来人了，怎么也得给个面子。没事，就说我让的。”
王奎看看我，也明白了，一个劲点头哈腰作揖说：“谢谢，可真是太谢谢了。”
管教喷口烟雾说：“不用谢，谢什么？”
我问：“王凯在这里改造得怎么样？”
管教说：“怎么说呢？自从入狱后，他就一直不承认自己有罪。不停地鸣冤喊屈，他写的申诉信，足足可以装一麻袋。是一周一封，每封都是三四千字。开始我们还管管他，认为他故意给政府添麻烦，不好好改造，蹲他的禁闭，罚他加班加点地干活。不管怎么整，他就是执迷不悟，还是一个劲地写。每当有领导来检查工作的时候，就是他喊冤的时候，后来我们也就不管他了。他喊冤也行，申诉也行，你倒管点事呀，没有一次是管事的。”
“报告政府！”门外有人喊。
管教说：“进来。”
进来的是王凯，他从井下上来，直接就到这儿来了。他瘦高的个子，穿着一身油光锃亮的工作服，脚上是长筒胶靴，头上戴着安全帽，满脸的煤黑，看不出他本来面目，只露出白白的牙齿。
王奎一下就扑上去，父子抱头痛哭。
“孩子，你受苦了。”
“是儿子不好，不能给你们尽孝，还让你们跟着遭罪。”
我的眼泪哗哗地往外淌。
管教说：“别光哭了，有什么话赶紧说，就一个小时。”
王凯才擦干眼泪和我握手说：“你怎么也来了？”
我把经过简单地说了，把买来的食品给他吃，他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我说：“刚才我们跟管教也唠了，不行就别申诉了，争取减刑，早点出来。”
王凯坚定地摇摇头说：“不行，我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申诉，一直到死！”
管教不满地说：“操，你小子这么有钢，早干啥了？你坐地就别承认，挨完揍，想起把式来了。”
王凯说：“是呀，我当时要是经过这么大的磨难，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承认的。”他把一块火腿肠咽下肚，接着说，“我被抓起来的那天晚上，我没杀人，我也没承认，没过半个小时，他们就开始打我。我指责他们打人是错误的，他们反倒打得更厉害了。先是打嘴巴，接着用电棍捅。把我吊起来，脚尖点地，一吊就是几个小时。我受不了，就承认了。要不是我临刑喊冤，小命早就没了，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怕呀，像是做了一场噩梦。”
“还有啥要办的赶紧办，马上要到点了。”管教说。
王奎从皮包里掏出那本书来。王凯接过来翻了翻说：“现在的书挺贵的，还净盗版的。”
王奎说：“这本绝对不是盗版，在北京大书店买的。”
王凯随便翻看了几页，他指着书上的一页说：“爸，你又上当了，你看这句，‘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庭许可，并且经辩护人或者其近亲属、辩护人提供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一句话中就有四个错误，其中有三个概念错误。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句中的‘法庭’应为‘法院’；两处的‘辩护人’应为‘受害人’，‘提供证人同意’，应为‘提供的证人同意’。专家、教授精心编写的教材，国家正规出版社出版，全国新华书店发行的书，一句话中竟有四处错误，我要照着考试，能及格吗？全国有多少人买这本书，又贻误了多少人？我认为，在社科类的书籍中，什么书都可以有毛病，唯独法律书，法律是严密的，不容许有一丝一毫的谬误。”
我感到惊讶，一个死刑犯人竟把法律研究得如此炉火纯青，实在是让我这个专门从事法律的感到脸热发烧。
我和王奎到家时，已是年三十儿的傍晚。
过完年上班的第三天，我刚坐下，门就被敲响了，门开了，进来的竟是王奎，王奎收拾得利利索索的，不像是上访的样。没等我吱声，他兴奋地大声说：“我儿子得救了，我儿子真的没有杀人。监狱来信了，监狱说真正的凶手在别的地方又杀人了，被抓起来，就把这个案子也供出来了。公安机关也初步得到了证实，但最后还得经过法院裁决，现在先保释，让我们去接他，九点的车，我一会儿就走。”
我说：“那可太好了，祝你一路顺风。等王凯回来，我去看他。”
屋里的同事都吁叹不止说：“凶手要是不抓住，你儿子就得在监狱呆一辈子。”
他们又说，“按照国家赔偿法规定，王凯可以要求赔偿。”
王奎说：“能赔回青春吗？”
大家都没出声。
王奎走后的第二天，院长又把我找了去，见面就说：“今天找你谈两件事，一是，当前我市法院系统的信访形势非常严峻，为了加强信访力量，院领导研究决定把你调到信访办；二是你明天立刻再去北京。”
我问：“去北京？”
院长说：“你认识黄永生这个人吗？”
我说：“认识，他是我老家的一个律师。”
院长说：“那你们一定很熟了？”
我说：“还可以吧。”
院长说：“黄永生去北京上访了，头年去的，过年都没回来。这回他闹大扯了，又发表文章，又召开记者招待会，还闯了外国的大使馆，造成了很坏的政治影响。上级要我们务必把他接回来。这次你去，一定一定要把他接回来。”
我说：“我服从命令，尽力而为。”
责任编辑成林
插图刘德有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