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记忆（1）

　　一

　　1946年2月，天刚蒙蒙亮，东北民主联军北江军分区代理政委、政治部主任田野就睡不着了，这两天出了一连串事，使他心里总像还有什么不祥的预感。多年的军旅生活并未改变他那知识分子的习性，简陋的军装总是穿得板板整整，白皙的国字脸上架着一副深度近视镜，显得秀气睿智。他索性穿好棉军衣，走出房东老乡家。适值隆冬，凛冽的北风吹在脸上如刀割一般。他打了一个冷战，踩着积雪向村南走去。

　　“站住！口令？”不知是冻的还是害怕，哨兵的喊声有点哆嗦。听这山东口音，田野就知道是和他弟弟一起参军的新兵左连锁。“胜利！”他随口回答，刚想问：“有什么情况吗？”左连锁惊慌地叫起来：“那边有人！”田野扶正眼镜：“哪儿？”村口大道上，影影绰绰扑过来一些人。田野拔出手枪，大声喝问：“哪部分的？”“呯呯呯！”对方先开枪了，子弹“吱吱”尖叫着钻进雪里。田野一边还击，一边拉着左连锁躲在树后。他听左连锁那边没什么动静，催促他：“快开枪啊！”左连锁跺着脚，带着哭声说：“枪怎么打不响？”田野抢过左连锁的“三八大盖”，拉开枪栓，一向文雅的他破口大骂：“你这个笨蛋！没压子弹怎么能打响！”

　　村口的那些人也分散隐蔽在树林里，双方展开对射。看着左连锁逐渐镇静下来瞄准开枪，田野放下心，只要拖延十来分钟，代理司令员汪兆臣就会组织队伍投入战斗。敌我双方近在咫尺，听得一个像是头目的人大声叫骂：“他妈了个巴子的，共军就两个人，给我压(冲)上去！”枪声更密了，打得田野抬不起头。敌人跃跃欲试，“呀呀”怪叫着，借着树木掩护，一步步逼近。

　　田野心急如焚，自己的队伍再不上来，八成要交代在这儿了；如敌人冲进村，后果更不堪设想。一阵清脆的轻机枪声在身后响起，警卫连长赵天亮的粗嗓门炸雷般地震得树梢直抖：“给我狠狠地打！打这帮兔羔子！”敌人后退了，还是那个头目高声叫嚷：“谁也不能‘草鸡’(退缩)，不行退！共军没多少人！谁要‘草鸡’我双盛摘谁的瓢(杀头)！”敌人压住了阵脚，火力更猛了……

　　闻讯赶来的参谋长成克仁靠近田野：“老田，情况不妙，东、西面都有敌人，看来这次敌人是有预谋的。”好像证实成克仁的话，西边枪声也炒豆般地响起，东边枪声似乎稀疏一些。“老汪领着炮排和司令部机关人员在东面，我得带警卫连一、二排去西边，南面有你顶住我就放心了，老赵和三排还有二大队留给你。”成克仁说完带着四十几个人悄悄撤走。

　　“被包围了！”田野意识到，他面前的敌人是报号“双盛”的土匪绺子，有三百多人，老土匪居多，武器好，战斗经验丰富，“满洲国”时日本人都拿他们没办法。投靠国民党被编为先遣第一军第三师第三旅后，当了少将旅长的土匪头子双盛为了抢头功，于十天前伏击了去省城开完会回北江的司令员卢学剑，卢学剑和田野的妻子——分到北江军分区工作一同前来报到的崔虹及一个警卫排的战士，除了卢学剑的警卫员马英跑掉外，全部壮烈牺牲。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田野恨不得将“双盛”生吞活剥！但他还是很冷静地分析，我方能战斗的仅有一个七十多人的警卫连和一个三十多人的炮排，司令部机关人员二十多人，加起来只有一百二十多人。当然还有一个才组建不久的二大队，一百八十来人，但除了中队、排骨干，全是新兵，而且手里拿的大刀片、红樱枪，根本不管用。眼前的土匪就有三百多人，东、西边的土匪听枪声至少也有五百人，形势非常险峻，必须马上求得外部增援。驻扎在市内北大街战俘营看守日军俘虏的一大队一中队是指不上的，九十多人看守一千五百多日军战俘，一个人也抽不出来。二、三中队分别驻守通往省城的要道“四不漏子”村和古城镇，距离太远，只有与驻扎在离司令部住地上李村四华里的下李村的骑兵大队联系，让他们增援，才能解围。他来不及和汪兆臣、成克仁商量，就叫来马英。马英是三排长马老奎的儿子，十六岁，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透着机灵与聪颖。卢学剑牺牲后，田野的警卫员下连任排长，马英就给他当了警卫员。田野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给骑兵大队教导员张国民写了一封信，命令其带骑兵大队火速前来解围。不知为什么他没写给大队长蒋士英。他将信交给马英时，看着这小战士充满稚气的脸庞，犹豫了一下，这孩子刚从死神那儿逃出来，他不忍心再将他送到死神那儿。

　　一阵枪响，离他不远的二大队新兵倒下六七个，喷涌出的鲜血将地上的白雪染红一大片。他横下心来推走马英：“快去！信送到就随着骑兵大队活动！”马英猫着腰向敌后方跑去。田野指挥所有的火力向敌人劈头盖脸砸去，以掩护马英。

　　没有战斗经验的二大队新兵，没有武器，不会利用树木、田埂作掩体，枪响后乱跑，伤亡很大。就连骁勇善战的三排战士只顾忙于照管他们也削弱了战斗力。田野让队伍后撤，利用房屋、壕沟、树木做掩护，减少不必要的牺牲。他知道这可能毁坏老乡的房屋，但他看到自己的战士一个个倒在枪法奇准的老牌土匪的枪下，什么也顾不上了。

　　紧靠沟边有一排结实的土房，挡住土匪进村的道路。田野动员房屋的主人搬到村里亲友家，暂时躲避。一名老年妇女和一个小媳妇抱着孩子拎着包袱在战士们护送下慌慌张张地走了，但一个还留着小辫子的老头非要守在已住了三辈子的房子里，任你说什么也不动。一串子弹击中房檐，几块碎瓦砸在老人头上，吓得他乖乖地溜了。

　　有了掩护的三排战士和二大队的新兵，斗志陡然高涨。有几个土匪摸到壕沟边，被为战友复仇怒火燃烧的新兵的大刀片砍下了丑恶的头颅。

　　天大亮了，土匪的火力又猛烈起来，但人却没冲过来。正当田野密切注视着敌人的动向时，两个土匪顺着壕沟爬近土房，将两捆手榴弹扔进房里。巨大的爆炸声后，土房被炸塌了，旋即冒烟起火。一个战士钻出房门，还有五名战士没能出来。钻出来的战士扑打着燃烧的棉军衣，一声枪响，他趴在地上不动了……田野眼睁睁地看着战士牺牲在他面前，恼恨得狠狠地用拳头砸在自己的腿上。他想起和北江地区行政办事处主任顾玉朗动员群众踊跃参军的大会上，新兵的父母把儿子交给他们时的信任和期望。

　　几十个土匪从壕沟里一拥而上，嘴里不干不净地叫骂着：“共军小兔崽子，快投降吧！”

　　“同志们，我们要坚决挡住敌人的进攻，骑兵大队马上就来增援！”田野鼓励战士们，率先抡起一把大刀冲入敌群。打红眼的战士们紧随其后，用刺刀、红缨枪和土匪血拼。土匪平时欺压老百姓，烧杀抢掠、喝酒抽大烟，哪见过这个阵仗，霎时间如鸟兽散。

　　不善于打阵地战的土匪倒一时消停下来，不再进攻，只是不时打一阵冷枪。

　　阵地上长时间的沉寂，不知土匪在耍什么花招？突然，土匪的侧后方响起枪声，似乎有人试图往村边运动。土匪集中了几杆枪瞄准他，子弹在他周围迸溅。他不时地回一枪，利用掩蔽物快速挪动。观察多时的三排长马老奎对田野说了声：“我去接应他！”匆匆弯着腰一溜小跑，向那个人靠近。只见马老奎时而飞身跃起，时而匍匐前进，渐渐两个人合拢了。田野埋怨自己的迟钝，那是马英！他命令开火，尽量把敌人的火力吸引过来。马老奎甩着驳克枪，弹不虚发，三个倚着树干放枪的土匪耷拉了脑袋，其他土匪忙于逃命去了。马老奎父子二人终于爬过壕沟，马英受了伤，马老奎更是浑身像个血葫芦，几处子弹钻透棉军服，染着鲜血的棉花翻在外面。

　　田野指挥战士将他们抬进尚未倒塌的房架内。马老奎费劲地侧过头，怜爱地看着马英：“儿子……你没事吧？”马英懂事地点点头。田野招呼卫生员给他们包扎伤口，马英止不住痛哭起来。“疼吗？”田野安慰他，心想马英毕竟还是孩子，“等打完仗，给你和马排长找一家老乡养伤，用不了多久就会复原的。”马英哭得更厉害：“田主任，蒋士英带着骑兵大队叛变了！”田野如听到晴天霹雳：“什么？张国民呢？”“听下李村农会主任说被土匪杀害了。”

　　田野满心等着骑兵大队来解围，没想到竟成了泡影。事态万分紧急，必须和汪兆臣、成克仁商量争取突围！

　　“马排长！马排长！”卫生员惊恐地喊。马老奎嘴里吐出最后的血沫，心脏停止了跳动。

　　“爸爸！”马英声嘶力竭地哭喊着扑到马老奎的身上。

　　田野默默点燃一支纸烟，思绪万千：正当北江地区革命事业如火如荼地发展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意外地接连遭遇挫折……

　　二

　　田野原名田金宝，这名字俗不可耐，却是他父亲花费了五块大洋让一个算命先生给起的。他父亲是辽宁黑山县出名的大地主，虽然目不识丁，可对他的学业关怀备至。他考上东北大学，父亲骄傲地逢人便夸他家出了文曲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流亡到北京。1935年，正在北平东北大学求学的田金宝改名田野，参加了轰动全国震撼中外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寒假期间，他以总指挥的身份带领南下请愿团到南京去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驱逐日寇，收复失地。

　　1937年七七事变后，田野离开学校，到了山西，在党的领导下做抗日宣传工作，后又奔赴革命胜地延安。在延安，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眼望宝塔山，手捧延河水，热血沸腾。他先在“抗大”学军事、学政治，后在新华社做编辑，然后投笔从戎，任营教导员、团政委。1942年，田野离开延安，到北方分局东北委员会负责干部训练。医护训练班里的一位小他八岁的漂亮姑娘引起他的注意。崔虹个子不高，梳着短发，俏丽的脸蛋总是露出甜美的微笑。田野头一次坠入爱河。两个人借一间老乡的偏厦，铺上门板，搬到一起，同志们来凑凑热闹，匆匆结婚。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一面在美国的支援下，从海、陆、空三路加紧向东北运兵，另一方面大量收编伪满洲国的军、警、宪、特和地主土匪武装，作为“地方军”、“先遣军”、“挺进军”，抢先占领地盘。为响应毛主席“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田野随着东北干部工作团离开晋察冀，来到东北。他向组织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便一路向北，直到我党尚未开发、匪患猖獗的北江地区。出发前，西满军区、省委任命和田野一起从晋察冀来的东北干部工作团副团长卢学剑为北江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兼北江中心县委书记；任命田野为中心县委副书记、军分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同时从抗联五支队派来汪兆臣为副司令员、成克仁为参谋长。省委书记林一凡在给他们送行时，特别强调指出：北江地区敌情复杂，要做好打硬仗的心理准备，必须赤手空拳地建立起北江地区党的政权和军队。但他又充满信心地说：“你们还有两个有利条件，北江与苏联隔江相望，有苏军卫戍司令部可以依靠。还有地区行政办事处的主任顾玉朗，是我地下党员，同时任命为北江中心县委委员、军分区第二副政委，地方上的工作可以和他取得联系。”

　　他们带着只有七名战士的警卫班坐上火车直奔北江，但只走了二百多里，铁路断了，只好靠两条腿。在北江，找了个名叫“悦来客栈”的小旅店住下。旅店老板张老实的儿子是我党省委机关的秘书，从北江到外地寻求真理后再也没回家乡。北江县“满洲国”时曾是省会所在地，由于日本人的墨守成规和刻板，始终认为人口和市政设施不够级而未设市，市政筹备处筹备到日本人垮台也未把北江变成市。由于躲避战乱，北江城内已不足十万人，街面上鱼龙混杂，各种政治力量纷纷登台表演。一座座小楼门前挂着一块块崭新的牌子，上书“中国国民党北江地区党部”、“北江地区维持会”、“北江市政府筹备委员会”、“北江自治军司令部”、“国民革命军第三师司令部”……不一而足。一些或穿西服戴礼帽或穿长衫戴瓜皮小帽或穿不知从哪儿淘弄出来的军装屁股上挂着盒子炮的人神气活现地出入门庭。由于战后物资匮乏，满街的小商小贩，高声叫卖日军败退后从日本仓库抢来的黄呢子大衣、皮靴、汽油、酒精……

　　卢学剑让张老实把顾玉朗秘密接来。等顾玉朗来到面前时，又着实让他们有些吃惊，这分明是一位身高足有一米九，西服革履，棕色头发、湛蓝眼睛的洋人。他热泪盈眶地拥抱了每一个人，包括岁数最小的警卫员。嘴里大声嘟囔着：“终于见到自己人了！”

　　北江市区里的老居民都知道顾玉朗，他是地道的日尔曼人。1917年苏联爆发“十月革命”，当时年仅六岁的他和两岁的妹妹随着被当做“白俄”驱逐的父母离开家乡，跨过界江，来到北江谋生。不幸父母染上瘟疫，抛下他和妹妹命丧黄泉。幸运的是他和妹妹被一位好心的皮货商顾英儒收养，供他上学。在长春上大学时他秘密地加入了共产党，党又派他回到家乡做地下工作。日本战败投降后，中共省委征得苏联红军的同意，任命他为北江行政办事处主任。

　　在悦来客栈的一间客房里，卢学剑、田野、汪兆臣、成克仁、顾玉朗开了第一个党委会，研究立足未稳如何开展工作。汪兆臣和成克仁主张不事声张，秘密发展队伍，等成了一定规模再公开。田野认为时不我待，主张依靠苏联红军，打出我们的旗帜，和各派政治力量针锋相对，大张旗鼓地招兵买马，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创立我党政权。卢学剑、顾玉朗表示赞同，汪、成也不再说什么。

　　第二天中午，他们在悦来客栈门前放了一大挂鞭炮，红红绿绿的鞭炮纸屑满天飞舞，吸引来了一大群穿着破衣烂衫的孩子和大人。孩子抢着捡地上还未燃放的鞭炮，大人则抱着膀边看热闹边议论：“又有一家买卖开张了！这年头，兵荒马乱的，饭都吃不饱，还有心做买卖！”警卫班的几个战士把写着“中国共产党北江中心县委”和“东北民主联军北江军分区司令部”的牌匾挂在大门两侧。卢学剑站在门前，让大家安静下来，讲几句话。可是他那浓重的四川口音人们听不大懂，叽叽喳喳的嘈杂声使他无法讲下去。顾玉朗穿着赶制的一身灰军装走出客栈，在卢学剑的示意下，站在一块大石头上，放开了嗓子：“老乡们，我们是共产党、毛主席的队伍，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今天我们挂牌，是为了建立穷苦百姓自己当家做主的人民民主政权……我们东北民主联军欢迎大家加入自己的队伍！”一些衣装稍微整齐的人交头接耳：“这不是老顾吗？”“这是办事处的顾主任啊，这世道真是变了，他也是共产党……”

　　“我可找到你们了！”突然，人群中冲出一个满脸胡茬的汉子，激动地抓住顾玉朗的双手，他又回过头，“乡亲们，这就是我常和你们唠叨的为穷苦百姓打天下的共产党啊！”他自我介绍说他是抗联，叫马老奎，曾给杨靖宇当过警卫员，队伍被日本鬼子打散了，隐姓埋名在北江码头当扛小活的装卸工。他又拉过一个半大小子：“这是我的儿子，我们父子都加入自己的队伍。还有，这些穷工友，他们早就盼着你们能来到北江了！”忽啦啦，人群中二十多汉子拥向前，七嘴八舌地嚷着：“还有俺！”“算我一个！”

　　卢学剑吩咐汪兆臣和成克仁安排这些工友，登记造册。马老奎说他们住的工棚很大，也很结实，可以当兵营。工棚旁轮船公司有一个小二层楼要出租，可以租过来当司令部。

　　卢学剑、田野兴奋异常，出乎意料，下车伊始，扩军工作这么顺利！

　　一个留着小胡子的苏军上尉和两个挎着转盘冲锋枪的士兵分开人群走进来，指着刚挂上的牌匾大声嚷着：“涅里嘉，涅里嘉(不允许)！”他身边站着一个穿便服、矮胖、三十岁上下的俄罗斯人，可能是长期酗酒，长着一个通红的大酒糟鼻子。酒糟鼻子指着一家商号墙上贴着的布告，拿腔拿势地用中国话说：“你们难道没看见苏军卫戍司令部张贴的布告吗？不允许随便……”卢学剑看到贴布告的糨糊还未干，布告上的第一条赫然写着：“严禁一切党派活动……”酒糟鼻子一看见顾玉朗就像老鼠见了猫，说的半截话又吞进肚里，躲在苏军上尉的身后。两个苏军士兵不由分说去摘牌子，警卫班长赵天亮劈手抓住他们的胳膊：“谁敢摘，我跟他拼了！”苏军上尉把手伸向手枪套，苏军士兵端起转盘冲锋枪，拉动枪栓，一时剑拔弩张。卢学剑厉声斥退赵天亮。为防止不必要的纠纷，他决定趁热打铁，去苏军卫戍司令部，取得苏军公开支持，站稳脚跟。

　　卢学剑和田野腰里掖着手枪，在顾玉朗的指引下整装走在前面，后边跟着四个挎着驳克枪的警卫员。再后边，紧跟着千百个穿着各色服饰看热闹的老百姓，浩浩荡荡，直奔苏军卫戍司令部所在地——江边大同旅馆。路上，卢学剑发现昨天还挂着的国民党党部和各种司令部的牌匾都不见了，只剩下苏军允许的北江地方治安临时维持会的牌子……

　　苏军卫戍司令部早已有所准备，一个连的士兵如临大敌，伏在门前的沙包上，枪口对着人群，只要指挥官的一声命令就会开火。顾玉朗熟练地用俄语“嘀里嘟噜”地与卫戍司令部少校副官阿列克塞说了几句，士兵们撤离了，少校挥手放行。

　　苏军北江卫戍司令葛利高里上校，细高的个子，戴着眼镜，如果不是穿着一身戎装，倒像一个温文尔雅的大学教授。田野还没来得及再仔细观察，只见顾玉朗一见先到的酒糟鼻子就双眼喷火，吓得酒糟鼻子乖乖地溜之大吉。

　　上校恼怒地跟顾玉朗用俄语争吵，最后无奈地耸耸肩，双手摊开。顾玉朗只简单地对卢学剑和田野说，走了的是上校的翻译，现在用不着他了。

　　在顾玉朗的翻译下，卢学剑、田野和葛利高里商谈在北江建立人民政权的事宜。由于卢学剑的四川口音连顾玉朗都听不懂，几乎主要是田野在和葛利高里在交涉。葛利高里虽然很文雅，但也很固执。说他授命只和国民党合法政府打交道，前些日子，长春已派人在北江设立党部，书记长宋喜春通知他只有他们的“市政府筹备委员会”、“先遣军”是合法的。你们挂了牌也要取缔。葛利高里认为苏联红军打跑了日本军队已完成了使命，只要上级一声令下就准备回国。至于在北江谁掌权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他只是奉命行事而已。

　　谈判已陷入僵局。田野抬头看见墙上贴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画像，心里有了主意。他拿出笔记本，笔记本是从延安带来的，扉页印有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画像，还印着一枚鲜红的镰刀斧头的党徽。他指着画像、党徽让顾玉朗跟葛利高里说，中国共产党和苏共是一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老祖宗——马克思，斯大林、毛泽东是领导两国共产党的领袖，连我们的党徽都是一样的。葛利高里看看笔记本，再抬头看看画像，还是犹豫不决。卢学剑趁机唱起了《国际歌》，虽然南腔北调，但大致还听得出来是什么歌，田野、顾玉朗也跟着唱。这时，阿列克塞的男高音也和进来，葛利高里再也不能无动于衷，卢学剑的独唱变成了五个人的小合唱。田野紧紧握住葛利高里的双手说：“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得帮一家人！”葛利高里喜笑颜开：“达，达，达(是，是，是)！”

　　时已晌午，葛利高里热情地让少校副官阿列克塞拿来面包和罐头，还有两大瓶伏特加。伏特加喝着绵软，其实后劲很大。卢学剑本不会喝酒，喝一小杯就头脑发涨。顾玉朗刻意保持清醒，只是象征性地沾沾嘴唇。作陪的阿列克塞却频频地为苏共、中共两党友谊，为斯大林、毛泽东的健康举杯。田野的父亲开着烧锅，冬闲时卖烧酒，所以他从小就能喝。两大瓶伏特加喝光了，阿列克塞又取来两瓶。直到都喝完了，田野面不改色，佩服得葛利高里直竖大拇指。葛利高里已有了酒意，搂着田野唱起了家乡忧伤的歌曲。他说战前他曾是军校教官，后来任莫斯科大学的俄罗斯文学教授，战争中他的儿子和许多学生都为国捐躯，他的老妻也在德寇围城时被饿死，他现在已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田野对他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苏共是相同的，就是为了改变社会，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战争的新世界而努力奋斗。我们还需要用战争消灭战争，不再让无辜的爱好和平的人死于非命，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得有自己的军队，建立人民政权……

　　“说到军队，”顾玉朗小心地斟酌词句，“北江保安大队是以伪满洲国的军警宪特为基础组成的反动武装，平时鱼肉乡里，打骂群众，横行霸道。大队长王占国自恃从日本军械库抢的或从民间搞来的武器装备精良，队员又都是不怕死的亡命徒而顽固透顶。最近听说苏军要撤回国内，连苏军卫戍司令部也不放在眼里了……”

　　田野习惯地正了正掉了一条腿用麻绳拴在耳朵上的近视镜。葛利高里连忙让阿列克塞去取他备用的近视镜。田野推让时，他说：“我们已是老朋友了，呶，朋友给朋友(互相帮助)，应该的。我们可能真的快要回国了，就送给中国同志留做纪念吧。”

　　顾玉朗没给葛利高里留有回旋余地，直接将了一军：“司令员同志，苏军是不是帮助我们解除保安大队的武装？这样，建立人民军队的武器弹药就解决一大部分了。”葛利高里顾左右而言他：“今天我酒喝多了，你们去和阿列克塞少校商量吧……”

　　从苏军卫戍司令部出来时，田野觉察葛利高里还留了一手……

　　三

　　保安大队队部坐落在北大街靠近江边的北江监狱旁，日伪时期这里戒备森严，平时老百姓很少有人从门前经过。此时早饭刚开过，队员们有的敞着怀剔着牙走出饭厅，有的提着裤子忙着上厕所……

　　阿列克塞少校和顾玉朗带着一队苏联红军跑步闯进大院，门口站岗的保安队员见状没敢阻拦。阿列克塞站在院当中吹响哨子，顾玉朗大喊：“保安队统统集合！”乱糟糟的保安队费了好长时间终于列成六路横队，圆滚滚的大队长王占国滑稽地向阿列克塞敬了一个举手礼：“保安大队集合完毕，请长官训话！”

　　“将枪放在队前架好！”顾玉朗翻译了阿列克塞的命令。

　　保安大队刚按照苏军少校的命令把枪架好，重新排成六路横队时，眼睁睁地看着一群穿着他们从未见过的灰军装的人冲进大门，把他们的武器收走。“这，这是怎么回事？”肥胖的王占国急得满脸流油，像热锅上的蚂蚁。一些保安队员刚要冲上来夺枪，一见苏军士兵和穿灰军装的人指着他们的黑洞洞的枪口，也就谁也不敢动了……

　　作恶多端的保安队被共产党缴了枪，这一爆炸性新闻在北江不胫而走，扩军工作越发顺利，不仅市内厂矿工人相约到军分区司令部来投军，也波及到乡村，远近都知道北江来了穷人自己的队伍。省委为了加强北江地区的政权建设，派来一支三十多人的干部工作团，分配到各县任县委书记、县长、土改工作队长。农村的贫困农民自发地要求土改工作队到他们的村子去。土改工作轰轰烈烈、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到处都在忙着打土豪，分田地。

　　“参军入伍，保卫土改胜利果实！”土改工作队和农会贴出了大幅标语。田野和顾玉朗到离市郊五华里的小北村，正赶上村农会主席在一家农舍动员青年农民参军。十多个青年农民坐在炕头上，低着头谁也不吭声。村妇女主任在外屋往灶坑里猛添柴禾，一个青年农民被滚烫的炕头热得实在忍不住，欠了一下屁股。农会主席喜出望外地喊：“还是连锁觉悟高，主动要求参军，大家鼓掌欢迎！”名叫连锁的青年脸憋得通红：“我，不是那个意思，是屁股烫疼了。”众人的一阵哈哈大笑，让田野觉得哭笑不得。他把农会主席叫到门外，说一定让参军的人真正做到自觉自愿，不能变相搞强迫。他做了一通宣传工作后，让青年农民解散回家。农会主席感到不解的是，这些赶着不走、打着倒退的混小子，听完田野的动员后马上就有几个人报了名，其中就有左连锁、左连贵兄弟。

　　北江军分区再也不是空架子，下面已经有了警卫连、炮兵排、一大队、二大队和骑兵大队。警卫班扩成了警卫连，赵天亮当了连长。炮兵排尽管只有五门日本人丢弃的掷弹筒，其中有一门还时常罢工，但总算有了自己的炮兵。骑兵大队是以原来报号“九江”的土匪绺子为基础发展建立的，经过做工作，“九江”蒋士英认定共产党的军队取得了苏军的支持，一定能成气候，倒不如早投明主，奔个前程，就率一百九十多个骑兵弟兄投诚过来，编为骑兵大队。蒋士英任骑兵大队长，省干部工作团的张国民任教导员。共产党领导的北江军分区、行政办事处在苏军的支持下基本上控制了北江城里的局势。只是队伍扩大了，武器弹药和军装奇缺。顾玉朗找来许多白面袋子，让战士们浆洗后染上灰颜色求家属裁剪，做成军装。后来灰颜料找不到，因陋就简用炮药染成黄色。军装的问题还好解决，没有武器弹药可不行。顾玉朗想尽办法，捡日本人扔下的、挖地主老财看家护院的，但仍远远不够，开始苏军司令部答应给一部分，但总是迟迟不到位。

　　阿列克塞少校打电话给卢学剑，说葛利高里上校请他去一趟。卢学剑、田野、顾玉朗一进葛利高里的司令部办公室，发现葛利高里正朝面前站着的一名苏军中校大发雷霆。这名中校高大健壮。田野从她飘逸的金黄色长发上，惊奇地认出这是女军人。她面对葛利高里的严厉训斥，满不在乎地摊开双臂，耸耸肩膀，似乎是在否认，又似乎无可奈何或无能为力。看到田野目瞪口呆的样子，顾玉朗对他诡秘地笑笑，低声提醒他：“西郊驻防的坦克旅，劫中国男人的事。”田野恍然大悟，西郊驻着一个苏军坦克旅，清一色女坦克兵。传说她们傍晚劫持过路的年轻、漂亮的中国男人去军营享用，等将他们放出来时，都已疲弱不堪。这让田野想起中国古代“药渣”的典故。其实苏军的女坦克兵作战非常勇敢，坦克旅的女旅长是一名少将，在和日军战斗中阵亡。这名少将治军很严，女坦克兵也都怕她，不知是少将不在了还是没仗可打了，竟出现这种传闻。葛利高里的训话终于结束，他转过身和卢学剑、田野握手，告知他们苏军决定将日军战俘移交民主联军看押，苏军有一个连在附近驻防协助。看得出，葛利高里很忙，又有几个违纪的士兵送到他这里。据纠察队的军官汇报，这几个士兵在民间抢劫，抢了东西换酒喝，纠察队去制止，他们还敢开枪抵抗。顾玉朗捅捅田野：“苏军卫国战争打得太惨，男人都上前线了，人不够，西伯利亚劳改营的轻罪犯人都放出来充军……”葛利高里正在审理，一位驻军首长打来电话，要求他放人。北江苏军驻军首长军衔比葛利高里高和与之相当的不在少数，但他毕竟代表苏军在管理这个城市，负责所有的包括治安等事项。从苏军卫戍司令部出来，田野对卢学剑说：“看押日军战俘，这样会分散兵力，让我们背一个大包袱。”卢学剑苦笑道：“我何尝不知道，但我们还要依靠苏军，不能得罪葛利高里。另外，苏军要回国，这已是定局，这个包袱早晚还是要我们来背的。另外，看押日军战俘，这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象征。”卢学剑停了一下，“苏军在冰冻的江面上铺上铁轨，日夜不断地用火车往国内运送战利品。从其他的迹象看，他们也在做撤回国的准备。苏军真的撤回国了，那样，北江军分区将独立支撑局面，我们也必须提早做好准备。”

　　第二天，卢学剑、田野、汪兆臣到位于北大街监狱的战俘营实地考察。监狱是日本人关押中国抗日志士和其他刑事犯而建的，起初非常坚固，但围墙在苏军进攻时被炸塌几处，临时用砖头和泥补修过，却显得破败和危险。而关押一千五百多名日军战俘，又拥挤不堪。赶上吃午饭时间，那些日军战俘正秩序井然地排队用饭盒打饭，那些身穿没有了军衔的将校呢军服的军官还是昂昂然地站在前列。

　　卢学剑把最可靠也是装备最好的一大队一中队派到北大街监狱，去和苏军换防。虽然一切工作都在按部就班地进展，但田野还是觉得北江平静的局势下危机四伏，城里的各派势力、城外的土匪……

　　四

　　北江城郊南岗一所豪宅大院，是国民党书记长宋喜春老父宋恩慈的房产。宋恩慈平时住在乡下，很少进城，但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的“土改运动”把他撵到城里。他气急败坏地找到儿子，大骂宋喜春不孝，共产党夺去他家所有田产财物，差点要了他的老命，儿子还安安稳稳地在城里当官。他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哭诉：“领头的就是你那个在‘国高’时的同学顾玉朗啊！”宋喜春挨了骂，脸上仍然带着笑地安排仆人照顾好老父。宋喜春和顾玉朗从小学到“国高”都是同班同学，平时好得像一个人，看到日本人压迫中国人，发誓要寻求真理救中国。不同的是，在长春上大学时，顾玉朗找到了共产党，而宋喜春投靠的却是国民党。回到北江，昔日的同窗好友竟成了冤家对头。

　　此时这座豪宅大院的大铁门大白天关得紧紧的。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好几拨三五个人或骑马或坐轿或坐汽车，偷偷摸摸不事声张地进去就再没出来。几个仆人丫环走马灯似的给聚在客厅的一群人添茶送水。客厅里烟雾弥漫，穿西服、穿军装的抽着洋烟，穿长袍马褂的抽水烟，甚至有两位倚着卧榻抽大烟，借机偷着摸送茶丫环的手。宋喜春坐在正中间的太师椅上，胖胖的白皙的脸笑眯眯的，其实他心中正在恼火，靠这帮乌七八糟的人能成什么大事？

　　一个獐头鼠目、留着两撇小胡子的人坐在茶几旁，边品茶，边慢条斯理地发言。他穿着一身不伦不类的军装，说话时小眼睛眨吧眨吧的，不时地伸手摸挎着的日军军官用的“王八盒子”手枪，生怕它自己会跑了。他是国民党在东北的先遣第一军三师三旅旅长“双盛”的上校参谋长魏可知。他卖弄地四下张望，看大家的注意力是否都集中在他的身上：“魏某自幼熟读兵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虽比不上诸葛孔明……”宋喜春睥睨地看了他一眼，嗤之以鼻，这人怎么不知天高地厚，狂妄已极。但此乃用人之时，为了党国大计，姑妄听之。魏可知原本是私塾教书先生，因勾引一家财主的小老婆而被人打断一条腿。教书这碗饭吃不成，就在街头摆摊算命为生。不知什么时候“双盛”把他请进绺子当了“师爷”。“双盛”当了三旅旅长之后，魏可知自然就成了“参谋长”。

　　“魏某不才，但略施小计，便可叫共军一败涂地，拱手让出北江。”魏可知还未说完，一旅旅长“江洋好”大吼一声：“谁家老娘们儿腿没夹紧，掉下这么个说大话的玩艺儿！”引来众人哈哈大笑。

　　魏可知尴尬地直劲擦汗。宋喜春待大家笑够了，不动声色地吩咐：“接着说下去。”“对，对，让魏参谋长说下去。”师长祁明俊跟屁虫似的鹦鹉学舌。祁明俊是个干巴巴的小老头，曾经在马占山手下任过职。原以为他是老资格，能拢住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土匪，谁知哪个也不尿他。祁明俊对宋喜春倒是言听计从，所以宋喜春乐得通过他控制这支武装队伍。

　　不过这“魏参谋长”四个字却惹恼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三江”孟庆然。“三江”原本是北江地区最大的一股土匪绺子，有六七百人，占据独得天时地利的大头山。大头山山高路险，林深树密，山下是土地肥沃的农田，进可以直奔北江城，退可以凭险据守。本来这次国民党收编，他想弄个中将师长当当，可和苏军的一次冲突让他血本无归几乎翻了垛(全军覆没)——北江城东郊的军火装备仓库日本鬼子逃跑时来不及烧毁，“三江”知道后立马赶去，但他还是来晚了，苏联红军早到了一步，正驱赶疯狂抢夺粮食和日用品的中国百姓。之后苏军留下一个班的士兵看守仓库。就这么白跑一趟，“三江”不甘心。他率弟兄们摸进仓库，把哨兵一枪托敲昏，其余的苏军士兵也被捆起来，嘴里塞上破布，关在一间小屋里。正当他们兴高采烈地搬运军火和物资时，却被大批苏军堵住了门。原来他们漏掉了一个正上厕所的苏军士兵，偷跑后叫来了大队苏军。“三江”想反正已经运走一部分军火物资，说什么也不能和苏军硬碰硬，谁知一个楞头青先开了一枪，马上遭到苏军的迎头痛击。霎时间马克辛机关枪、转盘冲锋枪狂扫，“三江”的人马眨眼间没了一大半。要不是“三江”腿长跑得快，也早成了苏军的枪下之鬼。由于没了家底，收编时他只能弄个有职无权的少将师参谋长，残部勉强编成警卫团，所以他最不愿意听人叫魏可知参谋长……

　　魏可知不再那么酸文假醋了，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有个连环计。第一计，美，美人计，苏军司令部翻译酒糟鼻子阿廖沙嗜色如命。派一绝色美人勾引他，不怕他不为我所驱使。不过，这美人么……”他看了一眼一旅长“江洋好”旁边的“一支花”。“一支花”是个女土匪头，她经人撮合，与“江洋好”结为夫妻，绺子里的事其实她说了算。“江洋好”被封为一旅旅长，她只能屈尊副旅长。她二十六七岁，瓜子脸，丹凤眼，穿着一身黄呢子军装，十分俊俏，只是满脸杀气。传说“一支花”拴了个肥“秧子”(被绑架的有钱的肉票)，可那“秧子”是个死爹哭妈的犟种，不但不愿出赎金，还对“一支花”破口大骂。“一支花”二话不说，顺手摸出一把“青子”(匕首)，将“秧子”的舌头剜掉。“秧子”还梗着脖子，将满口血水吐在“一支花”脸上。“一支花”勃然大怒，将“青子”往“秧子”心窝一捅，划开一道口子，伸手摘出“秧子”还在“突突”直跳的心脏，吩咐“秧子房”掌柜拿去喂狗，当时将“秧子房”掌柜吓得目瞪口呆。此时“一支花”一见魏可知阴阳怪气的样子，立即杏眼怒睁：“想打老娘的主意么？”“不敢，不敢。”魏可知连连讨饶，却望着窗外。窗外站着各路神仙带来的护兵，其中一个花容月貌、留着棕色辫子的年轻“二毛子”姑娘，腰上插着两把盒子枪，她就是“一支花”的女护兵柳芭。

　　“嗯，有点意思。接着说。”宋喜春暗忖：别看这小子其貌不扬，不过有一肚子花花肠子和坏水倒是真的。

　　“第二计，擒贼擒王计。通过第一计，我们想办法掌握共军大头目的行踪，然后……”魏可知使了个手势。“第三计，反间计，让酒糟鼻子通过苏军……散布那个德国鬼子是我们的人，如果除去他，既为宋老先生出了一口恶气，也使共军没了他负责的后勤供应和社会基础……第四计，釜底抽薪计，对‘九江’……第五计，借刀杀人计，让日军战俘……这样多管齐下，各个击破，让共军首尾不能相顾……何愁共军不灭也？”魏可知说到后来，吐沫四溅，又忘乎所以。

　　“什么这个鸡巴那个鸡巴的，有屁好好放，别搞得云苫雾罩的！”“江洋好”听不懂也看不惯魏可知那一套，又粗暴地打断他。“双盛”正听得有滋有味，不耐烦地对“江洋好”说：“这是开会，商谈生死悠关的大事，你眯一会儿好不好？”“双盛”长得细高个儿，白净脸，在土匪中是出了名的美男子，上过两年私塾，爱看个《三国演义》《水浒传》什么的，平时不爱言语，也较有心计。“是啊，听‘双盛’大哥的。”“一支花”向“双盛”飘了一个媚眼。土匪中也传闻“一支花”对“双盛”甚是有意，但到底两人有什么瓜葛，只是猜测而已，不得而知。“江洋好”心里有气，但也不好再说什么。其实“一支花”是北江二道沟村大财主家的小姐，小名叫娟子。娟子长得俊俏美貌，从小喜欢舞刀弄枪的，像个小小子。那一年，一股土匪准备砸她家的“响窑”(有武装看护的地主老财家大院)。但娟子家修有两人高的围墙，四周有炮台，雇了十个枪打得很准的看家护院的炮手。一天，一个推着独轮车的货郎摇着拨浪鼓来到她家门前。娟子小姐把他叫进院里，想买一些针织花线。她第一眼看到这年轻货郎禁不住心里一亮，小伙子长得高高大大、白净脸，异常英俊。他借口找水喝，四下撒眸。娟子的父亲老掌柜发现他贼眉鼠眼地像到处寻找什么，认定是土匪插千的(探子)，不动声色地做了准备。第三天后半夜，墙外跳进几个手拿长短枪的人，被护院的炮手一阵子弹，打死四个，打伤活捉一个。老掌柜拿灯一照，对着被活捉的人讥笑说：“这不是前天来卖货的货郎吗？”让人把他绑在大厅的柱子上。天亮时，被绑得严严实实的货郎却不翼而飞。这货郎就是在“江洋好”手下当“炮头”(绺子里带兵打仗的神枪手)的“双盛”。过几个月，放走了货郎的娟子到“江洋好”绺子去找“双盛”，但“双盛”却因和“江洋好”闹掰了，带几个弟兄不知去向。娟子只好在“江洋好”绺子“靠窑”(投靠土匪)，报字号“一支花”……

　　宋喜春觉得人多嘴杂，不便让魏可知说得更详细，就顺水推舟地说：“容后再议，容后再议。”他看一眼二旅旅长“青山好”。“青山好”整个会议上一言不发，闭着双眼，好像睡着了。他听说顾玉朗找过“青山好”几回，估计是做“青山好”的工作投奔共军。他问过“青山好”，但“青山好”却绝口否认。在这个节骨眼上，不得不防。

　　“他奶奶的，”维持会公安局长韩国钧抻着他的长脖子，脸涨得通红，“共军不撵走，我们没好日子过，他们总教训我不许勒老百姓大脖子，弟兄们都快喝西北风了！”

　　“韩长脖，”县长仇隆一叫着韩国钧的绰号讥讽他，“你要喝西北风，我们就得扎脖了。听说你在大成街买了一栋大宅子，又娶了一房三姨太。”

　　人们七嘴八舌东拉西扯，刚才插不上嘴的人唠得热火朝天。

　　会后，宋喜春留下魏可知、孟庆然和几个师、旅长又密谋了一夜。

　　五

　　“丽丽娅西餐馆”是白俄老板西蒙诺夫开的，装修格调高雅，大厅中间有个椭圆形舞池，铜管乐队演奏着俄罗斯风味的小舞曲，四周高朋满座。连西蒙诺夫都有些纳闷，这兵荒马乱的，生意竟出奇得好。丽丽娅是西蒙诺夫妻子的名字，想当年，一定是个美人，现在她的腰像水桶一样粗，但跳起俄罗斯土风舞，仍是那样欢快轻盈。“满洲国”时光顾“丽丽娅西餐馆”的不仅有白俄遗老遗少、苏联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还有日本政界官员、军官以及北江的头面人物。内行的人都知道，“丽丽娅西餐馆”还是日本和苏联进行间谍战的特殊场所。日本特高课在此物色能够打入苏联的白俄做间谍，苏联特工部门也在此搜集情报。日本人倒台后，苏军军官成了主要顾客，当然还有北江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暴发户。

　　角落里一张小餐桌旁，苏军北江卫戍司令部的翻译阿廖沙正殷勤地向一位中俄混血姑娘敬酒布菜。这姑娘对他一往情深，使他受宠若惊，因为就凭他这副尊容，经常受到异性的冷落，只能到宝局街的几家俄罗斯和中国人开的妓院去发泄剩余精力。他与姑娘的相识，说起来很偶然。一天他看到一位姑娘孤零零地站在苏军卫戍司令部门前，怯生生地向他打听如何才能见到司令。姑娘身穿灰色厚毛衣、毛裙，围着鲜红的头巾，棕色的发辫，乌溜溜的双眼，皮肤既有俄罗斯少女的白皙，又有中国少女的细腻，真是中西合璧的美人。他愣住了，她很像他的梦中情人顾玉茹。顾玉茹是顾玉朗的妹妹，小时候他们住邻居。阿廖沙的父母是俄罗斯贵族，年轻时越过边界跑到北江躲避燃烧全国的红色革命。他们买下顾英儒家旁边的房子，两家是一个院落，扔下贵族习惯，守着唯一的儿子过着无可奈何的平民生活。可惜的是儿子阿廖沙长着一个让人看着不太舒服的大酒糟鼻子，使他从小就为自己的相貌落落寡欢。他每天看着顾玉茹穿着粉红色的连衣裙，像小鸟一样跑着上学去，他的心也跟着她一起飞走了。她客气地管他叫阿廖沙哥哥，但却跟他并不近乎。随着顾玉茹一天天地长大，出落得越发水灵，对阿廖沙的疯狂追求，也越发冷淡。阿廖沙可能真的疯了，一天他在院子里，看到顾玉茹飘若惊鸿地走过，那连衣裙下白皙得近于透明的小腿，让他欲火如焚，一下子把她推翻在地上。他不管顾玉茹的厮打和尖叫，粗暴地搂住她的腰身，嘴像猪拱食似的在她粉嫩的脸上亲着、咬着。正当他的手把连衣裙往上掀时，头上被重重地一击，随即拳头像狂风暴雨般地落在他的身上。他翻过身，看到顾玉朗怒目圆睁，像愤怒的雄狮。要不是自己的家人赶来拉开，阿廖沙一定会被顾玉朗打残。顾玉茹从那次受惊吓以后，精神恍惚，一遇刺激就会失声尖叫，以至于连学都无法再上了……

　　长得酷似顾玉茹的姑娘让阿廖沙我见犹怜，马上带她见葛利高里。姑娘说她父母双亡，从小住在叔叔家里。她的叔叔家有一处房产，苏联红军曾征用，但现在已经不用了，并未还给她家，却被维持会公安局贴上封条，说苏军还要留着备用。葛利高里很气愤，这些中国官员打着苏军的旗号侵吞财产，净给苏军脸上抹黑，当即给维持会公安局打电话，要求他们无条件返还房主。姑娘千恩万谢地走了，葛利高里拍拍阿廖沙的肩膀：“嗯，你的情人？很漂亮！”

　　他们的关系发展得极其神速，几次接触，姑娘搬到阿廖沙家，和他同居了，她说她的俄文名字叫柳芭。当阿廖沙第一次扑上柳芭那白嫩的胴体时，有些感激涕零，恨不得叫她一声妈，因为她是第一个真心自愿向他献身的。柳芭闭着眼睛像是很陶醉的样子，其实是怕看到他那丑陋的大鼻子。她是个孤儿，没人疼爱她。一次讨饭时在路上遇见两个“棒老二”(劫匪)，她哀求他们，说她一无所有，让他们放了她。一个“棒老二”色迷迷地看着她：“怎么说一无所有呢？你不就是最好的宝贝吗？”说着就扑上来，扒她的衣服。另一个“棒老二”也不闲着，扔下棒子从后边抱住她。她高声叫“救命”，但在这荒无人烟的土道上，没人能听见。即使有人听见，谁又会自找麻烦。两个人尽情蹂躏她，她喊得声音也哑了，挣扎得丝毫力气也没了，两人仍在轮奸她，根本毫无歇手的意思。“啪”地一声，一只脚踢中趴在她身上的“棒老二”的脑袋。“棒老二”滚出老远，刚要爬起来，“呯”地一声枪响，他又瘫在原地。开枪的是一个披着绛红色斗篷的女豪杰。另一个“棒老二”已跑出四五十米，女豪杰瞄也未瞄，甩手一枪，“棒老二”摔了个狗抢屎。女豪杰就是“一支花”。从此柳芭跟着“一支花”，给她当护兵，练就一手好枪法。“一支花”虽然凶残，但待她有如亲妹妹。一次“江洋好”趁“一支花”不在眼前，不顾她的挣扎，摁倒她就扒裤子。恰好“一支花”回来，一枪打掉“江洋好”的帽子，怒目骂他：“你再起骚，我劁了你！”“江洋好”悻悻而去。事后“一支花”并未责怪她。她愿意为“一支花”做任何事情……

　　柳芭很佩服阿廖沙，天天和苏军司令部的人打交道，特别愿意听阿廖沙对时局和北江的每一件军政大事的高谈阔论。这让阿廖沙有一种成就感，至少他有个红颜知己，崇拜自己的忠实听众，对柳芭提的任何问题都会如实回答。

　　宋喜春跑了两趟长春，又多次与苏联红军司令部交涉。葛利高里找来卢学剑，通知他国民党北江政府正式成立，根据中苏条约，上级一再要求把北江交给国民党政府管理，共产党领导的北江军分区、行政办事处必须搬出北江城。卢学剑知道苏联和国民党政府有外交关系，二战时是盟军，但还想争辩。葛利高里露出爱莫能助的表情：“上级的命令我必须执行！”卢学剑说明天他要去省里开会，等他回来再搬。葛利高里松了口，答应可以缓一缓，但不搬绝对不行。当阿廖沙把这个新闻当作饭后谈资告诉柳芭时，没注意到柳芭从未有过的激动神情。阿廖沙未赶上俄国“十月革命”，但父母被迫抛弃家园，流亡到异国他乡，使他也不得不靠当翻译谋生，还是心怀不满的。从心底里他对共产党在北江的蓬勃发展也怀有疑惧，这不又是中国版的“十月革命”吗？

　　六

　　在有各军分区、中心县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上，省委和西满军区通报了各地扩军和建设民主政权的情况，部署了下步工作。省委和西满军区对北江地区的革命形势是充分肯定的，对苏军司令部让出北江政权交给国民党的要求，不能盲从，要保护既得的胜利果实。实在拖延不下去，可以在北江城附近安置部队和行政机关，等待时机，不能和苏军硬抗，苏军早晚是要回国的。省委书记林一凡强调指出：“中国革命的命运不能取决于他人，谁也不能限定中国革命的步伐……”

　　会开完了，西满军区干部科长领来一位留着齐耳短发、非常干练的女军人：“老卢，给你介绍一个新同志——崔虹。她是田野的妻子，分到你们那儿任军医院院长。路上可要照顾好她，不然老田可会不答应的啊。”“欢迎，欢迎，这下老田不知有多高兴呢！”卢学剑紧紧握住崔虹的手，不知怎么他想起留在四川老家未完婚的童养媳。“你和老田多长时间没见面了？”崔虹认真地说：“才几个月，如果在省城火车站匆匆见上一面也算的话。”她想起和老田聚少离多的婚后生活。田野先她一步到了东北，她追老田到沈阳，听说他又到了西满。她赶到省城，还未下火车，见到田野坐在站台对面待发的火车上，她大喊：“老田！老田！”田野也发现了她，把头伸出车窗朝她摇军帽。可是火车大吼一声，徐徐开动了……

　　回程虽然只有六百多华里，但铁路早已被炸毁，余下的铁轨和枕木也被苏军作为战利品拉回国，不能通行。公路虽经修复，但也百孔千疮，卢学剑的越野吉普车和警卫排乘坐的苏制小“嘎斯”货车机器状况不佳，得两天才能返回北江。考虑路上土匪多如牛毛，西满军区加派了一个警卫连护送。第二天中午，车队驶入离北江城只有一百多华里的古城镇，卢学剑让加派的警卫连返回省城。他对警卫连长说：“现在剿匪的任务这么重，不能为我的安全再浪费兵力，何况已经到家门口了。”警卫连长拗不过他，只好给卢学剑敬了个军礼，率领三辆军车一路烟尘走了。

　　驻防在古城的北江军分区一大队三中队长也担心卢学剑的安全，建议给他加派一个排。卢学剑严肃地批评他：“你不要乱弹琴，守卫古城的担子也十分重，古城一旦有了闪失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吓得三中队长伸伸舌头不敢再多嘴，只好打电话给军分区司令部，让他们做好接应，但电话怎么也打不通，可能电话线又被土匪给切断了，这是常有的事。

　　离北江城不到六十华里了，卢学剑在颠簸的吉普车里假寐。其实他睡不着，浮想联翩，想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想北江的严峻斗争形势和今后更加艰难的工作……

　　猛然的刹车让他清醒了。司机紧张地说：“卢司令，情况不对头，前面桥上有人！”话音未落，枪声四起。桥上支着一挺轻机枪，几十个土匪半跪着向他们瞄准，还有几个土匪忙着往桥上搬石头，两侧的小土堆后也“唰”地钻出一百多人……“加速！冲过去！”卢学剑当机立断，后退是没有出路的。吉普车吼叫着向前冲，同时“嘎斯”车紧随其后，车厢上的轻机枪和二十多条步枪集中火力把枪弹倾泻在桥头，五六个土匪连叫都没叫一声就倒在血泊中。

　　吉普车飞快地驶上桥头，来不及躲闪的土匪“砰”地一声被撞得惨叫着抛下桥去。吉普车闯过桥，司机加大油门，跌跌撞撞地往前开。十多个土匪骑着马，一边在后紧追不舍，一边开枪。“嘎斯”货车就没有那么幸运，由于车体较大，开上桥就碰到土匪摆的石头而无法前行，司机中弹身亡，油箱也被打穿，燃起大火。车上活着的战士急忙往下跳，但在土匪的乱枪中纷纷倒地。

　　行驶的吉普车一下子钻到路边沟里，司机握在方向盘上的手缓缓松开，后背一片血迹。跳出吉普车的卢学剑踹开后车门，把马英和崔虹拽出来，一起向右边的村屯跑去。跑不多远，崔虹扑到在地，左大腿鲜血如泉涌。卢学剑背上她，迈开大步往前跑。“捉活的啊，活捉共军头子啊！”后边的土匪狂妄地嚎叫，马英气愤地回头开上两枪。两条腿的人毕竟跑不过四条腿的马，他们的距离在迅速拉近。“放下我！”崔虹在卢学剑的背上挣扎，用她的小拳头敲着。卢学剑“呼呼”喘着大气：“放下你，我还叫男人吗？”趁卢学剑回头的刹那间，崔虹跳下地，拔出小手枪，催促他们：“你们快走！”刚开三枪，她就趴在地上不动了，显然又中弹了。卢学剑和马英跑进村边一家荒废的农舍。

　　他们依托没有窗框的窗口，向逼近的土匪开枪。一个正狂呼乱叫的土匪倒在卢学剑的枪口下，土匪们一下学乖了，都跳下马，躲在屋前的树后面。一个瘦猴样的土匪偷偷绕到房后。“注意后面！”卢学剑喊道。马英跑到后面窗口，向那瘦猴一个点射。瘦猴捂着肚子倒在地上大叫：“妈呀，痛死我了！”“我让你一辈子再也不痛了！”马英又一个点射，瘦猴果真不再叫痛了。

　　“放火烧！”气急败坏的土匪点起火把往房顶上扔，草苫的房盖马上燃起熊熊大火。卢学剑沉着地掏出文件，一下一下地撕碎。“小马，你从后窗户爬出去。看到那边房后的马厩了吗？骑匹马跑吧！”卢学剑吩咐马英。“我不！”马英第一次不听卢学剑的话。“听命令！”卢学剑沉下脸，他不忍心让这孩子和他一起牺牲。卢学剑把马英推出窗口。马英含着眼泪在雪原上奔跑着。等土匪发现向马英开枪时，马英已跑到马厩。有两个土匪想骑马去追，但被卢学剑的子弹吓得不敢动。

　　“共军头子，投降吧！”土匪向燃烧的农舍喊叫，但农舍烧得落了架，也没见人出来……

　　卢学剑牺牲后，省委和西满军区任命田野代理中心县委书记、军分区政委，仍兼任政治部主任，汪兆臣代理司令员。

　　葛利高里向他们发出最后通牒：北江军分区和行政办事处必须马上搬出北江城！

　　田野和汪兆臣把司令部选择在离城十华里的上李村，骑兵大队驻在下李村，葛利高里同意一大队的一中队仍在北大街监狱看押日本战俘。但行政办事处的搬迁遇到了麻烦，实业科长、教育科长、财政科长等人拒绝搬出城，搬到农村他们确实没什么事好干，只有秘书室和民政科随已经暴露身份的顾玉朗来到上李村。

　　一辆辆军车满载着苏军士兵从南方驶来，越过封冻的界江回国。经过北江城时，他们欢笑着挥手向仍在值勤站岗的同胞高呼：“乌啦！”苏联撤军回国的步伐明显在加快，北江的驻军似乎也在做回国的准备，城内的国民党分外活跃，城外的土匪蠢蠢欲动，北江的局势更加微妙。

　　七

　　汪兆臣在一次中心县委会上，提出我们内部一定有奸细，要不土匪怎么知道卢学剑开会的准确时间打伏击。说完他怀疑地看了看顾玉朗。顾玉朗心无城府地坦然说：“可以展开调查，但我不赞成乱怀疑。”会后汪兆臣、成克仁找田野商量，说接到苏军卫戍司令部翻译的告发，顾玉朗是国民党特务，他和国民党书记长称兄道弟，暗中勾结，同时也通过在苏联领事馆当杂工的地下共产党员得到证实。“不可能！”田野断然否定。但汪兆臣、成克仁言之凿凿，还用以二比一表决的方式决定逮捕顾玉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