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航岁月——驾机起义先行者顾青的三十七载蒙冤之路（下）

　　三、厄运缠身难化解

　　判处死刑缓二年

　　几经周折和磨难，顾青被送进哈尔滨东北军区军法处监管反省。每次审问顾青时，审讯人员只字不提因机械故障引起的迷航，始终把这次事件定为政治问题。

　　在顾青被监押了大约一年后，也就是1948年11月，他以“特务罪”被判处二年徒刑，送鹤岗煤矿挖煤劳动改造，后来又转到沈阳监狱改造。更让他痛心的是，他被判刑后，就接到一纸离婚判决书，高英与他离婚了。等顾青刑满释放的时候，新中国已经成立一周年了。他感到：全国已经解放了，他的特务问题就应该查清楚。想到这时，他心里似乎踏实了许多。不久，他就向军法处提出了申诉。然而，等待他的却是让人难以接受的结果。建国初期，国家根据“对罪犯实行劳动改造，使之自食其力、重新做人”的原则，决定由公安系统筹建一批劳改农场。1950年8月，原松江省公安厅在汤原县梧桐河建立件了第一个劳改农场。对内称省第一劳改支队，对外称地方国营梧桐河农场。后来陆续建立了密山农场、笔架山农场、香兰农场、鹤立河农场、兴凯湖农场、音河农场。1951年1月，顾青和许多劳改人员一起，被送到由国民党被俘虏的官兵组成的佳木斯解放团，去开垦笔架山农场。这年的秋天，负责管教顾青的指导员把东北军区军法处又一个判决书交给他。当他看清了判决书上的几行字后，他的心仿佛泼上了一盆冷水。

　　“经复查，顾青问题严重，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他们真的对我的问题认真复查了吗？我没有犯罪呀！他们怎么能这样草率地判我死刑呢？顾青感到震惊和不解！

　　“这事只有我知道，千万别告诉别人。稍有不慎，就脑袋搬家了。”那位指导员把顾青推到一个角落里，带有几分好心和几分神秘地告诉他。顾青一时不知说什么好，看来再申诉就真的没命了，他对那位指导员心怀感激之情。

　　全国刚刚解放的时候，顾青就想把自己遇到的麻烦写信告诉父亲，但又怕父亲承受不了如此沉重的打击。这次又判了重刑，哪年出来还不知道，就只好写信告诉父亲了。父亲接到信后，很为儿子担心。为儿子感到冤枉的同时，老人把这件事转告了王浦青。王浦青听到这个消息后，如五雷轰顶。那些日子，王浦青不知道掉过多少次眼泪。后来，王浦青多次写信嘱咐顾青：珍惜生命，保重身体。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王浦青除了叮嘱和安慰顾青，只能时常给顾青寄些食品和衣物。

　　梧桐河原名叫温敦河、乌屯河，女真语意为“木槽子”，乌屯是乌春的谐音，本为女真族乌春部的族称或姓氏，后来被汉化，称梧桐河。1952年4月，顾青被押送到当年抗联战士曾经奋斗过的梧桐河农场劳动改造。这时他想：既然不能用自己所学专长报效国家，那就以劳动改造为国出力吧。他因为表现好，立过功，受过奖，当过劳模，就调到场生产科学习农业技术，脱离了监管，可以独立工作了。他做人的尊严，得到了一定的恢复。

　　顾青因为工作积极肯干，大家对他的劳动态度认可。1956年，他被调到省公安厅劳改局学习勘测技术和土地规划。回农场后，他用学到的知识搞土地测量、土地规划和实验灌溉。他想到这也许是组织上对他的考验，心里由衷地高兴。

　　然而，好景不长。正当顾青还未从组织考验的沉醉中醒来的时候，又一盆凉水向他泼来。1958年，沈阳军区军事法院又发来一纸判决书：投敌未遂，开除军籍，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这是既无申诉又无调查、本人也不在场的缺席判决。这个判决把顾青心里刚刚点燃的一点希望之火，彻底给扑灭了。他真的彻底失望了，对未来失去了信心。他真不知道后半生将怎样度过。

　　由于顾青思想苦闷，精神上压力巨大，他被调回生产队劳动后，身体逐渐消瘦，经常胸疼、盗汗，全身无力。一天夜间脱谷时他大口咳血，被大伙抬到医院后，诊断为开放性肺结核，需要住院隔离治疗。在当时那个贫困的年代，在这种近似于绝症面前，顾青完全绝望了。他趁医护人员不注意，在处置室偷出了一把剪刀，藏在枕下，寻找合适的机会准备自杀。后来，被护士发现了，才未能死成。指导员向两位医生说：“一定要把他的病治好，什么药好就用什么药，还要尽可能改善他的伙食。”

　　指导员不顾可能被传染的危险，经常坐在顾青的床边耐心地开导他。一次指导员对他说：“顾青，你要治好病，才能重新做人。要是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将来即使证明你无罪，又有什么用呢？千万不能做傻事呀！”听了指导员发自肺腑的忠告，顾青又重新燃起了生命的希望之火。经过两年的治疗，顾青和死神擦肩而过。顾青在医院住院期间，给医院里的上上下下都留下了好印象。出院后，他被留在医院学习护理。

　　有一天夜间，医院失火了。顾青先把重病号背到安全的地方，拿斧子上房把房草推到地面，又用斧子劈出一条隔离带。一不小心，他从房上滑落到雪地上，摔得不醒人事，经抢救苏醒过来。他的勇敢行为感动了许多人，农场给他减了刑，记了功。

　　然而，命运又再一次折磨着他。1965年初，省公安厅劳改局通知：凡是重刑犯，一律调到一面坡采石场采石头。顾青属于重刑犯，只好按通知精神离开曾经劳动过十三年的梧桐河农场。临走时，他看着自己身边熟悉的一草一木，难过地掉下了热泪。

　　到了一面坡，顾青的劳动更加辛苦了。每天不是打眼、放炮，就是往车上装石头。他是大组长，为了调动大家劳动的积极性，他带头干重活。在1967年5月的劳动竞赛中，他们组提前完成了全年的任务。

　　成绩的取得，没有让他产生骄傲自满的情绪，反而工作更加努力了。有一天午休后，顾青领着人上西山坡清理毛石，准备第二天开工。往回返时，他们发现西山坡处的火药库房冒烟起火，他毫不迟疑地带领人用铁锹砸开门窗，发现炸药旁边的导火索已被点燃，他毅然钻进库内，把火扑灭，避免了一场大爆炸。事后，指导员问他：“当时明知道库里是炸药，你是怎么想的，怕不怕？”

　　顾青回答得简单干脆：“什么也没想，也没怕，就想把火扑灭，别把炸药引爆了。”后来，采石场为他开了庆功会。顾青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再一次高大起来。

　　上苍总和顾青过意不去。1968年，也不知什么原因，顾青被押送到黑河地区的引龙河农场改造。因为1969年中苏边境关系紧张，这里的劳改农场把犯人全部转移了。顾青因为两次减刑，又提前一个月释放，就留在引龙河农场就业了。

　　顾青自判刑后，在北大荒劳改农场呆了三十多年，漫长的劳改生涯，其间辛酸屈辱可想而知。他坚信事实总有澄清的一天：“罗盘失灵而迷航”与“有意叛国”之间决不能画等号！他承认在航校与高英“未婚同居”是个错误，也承认转场飞行因罗盘失灵而迷航出境是个事故，但决不是“有意叛国”！然而，在那漫长的劳改岁月里，他的内心呼喊只能强制地被压缩到最小。

　　顾青在梧桐河农场劳改时，就同多年断绝联系的家人通信。也就是在那时，他接到了王浦青的来信。了解到她和一个编辑结了婚，并且已经有了一个女儿。而这个编辑居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揭发她和顾青的关系，以致她被下放劳动。他俩离了婚。如今，她终于打听到顾青还活着，在北大荒农场，就时常给顾青带来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关怀，在“十年动乱”期间也没有中断来往，每月寄粮票和钱，接济这位“劳改犯”的生活。

　　四、费尽周折昭冤案

　　可惜人已近黄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国内的各项事业都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顾青被调到北安国营农场管理局基建工程处当工人。他看到文革中许多冤假错案都陆续得到了平反，就再一次向沈阳军区军事法庭提起申诉。可是，申诉材料发出后却如泥牛入海毫无消息。1979年，中共中央发出的《要纠正原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人员的冤案》问题的6号文件，省委发出的《平反原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人员》的25号文件，才激发起顾青提出平反的信心。

　　一天，顾青在电视上看到邓颖超等中央领导人在北京将荣誉证书颁发给早年各批驾机起义人员。

　　“为什么没有我？”他边喊边哭，哭得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我难道真的成了社会上的垃圾了吗？”他再次鼓起勇气，向上级写申诉材料。

　　1980年9月，北安管理局党委统战部部长剑涛组织召开了一次“摸底会”。那天，大家都在会议室坐好了，剑涛走进会议室时，顾青正在给会议室的玻璃窗打腻子。

　　剑涛问：“工程处李方明同志来了吗？”

　　李方明答：“来了。”

　　剑涛又问：“顾青的材料你带来没有？”

　　没等李方明回答，顾青全身一颤，手中的腻刀子“咣当”一声掉在了地上。剑涛见此情景，便示意管统战的肖树林科长，让那位工人先到别的屋子干活去。

　　第二天，肖科长问剑涛：“你知道昨天干活的那位工人是谁吗？”

　　剑涛说：“如果我分析得不错的话，他就是顾青。如果是别人，提顾青的名字，他就不会有那么强烈的反应了。”

　　肖科长点了点头：“对，他就是顾青。昨天晚饭后，顾青到我家去了。一进屋，顾青就抱头痛哭，说‘想不到三十多年了，组织上还有人知道我顾青’。”

　　剑涛对肖科长说：“通知李方明，让顾青写一份详细的申诉材料，一式两份，给沈阳军区法院一份，部里留一份。

　　剑涛又调阅了顾青的档案。经过他几天的用心查阅后，心里对顾青的案子终于有了点底儿。剑涛认为：顾青的申诉与档案中记载的基本一致，而罪名与罪证不一致，犯罪事实不能成立。事实很明白，怎么能在分析事故时避而不谈机械故障，只谈政治问题？参加分析事故的人员中却偏偏没有技术人员，只有保卫人员和政工人员，这是为什么？政委去接顾青时，苏军少校机械员已向政委做了介绍，告诉他是罗盘失灵迷航，并给换了新罗盘，政委为什么不予证实？当时为什么不检查一下飞机？

　　顾青的再次申诉等了很长时间才接到沈阳军区军事法院的一纸回文。回文说：关于顾青的起义政策我们已经落实。他的案子，经复查不能改判，希望他在四化建设中做出贡献。

　　顾青又一次陷入极度失望中。剑涛和顾青长谈了两次，要他相信共产党是会实事求是的，冤案终究会得到平反的，鼓励他不要失望。1982年8月，剑涛亲自去找沈阳军区军事法院了解顾青的有关情况。一位姓刘的女同志说：“顾青的问题我们复查过了，已经答复他了，不能平反。希望你们做好他的工作。”剑涛当时提出借阅顾青的原始档案。她回答说：“你明天上午来吧。”第二天上午，剑涛到了军事法院，他们把四本原始卷宗给了他。

　　剑涛在细致地查阅了每一本档案后发现，只有一篇证言是有分量的，是保卫科长代高英写的。归还档案时，剑涛对那位女同志说：“我看了全卷，可是没有一篇证言能证明他是有意叛逃。至于‘三青团’问题是他自己主动交代的，怎么能定‘三青团、特务、叛逃’罪呢？”

　　她说：“你现在说他没有罪也没有证据呀。”

　　剑涛说：“没有证据证明他有罪就是平反的根据。”

　　她说：“那不行。”

　　剑涛请她介绍几位老航校的领导、顾青的同学和同事。

　　她说：“不知道。”

　　这事当时也没有结果，就暂时放下了。

　　这年秋天，顾青退休后要回扬州。他到局里来向剑涛告别，顺便打听一下案子有没有头绪。临走时已是华灯初上，剑涛从繁荣东街一直送到马路的转盘道路口，又从那里一直向北走去。他们走得很慢，就像散步一样。剑涛望着这位比自己大十多岁的老人，心中升起一种从来没有的同情感。

　　剑涛望着顾青苍凉的表情，问：“你现在知道老航校的领导、同学和同志都在什么地方吗？哪怕一个人也行。”

　　顾青说：“三十多年了，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劳改，哪里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只有靠北安局党组织了。”

　　顾青回到扬州后，借住在花井南巷16号一家柴屋。顾青写信告诉剑涛他的住址，并询问平反的进展情况。

　　天下的事情真是无巧不成书，也许是顾青的遭遇感动了上苍，使这个难解的冤案有了平反的机会。

　　1983年春节前，当时的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著名克山病防治专家、全国人大代表于维汉来北安看望克山病防治重点村屯的群众。在送于校长回哈市的车里，于校长问剑涛：“你们这里落实政策怎么样？”

　　剑涛介绍了一些这方面的情况后，说：“现在我手头有两个大案没有解决，找不到线索。”

　　于校长问：“什么案子？”

　　剑涛说：“是从扬州起义飞往延安的飞行员的冤案。”

　　于夫人徐岸明教授坐在车前面问：“他叫什么名字？”剑涛说：“叫顾青。”

　　她又说：“我好像在一本什么杂志上见过这个名字。让我好好想一想。”过了一会工夫，她又说：“我想起来了，是1982年《航空知识》杂志第十二期上，有一位叫于飞的写了一篇文章，题为《飞机在延安降落》。”

　　剑涛急着说：“就是他们！于飞是顾青的同学，是这次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这回可好了，顾青有救了。”

　　晚间在于校长家就餐时，徐岸明教授把这期《航空知识》杂志交给了剑涛。回到北安后，剑涛就给《航空知识》杂志写了封信，询问《飞机在延安降落》的作者于飞在何处工作。他们很快来信做出了回答：“于飞在国家体委工作。”剑涛给国家体委党组织发了公函，请于飞同志按调查提纲回答要调查的问题。于飞同志的证言，证明了顾青是罗盘故障而迷航，并不是政治问题，更不是叛徒。还介绍了顾青平时的思想表现。他说，那时出现机械事故是经常的，蔡云翔就是在飞往牡丹江途中飞机爆炸身亡的。于飞把老航校的领导、同学和同事在何处工作，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何健生老师也随信寄来了证言。于飞的信使顾青冤案绝处逢生。

　　按照于飞提供的线索，剑涛向各大军区空军司令部、参谋部、后勤部、国家民航总局党委、国家科协党组织等单位发了公函，进行函调。除于飞和何健生的证言外，当时的中纪委委员、国家民航总局政委黄乃一和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郭槐的证言最可贵。他们都证实在东北创建空军中顾青不但无罪，而且有功。

　　剑涛也向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发函，找到了高英的工作单位——沈阳市政府视察室。北安局统战部派了两名同志去沈阳，并通过市政府机关党委找到了高英。高英说：“在我和顾青的共同战斗和生活中，他一贯要求进步，工作积极。说在转场飞行前看了一夜的航行图，纯属捏造。那天下午，我在驻地老乡家买了一只鸡炖了，为他送行。我们彻夜长谈。早晨起来，他在航行图上画上了一条直线就飞走了。至于说他带走所有的行李，当时是供给制，除了随身的衣服就是行李和毛巾、牙刷、牙缸。他不带走，到海浪机场怎么生活？至于诬陷顾青曾给自己二两定情的黄金，纯属子虚乌有，当然也不存在他要回去的事了。”

　　外调人员回来后，剑涛和当时管统战工作的熊佐民研究，越级给中央统战部写了一份报告，提出六条平反意见：一是顾青起义是主动的，积极的；二是起义后在东北创建空军中工作积极有贡献；三是转场飞行前没有发现什么反常的表现和可疑的行动；四是定他叛逃飞行航向不对，从东安方向朝敌占区吉林飞是250°，而他却在190°着陆；五是向吉林叛逃加油量不够；六是机械状况也不允许，当时的飞机是用废旧设备拼起来的，不能长途飞行。这份报告同时抄送给总局党委统战部、黑龙江省委统战部和沈阳军区军事法院。

　　时间过了不久，报告有了回音。1983年12月28日，沈阳军区军事法院派审判员李晓峰和李亚兵来北安管理局。李晓峰对剑涛说：“我们这次来有两个任务，一是来检讨的，在顾青平反问题上我们落后了。二是借你们对顾青的调查材料，以便复审使用。”

　　第二年的4月初，沈阳军区军事法院正式来函：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军事法院刑事判决书（1984）刑再字第9号

　　申诉人顾青（原名管序东），男，现年63岁，汉族，江苏省扬州市人。顾于1941年考入汪伪中央航空学校，1945年8月20日随该校蔡云翔等人驾机起义加入我军。同年9月调至东北航空总队（后改编为航空学校），历任参谋处主任、学员飞行大队副队长、机械实习室主任、飞行教员等职。1948年11月18日，原东北军区军法处以“投敌未遂和潜伏特务”罪，判处顾青有期徒刑二年。1951年8月改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58年2月26日，沈阳军区军事法院改判有期徒刑20年。1969年刑满后留场就业。后调为北安国营农场管理局基建工程处工人，现已退休。1978年开始，顾青提出申诉，否认原判事实，要求复查纠正。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984年3月22日对该案进行了审理，查明：原判认定顾青犯罪事实不能成立。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判决如下：

　　一、撤销原来东北军区军法处1948年11月18日和1951年8月31日对顾青的判决。

　　二、撤销沈阳军区军事法院1958年2月6日刑字第40号判决书。

　　三、宣告顾青无罪。

　　审判员 王仁礼 审判员 李健夫

　　1984年3月22日

　　此件经核对于原本无误

　　代书记员 朱子阳

　　1984年3月23日

　　顾青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了。顾青接到平反判决书后，喜悦之情难以言表。省委、总局党委和从事统战工作的同志，也都为他高兴。三十七年的冤案终于以宣告无罪纠正过来了。

　　各级统战部门为“顾青案件”四处奔波、呼吁！当事人的一份份证言也纷纷寄来！

　　证言一：罗盘失灵是可信的，空军刚组建，技术条件差，经常有事故，那些飞机是搜集敌人留下的旧飞机组装而成。维护飞机的地勤人员90%以上是日本战俘。

　　证言二：1946年—1948年共发生迷航、迫降事故10次以上，大都是飞机故障、罗盘不准或技术问题。

　　证言三：“叛逃”航向不对。从东安飞吉林（当时国民党占领区）航向250°，飞向牡丹江是240°，但顾青飞向190°，飞入苏界，两者相差50°，迫降苏联而不是吉林。

　　证言四：不具备叛逃吉林或长春的条件，飞机是“九九”教练机，是一架拼凑起来的旧飞机。从飞机加油量看也根本飞不到吉林，而且航图上仅有东安—牡丹江的航线，没有飞往吉林的航线。

　　为了把平反顾青冤案的工作落到实处，地方党组织、有关领导同志，以及关心、爱护顾青的战友和同志，都做了大量工作，出具了十分真实可靠的证据。

　　组织做了多方面的工作，并将顾青的真实情况上报党组织后，黑龙江省农场总局党委做出了重要批示，主要精神如下：

　　根据黑龙江省人事监察局、黑人字（85）17号《关于顾青同志复职办离休的批复》，经总局党委讨论决定：

　　1郾恢复顾青同志公职，同时办理离休手续，工龄从1945年8月20日算起，定行政14级，从1984年11月起计发离休费，享受副专员级待遇。

　　2郾从错判之日起，至计发离休费之日起（1947年7月至1984年10月）共447个月，每月补发生活补助费10元，总计需补发4470元。一次补齐。

　　顾青读着上级组织的文件，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把衣服打湿一片。

　　这是顾青等待多久的结果，他如同受了冤屈的孩子，重新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1984年3月，王浦青从报纸和广播中得知顾青平反，暂居扬州的消息后，一封书信寄到扬州，表达了怀念之情：“待到两鬓斑白时，石头城下重相见。”并从箱中翻出已存放得发黄的两人早年合影，睹照思人，悲痛不已。当时离婚后一直没有再嫁的王浦青在亲友和子女的支持下，于清明节这一天，孑然一身从南京赶到扬州看望顾青，俩人相见，抱头痛哭。正好邮递员送来沈阳军区寄来的“撤销原判，宣告无罪”的判决书。顾青双手颤抖地在挂号本上签上了名。王浦青首先拆开信，看罢，激动地举起信来，高喊：“真理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然后，泣不成声地扑在顾青怀里，喃喃说道：“组织上是理解你的！我相信你不是坏人！”

　　1985年8月19日，分离四十年的恋人“破镜重圆”了。为了纪念四十年前驾机起义前夕这对未婚夫妇分别的日子，江苏省政协还给他俩置办了家具。新婚后的老两口住在南京夫子庙附近的省政协大院内。

　　婚后王浦青每天照料顾青的饮食起居。她的女儿、女婿每逢星期日也来帮老两口洗洗涮涮。顾青是江苏省政协委员、文史馆专员，每天在家办公。

　　1986年，顾青在扬州航校的一位同事从台湾绕道国外回大陆，听说顾青还活着的消息后，专程到南京看望，并宴请顾青夫妇和在国民党中共事的祝泽。席间，他频频举杯，感慨地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党派不犯错误，犯了错误改得最彻底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了！顾青的案子就是个最好的例子呀！”

　　（注：文中部分情节，参考了凌人杰的《一个驾机起义者的风雨人生》，在此表示感谢。）

　　责任编辑 徐娜

　　作者：赵国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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