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民生记录者——张新民

　　“他以自己不屈不挠的镜头，挤开了真相之门的一丝门缝，让人们了解到了在表面堂皇背后的水深火热。”

　　从四川到海南，从海南到深圳，1990年的张新民并不知道，他开始并追寻的是一种真正严格意义上的纪实摄影。

　　从那一年开始，他用了将近10年时间在深圳蛇口拍摄打工者。从农村到城市，具有鲜明时代烙印的打工者的生活，被张新民收录“眼底”。

　　正是他的摄影，让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普通人的生活有了最真实而又鲜活的影像记录。2007年，央视《人物》栏目播出《纪实摄影家张新民》，称其为“中国纪实摄影的先锋人物”。

　　35年前，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总体方针；35年后，恰逢新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当年改革浪潮最汹涌的地方，记者见到了这位底层民生的记录者。

　　“必须要有人做”

　　临近11月，北国已进入萧瑟之秋。然而在南国的深圳蛇口，路边的凤凰花依然开得热烈，硕大的花苞似雄鸡的红冠，傲然而立。

　　1988年的蛇口，路边还没有凤凰花，到处都是掘地施工的场景，“淘金热”在这里明流涌动。思想界有关真理的第二次大讨论在被称为“文化沙漠”的深圳开端，于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之地——蛇口工业区开启。

　　当年，以《蛇口通讯报》为代表的青年们思想活跃，观点锐利。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激烈交锋”，才有了旧的价值观与新的人生追求的对撞。

　　张新民就是在那个时候到的蛇口，从当时著名的《蛇口通讯报》到后来的《蛇口消息报》，整整25年风雨走过，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蛇口”。

　　那年年底，不甘寂寞的张新民辞掉了海南的工作，背上简单的行囊，来到处于改革风暴眼的蛇口，成为《蛇口通讯报》一名摄影记者。

　　“离开四川到南方来寻找摄影梦，可能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但却没有让摄影参与记忆，我开始觉察到一种遗憾。生存的琐碎与具体，其实距离大喇叭里的宏伟与崇高非常遥远，这种反差迫使我对摄影进行反省：我要做的摄影究竟是什么？”

　　那个时候，虽然处在改革与思想交锋的最前沿，然而公共传媒里的新闻宣传与宏大叙事仍是时代的主流，这让张新民感到痛苦和不安。尤其在“蛇口风波”之后，张新民的个人思想也发生着巨大的潮动。

　　“当时，整个社会都在试图摆脱贫困，而最渴望摆脱贫困的是农民，他们是中国的绝大多数。他们和我一样，离乡背井到开放地区寻找出路。置身于这样一种从未有过的流动大潮，我心里有一种不安。一方面是对自己未来的不可知，一方面则来自对失忆的恐惧，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些东西用胶片记录下来——这可能才是我应该做的摄影。”

　　在1989年后短暂失业的日子里，张新民与蛇口工业区流水线上的打工妹们住在同一个门楼。这些来自农村的年轻女性的生活为张新民所熟悉，“拍摄她们并不是出于什么人文关怀，也没有想为历史做什么见证，我只是想让摄影回到自己生活经验所及的范围内。”

　　“面对自己的良知，想要做一件事，因为没人做，因为觉得必须要有人做，所以我选择了做，没有任何预期，没有任何功利目的。”从1990年到2000年，整整10年时间，张新民一直关注这群打工者，他不知疲倦地往返于城市和农村之间，记录城乡之间、城乡人与人关系的巨大改变。

　　2004年，《包围城市——中国农民向城市的远征》一书结集出版。“他以自己不屈不挠的镜头，挤开了真相之门的一丝门缝，让人们了解到了在表面堂皇背后的水深火热。”摄影理论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顾铮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写道。

　　反被关注伤

　　存在胶片上的影像记录了张新民所“看见”的对象，也记录了当时他的动机、立场、观点、心态，以及他与摄影对象的关系。

　　张新民喜欢拍摄实实在在可触摸的影像。在车间、在宿舍、在工厂门口、在棚户区、在归乡途中……都有张新民背着相机的身影。“那个时候不知疲倦，在工作之余就拍摄。”没有任何限制和目的的摄影给了张新民最大的自由空间。

　　随着拍摄的深入，张新民意识到这是发生在中国大地上一场从未有过的“民工潮”。农民离开土地，开始涌向城市，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没能融入城市，他们生活在城市的边缘。

　　1997年2月，张新民工作之余来到深圳沙井镇万丰村。这个位于深圳西北角、和东莞交界的农村，是打工者的聚集区，很多外商、台商、港商在此投资建厂。沿污水沟搭建的吊脚楼成为外来打工者的“城市居住地”。

　　这里也住着张新民的四川老乡。为了节省租金，很多人租住一间，挤在一起。其中一个10平方米的房间里竟然住着10户人家共20位男女。如此狭小的空间，让人很难想象这么多人如何在一起。于是，张新民拍下了那张著名的《10平米10户人家》。

　　不久，《羊城晚报》的编辑颜长江找到张新民，希望能将其照片和稿件在报上发表。当时张新民就有些担心，“稿子发出之后，会不会对他们造成伤害？”发稿时，张新民特意附了一张纸条给编辑：有的城市，过去对于棚户一概是拆，我担心被关注者反被关注伤。如果这样，我发稿就是罪过，我宁愿让这些照片束之高阁。

　　迎接香港回归倒计时让人们一度沉醉在政治的喜悦里。棚户区的破败显得“另类”，不被“欢迎”。尽管颜长江后来在发稿时写了千余字的编者按：这是我们发展中特有的现象，希望有关部门不要将其简单处理。但是，万丰村棚户区被拆的命运最终没能转变。

　　3个月后，张新民第二次来到这里，面对棚户区被拆后的萧条，想象着20位男女房客曾经幸福知足的笑脸，思虑着那些四川老乡可能的遭遇，痛心加上悔恨让张新民当场黯然泪下。即便是16年后的今天，旧事重提，张新民仍然难掩伤泣。

　　中国需要纪实摄影吗？什么样的摄影才是真正的纪实摄影？拍摄者的关注会对现实起到怎样的作用？拍摄者与被拍摄应该是怎样的关系？张新民及圈内同行开始追问。

　　“我不认为我比他们强多少，都是一样的人，不同的是求生的方式不同。”张新民一直强调，自己跟打工者们一样。

　　张新民也是一个移民者，“我的出发地是四川德阳，跟他们的出发地一样，我的目的地跟他们也一样，无外乎就是找出路。”这种经历让张新民始终以一种推己及人、体察入微的眼光，发现农民的艰辛。

　　“我不是作为一个‘闯入者’，而是一个‘同类人’，我从不抓拍、摆拍，我的拍摄跟被拍摄者之间没有任何障碍，这样才能真实地反映他们的内心世界。”张新民谈到，在拍摄过程中，他甚至跟被拍摄者一起生活，跟踪他们，了解他们。

　　这一点，张新民与拍摄美国城市化进程的移民摄影家里斯一样，站在城市贫民的立场，揭露他们生活的真相，也因此有了《五分钱一个床位》（里斯名作）“变本加厉后的翻版”——《10平米10户人家》。

　　张新民的照片，刺痛了许多人的良心，同时也刺痛了一些为官者的神经。但是，顾铮在序言中写道，“如果纪实摄影连这点‘难’都发不出的话，那么摄影还能做什么呢？”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底层始终无法摆脱在他们利益表达中处于‘被表述’的宿命……张新民的视觉与文字代言，让更多的人们知道底层的存在与状况，就这一点而言，对于他们就有着实际的意义。” 顾铮写道。

　　应该讲，张新民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底层”，然而，也正是因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才能够通过各种放大的细节，展现底层的艰辛。通过张新民的“黑白世界”，人们得以了解“另一类”的现实。

　　非黑即白的世界

　　“那是真实的存在，那就是活生生的人的生活。”数年之后，谈及曾经拍摄的影像，张新民依然感慨。

　　“那些三轮车上的水果摊，可能就是一个孩子的学费，可能就是一个家庭的收入来源。这群人是城市的一部分，但是没有真正融入城市。而乡村，他们也回不去了。”对于城市打工者，张新民始终带着正义感，对他们充满着体恤和同情。

　　如果说，积极主动地拍摄，体现的是一个摄影家的立场；那么“不拍”，则体现了他的良知和道德。拍，不宜；不拍，更难。但是，张新民就是这样做的。

　　“很多时候我按不下快门。”谈及在拍摄过程中，见到的被拍摄者的遭遇，张新民满眼泪水，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

　　“我知道照片拍出来一定很轰动，但是不能拍呀。”一次，张新民应邀去拍摄戒毒所里戒毒人员的生活。到了那里，张新民发现，进去时每个人不论男女都要裸体接受检查。虽然戒毒所负责人表示，可以拍摄，但张新民还是没能举起相机，“都是人，他们完全没有了做人的尊严，我不拍。”

　　张新民拍摄的照片都是黑白照。在黑白灰的世界里，“形成了一首首凝动的诗行”。张新民说，“其他的色彩容易分散观者对照片的观感，我想表达的内容，黑白足矣。”

　　黑与白在张新民的世界里有着明显的分界线。在有了上次万丰村棚户区被拆的经历后，张新民对媒体的关注有意无意地选择了逃避和远离。

　　在不得不接受媒体采访时，张新民常常以一种不配合的姿态表示对抗。一次，《新周刊》记者采访他，记者想将谈话气氛搞得轻松一些，故意反问，“今天的交谈是不是太严肃和沉重了点？”

　　“鬼才知道，我今天说得乱七八糟，也许是面对传媒吧。我不善言谈，可能只适合拍照和写字。”张新民回答。

　　“媒体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如果我的照片不能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改变，或者带来不好的改变，我宁可不要这种关注。”说到此，张新民稍有些抖动的嘴角暴露了他激动的情绪，“我不要这样的名利，退休了，也不想再有什么争议与是非。”

　　一位熟悉张新民的同事曾在文章中写道，“张新民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一直都是旗帜鲜明的变革参与者，他身上持续燃烧着理想的火焰，他的磊落和仗义，让人温暖。”

　　在经历过为改革呐喊与青春的“燃烧”后，曾经激烈的思想潮动终归平静。然而，张新民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消沉，这位61岁的老人个性依然慷慨激昂。

　　“中国传统的乡村文化不能丢，中国目前仍有一半人在乡村，我们仍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社会，它的文化不应该是被割裂的。我们应该反思中国目前的一些问题，那些极端事件的出现和传统文化的沦丧与道德约束的缺失有很大关系。”张新民认为，乡村文化传承的断裂可能会让我们付出更大的代价。

　　在从《蛇口消息报》视觉总监工作岗位上退休之后，张新民仍然继续着自己的拍摄。这几年，张新民所关注的是凋敝的乡村和空巢老人，继续着他《流坑——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最后的标本》等题材的拍摄。

　　广东、四川、浙江等地的农村，都是张新民去过或者正要去的地方。拍摄农村，也许让张新民内心感到平静。

　　“拍了这么多照片，希望传达一个怎样的自我？”

　　“平和、从容、自然、自在。”

　　“还是黑白照吗？”

　　“还是黑白照，我的胶片还没用完呢。”

　　□本刊记者 崔银娜 王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