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斋花石篇：山林花木之风致

　　方寸之间得山林之致

　　盆景，是在盆栽、石玩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树、石为基本材料在盆中组合成自然景观的艺术品。其起源有诸多说法，根据出土文物，有将其滥觞推至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的说法，此论是否属实，尚待进一步考证。不过，考古研究证明汉代已经出现了比较高级的欣赏之用的木本盆栽。到唐代，随着山水田园诗和山水画的发展，盆景艺术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唐诗中有不少相关的描述，阎立本的《职贡图》中也绘有盆景。至宋代，赏石之风大盛，石可以与木本植物放到一起组合成盆景，也可以单独作为欣赏之物置于案头。当时赏石已经形成了“透、漏、瘦、皱”的标准，并出版了一批石谱，记载了不少嗜石的故事，最脍炙人口的就是米芾和宋徽宗。当时用于盆玩的石头有灵璧石、英石、道石、融石、川石、太湖石等。南宋赵希鹄在《洞天清禄集》中专门讨论过供石，他对灵璧石的描述是这样的：“色如漆，间有细白纹如玉，然不起峰，亦无岩岫，佳者如兰苕，或如卧牛，如蟠螭，扣之，声清越如金玉，以利刀刮之，略不动。”文人选择灵璧石并不是看其是否起峰，而是因为灵璧石能收香，如果放在斋阁中，香气终日不散。英石的底部一般有锯痕，“大者或长七八尺，起峰至二三寸。亦几案奇玩，然色润者可爱，枯燥者不足贵也。”其他石头也各有优劣，道州石起峰可爱，但石粗，又非常枯燥，质地较脆，不耐冲撞；融石也起峰，但比道州石更加粗糙质脆；川石奇耸、高大、可爱，但多人力雕刻后，放在急流中冲洗，色枯燥；太湖石，先雕刻，置急流中冲洗，时间久了宛若天成，或用烟熏染使其变成黑色，太湖石微有声，宜叠假山。

　　到元代，盆景开始提倡小型化，发展到明代，盆景制作参照马远、郭熙、刘松年、盛子昭等笔下古树为模特，尤其是造型虬屈奇妙的松、柏、梅、竹等花木，配以嶙峋奇石，成为书斋中一种常见的清供。

　　明代的书斋盆玩型制和摆设已经有了理论化的趋势。明代戏曲家高濂认为好的盆玩是天然奇怪、透漏瘦削、无斧凿痕的灵璧应石、将乐石、昆山石，大不过五六寸，盆用白、定、官、哥、清东磁、钧州窑为上，时窑次之。他在《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中提到了六种入格的书斋清供盆玩：“春时用白、定、哥窑，古龙泉均州鼓盆，以泥沙和水种兰，中置奇石一块。夏则以四窑方圆大盆，种夜合二株，花可四五朵者，架以朱几，黄萱三二株，亦可看玩。秋取黄蜜二色菊花，以均州大盆，或饶窑白花圆盆种之。或以小古窑盆，种三五寸高菊花一株，旁立小石，上几。冬以四窑方圆盆，种短叶水仙单瓣者，佳。又如美人蕉，立以小石，佐以灵芝一颗，须用长方旧盆，始称。”

　　而文震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盆玩配盆的原则，他认为：“盆以青绿古铜、白、定、官、哥等器第一，新制者五色内窑及供养，粗料可用，余不入品。盆宜圆不宜方，尤忌长狭，石以灵璧、英石、西山佐之，余亦不入品，斋中亦仅可置一二盆，不可多列。小者忌架于朱几，大者忌置于官砖，得旧石凳或古石莲磉为座乃佳。”

　　到清代，盆景之风大盛，嘉庆年间的《盆景偶录》把盆景植物分为四大家、七贤、十八学士和花草四雅。四大家指的金雀、黄杨、迎春和绒针柏。七贤指的黄山松、缨络松、榆、枫、冬青、银杏和雀梅。十八学士指的则是：梅、桃、虎刺、吉庆、枸杞、杜鹃、翠柏、木瓜、腊梅、天竹、山茶、罗汉松、西府海棠、凤尾竹、石榴、紫薇、六月雪、栀子花。

　　花草四雅指的是兰、菊、水仙和菖蒲。

　　当时大的盆景置于园庭，小的置于案头。

　　人格入花品

　　瓶花艺术最初源于佛教供花，始于南北朝，发展于唐宋，鼎盛于明代。明中后期，张丑著有《瓶花谱》，成书于1595年，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著有《瓶史》，成书于1599年，二者对日本花道影响最大，尤其是《瓶史》，传入日本后形成了宏道流。袁宏道在引言中曾道：“夫幽人韵士，屏绝声色，其嗜好不得不钟于山水花竹。”归隐的文人可以悠游山林，也有空闲去打理花竹，但对于政务缠身的官宦，山水花竹之乐是种奢望，而瓶花为他们提供了另一种花竹之乐。而选什么花、什么瓶、怎样搭配，又考验着文人的人格和审美追求。

　　南北方的气候不同，选择的花品种自然也不一样。比如袁宏道在北京做官，冬季天气严寒，他只能选择北方易获取的品种：“入春为梅，为海棠；夏为牡丹，为芍药，为安石榴；秋为木樨，为莲、菊；冬为蜡梅。”

　　高濂生活在江南，他提到的六种入格的花草为：兰、夜合、黄萱、黄蜜二色菊花、短叶水仙、美人蕉。而之所以选择这六种花草，是因为它们：“清标雅质，疏朗不繁，玉立亭亭，俨若隐人君子。置之几案，素艳逼人，相对啜天池茗，吟本色古诗，大快人间障眼。”

　　花瓶贵瓷铜，贱金银，尚清雅

　　文人在选择花瓶的时候是很讲究的，而且常用古代的青铜器插花，有雅俗贵贱之分。张丑在《瓶花谱》中认为古铜器适宜插花：“铜器之可用插花者，曰尊、曰瓶、曰觚、曰壶。古人原用贮酒，今取以插花，极似和宜。古铜瓶钵，入土年久，受土气深，以之养花，花色鲜明如枝头，开速而谢迟，或谢则就瓶结实，若水秀传世古则尔，陶器入土千年亦然。”除了选择利于延长花期的容器外，花瓶的选择也有雅俗贵贱之分。比如，明代张丑曾说：“春冬用铜，夏秋用瓷，因乎时也。堂厦宜大，书室宜小，因乎地也。贵瓷铜，贱金银，尚清雅也。”

　　在花瓶的外形方面，张丑和高濂均主张“忌有环，忌成对”。张丑认为：“口欲小而足欲厚，取其安稳而不泄气也。瓶宁瘦毋过壮，宁小毋过大，极高者不可过一尺，得六七寸四五寸瓶插贮佳，若太小则养花又不能久。”

　　高濂在《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瓶花之忌》中强调：“忌用小口瓮肚瘦足药坛，忌用葫芦瓶。凡瓶忌雕花妆彩花架，忌置当空几上，致有颠覆之患。故官哥古瓶，下有二方眼者，为穿皮条，缚于几足，不令失损。”值得注意的是，袁宏道在《瓶史》《瓶花之忌》中的一段论述是完全一致的，鉴于高濂《遵生八笺》刊印于1591年，早于袁宏道《瓶史》的1599年，所以可以肯定，袁宏道在撰写这段的时候也定参考了高濂的书。

　　《燕闲清赏笺·瓶花之宜》：“若书斋插花瓶，宜短小，以官哥短瓶、纸槌瓶、鹅颈瓶、花觚、高低二种八卦方瓶、茄袋瓶、各制小瓶、定窑花尊、花囊、四耳小定壶、细口扁肚壶、青东磁小蓍草瓶、方汉壶、圆瓶、古龙泉蒲槌瓶、各窑壁瓶，次则古铜花觚，铜觯、小尊罍、方壶、素温壶、匾壶，俱可插花。又如饶窑宜德年烧制花觚、花尊、蜜食罐、成窑娇青蒜蒲小瓶、胆瓶、细花一枝瓶、方汉壶式者，亦可文房充玩。”袁宏道在花器选择方面主张矮小之器：“大抵斋瓶宜矮而小，铜器如花觚、铜觯、尊、母、方汉壶、素温壶、匾壶；窑器如纸槌、鹅颈、茄袋、花尊、花囊、蓍草、蒲槌，皆须形制短小者，方入清供，不然与家堂香火何异，虽旧亦俗也。”

　　文震亨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区分出雅俗，认为插花的瓷器可以用官、哥、定窑的古胆瓶、一枝瓶、小蓍草瓶：“余如阁花、青花茄袋、葫芦细口、扁肚、瘦足药坛及新铸铜瓶、建窑等瓶，俱不入清供，尤不可用者，鹅颈、壁瓶也……”

　　瓶与花两相宜，尚简忌繁

　　插花忌花瘦于瓶，又忌繁杂。高濂认为：“假如瓶高二尺，肚大下实者，花出瓶口二尺六七寸，须折斜冗花枝，铺撒左右，覆瓶两旁之半，则雅。若瓶高瘦，却宜一高一低双枝，或屈曲斜袅，较瓶身少短数寸，似佳。最忌花瘦于瓶，又忌繁杂。如缚成把，殊无雅趣。若小瓶插花，令花出瓶，须较瓶身短少二寸，如八寸长瓶，花只六七寸方妙。若瓶矮者，花高于瓶二三寸，亦可插花有态，可供清赏。”

　　张丑在“插贮”一节中讲到花枝与瓶器的关系大抵与高濂相似，认为太高太低都不合适：“大率插花须要花与瓶称，令花稍高于瓶。假如瓶高一尺，花出瓶口一尺三四寸，瓶高六七寸，花出瓶口八九寸乃佳。忌太高，太高瓶易仆；忌太低，太低雅趣失。小瓶插花宜瘦巧，不宜繁杂。若止插一枝，须择枝柯奇古、屈曲斜袅者。欲插二种，须分高下合插，俨若一枝天生者；或两枝彼此各向，先凑簇像生，用麻丝缚定插之。瓶花虽忌繁冗，尤忌花瘦于瓶。须折斜欹花枝，铺散小瓶左右，乃为得体也。瓶中插花只可一种两种，稍过多便冗杂可厌，独秋花不尔也。”

　　高濂认为，置于庭堂中的瓶花与置于斋中的瓶花在选择瓶器的大小、材质及折枝的原则方面是有区别的。堂中插花：“以铜之汉壶大古尊罍，或官哥大瓶如弓耳壶，直口敞瓶，或龙泉蓍草大方瓶，高架两旁，或置几上，与堂相宜。折花须择大枝，或上茸下瘦，或左高右低，右高左低，或两蟠台接，偃亚偏曲，或挺露一干中出，上簇下蕃铺盖瓶口，令俯仰高下，疏密斜正，各具意态，得画家写生折枝之妙，方有天趣。若直枝蓬头花朵，不入清供。花取一种两种，蔷薇即多种亦不为俗。冬时必须龙泉大瓶，象窑敞瓶，厚铜汉壶，高三四尺以上，投以硫黄五六钱，砍大枝梅花插供，方快人意。近有饶窑白磁花尊，高三二尺者，有细花大瓶，俱可供圣上插花之具，制亦不恶。”而小瓶插花：“折宜瘦巧，不宜繁杂，宜一种，多则二种，须分高下合插，俨若一枝天生二色，方美。或先凑簇象生，即以麻丝根下缚定插之。若彼此各向，则不佳矣。”

　　张丑在讲到折花枝的原则时，“凡折花须择枝：或上葺下瘦、或左高右低、右高左低；或两蟠台接，偃亚偏曲；或挺露一干中出，上簇下蕃，铺盖瓶口。取俯仰高下，疏密斜正，各具意态，全得画家折枝花景象，方有天趣。若直枝蓬头花朵，不入清供。”与高濂的观点几乎完全一致，考虑到高濂成书较早，张丑此处应该和袁宏道一样是摘录高濂的观点。只不过，高濂的这段话讲的是堂中瓶花的折枝原则，而张丑讲的是斋中瓶花折枝的原则。比较而言，斋中折花虽然体量比较小，但是其高低疏密俯仰变化同样是讲究的，张丑调整后的观点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