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不同文明之间的纬度--银川美术馆国际研讨会侧记

　　银川当代美术馆是中国西北地区“黄河艺汇”的主要项目之一，2012年5月在香港国际艺术展（ArtHK2012）期间“黄河艺汇”首次对外宣布其规划信息，一度惹起人们热议。2013年初吕澎向媒体透露担任银川当代美术馆开馆项目的总策划人，到2013年底谢素贞前往银川出任美术馆的艺术总监，业界又开始关注该项目的筹建及落实情况。今年9月19-20日，银川当代美术馆举办了名为“文明的维度”国际研讨会，可谓是“黄河艺汇”的一场小预演，会议邀请国内知名学者共20余位对17世纪以来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等课题进行学术研讨，人们或许可借由此次活动窥见该馆日后的规划与走向。

　　缘起：从银川定位美术馆建设学术方向

　　2012年5月在香港国际艺术展（ArtHK）期间召开的“黄河金岸·华夏河图”文化核心项目“黄河艺汇”的国际媒体新闻发布会中首次对外公布“黄河艺汇”的详细规划项目，这个总投资17.6亿元人民币的园区占地80公顷，位于银川黄河之滨的古丝绸之路北段，重点子项目银川当代美术馆、艺术史公园、雕塑公园、艺术家村等开工在即。该项目的创办人兼董事会主席是宁夏民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文锦女士，项目董事会由国内外知名专家组成。此消息像似在行业里投了枚炸弹，轰的一声，让业内业外都议论纷纷，关注不已，异议声也不少。这两年来，该项目低调行事，而实质上银川当代美术馆开馆项目总负责人吕澎和美术馆艺术总监谢素贞已紧锣密鼓地筹备银川当代美术馆开幕与开馆展及系列活动。据了解银川当代美术馆原准备在今年9月开馆，但为了美术馆的建设更加完善，开馆展准备更充分，美术馆开幕改至2015年4月，同期将举办“穿越丝绸之路的美--献给银川当代美术馆开幕展”、“‘非常民俗’--当代艺术中的传统元素转换”、“‘东西风之间’--中国与伊斯兰的当代艺术”、“‘娃娃外传’--镜屋魔幻师”、“‘疆域的轮廓’--历史典藏地图展”、“‘视觉的调适’--中国早期洋风画展”等开馆展。另一方面，原定于2014年9月作为开馆系列活动之一的“文明的维度”国际论坛学术会议则如期举行，也顺势为明年美术馆的开馆拉开序幕。吕澎在此次会议的开场中表示：“文明的维度”国际研讨会起源于银川当代美术馆的建设，希望从宁夏银川这拥有特殊文化历史背景的城市去定位美术馆，建设其学术方向。银川与北京、上海等中国其他城市有很大差异，它让人们联想到丝绸之路和过去历史中的全球化，为此银川当代美术馆的立足点应该是放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比，放在回顾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根据这一定位，银川当代美术馆收藏了一批从全世界寻觅到的200多件晚清西洋绘画和70余幅西方人手绘地图，以期从此引申出17-19世纪这漫长的几百年过程中东西方之间究竟是通过何种渠道、何种方式进行相互影响的？这也是此次为什么会以“文明的维度”作为银川当代美术馆开馆前学术会议的缘由。今天东西方学者就早期全球化问题或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的课题而聚集在一起进行讨论并提交各自的研究成果。我们希望通过本次会议能够促进更多学者们就17世纪以来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等课题做出更加深入的研究，以便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文明与历史的性质，寻找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以及共存的基因。

　　晚清东西方艺术影响出现研究断层值得学界重视

　　吕澎在其“艺术史晚清叙事”的主题演讲中表示，18世纪凡是有西人频繁活动的地方已经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来自欧洲的有图的印刷品甚至图画，可是，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中叶沿海城市由欧洲画家和中国画家所完成的欧洲风格的绘画却令人吃惊地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被简单地概括为“外销画”，而在各种中文文献中仍然处于语焉不详的状况。这或许是因为文人士大夫的传统知识背景与大多数人的知识傲慢，又或是那些即便在广东地区为官的中国文人士大夫也没有太多的兴趣关注那些来自海外的文化而致。具体地说，两次鸦片战争，摄影技术的传播，彩色印刷的普及，大部分传统学者对西学的偏见，书画家们对惯习的坚守，以及大多数作品的外销，加之社会的急剧动荡，战争的硝烟与社会动荡的烟云很快模糊了人们的视线，使得在晚清最后几十年里人们没有条件与心境对之前发生的一百多年的艺术现象给予关怀、整理与研究。但这个时段明清欧洲传教士带来的文化艺术，大多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成果，东西方交流的加速与频繁，在中国产生的作用需要有别于研究之前任何朝代的视角和方法去面对。事实上，中国20世纪美术的发生和发展与18、19世纪由于西方文化艺术传入产生的问题有直接的关联，在这段历史时期中国被动地接受全球化的趋势应该是不必争议的。由于缺乏准备，当与西方之间发生冲突从而导致政治与军事上的失败之后，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变革的急切心情、20年代后期开始的党治文化、1949年之后的意识形态斗争和政治运动，均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学界对晚明以后西方对中国影响的评价与对待，以致时至今天，中国美术史学界对这段历史语焉不详。

　　所以，中国美术史学界的课题是：应该对晚清洋风画的历史及其复杂性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因为对这段历史研究的缺失已经严重地影响到学者们对晚清绘画史的结构性判断，翻阅20世纪不同时期出版的中国美术史著作可以发现，涉及晚清洋画的研究领域没有什么成绩，这很难呈现一个完整的晚清绘画史的面貌。通过对这些历史事实和问题的分析，我们需要深入地研究这段历史并且希望在未来的艺术史、绘画史的写作当中，把这段历史放进去。

　　跨文化交流是挑战与机遇遭遇的过程

　　应邀而至的各地学者们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上纷纷发表了自己对于此段历史的研究及观点。香港浸会大学中华基督宗教研究中心主任费乐仁（Lauren F.Pfister）认为任何文化都是一个复杂的生命体。在东西方所共有的历史中跨文化交流的复杂性、挑战、机遇以及威胁都是当代艺术要表达的意义。他将艺术表达作为人类经验中“活跃而有趣的转变”的一个纬度。艺术家们以多种多样的媒介创作的最佳作品在我们个人与主题的意识中，创造了他们艺术表达中的新视角，这些新视角可以激发我们对于“我们是谁”和“我们如何体验自己生活”的重新思考。艺术家们常常以自身的文化体验为根基，探索能够拓展我们敏感性的其他方式，并揭露一些我们可能过去没有意识到或没有遇到过的更多层面的人类体验。从这个角度来讲，艺术家们在跨文化交流中呈现了一个“文化的”或“有教养的”维度。尽管在早年东西方交流时，曾经有人认为当时的来华外国基督教传教士是间谍和文化帝国主义者的身份，但他指出这种看法有些主观臆断，事实上，很多传教士在自己的国家成为了重要的纯理论汉学研究者，他们每个人都在自己居住的地方与中国人和其他人互相影响了很多年。回顾他们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和他们的一些著作，能发现在某些点上，他们遭遇过巨大的语言和文化挑战。这表明在当时，包括在今天这个时代，跨文化交流是一个遭遇的过程，对于那些曾经试图接受跨文化交流的挑战并找到创造新理解的形式、在跨文化和跨文明的智慧中获得新的洞见、重新认识和评判他们所知道的中国人的世界，实现某种不仅在当时极为困难且在今天仍然不易实现的目标的人来说，这个过程中包含着可以改变他们人生的一种变革与转型。所谓不易实现的目标是指：从多个纬度比较地介入并跨文化地分析中国文化与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教授邵宏则追溯了16-18世纪同属汉字文化圈中日两国对西画来访的情况及东方的态度。他认为中日两国16世纪上半叶始又同属于天主教的远东郊区，所以两国差不多在同一时期迎来了传教士们带来西方绘画。但当时日本画坛流行的是受中国马远、夏圭、李唐、高彦敬、牧溪、梁楷和李在的笔意影响的雪舟派和受汉画影响的装饰风狩野派；入日的西方宗教画仅限于天主教学校里传习，其风格学和图像学两方面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到深受汉画惠泽的日本画风。倒是狩野永德学着欧洲蛋彩画和油画的做法，用透明色罩染于暗色底之上，但他对敏感造型没有表现出些微兴趣。此时由明入清的中国也仍然保持着与意大利绘画的联系。利玛窦向中国输入西画时的另一贡献，是使东方世界的画家们知道了西方文艺复兴绘画的首要成就--透视法。康熙二十一年（1682）中国画坛发生了一件对日本同行来说不可思议的事情：清初六家之一、“虽学画于王鉴、王时敏，却摹古而不拘囿古人，作画每用西洋法”的吴历，在澳门入了耶稣会。吴历曾经从画家的角度对中西绘画作过比较，其见解比利玛窦高出许多：

　　我之画不取形似，不落窠臼，谓之神逸。彼全以阴阳向背、形似窠臼上用功夫。直至进入18世纪，中日两国学者对西方透视法才表现出具有体系意味的兴趣。中国受外来艺术家郎世宁影响下开创了既有西方写实技术又不失传统中国画飘逸写意气氛的“郎世宁新画体”，并出现邹一桂对西画“笔法全无”的定论。同期日本进入兰学的西书译介时代，邹一桂的同辈、江户的风俗画家奥村正信则在真正意义上的浮世绘里尝试运用来自西洋的“远近法”。有趣的是采用西方透视法、依据中国木刻传统技法的日本浮世绘套色版画，之后在19世纪末又成了促使法国印象派绘画大获成功的主要元素之一。

　　传教士绘制的古地图简述东西方对世界的审视

　　欧洲大学学院历史专业博士安杰洛·卡塔尼奥（Angelo Cattaneo）具体分析了16世纪末期至17世纪期间耶稣会会士来中国传教设计并印制的世界地图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意义。他多以利玛窦神父（1552年-1610年）在传教期间制作的地图为例，着重从三个主要层面来分析在中国设计的地图作品的功能：首先，通过强调涉及地图构思和绘制的几股力量，对“利玛窦的地图”这个概念和术语提出疑问；然后，针对耶稣会会士带来的地图绘制学是中国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新奇事物的观点，简单陈述15世纪时中朝两国对世界的审视，彼时耶稣会会士尚未来亚洲传教；最后，从宇宙冥想（cosmograp hicaem editationes）的角度出发，分析此处的地图绘制学发挥的作用。宇宙冥想这种观点源自西方最重要的宇宙学资料，这些资料被耶稣会会士带到中国，如亚伯拉罕·奥特柳斯（AbrahamOrtelius）的《寰宇概观》（Theatrumor bisterrarum）和圣依纳爵（StIgnatius）的《神操》（Spiritual Exercises），后者堪称耶稣会教育史上的里程碑。他论证了《世界宝鉴》（imagomundi）是文化战略的一部分，耶稣会会士来到亚洲的前一百年，借图片逐步诱导人们信奉上帝，这也属于战略之一。

　　针对古地图的讨论，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郭亮以17世纪初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的地图绘制创造的经典案例为研究对象，推论传教士图绘的影响不止于创造经典中国地图，在欧洲出版的地图更是为观察文化交流添加了形象的注解。尤其是有关欧洲人描绘明朝的社会生态，以及明人绘画图像特征“欧洲化”的表达，在地图集的文本模式、观察方式与图示思路之间建立起一种趣味的联系，是西人以地图集来看中国的里程碑。他表示1655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集》在荷兰出版，被认为是继利玛窦制图之后，有关中国地图绘制的一座高峰。这部地图集中对中国各个省份的地理人文进行了十分详尽的考察。17世纪初，虽然利玛窦让人们看到了世界地图中的中国部分，但并非十分准确，而且他的制图出发点，主要是希望明人看到未曾目睹过的世界范围。半个多世纪后，卫匡国将17幅中国地图集带回欧洲，不仅绘图细致，而且还配有内容丰富的文字说明，卫氏用当时欧洲大学里通用的语言--拉丁文描述了中国的城市布局和各个省份的风土人情，将当时人类掌握的各种只是集合在一起，用以描绘一个已知的世界，从中国和蒙古回执地图时所永德图示法，到欧洲的制图学技术，再加上搜集的丰富材料，一个建立在文化基础上的崭新世界形象在卫氏的笔下形成。欧洲古地图的绘制传统之一，是在地图的特定位置上描绘写实主义的自然、人物形象或社会场景，作为地图的装饰并对所绘主题进行辅助说明。异域风情是17世纪后欧洲地图热衷的表现题材，当时许多荷兰地图上可以看到殖民者在非洲、东南亚和中东等地的绘制图示。16世纪即佛兰芒制图大师奥特利乌斯活跃的时期，有关中国地图的情况依然不清楚，甚至有很多错讹，是由于当时很少有人亲历中国做实地测绘。当16世纪末耶稣会士陆续到达中国以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传教士们结合实地考察与中国地图的文献，形成了相对准确的地理描述。

　　在地图中，对中国形象直观和全面的描绘，当属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集》。他与合作者，阿姆斯特丹的琼·布劳地图家族共同出版的地图集中，使欧洲世界初次看到了晚明中国的社会场景和人物形象。卫匡国试图以一种风俗场景的图绘方式向欧洲介绍中国，在中国传教的亲身经历使他具有真实的视觉体验。

　　会议推进了对中国油画史开端的初期研究

　　会议的讨论范围还扩展到外销瓷、装饰风格等更丰富的研究课题。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博士黄忠杰认为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代，大批欧洲商人、传教士赴华经商和访问，启蒙艺术的思潮也随之涌入中国，对清代初期的绘画及工艺美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为中国瓷器，提供了全新的创作视角与表现方式。他以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东方艺术收藏家“奥古斯都一世”为切入点，通过在德国考察的第一手资料和文献佐证，对奥古斯都一世收藏的中国外销瓷展开研究，并将其置入当时的中西方语境中进行考量，既考察西方启蒙艺术思想如何影响中国古陶瓷艺术，同时也反观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启蒙运动的相互关系。

　　亚洲艺术研究学者弗朗西斯科·莫雷纳（Francesco Morena）以13-16世纪意大利艺术中的中国元素为切入点论述了自13世纪末期开始在所谓的“旧大陆”与蒙古帝国建立联系后，中国艺术成为欧洲艺术家灵感之源的一段历史。他认为可以讲这个时期出现的文化艺术交流现象成为“原始中国艺术风格”以与18世纪的中国艺术风格区别开来。并认为它绝不是“异国风格”，因为所涉及之物全出自中国，而“异国”指的是欧洲以外的所有国家，包括远东到美洲、中东到美洲等所有地域。而意大利是“原始中国艺术风格”得到最广泛发展的欧洲国家之一，这其中罗马教廷起了很大作用：一方面教皇派出的传教士和当时赴东方经商的商人，使得意大利成为前往中国的欧洲主力军。

　　另一方面，几名东亚人长途跋涉来到欧洲后，

　　苏塞克斯大学艺术史系博士亚历山德拉·罗斯科（Alexandra Loske）则从英国布莱顿英皇阁（Royal Brighton Pavilion）中式内装中所涉的主要人物和艺术手法，探讨了个人趣味和风格并忠诚附上决定了英王乔治四世及其设计师的收藏习惯与设计决策。由于他们均无一人曾到访远东，为此宫阁内的东方装潢是以中国出口的艺术品为参考及灵感来源，加上对他国和“异国风情”的文化进行挪用借鉴，他们便创造出了高度创新和充满趣味的室内装饰。

　　精彩的发言还有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荣誉会员陶步思（Bruce Gordon Doar）的《晚清时期中国参加世界博览会对视觉史的影响：关于术语的疑问》、19世纪东亚和东南亚照片领域的独立研究者及作家和收藏家泰瑞（Terence Bennett）的《中国早期摄影--对象、身份、动机和商业需求》、马丁·格里高里画廊主任孔佩特（Patrick Conner）的《中国技法与西方趣味：清中期的早期外销画》等等，可以说在此次会议中，学者们结合银川当代美术馆的收藏引发出一系列对过去几百年东西方交流间相互影响的课题，呈现学者们对这一美术史断层的进一步探讨与研究，同时也开启了中国西北地区国际艺术交流的新维度。银川当代美术馆的艺术总监谢素贞在总结此次会议时表示：“这样的研究至少对于整个中国艺术油画史的开端有了一个初期的研究，这个研讨会的意义对整个中国的艺术史是有帮助的。”据悉，针对本次研讨会，银川当代美术馆特出版“银川当代美术馆文明的维度”丛书，包括：《“文明的维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英版）》《广州十三行--中国外销画中的外商1700-1900》《图像与范式--早期中西画交流史1514-1885》《十七世纪欧洲与晚明地图交流》《视觉的调适--中国早期洋风画》等文献。

　　文：陈彦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