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斋用具篇：器分雅俗

　　从辅助用具到案头把玩文房清供是伴随着笔墨纸砚而诞生的，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东汉时期形成，魏晋时期发展，唐宋时期兴盛，明清时期繁荣。研究者经考古发现，汉代已经出现了铜或玉质的水注、笔洗、砚滴等。魏晋南北朝，随着文化艺术的发展，相继出现了水盂、镇纸、笔筒、笔格、臂搁等。唐宋时期，随着文人书法和绘画活动的日渐繁荣，文房用品从材质到形式，都得到了丰富，形成了与笔墨纸砚休戚相关的文房体系，包括镇纸、笔架、笔床、笔格、砚匣、砚屏、水注等。甚至文人自制文房用品，比如苏东坡曾经自制研屏。文人之间还会互赠文房用品，并诗赋题咏，一时鉴赏收藏成为风尚，而且出现了成套组合或一器两用的形式。南宋赵希鹄著有《洞天清禄集》，考证了古琴、古砚、古钟彝鼎器、怪石、砚屏、笔格、水滴等文房用品。南宋的林洪作《文房图赞》，把文房用具喻为十八人，各封以官。元代，罗先登仿《文房图赞》体例，写成了《续文房图赞》。明代中叶，文房清供进入勃兴期，文人热衷于布置自己的书斋，引普通市民阶层争相效仿，文房清供的需求大增。其中，竹雕工艺出现了嘉定派和金陵派，从而使竹雕成为文房大宗。而文人著书立传无疑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高濂的《遵生八笺》中列举了二十余项文房用品，详尽叙述了材质、形制、纹饰等。屠隆的《考槃馀事》在高濂的基础上有所增加，记载有四十五种文房用品。

　　尤其是文震亨《长物志》，对当时的文房清供进行点评，区分雅俗。他曾介绍过一种收纳文房用品的器具--文具，说明明代的文房用具已经完备，并有了套装的雏形：“虽时尚，然出古名匠手，亦有绝佳者，以豆瓣楠、瘿木及赤水、椤木为雅，他如紫檀、花梨等木，皆俗。三格一替，替中置小端砚一，笔觇一，书册一，小砚山一，宣德墨一，倭漆墨匣一。首格置玉秘阁一，古玉或铜镇纸一，宾铁古刀大小各一，古玉柄棕帚一，笔船一，高丽笔二枝；次格：古铜水盂一，糊斗、蜡斗各一，古铜水杓一，青绿鎏金小洗一；下格稍高，置小宣铜彝炉一，宋剔合一，倭漆小撞、白定或五色定小合各一，倭小花尊或小觯一，图书匣一，中藏古玉印池、古玉印、鎏金印绝佳者数方，倭漆小梳匣一，中置玳瑁小梳及古玉盘匜等器，古犀玉小杯二；他如古玩中有精雅者，皆可入之，以供玩赏。”

　　明代出现了许多工艺大师，张岱在《陶庵梦忆》中曾说：“吴中绝技，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镶，赵良璧之治梳，朱碧山之治金银，马勋、荷叶李之制扇，张寄修之治琴，范昆白之治三弦子，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清代，文房用品一应俱全，审美理念、工艺技巧更加完善，达到鼎盛。康雍乾三朝皇帝亲自参与指导工艺美术品的制作，使得宫廷制作成为最大宗。由于明代的文房清供发展到顶峰，并出现了批评著作，所以本文以梳理呈现明代文房器具为主，较多参考屠隆的《考槃馀事》、高濂的《遵生八笺》和文震亨的《长物志》。这三部明代著作之间存在呼应关系，有研究者认为，屠隆的《考槃馀事》辑录自高濂《遵生八笺》中的内容，而《考槃馀事》又极可能是文震亨《长物志》的资料来源之一。

　　高濂，明代戏曲家，字深甫，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工诗文词曲，擅养生，爱收藏书籍字画和古物。其著述《遵生八笺》刊成于万历十九年（1591）。屠隆（1543-1605），明代文学家、戏曲家，浙江鄞县人。万历五年进士，曾任吏部主事、郎中等官职，因纵情诗酒，被劾罢职，回乡后四处游历，有博学之名，尤其精通曲艺，以卖文为生。文震亨(1585-1645)，字君美，南直隶长洲(今苏州市)人，是“明四家”之一的文徵明的曾孙。崇祯初年曾任中书舍人，南明时因被排挤选择归隐，悠游林间。家富藏书，长于诗文绘画，善园林设计。其著作《长物志》刊成于1621年。

　　文震亨与高濂、屠隆的审美观明显不同，高与屠认为入品的器物在文震亨那里恰恰是俗制。在高濂看来，文房器具不是玩物，以实用为主，比如文具匣，“非为观美，不必镶嵌雕刻求奇，花梨木为之足矣。亦不用竹丝蟠口镶口，费工无益，反致坏速。”而文震亨在书房用具方面有明显的雅俗之辨。受复古思潮影响，三者同样崇尚古器，尤其是古铜和古玉。对于新作的文房器具，高濂、屠隆一方面崇尚豆瓣楠、紫檀、花梨木、乌木、竹、宣铜鏒金等制成的不假斧凿的简洁自然之物，同时也喜欢精巧奇物，而文震亨选择文房器物首先考虑的是简洁雅观、小巧可爱和实用性。比如，书房有专用的书灯，高濂和屠隆列举了当时的书灯样式，文震亨一一评道：“有古铜驼灯、羊灯、龟灯、诸葛灯，俱可供玩，而不适用。有青绿铜荷一片，檠架花朵于上，古人取金莲之意，今用以为灯，最雅。定窑三台、宣窑二台者，俱不堪用。锡者取旧制古模矮小者为佳。”至于材质是否名贵，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尤其是文震亨，他认为当时被市民阶层和暴发户盲目跟风的一些名贵木材制品（紫檀、花梨）、竹制品和奇巧之物是俗物，不入清供。

　　护笔之器

　　笔筒是收纳保护毛笔的必备之物，由笔床、笔插等发展而来，汉代就有了雏形，宋代流行笔床和笔插，在明清时期，笔筒成为常设之物，材质多样，以瓷质、玉质、竹木雕刻、景泰蓝为主，尤其是竹木笔筒，数量庞大，文人风味醇厚，现在传世的明清笔筒也以竹制居多。

　　文震亨评论笔筒道：“湘竹、栟榈者佳，毛竹以古铜镶者为雅，紫檀、乌木、花梨亦间可用，忌八棱花式。陶者有古白定竹节者，最贵，然艰得大者，青冬磁细花及宣窑者，俱可用。又有鼓样，中有孔插笔及墨，虽旧物，亦不雅观。”

　　明代中后期，社会风尚一反明初的简朴风尚，社会生活逐渐奢靡，原本古雅简朴的竹器，也开始精雕细琢，成为文人士大夫爱不释手的案头文玩。普通市民也“群相蹈之”。所以，明清竹雕发展出了嘉定和金陵两大派系，嘉定派以“三朱”（朱鹤、朱缨、朱稚征）、吴之璠、周灏为代表，金陵派以李文甫、濮仲谦为代表。明正德、嘉靖年间，以雕镂为业的朱鹤首创高浮雕、圆雕和镂雕等技法，融雕镂玉石之技和书画之法于刻竹，竹雕题材以山水人物为主，比如松下弈棋，深山高士等。其子朱缨，书画全能，擅古仙佛像。朱鹤之孙朱稚征（号三松），善画远山淡石，丛竹枯木，尤长画驴，刻竹更胜于父祖一筹。作品简洁精雅，古朴淳厚，传世实物有“饮中八仙笔筒”、“清溪泛舟笔筒”、“仕女窥简笔筒”等。朱氏三代使嘉定派竹刻的风格基本确立，之后的每个嘉定派雕刻家同时也是诗人、书画家，集诗、书、画、雕刻于一体，形成了文人竹刻的传统。嘉定派在明代末年尤其活跃。康熙年间，嘉定派的吴之璠，创薄地阳文，善布局，深谙画理，将诗书画印运用于笔筒雕刻。乾隆年间，嘉定竹刻名家辈出，或以工细清雅见长，或以生动传神著称，风格各异，各有所长，其中首推周灏，是嘉定竹刻二百余年承上启下独辟蹊径的大师。其山水竹石尽得宋人名家神髓，自成丘壑，生动浑成，时为绝品。清道光之后，嘉定竹刻渐趋衰落，名家稀少，唯以时家后裔最为著名。

　　明代中期，与嘉定竹刻同时崛起的还有金陵（今南京）竹刻，以浅刻和略刻取胜，雕镂不深而层次不减，表面略加刮磨，寥寥数笔却意境深远。同时，金陵竹派对圆雕运用颇为讲究，材质选择甚严，雕刻时善于因形取势，不多作人工修饰而古朴淡雅。金陵派擅长竹刻书法，使中国的传统竹刻平添了浓郁的文人气息。

　　代表人物主要有李耀和濮澄。李耀，字文甫。据史载：“其善雕扇骨，所镌花草皆玲珑有致，亦能刻牙章，为文徵明长子三桥捉刀。”濮澄，字仲谦，生于万历十年（1585）。身兼多艺，木刻，象牙，犀角，最重要的是竹器，有扇骨，酒杯，笔筒，臂搁等。他的特长是追求天然，返璞归真，喜欢保持竹子本身的形状，用刀甚少，而意态全出。张岱曾在《陶庵梦忆》中称赞不已：“其竹器，一帚一刷，竹寸耳，勾勒数刀，价以两计。然其所自喜者，又必用竹之盘根错节，以不事刀斧为奇。则是经其手刮磨之，而遂得重价，真不可解也。”

　　笔床是一种可以横卧毛笔的台式用具，表面有凹槽，宋代已有使用，但传世很少。对于笔床，高濂和屠隆都认为古鎏金笔床“长六寸，高寸二分，阔二寸余，如一架然。上可卧笔四矢，以此为式，用紫檀乌木为之，亦佳。”而文震亨认为这样的笔架“形如一架，最不美观，即旧式，可废也。”清代笔床延续明代旧制。

　　笔船，也是一种放置毛笔的器具。高濂和屠隆生活的年代有用紫檀、乌木细镶竹篾的笔船，非常精致，也有以牙、玉制成的笔船，文震亨评道：“笔船，紫檀、乌木细镶竹篾者可用，惟不可以牙、玉为之。”清代也有少量笔床制作。

　　笔格，即笔架，用以暂时搁笔，以免污损他物。

　　笔格始于何时已无可考，在唐宋时形成了定式，南宋赵希鹄在《洞天清禄集》中曾详细介绍当时的笔格：“惟黑、白、琅玕三种玉可用，须镌刻象山峰，声秀而不俗方可。或碾作蛟螭尤佳，尝见一士人家用玉作二小儿交臂作剧，面白头黑而衣红，脚复白。以之格笔，奇绝。或以小株珊瑚为之，以其有枝可以为格也。铜笔格，须奇古者为上。然古人少曾用笔格，今所见铜铸盘螭，形圆而中空者，乃古人镇纸，非笔格也。灵璧、英石，自然成山形者，可用于石下作小漆木座，高寸半许，奇雅可爱。象牙乌木作小案，面上穴四窍，下如座子，洗笔讫，倒插案上，水流向下，不损烂笔心。”明代笔架造型多山峰状，质地以玉石、瓷为主，间有犀角、木雕。高濂曾见过一件老树根制作的笔格：“蟠曲万状，长止七寸，宛若行龙，鳞甲爪牙悉备，摩弄如玉，此诚天生笔格。余斋一室，蟠曲状龙，不假斧凿，亦奇物也。可架笔三矢。”而文震亨认为这种笔格过俗不可用：“俗子有以老树根枝，蟠曲万状，或为龙形，爪牙具备者，此俱最忌，不可用。”清代的宫廷笔架材质多样，以玉质为多，构思奇巧。

　　笔屏，也是一种放置毛笔的器具，始于宋代，现仅见明清制品。高濂说笔屏：“宋人制，有方玉，圆玉、花板，内中做法肖生。山树禽鸟人物，种种精绝……以之镶屏，插笔，觉甚相宜。大者长可四寸，高三寸，余斋一屏如之，制此似无弃物。有大理旧石，俨状山高月小者，东山月上者，万山春霭者；皆余目见，初非扭捏，俱方不尽尺，天生奇物。宝为此具，作毛中书屏翰，似亦得所。”屠隆也认为“用以镶屏插笔最宜。”而文震亨认为：“镶以插笔，亦不雅观，有宋内制方圆玉花版，有大理旧石、方不盈尺者，置几案间，亦为可厌，竟费此式可也。”

　　贮水研磨之器

　　笔洗是盛水之器，在书画过程中浸润笔尖，以发散墨中的胶性，而不是涮笔之用。宋代官哥窑所制最著名，形式很多。到明代，玉质、瓷质笔洗比较流行，还有很多古代的器具被当作笔洗使用，高濂在《遵生八笺》中曾详细介绍过当时笔洗的形式、材质：“铜有古鏒金小洗，有青绿小盂，有古小釜，有小卮匜。其五物，原非此制，今用作洗。玉有钵盂洗，长方洗，玉环洗，或素或花，工巧拟石磁。有官哥圆洗，葵花洗，磐口圆肚洗，有四卷荷叶洗，有卷口帘段洗，有绦环洗，有长方洗，类多，但以粉青纹片朗者为贵。古龙泉有双鱼洗，有菊瓣洗，有钵盂洗，百折洗。定窑有三箍圆桶洗，梅花洗，有中盏作洗，边盘作笔砚者，有绦环洗，有方池洗，有柳斗圆洗，有圆口爪棱洗，菊瓣洗，惟定洗多甚。宣窑有鱼藻洗，有葵瓣洗，有磬口洗，有鼓样青剔白螭洗。近人多以洗为杯，孰知厚卷口而扁浅者，洗也，岂杯有此制？外此新作商银鎏金铜洗，诸窑假均州紫绿二色洗，与水中丞，多甚，制亦可观，俱不入格。”屠隆论及笔洗时与高濂大同小异，在此不赘引。而文震亨评论说：“忌绦环及青白相间诸式。又有中盏作洗，边盘作笔觇者，此不可用。”

　　砚滴，又称为水滴，为砚注水的工具，有玉、铜、瓷等材质，多仿动植物形态。水注，俗称水盂，注水点研的用具，一般有进水孔和注水的流，与砚滴的功用相同，文献多有记载，唐宋时期较流行，明清时期沿袭制作，有铜、瓷、玉、玛瑙等材质。文震亨把水注和水滴视为同种器物，其在《长物志》中评论道：“水注之古铜玉者，俱有辟邪、蟾蜍、天鸡、天鹿、半身鸬鹚杓、镶金雁壶诸式滴子。一合者为佳；有铜铸眠牛，以牧童骑牛作注管者，最俗。大抵铸为人形，即非雅器。又有犀牛、天禄、龟、龙、天马口啣小盂者，皆古人注油点灯，非水滴也。陶者有官、哥、白定、方圆立瓜、卧瓜、双桃、莲房、蒂、叶、茄、壶诸式；宣窑有五彩桃注、石榴、双瓜、双鸳诸式，俱不如铜者为雅。”水中丞又名水盛、水盂，是贮水研磨用的小型器具，与水注的区别在于无流（嘴），汉代就有使用，明清时期宫廷制品小巧精致。文震亨评道：“以铜性猛，贮水久则有毒，易脆笔，故必以陶者为佳。古铜入土岁久，与窑器同，惟宣铜则断不可用。玉者有元口瓮，腹大仅如拳，古人不知何用？今以盛水，最佳。古铜者有小尊罍小甑之属，俱可用。陶者有官、哥瓮肚小口钵盂诸式。近有陆子冈所制兽面锦地与古尊罍同者，虽佳器，然不入品。”

　　笔觇，俗称笔掭，是觇笔之器。高濂和屠隆提到了当时的几种笔掭：“玉碾片叶为之者，古有水晶浅碟，有定窑匾坦小碟，俱可做笔觇。”文震亨评道：“定窑、龙泉小浅碟俱佳，水晶、琉璃诸式，俱不雅，有玉碾片叶为之者，尤俗。”清代沿袭旧制，制作精美。

　　压纸之器

　　镇纸，又称书镇、压镇，是压书、压纸的一种文具，唐宋时期较盛行，明清时期普遍流行，材质多样，多仿动物形状。文震亨评论高濂和屠隆提出的那些精妙的镇纸道：“玉者有古玉兔、玉牛、玉马、玉鹿、玉羊、玉蟾蜍、蹲虎、辟邪、子母螭诸式，最古雅。铜者有青绿虾蟆、蹲虎、蹲螭、眠犬，鎏金辟邪、卧马、龟、龙，亦可用。其玛瑙、水晶、官、哥、定窑，俱非雅器。宣铜马、牛、猫、犬、狻猊之属，亦有绝佳者。”

　　压尺，也是固定纸面平整的一种工具，宋代已有记载，造型为长尺形，材质多样。在镇尺的审美上，高濂和屠隆喜欢精致奇巧的倭人压尺，尤其是有一种一窍透开，内藏抽斗，中有刀锥等物的压尺。不过文震亨认为这种压尺为俗制：“有倭人鏒金双桃银叶为纽，虽极工致，亦非雅物。又有中透一窍，内藏刀锥之属者，尤为俗制。”清代压尺多有雕刻，装饰性增强。

　　臂搁，又称秘阁、背搁，是用毛笔写字时放在纸上垫臂的文具，一般是扁长方形，材质各异，瓷、玉、竹、木、牙等均有。臂搁的形制是由毛笔字由右至左的竖行书写的习惯决定的，可以避免墨迹污染。对于高濂和屠隆提到的各种臂搁，文震亨评论道：“以长样古玉璏为之，最雅；不则倭人所造黑漆秘阁如古玉圭者，质轻如纸，最妙。紫檀雕花、及竹雕花巧人物者，俱不可用。”瓷臂搁在清代早期出现，竹臂搁在清代中期以后盛行，颇受文人喜爱，出现了许多竹刻名家，比如吴之璠、周灏（芷岩）、邓渭等。

　　除了以上介绍的这些外，可以入清供的书房用具还有很多。比如，放置砚台的砚匣，多用紫檀、乌木、豆瓣楠及雕红退光漆制作；存放墨品的墨匣可以防潮、防霉，出现于汉代，明清比较讲究，明代多有用雕花玉带、玉螭虎装饰的紫檀、乌木、豆瓣楠木匣和雕红黑漆墨匣，清代宫廷多为雕漆匣，制作讲究；用于存储研好的墨的铜墨盒，出现于清代后期，文人阶层多题名诗画，作为案头清供；盛浆糊的糊斗，明代文人常用一些古器物充作糊斗，比如古铜小提梁卣、古铜元翁、古铜三箍长桶、还有一些陶器，建窑的外黑内白长罐、定窑元肚蒜蒲长罐、哥窑方斗等；用来盛放印泥的印色池，多为瓷质，明代文人常用官哥窑的方印色池，少量用定窑方池，明代烧有白定长方印池和青花白地印池，清代则以青花印色池为主；现被当作吉祥象征物的如意，屠隆和文震亨认为其原本是古人用以指挥向往或防不测，如意的材质有玉、骨、铜、竹等材质。明代时可见到宣和时所制旧铁如意，古色蒙然，屠隆和文震亨都对此极为推崇，但是，屠隆把明代用天生树枝竹鞭制成的不事斧凿的如意也视为佳品，而文震亨认为天生树枝竹鞭等制的如意如同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