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受“动物精神”的快感吧

　　社会中，并非有人天生就人云亦云，另一些人天生就与众不同，而是同一个人在某些时候会渴望趋同而另一些时候却想标新立异，因为在不同的处境下，你听从了不同次级自我的深度偏好。

　　根据《理性动物》这本书的理论，在我们的大脑中，实际上包含着7个内在的次级自我：自我保护型次级自我、避免疾病型次级自我、社交型次级自我、社会地位型次级自我、择偶型次级自我、留住配偶型次级自我、育儿型次级自我。“这7个次级自我掌管着我们的思想、行为，让我们在不同的情境下做出不同的决策。”如果这是真的，人类想要“理性”还真是不容易呀。

　　《理性动物》一书的作者，首先分析了肯尼迪家族——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非理性家族。“肯尼迪家族的后代似乎做出了很多愚蠢的选择，，所有这些冒险行为跟进化生物学有什么关系？事实证明，关系确实很紧密。在那些表面看似不太明智的选择背后，其实隐藏着男性的冒险与繁殖成功率之间的深层关联。”而据说，支持男性“非理性”冒险行为的深层次原因是“全世界各社会阶层的女性都会迷恋有野心、愿意冒险追求成功的男性”，就像“车模”的存在就是为了刺激男性的购车欲望，“不过，冒险程度的提高还伴随着另外两项发现，它们解释了关于风险在进化生物学方面更深层的奥秘。”

　　其中一项是，通常不那么“理性的人”基本上都是睾丸激素水平上升最多的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来疯”或“比赛型选手”；另一项是，在睾丸激素水平上升的同时，可能导致大脑前额叶皮层——这个做精细判断的大脑区域——的活动衰减甚至关闭。看来，通常情况下，冒险家们并非有意识地去挑战什么极限，而是潜意识的遗传机制替他们做出了这个决定。

　　数十年来，有关人类和动物的神经心理学、生物学及有关学习和记忆的研究有了更多发现，这说明我们的大脑中存在的并不是单一的管理系统，而是结合了很多独立的系统，它们都在运行着不同的子程序来解决不同的问题，“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家罗伯特·库尔茨班认为，人类大脑分裂的特性说明，‘我’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都是‘我们’”。我们并非只有一个自我，而是由一系列的自我——一群“次级自我”，根据在哪里、在做什么以及周围的环境“共同”做出决定，改变着自己。

　　《理性动物》一书的研究告诉我们：社会中，并非有人天生就人云亦云，另一些人天生就与众不同，而是同一个人在某些时候会渴望趋同而另一些时候却想标新立异，因为在不同的处境下，你听从了不同次级自我的深度偏好。

　　当然，我们的每一次选择，每一个决策，甚至每一种偏好，都会影响到其他人。根据我们的实际工作、生活经验，成功的谈判团队并非总是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和损失最小化的“线性思维”，甚至也不是理性的遵循“逻辑规则”的博弈论，《理性动物》认为：人类的非理性行为存在于各类谈判情境之中， “正在运用哪个次级自我”是谈判成功与否的关键，不同的次级自我有着不同的偏好。

　　人类的偏见与生俱来，虽然这些先天的偏见有时会让我们犯错误，但这些错误的本质往往能够体现出大脑的超级智慧。大脑的效率相当之高，让我们能够在相当复杂、多样的环境中应付自如。不过《理性动物》却认为是时候要重新思考什么样的判断和决策才是明智的，难道人类进化过程中至关重要的“适应性”就一定是“准确性”吗？现实社会中“机会成本”的加剧，让人类学会“防患于未然”“有备无患”才是聪明之举，这就是“次级自我”与生俱来的智慧。

　　著名财经作家苏小和对《理性动物》一书的评论，很能引起读者的共鸣：“经济学的边角料总是让人产生思考的欲望。理性，或者理性经济人，是亚当·斯密分析问题的基准；动物，或者动物精神，是凯恩斯分析问题的基准。前者解释了自由市场的逻辑，后者则为政府弥补市场找到了看似合理的理由。现在有人把理性和动物整合在一起思考，方法上可谓志存高远，但在技术上却指向成功学。”是不是真的“指向成功学”，可能每个人的不同的“次级自我”判断不同，但是将“理性”与“动物精神”整合起来应用，确实更加客观、合理。

　　据说，著名的王石（曾经因是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商界领袖而著名，后来因“攀登”珠峰而著名，现在因丰富多彩的人生而著名）曾经说过：由于迷信人的理性，我们从未停止有计划地发展经济和社会的尝试，但市场最终告诉我们，“不可能”随时可能降临。人类的“理性”，也许能够让人类自诩为“高等动物”，却不能让人类“无往而不利”，相反还常常会做出“非理性的、匪夷所思的决策”。因为，研究表明，冲动有时正是最好的对策。

　　“谨慎且精打细算的人在慢行道蹒跚前行，而鲁莽短视的人则在快行道飞驰而过。”为什么有的人遵循快对策，而有的人会遵循慢对策？《理性动物》认为，这主要是两个因素，其中一部分原因与我们的遗传基因有关，另一部分与我们所处的环境有关，特别是我们的童年境遇，人生最初阶段“次级自我”所获得的生存信息，将会影响我们一生的行为模式，特别是与人相处的模式。

　　尽管大多数人都不想跟“利用”扯上关系，但“利用”很多时候是会有所回报的。在生物学领域这是“共生”，在经济学领域这是“共赢”。如何将一直以来单向推送的“营销关系”变为互惠关系，“就像小丑鱼和海葵之间的共生关系”，是“次级自我”的动物精神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如果你要推销某种产品或服务，进化理论中很有用的一个观点就是：世界各地的人都有同样的进化需求，而这些基本需求对于他们的决策用着重大影响。”

　　总之，《理性动物》其实是用非常理性的思路，告诉我们“动物精神”的存在与影响，告诉我们正视“动物精神”的价值会让我们受益匪浅。

　　【 延伸阅读】

　　动物的，太动物的

　　FT中文网财经版主编、专栏作家徐瑾

　　在行为经济学中，丹尼尔·卡尼曼曾有一个著名的案例。假设美国正在为某种疾病的爆发做准备，这种疾病预计会夺走600人的生命，对于AB两种方案则有两种表述。

　　表述一

　　方案A：如果采用方案A，则有200人会获救。

　　方案 B：如果采用方案B，则有1/3的概率救治600人，有2/3的概率无人获救。

　　表述二：

　　方案A：如果采用方案A，则有400人会死亡。

　　方案 B：如果采用方案B，则有1/3的概率无人死亡，但有2/3的概率将导致600人全部死亡。

　　熟悉这个案例的朋友，此刻应该知道两个表述基本一样。在第一种表述下，大多数人(72%)都选择了确定性更强的方案A；而第二种表述下更强调损失，则78%的人选择了方案B。

　　这个实验被认为揭示了决策中的一个重大偏差，它也挑战了理性人模型，卡尼曼等人获得诺奖也与此有关。不过本书作者却举出另一个案例：如果实验中的人数不是600而是60，那么多数人的决策并不会受到太多影响。其原因就在于，原始人的社交范围往往是在100以内，即人类的进化决定了认知规律。

　　再看动物精神，这一概念源自经济学家凯恩斯。席勒曾借用此概念批判亚当·斯密只知人类会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但他却忽略了动物精神，没有考虑到人们的非理性程度或者被误导的程度。席勒认为，动物精神在现代经济学中用来指经济的动荡不安和反复无常，“有时候，我们被它麻痹；有时候它又赋予我们能量，使我们振作，克服恐惧感和优柔寡断”。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动物精神可以说过于乐观或者过于悲观，但是我们作为现代人延绵至今，这就表示我们祖先是竞争的胜利者，而人类那些看似冒险的行为其实背后有合理的解释。

　　人类的冒险尤其男性的冒险往往得到鼓励，男性很多不太明智的选择与繁殖成功率深度关联，而女性也迷恋喜欢冒险的男性。从实验来看，男性在玩滑板时，如果一旁有美女观战，男性的睾丸激素水平就会自动升高，而负责奖励和惩罚评估的大脑前额叶皮层甚至会关闭。这时，这些滑板玩家会更愿意追求冒险，同时也会提高高难度动作的成功率。

　　就像美国的肯尼迪家族曾经被认为遭遇了诅咒，其各代继承人都在挑战中遭遇各种挑战，从遇刺到意外再到丑闻，但是从概率上他们仍旧活得成功，尤其是生物学上的繁殖成功——肯尼迪大家族仍旧人丁兴旺，孙辈就多达 29人，重孙辈有60多人。

　　“人类是理性动物”这一断言来自亚里士多德，但“人类是动物”这一断言多少令人不快，不过这股生物学的入侵潮流已经开始。20世纪70年代美国生物学泰斗爱德华·威尔逊发明了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一词，通过《论人的本性》等著作宣称应将人性研究纳入自然科学。而英国演化理论学者理查德·道金斯则在其著作《自私的基因》中宣称：“我们都是生存机器。”其他以人类为主要研究目标的著作也纷纷涌现，从莫里斯的《裸猿》到贾雷德·戴蒙德的《第三种猩猩》，仅从书名就可见研究者的态度：要么把人类看作193种猴类和猿类的其中一种；要么就是把人类直接认作黑猩猩的近亲，毕竟二者基因的差异不到2%，这倒暗合孟子所谓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的判断。

　　时代更迭，“经济人”所代表的内涵也几经变化，但我仍旧偏好“经济人”这一概念。我认为经济人仍构成了经济学的思维起点，经济人与理性动物的概念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左手和右手的关系。我们的认知需要更新，视角也不必拘泥于理性与非理性的思维泥淖。

　　换一种进化的眼光，便可以多一种视角，更好地解释（猜测）人类的思维暗箱——我们的诸多行为，无论冒失还是谨慎，无论狡黠还是愚蠢，只是在或明或暗地满足不同的生存需求，这一切对应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名言，可谓“动物的，太动物的”。

　　李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