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来光明的船只

　　盲人保尔

　　那天，保尔和母亲在凌晨的黑暗中从家里出发。尽管他已经28岁了，仍需紧紧牵着妈妈的手。9个月大时他发了一场高烧，由于家境贫寒，他的父母只能带他去看村里的赤脚医生。这位医生为他开了一些草药，他活了下来，却从此失明。

　　保尔的父母非常绝望：在他们看来，儿子的失明是上天对他们的惩罚，因为他将永远都无法照顾他们。但是他们仍然很关心这个可怜的大儿子，那之后又生了4个孩子。在弟弟妹妹去学校上学时，保尔就坐在家里，思考是否该自杀以免成为父母的沉重负担。

　　但是保尔决定活下去。他每天都在祈祷，希望上帝助他走出黑暗。他20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又和继父生了4个孩子。一天，保尔听到船抵达港口的声音。朋友们告诉保尔，船上的医生能让盲人重见光明。有人绘声绘色地讲起船上的巫师，以及在船中使病人昏迷，切开他们的身体，在里面放置东西的白人。

　　一时间人心惶惶，但是保尔毫不害怕。于是这天早上，他和母亲一起上路了。他们从市郊的居民区，到达黑角港的老火车站，有人在那里接他们和其他病人。上船后，保尔被安排坐在一张塑料椅子上，接下来他感受到照入他瞳孔中的闪亮灯光，有人将一块膏药粘在他的右眼上，因为医生确定保尔的这只眼睛可以复明。

　　“两个独眼人比一个双眼正常的人看到的更多。如果只有一只眼睛动手术，在同样的时间内可以有两倍数量的人复明。”一位当地护士这样告诉病人们，“安静待着，别动，别打喷嚏，别咳嗽，别深呼吸。如果你们感到脸上有液体流下，那不是血，别害怕。”

　　一位护士把他推进手术室时，保尔一直闭着眼睛。他躺在一张绿色毯子下面，一动不动，有时他会稍微动一下嘴唇，发出几乎无法听闻的词语。他在祈祷。

　　谢瓦利医生：简单的奇迹

　　盖·谢瓦利是一个有些害羞的沉默男人，这位瑞士眼科医生每年都会在船上度过两周时间。来自荷兰的手术室护士安娜丽在保尔的眼睛下注射了一针麻醉剂，谢瓦利用手术刀在其眼睛的角膜上切开一个口，利用超声乳化仪将晶状体粉碎并吸出。剩下的部分就如同戴隐形眼镜一样简单了：护士安娜丽在放置了几百个人工晶体的壁橱里，找到大小合适的递给谢瓦利。谢瓦利则轻松地看着显微镜，将新晶体推入角膜的切口。这场简单的手术需时不超过15分钟，他们平均每天可给12只眼睛动手术。

　　在保尔接受手术时，坐在候诊室的病人们的情绪得到了很好的安抚。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的年轻护士南希用手机放着音乐，并唱起歌来：“所有听说慈善医疗船到来的人，都会前来，得到救治。”很快盲人们就从他们的塑料椅上站了起来，加入到歌唱的行列中去，双手随着旋律打着拍子。

　　然后，第一批病人从手术室中出来了，讲述他们的经历。从消毒药水的味道、机器的声音，到突然进入他们眼睛中的光线。“对很多人来说，那感觉就像被绑架到了外太空。”护士劳瑞笑着说，“我们把他们带上一艘船，用针刺他们，麻醉他们。”但是他们很快就会发现，一切都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对很多病人而言，手术甚至简单得有些可疑了。一位老人大骂：“我以为我在接受手术，可是我什么都没感觉到！”

　　这一天，盖·谢瓦利一个一个地为病人修复眼睛。24小时内伤口就会自愈，第二天就可以拆除绷带，确实是非常简单的手术。一个奇迹？对于西方人而言肯定不算。“这里每天都在发生奇迹，”整形外科医生弗兰克·海顿说，“其实在我们国家也一样，只是我们太忙了以至于根本注意不到。”

　　自费的志愿者们

　　现在是正午12点，盖·谢瓦利还需要为几个病人植入新眼睛，而弗兰克已经和他的妻子卡特琳坐在了船上的食堂里。

　　63岁的弗兰克已经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做了几十年的整形外科医生。退休以后，他和妻子没有选择每天在乡间俱乐部打高尔夫球享受他们的晚年，而是每年都在“非洲恩惠号”医疗船上工作两个月。它的前身是一艘技术领先的丹麦火车渡轮，1999年被恩惠号船只基金会用捐赠的善款买下，那之后7年内被改造成世界上最大的民用医疗船，拥有6个手术室、1个射线实验室、1个药房、78张病床以及1个急救室。

　　“这里的人精神上很健康，”弗兰克这样说起非洲的人们，“他们不会像西方人一样疯狂追求金钱。”他指的是他的病人，但同样的话也能用在他和其他来到船上的志愿者们身上。因为不只是弗兰克和卡特琳的工作没有报酬，船上所有的人，不管是医生、护士，还是船长、厨师，都自付旅费、餐费和船上的住宿费，有时甚至需要6人挤在一个狭窄的房间中生活。

　　因为所有员工都自费，所以1978年由美国德克萨斯人东·斯特芬斯成立的恩惠号船只基金会可以将筹得的善款全部用于救治病人，自那以后基金会的4艘船上一共进行了30万例牙科诊疗、6.7万台外科手术、3.3万多台眼科手术。目前，基金会预订了一艘新医疗船“大西洋恩惠号”，它将于2017年在中国建造完工。

　　2007年，改造完成后的“非洲恩惠号”医疗船出海（在此之前，基金会的3艘老船均已退役）。接下来6年，“非洲恩惠号”分别开往贝宁、多哥、塞拉利昂和几内亚海岸边停泊多月。在两站之间的服役间隙，船只停在干船坞中进行检修，为下次任务做准备。自2013年8月到2014年5月，恩惠号停靠在刚果（布）的黑角港，目前它正在马达加斯加的图阿马西纳港为当地居民服务（2014年10月到2015年夏）。迄今为止，共有来自72个国家的3400多名志愿者在船上工作过，其中有口腔医生、整形医生、眼科和牙科医生等等。很多在船上义务工作几周或几月的志愿者，都通过来自家乡捐赠的资金支付在恩惠号上停留的费用，餐费和住宿费在每月350-700美元之间。

　　弗兰克·海顿还是一名业余钳工，他在自己科罗拉多州的工作室中锻造了两个大铁门，用其中的收益支付飞机票和船上的住宿费。现在他和妻子在船上帮助四肢弯曲的孩子们，例如来自多哥的9岁孩子阿贝尔。由于幼时的一次感染，阿贝尔的骨头虽然能正常生长，但是肌肉的生长速度跟不上，使得他的双腿奇怪地弯曲着。阿贝尔的求生意志和父母对他的爱，使他学会了在弯曲的双腿间找到平衡，但是他在村子里走路时如同螃蟹一般的姿态，还是引发了其他孩子的嘲笑。

　　对于弗兰克·海顿来说，这样的手术不在话下。现在，阿贝尔已经能像正常孩子一样和朋友们踢足球了。船上的电工、矮胖的加拿大人克里斯坐在工作台边用金属废料为医生制作夹板和工具，为阿贝尔的弯腿制作了拉伸器械。为何他会参与无偿的志愿劳动呢？克里斯耸耸肩：“我原本的工作对象是坏掉的机器，而在这艘船上我可以为人服务。”

　　向当地医生传播知识

　　对于刚果（布）等国家的大部分病人来说，要接受长期的医疗护理是不可能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几乎一半人完全享受不到医疗服务，医生和居民的人数比是1：20000。首都布拉柴维尔生活着500万人，却只有唯一一个口腔颌面外科医生。德国外科医生吕尔·科佩尔的到来，使得当地口腔颌面专业医生的数量翻了倍。20年前，科佩尔在不莱梅海港第一次看到恩惠号基金会的一艘船。自那以后，这位德国医生就每年两次、每次数周在船上工作。

　　非洲恩惠号上没有等级制度，这里的每个人都是志愿者，有着共同的目标。医生们不只为当地病人看病，也向当地医生传播知识。在刚果（布）的罗安基利医院，当地首席医生博纳·吉姆贝姆波坐在办公室里，耐心地向记者列举刚果卫生服务体系的优点：剖腹产免费，15岁以下的疟疾患者可接受免费救治，接种疫苗和艾滋病治疗也是免费的；一盒3个装的避孕套仅售20欧分，当地啤酒厂等企业还会赠送一些给自己的员工，放在每月发工资的袋子里。

　　吉姆贝姆波说，大部分刚果人相信基督上帝，但是他们也很容易接受其他思想，畸形和残废常常被认为是巫术和诅咒的结果。这里有两种医生：一种给病人开草药，有时甚至有点作用；另一种则举行神秘的仪式，并承诺可通过歌唱和咒语使病人恢复健康。“这些是糟糕的医生，”吉姆贝姆波说，“他们不只存在于偏远的乡村，也进入到了城市里。”在这个迷信和贫穷的国度，恩惠号上的医生们要取得当地人的信任并不容易。

　　在马达加斯加，医生们不得不召开新闻发布会进行澄清，因为谣言四起，说他们为病人移植尸体的器官。在贝宁，一个萨满巫师坐在港口边的一棵大树上，向每一个经过树下朝船上走去的人施诅咒。好在这个问题自行解决了：一天，这位巫师从树枝上掉了下来，随后灰溜溜地离开了。“这里的穷人并不蠢，”口腔颌面外科医生加利·帕克尔说，“他们只是没有像我们一样的受教育机会。”

　　帕克尔医生：必须拥有希望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西非儿童的死亡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八分之一的孩子在5岁生日前就已死亡。这里的很多孩子都会得一种名叫Noma的可怕免疫性疾病，它会慢慢腐蚀病人的整个面部。大部分受害者都躲起来，过着孤独悲惨的生活，因此这种病很少得到研究，就连世界卫生组织也无法确切知道其具体的传播数据。

　　6岁的德拉毛是该病少数的幸存者之一。他患上Noma时，他的父亲曾想把他淹死，但是他的母亲坚持把他带到了船上。“他是个害羞的男孩，晚上总在流泪。”荷兰护士米尔加姆说，“他的脸腐烂了，看起来非常可怕，而且散发着恶臭。”但是她战胜了自己的恐惧和厌恶感，晚上握着德拉毛的手。如今他已经康复，去学校上学了。

　　“你的鼻子告诉你：放弃吧。但是你的心告诉你：坚持下去。最后你听从了自己的内心。”加利·帕克尔说。这位美国口腔颌面外科医生一生中几乎一半的时间都在船上度过，他已经和恩惠号基金会一起救助世界上最贫穷的人们27年了。他在船上认识了自己的妻子，他们一起养大了两个孩子。

　　“我们以耶稣为榜样。”船入口处的一块黑板上写着这样的话。61岁的帕克尔并不是个狂热的传道士。“我们在手术前就让病人知道，我们当他们是自己人，接受他们。”他说，“我们试着接触他们的身体，这是最好的治疗方式之一。”然后，他说起一个在几内亚上船的头上有个巨大肿瘤的女人。“我把手放在她的肩上，看着她的眼睛。”这个女人后来向他承认，她已经有10年没有被人触碰过了。

　　这天上午，帕克尔已经给3个唇裂儿做了手术，现在在船上咖啡馆里休息。和妻子、孩子一起生活在船上，从一个穷国奔赴另一个穷国，这感觉怎样？这位医生微笑着援引了一句非洲俗语以作回答：“要养大一个孩子，你需要整个村庄。”

　　而他的村庄就是这艘船，这里使得他的孩子变为世界公民。当他15岁的儿子韦斯利不听话时，可以从舷窗看到防波堤上扛沉重米袋的年轻男人们，他们一天工作12小时，却只能拿到1.5美元的报酬。“他们看到，人们是怎样艰苦劳动的。”

　　相信宿命论的人们怎会对贫困、疾病和剥削感到吃惊？2000种非洲语言中，有700种没有“未来”这个词。“在非洲，时间不是像我们西方一样线性向前的，它是一团云。”帕克尔解释道，“对时间没有线性想象的人，无法消除痛苦。”

　　“必须怀有希望。”帕克尔接着说。很多事实都证明，恩惠船和船上的志愿者们正是为了这个愿望而努力着。希望是很强的力量，比对巫师的迷信更加强大。“我们手术计划表上的日程常常不固定，因为我们知道，很多贫穷的病人最初常常不会来看病，白天他们都躲起来，夜晚才出来活动。”但是这些因疾病而痛苦的人们很快就听说了载着白衣医生的大船和说起自己好转病情的其他病人。这创造了信任感，最终他们在晚上来到船上，常常历经长途跋涉，来自贝宁、多哥、加纳、马里，或是乍得、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喀麦隆。有的人步行1500公里，或是沿着河流划着独木舟而来。

　　帕克尔知道，他和这艘医疗船上的队伍不可能一下子治愈西非人民的全部苦难。但是他说：“我们无法改变全世界，却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全世界。”

　　改变一个人的全世界

　　其中一个人就是盲人保尔。第二天，他和其他病人坐在一起，在非洲鼓的乐声中，等待光明的到来。保尔的母亲坐在他的身后，眼睛里闪着希望的光，而保尔自己反而表现得非常平静。

　　护士拆下了保尔脸上的绷带。在20多年的黑暗之后，他首先看到的是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白种男人。一向安静的保尔突然大叫起来，跳进他的手臂中，幸福地哭了。这难道不是奇迹吗？

　　第二天，保尔的母亲再次来到船中，她带来了3个橘子以示感谢。

　　[译自德国版《读者文摘》]

　　马尔特·赫尔维希/文 艾可/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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