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英国食品银行

　　现在，每当我想到食品银行，总会想到露易丝。她是第一个跟我谈论自己使用食品银行经历的人。那天，我在考文垂市希尔菲尔德贫民区的“希望咖啡馆”吃午饭。阳光透过临街玻璃照进干净通风的室内，这是一家很普通的英国咖啡馆，但从半年前开始，每周五下午，当地居民可以来此免费领取几个购物袋的食物。

　　跟我一起的是考文垂市食品银行经理休·麦克尼尔。咖啡馆里已经挤满了前来帮忙的志愿者，正在忙里忙外。现场气氛活跃，人人都神采奕奕。吃完午饭，我们离开咖啡馆大厅，穿过一条狭窄的走廊，来到一间大型储物室。室内是一群中年妇女，她们一边愉快地聊天，一边把从地上堆到天花板的生活物品整理归类。罐装汤、袋装面条、盒装果汁，琳琅满目的各类食物让我目不暇接。“大多数食物都是乐购（Tesco）、莫里斯（Morrisons）和森宝利（Sainsbury’s）这3家超市送来的。”休告诉我，“这些超市允许我们给每一位前去购物的顾客发一份清单，上面列出了我们需要的食物，接下来就要仰仗考文垂市民的慷慨了，市民们会在购物时额外买一些清单上列举的食品，然后捐赠给我们。每年7月，我们会在全市所有乐购超市做为期3天的募捐，通常能收集大约10吨的食物。”

　　回到咖啡馆大厅时，我发现几乎每张桌子边都坐满了人，他们都是来使用食物银行的。在等待的过程中，一些人已经喝上了咖啡。在一张桌子旁，一个志愿者正在询问一对夫妇是否有孩子，家里是否有素食主义者，边询问边在一张表格上打勾，然后很快地跑去为这对夫妇量身准备了3天的食物。

　　咖啡厅门口有一张满是表格和文件的桌子，志愿协调员托尼正在迎接新来的人。一个胡子刮得很干净的年轻人领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走到托尼面前，托尼友好地询问是谁推荐他们到这里来的。一阵尴尬的沉默后，那个年轻人满脸通红地低着头，看着地板生硬地说：“我不是为自己领，是为我爸领食物。”老人一脸茫然，直到他儿子告诉他把手里的文件拿出来。文件显示，老人是由考文垂住房管理局的借款顾问推荐来的。托尼记下一些信息，然后让那对父子先坐下，很快就会有人来接待他们。

　　休向我解释了食品银行的运作过程，“到这里来的人是由全市一些专门机构推荐来的。我们和教堂、学校、住房管理局、全科医疗机构，医院等250多家机构合作。每个人在6个月内有权得到3张券，每张券使他们有权获得3天的食物。食品银行能帮人们度过短暂的危机，但它并不是长久之计。”

　　休问我是否想采访一下这里的客户，我犹豫了。和使用食品银行的人谈谈，了解他们来这的原因以及他们在这儿的感受，这正是我此行的目的，但突然间我感觉既尴尬又不自信，仿佛我正试图窥探一个非常私密敏感的领域。休走近一个矮小瘦弱的年轻女人，她正拘谨、卑微地坐在一张角落的椅子里，他们开始交谈。渐渐地，休的热情赢得了那个女人的信任，她点了点头。休示意我过去，露易丝很乐意跟我聊一聊。“学校假期是最难熬的日子，因为我必须为孩子们准备一日三餐，这就是我现在来这里的原因。”露易丝告诉我，“平时购物时我会跑好几家超市，以便能买到最便宜的东西，用最少的钱填饱一家人的肚子。我通常只买罐头和速冻食品，从来不会买新鲜的水果和蔬菜。今天是孩子们假期的第一天，他们不能去学校只能在家吃饭。我负担不起，所以食品银行成了救命稻草。”露易丝是单亲妈妈，有两个孩子，各种生活账单、两个孩子的衣食住行和学费让她每天都疲于奔命 。“食品银行太棒了，这里提供布丁、披萨和巧克力饼干，这些都是我买不起的东西。”

　　一位食品银行志愿者面带笑容走过来，当他把袋子在露易丝面前放下时，后者的眼睛瞬间亮起来。志愿者把袋子打开，给露易丝展示里面的食物。露易丝盯住了两个用包装纸裹得亮闪闪的复活节彩蛋，它们稳稳地躺在罐装汤、豆子和披萨上，她努力眨了眨眼，不让眼泪流下来，向志愿者说了一连串“谢谢你”后，提着袋子离开了。

　　饥饿的英国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在21世纪的英国，每天还有大量的人食不果腹。据国际发展及人道援助机构乐施会和教会扶贫基金会统计，2013-2014年，英国粮食援助供应机构共向食品贫乏的人群发放了2000多万份餐食。这还没有把那些地方经营的食品银行、救济站、早餐俱乐部和其他形式的粮食援助考虑在内。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最近发布了一份评估国内紧急食品援助的报告，利兹·道勒教授是报告的作者之一。该报告的结论是：目前无法准确估计有多少英国人依靠国家慈善粮食援助机构提供的食物生存。

　　道勒教授说：“吃得饱不饱、好不好其实是一个非常隐私的问题。大多数人每天都在家吃饭，吃的什么以及怎么吃，都不会公之于众，这是每个家庭的秘密，也是属于私人的痛苦。如果你缺少足够的食物，或者饮食结构不均衡，就要自己承担痛苦。代价会在你身上体现，你会失去健康。”

　　食物匮乏这一话题在21世纪的英国绝不会占据报刊杂志的头条，但最近食品银行的兴起把饥饿问题及其原因带入了英国公众的视野。

　　1997年，为了改善无家可归儿童的生活条件，一对英国夫妇帕蒂·亨德森和卡罗尔·亨德森创办了特鲁塞尔信托公司。2000年，在英国城市索尔兹伯里筹资时，帕蒂接到了当地一个母亲的电话，她的孩子那天晚上是饿着肚子入睡的。帕蒂意识到这位母亲不是个例，因此创办了索尔兹伯里食品银行，为处于危机中的本地人提供3天的应急食物。

　　帕蒂和卡罗尔清楚，索尔兹伯里市民的问题并不是那个城市特有的。2004年，特鲁塞尔信托公司开始在英国各地经营食品银行。2010年，全英国有54家特鲁塞尔信托食品银行。4年后的今天，在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及北爱尔兰大约有420家特鲁塞尔信托食品银行，平均每年要新开90多家食品银行。实际上，420这一数字并不准确，在许多城市，一家食品银行下还设有许多分行，把它们全部计算进去，估计如今全英国有1400家食品银行。

　　举例说，考文垂市食品银行如今有16个分行，一周7天在全市不同的位置分发食品。就这样，特鲁塞尔信托公司创造了一个食品银行网络，这个网络在10年时间里从零零星星发展到比劳埃德银行（译注：英国最大商业银行之一）拥有更多的分支。这些分支并不是空洞的，2014年，它们共供养了90万英国人（比2013年增长了163%）。

　　起初，英国联合政府对食品银行的态度很从容，首相戴维·卡梅伦对银行的发展尤其热心。但渐渐的，食品银行公开的记录显示，超过一半的客户来食品银行领取食品，是因为救济金延迟、卧室税（从2013年4月始，英国政府对低收入家庭的空置卧室征税）、家庭税等等造成的日常生活入不敷出。特鲁塞尔信托公司执行董事长克里斯莫德说：“自2013年政府启动福利改革以来（译注：英国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福利制度改革，旨在于严峻的经济环境中紧缩财政、平衡福利支出），情况变得越来越糟。我们呼吁政府倾听发生在生活底层的事情，想让他们意识到当福利体系瓦解时，很多家庭将要挨饿。”

　　但是政府并不想听，它想要反击。英国资深保守党内阁大臣、就业与养老金事务大臣伊恩·邓肯·史密斯否认了福利改革和食品银行普及之间的联系，指责特鲁塞尔信托公开食品银行的信息是为自己的商业模式造势。史密斯认为这是供应而非需求导致的问题，既然食品银行在那儿，人们自然会使用它们。就连那些使用食品银行的人也遭到了指责，被认为无法妥善管理自己的财务。还有媒体表示，很多使用食品银行的人是在欺诈。英国《每日邮报》刊登了一篇标题为《没有证人的悲伤故事：食品银行背后令人震惊的真相》的文章，一位记者假装失业并且饥饿难耐，食品银行在未证实他说法的情况下就给了他食物包裹。

　　而同保守党有政治分歧的另一大党派工党，对食品银行的看法则截然不同。在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抓住生活成本问题抨击现任政府时，食品银行已成为关键武器。据工党所说，国内工资收入低，基本食品与服务的成本又在急剧上升，这种环境下政府推行福利改革，就是在推着国民走进食品银行。

　　对这一问题的争论不休甚至让英国政府成立了一个调查组，用以“调查隐藏在饥饿、粮食匮乏和英国各地对食品银行需求急剧增长背后的根源”。调查组包括工党和保守党议员，众所周知，两党在对造成使用食品银行激增的原因上存在分歧，英国人有理由怀疑，他们能否在如何解决问题上达成共识。

　　最后的依靠

　　实际上，没有人会轻易地选择食品银行。在去考文垂食品银行前，露易丝已经有几个月不吃晚餐了。她最终走进食品银行，是为了能在学校放假期间养活她的孩子。其他人也以不同的方式展现了他们去食品银行时的身心状况。

　　在爱丁堡，我看到一名年轻女士在工作人员拿出食物时泪如雨下，当晚她让家人吃饱饭的愿望总算可以实现了。另一名害羞得满脸通红的男士告诉志愿者们，由于没钱买车票，他穿过城市走了几英里才得到了一份推荐表，又走了更长的路才来到这里领取食物。他筋疲力尽地坐下，抱着一杯茶摇晃了半天才歇过劲来，然后启程步行回家。这次他的袋子里满载食物。

　　有的健谈，有的沉默，有的则不知所措，我经常从人们的反应中感到，食品银行真真切切是他们“最后的依靠”，是因绝望而迫不得已来寻求帮助，而不是“一群消费者”在尝试将食品银行作为比去超市购物更便宜的选择。这不是说没有人会欺骗食品银行，我所看到的下面这个例子只是让我更确信，想滥用食品银行的人只占极少数。

　　我拜访那天，约翰是唯一一个两次踏进利明顿食品银行的人，但他却让咖啡馆的人觉得他来了不止3次了。当所有人都静静地坐着等待时，约翰紧张地走来走去，不断地说这地方热得他都要出汗了。他走过来坐在我旁边，我还没来得及主动开口，他就漫无边际地和我说昨天晚上他的帐篷是怎样被他孩子给烧了，他的食物、衣服和钱都没了等等。和其他人相比，约翰过分地想要澄清他来这儿的理由之正当。可他的衣服看上去太干净，一点儿也不像一个住在帐篷里、所有的家当都刚刚毁于火灾的人。最后工作人员给他弄好了几袋食物，他又讨价还价额外要了几箱果汁饮料。走的时候，他大声地和我们道别，仍然抱怨着这里太热。他一走，就有一个客户冲着他喊“瘾君子”，说约翰肯定会把这些食物卖掉来换毒品。但约翰只是个例外，他在食品银行的表现和我遇见的所有人都截然不同。

　　我相信确实有一些人像约翰那样，来这里骗取食物。想要获得一张食物券很容易，你只要编造一个有说服力的悲惨故事，说给你的医生、债务顾问或者律师听，不论这个故事是真是假，你就可能有机会得到一个推荐人，一份推荐表。但如果你大量地观察来食品银行的人并且同他们交谈的话，你会意识到：绝大多数来食品银行的人，确实是因为食不果腹才出此下策。

　　不止是饥饿

　　在《甜蜜慈善》一书中，珍妮特·玻朋蒂克介绍了1981年冬天美国发放奶酪的事情。那年圣诞节前3天，时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号召全国的志愿者帮助发放政府剩余的3000万磅奶酪。于是人群在寒冷冬日里，为了区区5磅奶酪，在长长的队伍中苦等数小时。队伍太长了以至于一些人实在等不了那么长时间空手而回，有些人甚至领到了发霉的奶酪。

　　玻朋蒂克谈及这件事是因为，此事是当时美国救济食品援助中心数量猛增的催化剂。志愿者们回到了各自的社区，坚信成立救济食品援助中心的必要性。如今，21世纪英国潜在的社会和经济动态与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情形惊人地相似。政府救济金的削减，下降到最低工资标准的薪酬水平，住房费用的增加，各大企业纷纷裁员，使得当时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陷入贫困，靠寻求食物救济为生。这些变化造就了饥饿问题，好心人用自家的食品储藏室和厨房帮助他们。

　　30多年后的今天，约六分之一的美国人仍无法得到食品保障。2013年，美国农业部报告显示，4910万美国人生活在食不果腹的家庭。美国最大的救济食品分发中心——“为美国充饥”声称，每年估计向4650万美国人提供食品援助，美国人面临前所未有的饥饿威胁。

　　为了唤起社区全体成员伸出援手，玻朋蒂克用扣人心弦的笔触揭示食品问题的影响力。她写道：“战胜饥饿是一种包容一切、覆盖全球的目标，它没有党派之分，我们都会认同。”玻朋蒂克不断尝试各种方式，激发美国社会各界人士与机构为国内摆脱饥饿威胁而努力。在玻朋蒂克的努力下，从可口可乐和花旗银行这样的业界巨头，到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这类强大的工会，甚至是男童子军等青少年组织都争先恐后地支持这项事业。

　　当露易丝的食物袋被送到她跟前时，你不可能不被她的开心所感动。我一次又一次听到志愿者们说起食品银行打动人心的力量，还有一些曾得到食品银行帮助的年轻人随后回来也成为了志愿者。休告诉我说：“食品银行如今声势浩大，它叩响无数英国人的心门。在超市里，我们看到很多人站出来夸奖（食品银行）做得好。”如今在英国，越来越多的超市乐于同食品银行合作，允许他们的顾客捐出购买的食品。汇丰、英国水务公司和标致汽车公司等企业都允许员工做食品银行的志愿者，把食品银行当作企业社会责任项目来开展。还有的企业，如英国电力公司和沃尔沃集团，则在员工中组织食品募集活动。

　　可即使英国的每个城镇都成立了食品银行，并有大量政府机构和企业支持其制度化，英国人难道真要让它变成自己国度的一道风景线吗？他们是否能找到一个确保人们越来越少求助于食品银行的方法？把食品银行视为一种警示，提醒他们当今英国所追求的经济和社会模式是否存在严重错误？想到这些问题，我的脑海又出现了与露易丝会面时的情景。现在食品银行为露易丝提供食物，这一善举会让她在未来更有可能再次需要帮助，还是无需再次求助？

　　詹姆斯·哈里森/文 斯眉/译

　　[译自英国《新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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