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投资下滑的必然性

　　1-5月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至3.9%，5月份同比增速只有0.98%。从2012年至今，民间投资增速从30%降至接近于零也不过用了四年时间。如果相信趋势的力量，那么我们离民间投资负增长也应该不远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追溯历史数据的变化才能找到民间投资下滑的根源。

　　民间投资下滑是经济增速下行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总体表现为投资回报率的下降。这可以追溯到2011年，包括GDP、房地产开发投资、汽车销售、大宗商品价格等指标也是在那一年开始减速。经济下行可能是因为总需求减少，从而出现产能过剩和投资回报率下降，但也可以是投资增速下滑。所以，GDP增速下行也不能成为民间投资下行核心的原因。

　　2011年同样重要的是出现了人口方面的拐点，即按国际标准，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峰值在2010年已经达到74.5%的高点，2011年开始净减少。而按中国的劳动年龄标准，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2年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一个更惊人的数据变化是2015年流动人口首次净减少500多万，流动人口的减少也会导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消费需求的下降。在我看来，人口因素才是民间投资下行核心的原因。

　　经济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口现象。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从生产要素的角度看，会增加劳动力成本，从而降低潜在增长率；从消费的角度看，劳动年龄人口同时又是购房、购车的主力人群。人口红利和城市化是阶段性的，处在这一阶段的国家经济增速都会加快，随着人口红利的消退和城市化进程的放缓，投资增速的下降也是很正常的，日本、德国、韩国等经济成功转型的国家就是先例。

　　中国民间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房地产这两大领域，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比10年前更加严峻，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在2010年就达到了峰值，2016年即便回升也不改今后负增长的必然趋势，因为人口老龄化和移民减少的趋势是不可逆的。所以，民间投资增速的下降及今后的负增长，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需要努力的是如何提高投资效益，而不是想方设法刺激投资，拔苗助长。

　　传统产业的过剩会逼迫经济转型，如果转型过程中不给予民企相应的新兴行业准入机会，则民间投资增速也必然下降。政府当局早已看到了这一隐患，于是，早在2005年就颁布了鼓励民间投资的“36条”，可谓未雨绸缪。不过从事后看，当初促转型似乎火候未到。到了2010年，国务院又出台了鼓励民间投资的“新36条”，把部分国企垄断的行业向民企开放，出台时机极佳，因为是在为应对次贷危机时推出“两年四万亿”的第二年，希望民间投资能够接棒政府投资。

　　但是，“新36条”的落实情况似乎还是不够理想，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让民企进入的领域是原先国企垄断的领域，这会因利益再分配遇阻；其次，不少向民企开放的行业往往存在资本、技术壁垒等壁垒，而民企多为草根出身，面对这些高精尖行业或会望而却步；第三，行政不作为现象在各地均有表现，权威人士提出“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也说明政策落实率低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从2016年第一季度看，有人说国企投资对民间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这种解读并不客观。按我的理解，一个原因与前述经济转型有关；另一个原因则是国企还承担了稳增长的任务。根据财政部的数据，所有国企1-4月份的负债同比增加了18%，但利润却下降了8.4%。另据上交所的数据，2015年年报剔除金融企业后，上市国企的ROE为5.9%，上市民企为8.1%；所有国企的营收和利润都是负增长。这说明盈利负增长的国企在投资加杠杆，而盈利正增长的民企却在去杠杆。

　　向民企开放诸多由国企垄断的行业，尤其是很多供给短缺的服务业，当然是刺激民间投资的有效办法，但对过去提出的各种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进行评估和落实仍是长期存在的一大难点。

　　李迅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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