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路兄弟（一）

　　一、母亲突然离世

　　入秋了，金黄色的杨树叶子纷纷飘落。张中常下班回到家，母亲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见儿子回来，母亲招呼一声：“二儿回来了！”

　　张中常应着，把包放在茶几上，走过去坐在母亲身边，握住母亲的手尽量平静而缓慢地说：“妈，我哥就在这个城市。”

　　母亲“呀”了一声，差点没从沙发上弹起来，瞪大眼睛喊：“你哥在这儿？”

　　张中常连忙拉紧母亲的手说：“您别激动，这样对心脏不好。我哥是在这个城市。”“他、他、他在干啥？你哥过得怎么样？他还好吧？”母亲紧抓着儿子的手，瞪着他急切地连声问。

　　中常说：“妈，您别急。今天下午召开全市副处级以上干部大会，我也和大家见了个面。上午秘书把参会人员的名单拿给我，我看见了有一个和我哥一样的名字，让秘书进行了解，确认就是我哥。他现在是市档案局副局长。”

　　母亲问：“你哥以前不是在S市吗？怎么到这儿来了？”中常说：“调过来的呗。”

　　母亲长出了口气，眼里充盈着泪水，自言自语地说：“过得好就好，过得好就好。”突然又说，“二儿，你别去找你哥，他会不好意思的。”

　　中常点点头说：“是呀，我也这么想。下午开会时人多，我没看见他，但他一定看见我了。再说这些天报纸和电视、网络上有不少关于我来H市任职的消息，也介绍了我的简历，还有不少我开会和检查工作的报道，他应该看见了。”

　　“那你更不能去找他了，他心里一定也不是滋味。如果他来找你，你一定要给笑脸儿，他毕竟是你哥，他熬到今天也不易呀！”母亲擦了擦眼角。

　　中常笑着说：“妈，您放心吧！我一定不会让他感到难堪的。”

　　母亲轻轻地点了点头，沉思了一会儿又问：“你哥他家在什么地方住？”

　　中常说：“我让秘书打听了，在R小区。不远，和咱们住的小区就隔一个小区。”母亲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母亲七十一岁了，身体尚可，只是心脏有时感到发颤。中常领母亲去医院看过，医生说别太激动就行。中常不放心，说到大城市去看看。母亲说别大惊小怪的，没大碍。来H市时。中常要给母亲找个保姆，可要强的母亲连连摇头，说如果真到了请保姆的时候妈也就不行了。母亲的身体让中常很是牵挂，这些年除了必要的应酬和公出之外，只要一下班中常就回家，陪母亲吃完饭后，带着母亲到广场走走。中常不在家时，这个任务就由妻子代劳了……

　　母亲站起来，走到窗前向外看。他们住的这套房子是市里临时给安排的，楼下小区栽种着许多杨树。此刻，瑟瑟的秋风吹起，发黄的叶子在半空中打着旋儿翩然落地。

　　中常走到母亲身边，顺着母亲的目光向外望去，也看到了那一片片飘落的黄叶。中常知道，母亲小时候就爱看树，成亲后就在自家的院子里种了一棵大叶杨。那棵树长得特别迅速，没几年就变得高大挺拔。树上的叶子春天生发，夏天长大，秋天发黄，入冬前飘落，在季节的轮回中悄然变化……中常和哥哥小的时候，母亲经常拉着他们看那棵一年一个新高的杨树，告诉他们树的叶子不管当初长得多么高、多么好，最后都是要落在地上的。即使被大风刮走飞得很远，它也要落在地上，因为土地才是它们的家……

　　那天晚上中常几乎一夜没睡。

　　第二天起来，中常感到有些头疼，心也跳得比往常快，他想也许是昨晚没睡好的关系吧。母亲已做好了饭，中常陪着母亲喝了一碗粥，吃了个馒头。母亲看着他想说什么可没说。到点了，中常说了声“妈，我上班去了”，就夹着包出门了……

　　上午，中常正在办公室处理公务，秘书慌慌张张地冲进来说：“张市长，您母亲出事了！”

　　中常呼地站起来问：“怎么回事？”

　　秘书说老人家不知道怎么跑到R小区去了，突然就倒在了地上。几位居民把她送进了医院，当时老人家还能说话，那几个好心人知道了您的情况，往政府办打了电话。

　　“我妈现在怎么样了？”中常急切地问。

　　秘书说：“在人民医院。”

　　中常立即冲出办公室。秘书边给医院打电话边跟在后面跑。

　　他们到了医院急诊室，早已等在那里的医生掀开盖在母亲脸上的白色布单，说老人家是死于突发心脏病。中常瞪大眼睛呆愣了片刻之后，扑到母亲床前。

　　医生告诉中常，老人家最后喊了一句“中基”。

　　母亲就像一片杨树的叶子，在这个秋天飘落下来了。中常交代秘书，老太太的丧事从简，不要对外宣扬，除了几位市领导外，不要让任何人来吊唁，这是一条纪律。妻子和女儿连夜赶到。他决定，等母亲火化完了，就把骨灰送回老家与父亲并骨。

　　可张市长母亲突然去世的消息还是传了出去，虽然张市长有话在先，市里各委办局的领导没去参加葬礼，可他们还是以不同方式向中常表达了慰问，他一一表示感谢。

　　中常一直在期盼着一个人的到来，可直到他捧着母亲的骨灰踏上回老家的路途，也没见到那个人。中常的心阵阵抽搐，母亲的去世，那个人是不可能不知道的，而且他也应该知道母亲为什么去R小区。

　　中常又想起那天早上自己的感觉，难道这是一种预感？

　　而医生告诉他母亲去世前喊的最后那两个字，如炸雷般地回响在他的耳边。

　　二、小琴就像儿媳

　　张中常的老家在农村，那是一个穷得吃穿都困难的小山村，人均耕地不足一亩。四十年前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天天搞阶级斗争，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把穷当成了光荣。中常的父亲张大亮给一位远房亲戚邮封信，八分钱的邮票都买不起，借了一个村子还差二分。乡亲们有病多数都是挺，可张大亮的肚子在疼了一个冬天后却没挺过去。那年大儿子中基十五岁，二儿子中常十一岁。

　　母亲虽没文化，而且那时喇叭里天天喊“读书无用论”，还出了一个交白卷的英雄。但她却清醒地认识到，要改变两个儿子的命运，就只有靠学习了，长大了即使走不出大山，当个小队会计、村小学教师也好。因为这一年下放到村里改造的一个“老反革命”，不但没有受到想象中的批判，反而被大队当成了宝贝。这个“老反革命”是个大学教授，天上地下的事儿啥都知道，而且啥都会。大队把算账的事、写标语的事、出版报的事儿一股脑地全交给了他，而他把所有的活都干得让人竖大拇指。晚上大人孩子都喜欢围在他身边，听他讲故事。从他的嘴里，乡亲们知道了山村以外还有更广阔更美好的天地——那里有汽车，有大楼，上茅房都不用出屋子……乡亲们把他当成了神，连村里小学堂的老师不懂的问题都找他请教……后来这个“老反革命”被平反，又走出了大山，回到了他曾描述过的乡亲们认定是神仙住的大城市。

　　中常的母亲有一次与“老反革命”搭话时得知，他家以前也是农村的，跟这里一样穷，他是靠真学问考出去的。张中基见过“老反革命”，那时中基正在公社上初中。他和母亲在路上遇见他，母亲与“老反革命”打招呼说：“这就是我儿子。”“老反革命”拍着中基的肩膀说：“任何一个社会、国家都需要知识和有知识的人，好好学吧。”第二天母亲从地里干活回来带回个小笔记本，母亲说这是那位“老反革命”大叔给他的。从此，母亲认定学问永远有用，把“老反革命”的“任何一个社会、国家都需要知识和有知识的人”翻译成“有学问的人到哪儿都有饭吃”。母亲教导两个儿子无论多苦，都要好好学学问，长见识。地里的活不管多累，母亲也不让他们沾个手指头；大冬天母亲穿着夹衣冻得直哆嗦，却尽量让他们穿得暖些；母亲宁可自己一天只吃一顿饭，也让他们吃得饱些……两个儿子争气得很，天天都学到半夜，老大中基从村里上至公社，又从公社上到县里；老二也要考初中到公社上学了。

　　父亲去世时，母亲才三十四岁。有人跟她说再走一家吧，但她摇头说孩子不大不小，到了人家是累赘，再说孩子也不习惯，会影响学业。母亲不愿改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怕孩子受继父的气……就这样母亲一守就是近四十年。

　　春播和秋收时，小琴和父亲张大友常到中基家来帮忙。

　　大亮咽气儿前，已经不能说话，眼珠儿从老婆转到两个儿子，最后停在张大友——小琴父亲的脸上，目光里满是渴望和乞求。大友上前弯腰拉住他的手流着泪说：“哥，你放心吧！”大友听了这话，才闭上了眼睛。

　　大友是邻村人。那年大亮拉车到公社送公粮，回来的路上，因为饿，又没东西吃，肚子疼的病又犯了，蹲在地上“嗷嗷”干哕。大友赶集回来看见了，连忙掏出个饼子给他。两人搭话一聊，一个大友，一个大亮，还挺投机，从那以后多有来往，彼此都是老实人，于是认了兄弟。他们俩同年结婚，大亮媳妇头一年有了男孩儿，就是中基；大友的媳妇第二年生了个女娃，就是小琴。两家说好将来成亲家，在农村，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说了就等于定下了，两家就以亲家相称了，只等到两个孩子十八九岁时就按当地习俗给他们拜天地。

　　小时候两家逢年过节相互走动时，两个小家伙两小无猜，手拉手一起玩儿。上小学时，中基比小琴高一年级，课间还常常一起玩过家家。等到十二三岁上，俩人已懂点事了，再见了面就有些不好意思，逗得大人哈哈笑。小琴上完小学就在家干活了，才几年工夫，就已经出落成花一般的大闺女。中基、中常一直在学校念书，地里的活儿指不上他们兄弟。每到农忙时，大友就带着小琴来帮着忙上几天。

　　小琴妈自那年生了小琴就再也没怀上，小琴成了独生女儿。按照当地的习俗，从小定了亲的男孩女娃，到了一定年龄在没正式成亲之前是不能随便见面的。可大友说，都新社会了，没那么多规矩，这也是家里再没有劳力的缘故，就领着闺女来帮着干活。爷儿俩一大早来，傍晚时走，中午就在地里吃。

　　一看见小琴，中基妈眼角眉梢都是笑，稀罕个没够，拉着未来大儿媳妇的手不肯放，说：“这孩子不但长得好，还能干，更是懂事儿，传到耳朵里的都是十里八村的夸奖，我大儿子有福。”小琴听着，总是腼腆地低下头笑。

　　中基十九岁那年，大友上门了，蹲在门口低头“吧嗒吧嗒”地吸旱烟。中基妈知道他为什么来，说：“亲家，中基正在县里上中学，等毕了业就办。总得让孩子把学上完了吧？”大友点着头站起来走了。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叫得响彻云霄，标语贴得到处都是，一批寒门学子通过考试跨入大学校门，这给中基这样境况的学生以极大的鼓舞，拼命地学习。1980年，二十岁的中基一举考上了外省的一所大专学校。全乡都轰动了，考上了大学可是了不得的事，那就意味着可以走出农村，脱离苦海，吃饱穿暖，去城市过神仙的日子。

　　母亲领着中常，大友领着小琴，把中基送到了县城的火车站。中基上车前，摸着弟弟的头说：“好好学，将来咱们都出来。”中常扯着哥哥的衣襟不肯放。母亲流着泪对中基说：“别担心妈，到了学校好好学。”然后又望着大友和小琴抱歉地说：“只有再等几年了，不能耽误孩子上学呀！”

　　大友怯生生地望着中基说：“你好好上学，让小琴常过去帮着你妈，都一家人了。”大友望着中基心跳眼皮也跳，此时的中基就如一只上了天的风筝，而线却不在他的手上。

　　中基看了一眼小琴，小琴红着脸低着头。

　　中基怀里揣着自己家和小琴家卖了口粮共同凑的八十块钱乘上了远去的火车。

　　中基走后，小琴隔不上两天就到中基家，帮着中基妈干这干那，好像是已经过门了。村里的人也把她当成中基的媳妇了，中常也一口一个“嫂子”地叫上了。

　　小琴把中常当成亲弟弟。中常到公社念书，她常去看他，给他带去换洗的衣服和好吃的，有时还给他三块两块的零用钱；中常到县里上学，小琴也去看过两趟。中常放假回来想帮家里干点儿活，小琴总是说：“不用你干，你好好学习就行了。”

　　在中常心里，小琴是嫂子，也是姐姐。

　　三、终于留在城里

　　中基大学读的是中文。他四年没回过一趟家，也没路费回家。宿舍和班里家庭条件好的同学，比他吃得好、穿得好。他吃的是最便宜的饭菜，冬夏就那么几件衣服。有些父母当官的同学一入学就花前月下了。他们穿喇叭裤、烫卷发头，举着手提录音机像打了鸡血似的在空地上摇头摆尾地跳迪斯科……这些人在墙里，他在墙外，他只能远远地站着，眼馋地看着他们进进出出。他进不去，更谈不上出来。尤其瞧着那些穿戴花花绿绿的女同学，再想想小琴，他感到有些可笑，而自己更可怜。

　　他也曾暗恋过一个叫于丽丽的女同学。于丽丽杨柳细腰，打扮夸张，走起路来两个屁股蛋子左右大尺度地摇晃，像是在热情地招手，惹得人浮想联翩。每当看见她，中常的脑海里就会冒出书中描写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她与男同学不分场合地打打闹闹，嘻嘻哈哈，勾肩搭背，吃吃喝喝，无拘无束。因为多次跟男同学出去玩耍、喝酒，下半夜才回来，两次受到班主任的批评，可她仍我行我素，毫不在乎。后来听说她父亲是个不小的干部，也就没人说她了，毕竟说了也是没用。

　　中基爱上了她，可从来没敢表示过，只是每次于丽丽出现时，他都会低下头从眼角的余光中追随着她的身影消失。而于丽丽也从来没用正眼看过他。中基知道，于丽丽只能是他抬头望见的天上的月亮和低头看见的水中的鲜花。但他在心里却没饶过她，意淫了无数次。

　　靠着那八十块钱他熬过了第一个学期。

　　寒暑假，中基就到学校旁的一个小饭店里帮工。假期学校宿舍不让住，他就住在小饭店为服务员搭的小板房里，冬天冷得睡不着，夏天热得浑身是汗。他遭受过顾客的无端痛骂，挨过老板的怒斥，委屈得半夜蒙上被子哭。可他知道这一切只能忍，他要学着见人就点头哈腰，跟人说话要低声下气，他太知道自己的身份了。在饭店累死累活挣的那俩钱儿也就是癞蛤蟆打苍蝇——将供个嘴儿，是一个学期牙膏、笔本、肥皂、小药、最便宜饭菜的用度。他经常深夜坐在大树下，流着两行清泪背诵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以“凄凄惨惨戚戚”来形容自己的命运，用“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除却天边月，没人知”来表示自己极度的伤感。他曾无数次暗暗地埋怨父母为什么把他生在了那个荒山秃岭的地方，那个一穷二白的家；他也曾无数次地从心底里发出“我将来一定要变个活法”的呐喊……四年中，他没用过家里一分钱，他知道家里也没钱给他。每隔一两个月，他给家里写封信，报个平安。弟弟中常每次回信说的都是母亲和自己，还有大友叔、小琴姐对他的挂念。

　　当时国家对大学毕业生是统一分配的。经过十年“文革”，人才奇缺，大学毕业生个个被当成宝儿，机关、企事业单位红着眼地来学校“抢人”，人事部门一时极为犯难。他本来在分配前可以回趟家，可分到什么地方什么单位他心里七上八下，即使回家也不安宁，再者他也不愿意回那个山村里的穷家。在学校里苦挨了十几天，终于等到了通知：到S市税务局报到。第二天他就拎着铺盖卷坐火车到S市税务局，局里分配他在局办公室写材料。工作有了着落，他又想还是干上个一年半载再回去吧，那时不说衣锦还乡，但也不是两袖清风了。于是给家里写了封信，报告了自己的情况和想法。

　　中常回信说家里盼着他早些回来，都想念他，还要给他们把婚事办了。

　　中基工作了，大友感到心里更不踏实了，常望着小琴的背影叹气。女孩子像她这个年龄在农村还没嫁人的基本没有了。

　　中基满怀着对前途的憧憬，极尽努力地工作着，还快乐地当着勤杂工，他要以此来赢得同事们的称赞和领导的认可。一有紧急材料他就没日没夜地写，交上去的材料符合要求，且字迹工整。主任办公室是单间，科员们是一个大办公室。中基住在职工宿舍，每天第一个来上班，大办公室的开水和卫生，在别人没上班时他已打完、扫净。主任办公室的门一开他就进去，打开水、扫地——可余成浩主任似乎毫无感觉地享受着。

　　税务局的局长叫李忠，在局里说一不二，每次全局大会上都劈头盖脸地批评几位副局长和那些科长，说一会儿便一扭头，“呸”地向身后的痰盂射出一口浓痰。这个吐痰动作在中基看来也是那么威风凛凛，风度无限。局里没有人敢顶撞他，所有的人都对他恭恭敬敬。中基没资格和李局长近距离接触，只能每次开会时在台下敬慕地仰望着李局长，偶尔在走廊里碰见，便慌忙地闪在一边，问声“李局长好”。李局长只是“嗯”一声就大步走过去，中基的心“咚咚”地跳。李局长虽然个子不高，可在中基心目中却像尊神，高大无比，高高在上，高不可攀——让他发出“大丈夫生当如是也”的慨叹。

　　四、中基一步登天

　　这天，下班了，办公室只有中基一个人，余成浩主任进来。从来都不苟言笑的余主任此刻却满脸是笑，因为脸上褶子太多，看上去好像都笑烂了。中基连忙给余主任倒了杯水。余主任在他对面坐下，招呼他也坐下，然后春风吹来似的说：“小张呀，你也二十四五了，该找对象了。”

　　中基虽然已是城里人，是机关干部，可工作这大半年来，他却越来越感觉自己像一片脱离了母树的叶子，在风中飘着，虽没着地，却有了许多对城市和机关的心得。他低下头小声说：“谁能看上咱呀！”

　　余成浩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说：“小张呀，我是过来人了，跟你说点儿心里话吧。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要想在机关站住脚，要想有个好前程，你以为光靠干就行吗？靠每天打个水扫个地就行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你看这些带个长的哪个没关系？你再看看那些老同志，头发都累白了，可还是个大头兵。如果你有了靠山，你达到目标就会少奋斗很多年，少走很多路的！”

　　中基点点头。是的，他对机关的复杂性已多少知道了一些。

　　余成浩把烟头拧死在烟灰缸里说：“小张呀，俗话说‘舍得舍得’，没有‘舍’就难‘得’；想‘得’就得‘舍’，先‘舍’后‘得’。人和事都是‘花未全开月未圆’为最好。”

　　中基有些听不懂余主任的话，又不敢问。

　　余主任又点燃一支烟，像刚才一样深深地吸了一口，嘴里冒着烟慢慢地说：“小张呀，我理解你。你是个大学生，要往上走确实有很好的基础，但这基础是很脆弱的，因为这基础不深。”余主任直了下腰接着说，“我是部队转业的，当兵期间在农村老家结了婚，也有了个男孩儿。转业到了城里，我就离了，把孩子带到了城市，他和你的岁数差不多。我知道，我在外期间，农村的老婆要带孩子、侍候老人，还要种地，吃了不少苦，可这就能成为要我放弃追求美好生活的理由吗？我现在的老婆也是离婚的，有自己的孩子。我们结婚时她提出不再要孩子，我虽心里别扭，也同意了。人家是坐地户，有人脉，经济条件还好。我在部队是个志愿兵，转业到地方是个工人。她通过关系把我调到了税务局，转了干，还当上了科级干部。她容不下我儿子，可人家靠家里人的帮忙，给我儿子在外地弄到了工作。老家的人骂我小人得志，忘恩负义，是陈世美。可原来的老婆能帮我得到现在的地位吗？能让我过上现在的日子吗？”

　　听着这话，中基的心里想起了小琴。

　　余主任喝了口水：“小张呀，李局长在咱们市里可以说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

　　中基使劲地点了两下头，这一点他从心里承认。

　　余主任接着说：“李局长才四十多岁，在咱们市是年轻干部，路还长着呢。”

　　中基再次点着头，但对余成浩跟他说这些感到莫名其妙。

　　余主任抽了口烟，弹了一下烟灰，揭谜了：“李局长有个女儿，叫李惠，在市民政局工作，今年二十二岁。她来过咱局，见过你，对你第一印象可以，李局长也认为你小伙不错。”中基吓了一跳，莫非……这怎么可能？余成浩看出了他的惊讶，肯定地说：“是的，李局长要把他的千金嫁给你。”

　　“这……他……我……我啥也不是，他……”中基的两个眼珠子瞪得要飞了出来，心跳得以秒来查数。

　　余成浩不紧不慢地说：“李惠从小患上了小儿麻痹，所以我说什么事儿都是没有十全十美的。李局长的女儿虽然有残疾，可想通过婚姻攀龙附凤的人并不少。因为怕女儿找个条件好的将来受气，还有的是他女儿看不上，所以介绍的对象都没成。”

　　中基明白了余主任今天这番话的意思，也明白了李局长把女儿嫁给他的原因。中基平静下来，低下头嗫嚅着说：“我爹妈在老家给我定了亲。”

　　余成浩说：“我知道。”

　　“你知道？”中基吓了一大跳。余成浩没接他的话茬，说：“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还不明确吗？年轻人往往靠幻想过日子，你和农村定亲的姑娘感情上可能很好，但新鲜劲儿一过就得靠现实过日子了，而现实总是残酷的，有一天你会后悔自己当初的做法的。我当年也可以不离婚，把老婆带到城市里来，可她没有城里的户口，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不能对我的事业有一点儿的帮助，将来对孩子都有影响，再说她处在这样的境地也尴尬呀！我这种情况并非个别，有多少进了城的人都退了农村定的亲，还有的和农村的老婆离了婚。听起来不太好，可这是无奈之举，也是实际之举。”余主任咳了一声说，“小李你们挺熟吧？”

　　“熟哇。”中基眨着眼回答，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提到李东。李东是和他前后脚分到局里的大学生，在人事科工作，家是县城的，条件比他强。李东到局里后工作很卖力气，一些老同志提到他们这两个大学生时，都说他们是一对虎将。余成浩望着中基说：“小张，你也可能听说了，局里要下去一个干部到乡里当税务员，让谁下去局长正在考虑。你和小李都年轻，又没什么背景，局里必然要从你们俩中间选一个去。如果去了，就很难再回来了，你去了就等于从农村来又回农村去了。我再告诉你，你俩都曾是李局长女婿的候选人，最后李局长选择了你。我跟你说这些我想你该明白了我的意思。”说着把冒着火的烟头狠狠地拧死在烟灰缸里。这个动作是余成浩故意做给他看的，中基看懂了，也吓尿了。

　　余主任又马上笑着说：“如果你娶了李惠，李局长就是你的天，你就一步登天了，而且他能保你很多年。李局长让我来说个媒，我觉得第一步呢，你和李惠先对个象。”余主任收敛了笑，严肃地盯着他，等待着他的回答。

　　中基慢慢地抬起头看着余主任，使劲地点了两下头小声说：“我听您的。”

　　余主任像突然打了吗啡，兴奋地站起来俯身拽过中基的手说：“小张，我也谢谢你！局长交给我的任务我算完成一半了。如果你不答应，我介绍不成，咱俩都没好果子吃。”

　　从那以后，余成浩见着中基就笑着脸打招呼，还几次在会上表扬他勤快能干。

　　李局长的家住的是处级干部房，二百多平米的面积，家里有缝纫机、收录机、自行车、电话、黑白电视，对于中基来说就像天堂。和李惠确立了恋爱关系后，他每星期都要去李局长家一两次。李惠的母亲是一位极老实、和善的人，没什么主意，啥事都听丈夫和闺女的，在家的地位就像小数点以后的那几位，可以忽略不计。每次中基去她都做上两荤两素，还给中基夹菜。中基受宠若惊，他想吃而不敢多吃，甚至不敢吃饱。

　　不久，局里宣布，李东到C县某乡当税务员。李东流着泪拎着铺盖卷孤零零地走了，很是凄凉。中基长出了一口气，他感到自己是幸运的，自己的选择也是正确的。

　　李惠的长相不算丑，可她的性格和心胸就和她残疾的腿一样是扭曲的——昏暗而狭隘，孤独而傲慢，加上父亲是领导，她有天生的优越感，与人接触和说话时总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她常盯着中基看，神态中是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几次接触后，她就明确地跟中基挑明，如果跟她结婚，就不能与他家里的人来往，因为她受不了农村人的脏、农村人的穷、农村人的无知……“如果你妈、你弟弟和你什么七大姑八大姨来的话，别怪我不客气……还有你那个什么小琴……”

　　原来李家事先派人到他老家对他家的情况进行过认真的暗查。综合暗访和现实考察，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个理想的人选。中基这才明白，难怪那天余主任听到他说在老家已定了亲的时候说“知道”呢。本来从心里就看不起农村人的李惠，因为小琴对农村人更加厌恶，这也是她坚决不让中基与家里人来往的重要原因。回想着自己过去二十多年的生活，中基心里一阵阵发紧。他又想起了余主任跟他说的“舍得”，也想到了余主任对他的那张笑脸，更想到了李局长的威风，他咬咬牙应下了李惠的要求。

　　婚礼办得很排场，市里头头脑脑的都来了。那时房子紧张，可老岳丈路子多、关系广，给他们弄了个让人羡慕的一室一厅的砖瓦房。

　　中基知道，自己与李惠结婚是李惠娶了他，倒插门在农村是被人笑话的，可他倒插的却是李局长家的门，得到的是许多同事谄媚的笑脸、点着头的问好、在馆子吃饭时的敬酒——就连那些副局长、科长在他面前说话时都很小心。余成浩每次开会表扬起他写的材料来，就像在说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发人深省，催人奋进”“真是不简单，就是不简单……”号召办公室全体人员向他学习；下县、区检查税务工作，县、区税务局领导抢着和他热情地握手；逢年过节，基层单位给李忠表示点“意思”，总给他带上同样的“意思”；办公室打水扫地的活在得知他和李惠谈恋爱时就被别人抢去了……虽然他没像余成浩说的那样“登天”，却也是云里雾里，总的感觉就一个字——爽！

　　但是结婚的事中基却没有告诉家里。

　　婚后，媳妇对中基盯得很紧，不许他出去应酬，上班去下班回，下基层检查工作或出差要事先报告，还常翻他的衣兜和公文包。一次他在办公室里给家里写了封信，说工作太忙，暂时回不去，信中也向小琴问了好。本来准备第二天寄出去，却不小心揣进了兜里，回家后被李惠翻兜发现，大闹了一场。李惠一高一低地跳着脚说他阳奉阴违，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是个百分之一千的大骗子，半夜里还把她爸她妈弄来评理。

　　李局长暴跳如雷地训斥他不老实，指着他鼻子喊：“我随便找个借口就开除你，让你滚回老家去！”李惠不依不饶地提出要和他离婚，吓得中基心惊肉跳，呜呜直哭，发誓再也不跟家里联系了，还给李惠和岳父岳母鞠了三个躬这才把事情平息。几天后，余主任把中基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悄悄地跟他说：“以后凡事小心。李局长亲自交代我把你看紧了，看你跟什么人接触，你写了些什么，收了什么信件，有什么不正常的事儿立马跟他汇报。”余主任苦笑着说，“少跟家里人来往吧，李惠从心里看不起农村人，尤其还有那个跟你恋过爱的小琴。你要是有点把柄被抓住了，可就完了。要是离了，人家照样找，可你日子就不好过了，还有可能土豆搬家——滚球呢，李局长有这个能力。”

　　中基怕了。后来他悄悄给家里写了封信，说自己一切都好，但因做的是保密性极强的工作，不便与家里通信，家里以后也别给他写信了，信中没敢提他和小琴的事儿。母亲、大友、小琴妈都没文化，小琴上到四年级就辍学了，中常虽然马上要考大学了，但对政府部门的事他不明白。他们虽然常看见收税的，但那些人都戴着大盖帽，在他们心中，戴大盖帽的就是警察，听说警察有明里的，也有暗里的，暗里的就是便衣，便衣就是干保密工作的，这事儿又不敢大张旗鼓地问别人。家里人虽然很想他，但一想到他说的保密工作，以后也不敢给他写信了。中基妈看着小琴不敢提婚事一个字，只能在心里着急、愧疚；大友、小琴妈天天睡不着，一天能叹一百多个气；小琴忙了家里忙地里，忙了自家忙中基家，话比以前少多了，两家人都知道她心里难受着呢。

　　中基曾找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大哭过一场，哭得肝肠寸断，昏天黑地，眼珠子都快流出来了。有人说被眼泪洗过的心是最干净的，而他是用眼泪把原来的心洗掉了。从此，他横下了心，与家里断绝了联系。

　　结婚两年后，中基和李惠有了个男孩，但孩子却是姓李，取名李继烟。李忠说：“我们李家就李惠这么一个女孩，而你中基家还有一个弟弟，就让你和李惠的孩子给我们李家延续烟火吧！”其名字正是此意。中基对此完全同意。孩子一岁半断奶就被抱到了李家，由李惠提前退休的母亲带。

　　也就一年多时间，中基入了党。

　　市里调整干部，李忠调到市教育局当局长。岳父一走，中基就被提拔当了办公室副主任——副科级，那可是老家公社副主任一级的，多大的官呀！是平时想见都见不着，让他高山仰止的人物。当了副主任的中基有了自己单独的办公室，有人打开水、打扫办公室的卫生，科员见了都点头问好……中基的头昂起来了——草鸡变凤凰喽。后来老岳父对他说：“你别在税务局了，到工商局吧！工商局局长老吴跟我是拜把子兄弟，他的事儿我没少帮他，你的事儿我已经和他说好了。”于是他就调到了工商局。

　　也就一年多，中基就当上了科长，管企业证照审批。也是这个局最年轻的科级干部。手里有了能够独立行使的权力，开始有人给他送礼了。开始时他还有些怕，回家跟李惠说了这事儿。李惠骂道：“你就是个狗卵子——上不了大席。你当官为啥？不弄两个谁当官！古时候就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你给老百姓办事儿，收几个辛苦钱不是正常的吗？你干工作就是在做‘生意’。想过好日子，靠你那点工资做你妈的黄粱美梦去吧。你看看别人，大官捞，小官搂，无官的两个空空兜。”说得中基满脸通红，却也如梦方醒，继而贪欲迅速膨胀。

　　渐渐的，他对收礼习惯了，也有了自己的行事作风——没给好处的拖着、卡着不给办，还能说出至少三个不给办的原因；给了好处的不应该办的事想办法办，而且能说出一百个必须办的理由……有时他不便出面，李惠就代为应承下请托人要办的事，并收下请托人的钱，事情再由他去办……他每年都从房地产开发商手里以低于成本价买几户住宅楼或商服，再以市场价出售或出租……他们家存折上的数字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仅从住房的变化就知道他家物质生活的变化：平房变楼房，小房变大房，大房变别墅。

　　五、将亲人拒之门外

　　改革开放后，农村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中基的母亲除了伺弄那点儿地外，还养了一院子的鸡鸭。鸡蛋鸭蛋能换些钱，生活上已不成问题，腰里也有了几个闲钱。母亲常惦记着老大，想给他汇几个钱去，可一想老大干的是保密工作，不能通信，也只好把钱压在箱底下，等他回来时给他和小琴办婚事用。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老家的乡里也组织了一批民工到城市干建筑，他们村子就有十几个人到了S市，在建筑工地当力工、瓦工啥的。这些人里有中基在村里称叔叫哥的，还有他小学的同学。

　　入冬时，这些人回到农村，见了中基妈，歪着眼撇着嘴说：“你家老大就在我们搞建筑的那个市工商局当官呢！”母亲大喜。几年了，老大没有一点儿音讯，她日夜担心着呢。可先前老大来信不是说在税务局嘛，怎么又到工商局了呢？工商局是保密单位？

　　“你们看清了？”她急着问。

　　“一点儿没看错。”那几个人坚定地回答。可他们的语调、眼神儿、表情不对。

　　“你们这是咋的了，莫非老大对你们……”那几个人冷笑着说：“我们可攀不起呢。”“你们一定搞错了，老大可不是那样的人。等老二从县上放假回来，我跟他问问。”

　　母亲因得到老大的消息而高兴，但同时更想他了，想得抓心挠肝的。她的眼前浮现出大友每次见到她时那种欲言又止的眼神。

　　巧得很，那天中常回来了，高考前学校放假让回家复习。母亲跟老二说出外打工的人看见中基的事儿，又问工商局是不是保密单位。还没等中常回答，母亲呼啦想起来了：“哎呀，工商不也是戴大盖帽的吗。”

　　中常说：“不是呀。我们班有个同学他爸就是工商局的，我还到他家玩过，知道工商局是管企业的，前些日子我也悄悄问过税务局的事儿，都说这样的单位不是公安、不是部队，没啥保密的！”

　　她的心猛地往上撞了一下：中基不是出事了吧？她越想越担心。

　　当天晚上小琴也来了，她也听人说了关于中基的事，赶紧来问问。几个人商量的结果是：娘儿仨去找中基。

　　第二天，中基妈跑到集上买了五斤山核桃；小琴当晚赶回家，第二天一早带来了四五斤大枣，这都是中基最爱吃的。中常到县上的火车站买了火车票。第三天，娘儿仨坐了一天的火车到了S市，一路打听，傍晚找到了工商局。

　　门卫老头从小窗户里探出头来问：“找谁呀？”他的声音特别的沙哑。中基妈哆哆嗦嗦地说：“找张中基。”

　　老门卫一听，忙出来小声地问：“你们是他什么人？”

　　老太太说：“我是他妈，这是他弟弟。”又指着身边的小琴，“这是她没过门儿的媳妇。”老门卫看着小琴不由得“呀”了一声，但马上又把脸上的表情调整过来，凑近中基妈悄声说：“你们还是别到这儿来了。前一阵子张科长刚上楼，就跟来几个人找他，说是他的老乡，一看打扮就知道是农村的。他们说刚才从局门口经过时看见了张科长，喊了好几声，他好像是没听见，就追来了。我给张科长打电话，他不但没下来，还用老虎腔跟我吼，说他不认识这些人，让他们赶紧走。我知道是科长不想见他的这些穷老乡。

　　中基妈绝对不相信这是真的，又把儿子的个头、长相和他右边嘴唇上有个痦子的特征跟老门卫说了。老门卫点着头说：“没错，就是张科长。”

　　瞄了一眼左右，老门卫低声对他们说：“你们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再看你们都是实诚人儿，我也不忍心看着你们就这样回去。我也是通过熟人从农村雇来的临时工，干了今天没明天的，再说我五十多岁了，许多事儿都经历过了，人不能坏了良心。我告诉你们吧，现在下班了，你们到他家去找他吧，他一定在家。我把张科长家的地址告诉你们。”

　　“他家？咋的，中基结婚了？”中基妈诧异地叫道。身边的小琴一把抓住了她的手。

　　老门卫摇着头说：“你们去了就知道了，他在税务局时和他局长的闺女结了婚。”说着他用怜悯的目光看了小琴一眼。

　　小琴浑身打起战来。

　　怕老太太记不住，老门卫向中常口述了两遍张科长家的地址。临走时，老门卫嘱咐，千万别说地址是他告诉的。

　　中基妈给老门卫鞠了一躬。老门卫叹了口气回屋把门关上了。

　　娘儿仨一直到晚上才找到张科长家——金石胡同第三栋平房第二个门（那时中基家还没有搬楼）。但他们没敢马上敲门，又问了几位在外面溜达的人，得到确认后才小心地敲门。里面传出一个女人狠叨叨的声音：“谁呀？”

　　中基妈忙应着：“我是张中基的妈，还有他弟弟……”她没敢说还有小琴。

　　里面沉默了一会儿，还是那个女人狠叨叨的声音传出来：“我们不认识张中基，你们赶紧走！”

　　“我们没别的事，只想见一面……”母亲几乎是哀求。“再不走我就报警抓人了！”里面的女人愤怒地喊着。中基妈看着中常和小琴，中常和小琴也看着她。他们的眼里瞬间充溢了泪水——看不清彼此，像是在噩梦里，且被梦魇住了。一切都清楚了。

　　中基妈从中常的手里拿过山核桃和大枣放在了门前。

　　天黑了，路上车少了人稀了，昏黄的路灯黯然伤神，撒下一片碎了的心。

　　中常和小琴扶着母亲走了不知多长时间，旁边是一片树林子。中基妈冲进去，坐在地上捂着脸失声大哭，像压抑了千年的火山猛然喷发了……中常和小琴跪在地上拉着她的手抓着她的胳膊哭。

　　直到哭得没了眼泪。母亲给儿子擦着泪说：“二儿呀，你哥他过得好就行，咱也不用担心了。回去你好好读书，也上大学……别怨你哥，他肯定有难处。”她又转过来给小琴擦眼泪，叹了一口气说：“我的好闺女，我们张家对不起你，你怎么恨我们，我们也不怪你。”

　　从此，母亲、中常和小琴与中基也没了联系。

　　回到了家，小琴整整躺了三天，水米没进，但没有哭，没有一句埋怨的话。大友只是蹲在门口一袋一袋地抽着那浓烈呛人的旱烟——他的预感应验了。小琴妈也只是流着泪，一遍一遍地端着饭碗劝闺女起来好歹吃上一口。

　　几天后，面色蜡黄憔悴的中基妈去了一趟大友家，很晚才回来。

　　小琴回来没多久，就有人上门提亲，但都被她断然拒绝了。她像以前一样还是隔三差五地到中基家干这干那的，村里人背地里都说这丫头傻。

　　中常跑到村后的小山坡上，踢草打树扔石头——他恨哥哥，骂他坏了良心。

　　中基妈再出门的时候，总是低着头很少和别人说话——她觉得自己没有脸和别人说话了，别人偶尔向她问起中基的时候她也不搭茬。村里人对发生了什么事也猜出了个一二，他们以不同的心情和言语议论着这事儿。

　　春天了，夏天了，秋天了……这些年，母亲经常望着院子里的那棵高得几乎入云的大杨树发呆，有时会悄悄地拿衣襟抹眼泪。

　　六、泥潭中越陷越深

　　孩子在父母家，中基两口子想孩子想得不行，至多隔两天就拎着大包小裹地看一次。那孩子见了中基和李惠，喊着爸爸妈妈扑上去，小手摸着爸爸的脸，小嘴亲着妈妈的脸，拿着桌上的饼干往爸爸妈妈嘴里塞。中基两口子喜欢得不得了，抢着抱抢着亲。但不知怎么的，这孩子上初中后越大越不愿理母亲，李惠去摸他，他躲着脑袋不让碰；李惠要拉他的手，他立即把手藏在背后；正在屋里玩得好好的，看见妈妈来了，转身跑进自己的房间反锁上门；想接他回家住几天，可这孩子死活不回，好像自己的家是个狼窝；每次过节，李惠把父母接到自家，姥爷姥姥把继烟领来，吃完饭李忠和老伴要走时，那孩子穿衣比谁都快，跑到门口等着姥爷姥姥，怎么也留不住，说回去要做作业，还得跟姥爷姥姥遛弯儿去。李惠很伤心，问中基是怎么回事。中基说这是孩子少年阶段逆反心理的正常表现，过了这个年龄就好了。李惠后悔当初真不应该把孩子就这样放在父母这里。而中基本人呢，后来因“生意”上的事儿越来越多，和儿子接触的时间还没有跟他的“生意合伙人”接触得多呢。这孩子在姥爷姥姥家极度溺爱的环境里，养成了不爱学习的毛病，从小学到高中留级了两年。对于自小学习勤奋刻苦的中基来说，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可没批评上继烟两句，姥爷就急了眼，说蹲级怕啥，学得更扎实，将来厚积薄发。吓得中基立即闭嘴。这样的孩子大学自然考不上，继烟勉强读完高中后，陪着姥姥和已退休的姥爷看了近一年的电视。为了把这孩子培养成栋梁之才，李忠天天给他讲社会上的事儿和自己几十年处事的经验，还找了本《厚黑学》给他看。

　　李惠也曾说让这孩子干点儿啥，却遭到李忠的强烈反对：“咱这孩子是干活的人吗？这以后是要做大事的！”后来中基把继烟弄到行管处上了班，但他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即使上班了也是来得晚走得早，待那么一会儿对谁都爱搭不理的，上会儿网就走人。科里的人看不惯跟科长反映，科长摇着头说谁让你爸没人家爹厉害呢。

　　由于从小不在身边，随着年龄的增长，继烟与母亲的距离越来越远，尤其是工作后，感情越来越生分。李惠曾为此哭过好几次，总盼望着孩子能早点“长大”。

　　李忠退休前几年，找人调回他的老家H市当了农业局局长，随后把中基、女儿的工作也办到了H市。李惠进了残联，成了科级干部。中基在粮食局当科长，专管粮食稽查，握有处罚大权。他把勒拿卡要那一套玩得庖丁解牛般娴熟，背地里很多人骂他阴损。据说他在检查粮食时手里会偷偷攥上一把白色的沙子，装作查看大米，用手往米里胡撸，然后抓起一把米伸开手说这大米里掺了沙子，罚二十万或封了这个店，受害人哑巴吃黄连，只好送上几万了事儿。业户们私底下编了两句嗑——“见了张中基，吓得直拉稀”。

　　李忠退休了，回家和老伴一起做了继烟的专职保姆。

　　经过这些年的历练和岳父的指点，中基不仅学会了把权力变现，还结交了不少“有用”的朋友，其中一位是市委组织部叫余全的科长，俩人好到了称兄道弟的程度，常在一起吃吃喝喝，有时喝完了还到卡拉OK搂着小姐嚎上几个小时。

　　余全虽在管干部的组织部门，但也不过是个科长，中基和余全交往放的是长线，存的是“期货”。中基从余全和人打电话什么事儿都大包大揽的口气里、从他与人谈起如何运作当官的“生意”中、从这个科长来者不拒的受贿收礼的行为上、从余全有个手眼通天比丈夫还厉害的老婆，他对余全看好——此人前途无量，将来定能借力。果不其然，继烟的工作就是余全帮忙办的。中基给余全砸了一笔大钱，余全给继烟弄了个假研究生文凭，做了个全套的假档案，又走了“路子”，最后以人才引进方式把继烟弄到机关行管处当了科员。

　　中基以前只做过从服务对象手里弄钱的“生意”，但从没做过捣腾人的“生意”，他也知道这“生意”太难做。中基充分领略了余全做“生意”的“能力”，佩服极了。

　　春节前，中基与余全吃饭时，余全说他家老爷子来了。中基知道余全的意思，第二天就带着五千元现金到余全家看望余老爷子。让他没想到的是余全的父亲竟是他在税务局工作时的办公室主任兼他的对象介绍人余成浩。两人手拉着手地唠，中基一个劲儿地感谢老领导当年的栽培，把余成浩说成了再生父母。

　　余老爷子说：“你有今天也在预料之中，因为当初你走对了路子。”

　　中基说余全这些年没少帮他，他们是“巍巍乎若高山，洋洋乎若江河”的知音关系。可余老弟从来没提过老爷子，也没见老爷子来。

　　其实余全早就知道李忠和中基与余成浩的关系，余成浩也早就告诉了他，并授了机宜，所以余全没说破，原因是不想在中基找他帮忙做“生意”时因人情关系影响自己的收入。现在好了，他已从“生意”中得到了中基给他的好处，中基也知道了“生意”场上的规矩：没钱六亲不认。

　　他们聊起了当年税务局工作的老同事，余成浩说那些老科长大多数都已退休，当年年轻的现在都已是科长或副科长了。中常忽然想起了李东。余成浩告诉他，这个李东这么多年来上不送礼，下不请客，别人送礼他也不要，别人请他他也不到，一个劲儿地干，现在却当了县税务局副局长。中基和余成浩都觉得李东提起来很不可思议，苦笑着摇头。

　　告别时，中基送上“聊表心意”的五千元，老爷子欣然笑纳，还让中基问他岳父好，说自己年岁大了就不去看他了。余成浩之所以不客气地收下这五千块，是因为他在税务局工作时没少给李忠送钱，加起来也差不多有五千块了。那时工资低，五千块是大数，他收下这五千块等于物归原主了。

　　中基到岳父家把余全的父亲就是余成浩的事儿说了，岳父也甚是惊讶，说了声：“他还没死呀！”而对余成浩没来看他，他瞪着眼愤怒地“哼”了一声。

　　余全当上了副部长后，中基又向他砸了一大笔钱。在余全的斡旋下，中基四十五岁时当上了档案局副局长，成了真正的领导。工资上去了，待遇提高了，开会时坐在台上，下属和求他办事的人请客时他都坐在主位上。对下属，他开始拍桌子、瞪眼睛、说粗话了……他终于体会到了“官场上的升职就是‘升值’，当了官你放屁都是道理，不当官的即使你说得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也是放屁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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