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做对了什么

　　深圳具有浓厚的创新文化氛围，开放、包容，对于改革创新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追求。

　　有人说，喜欢比较，是人类的本能，因为不对比就没法评估自己的价值。

　　城市，也时常成为人们比较的对象，特别是对于那些发展水平大体处于同一层级的城市。

　　一河之隔的深圳与香港，近年来总被人们拿来比来比去。而在今年，两座城市的GDP对比还惹出点小争议。

　　2月28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发布2017年地区生产总值：26626.37亿港元。当天下午，有媒体据此比较得出结论：2017年，深圳实现GDP22438.39亿元人民币，按当日汇率换算，深圳首次超过香港，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经济总量第一的城市。不过，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第一城”的位子还未坐热48小时，3月1日晚间，深圳市统计局就进行了回应，低调地表示深圳与香港的GDP尚差611亿元人民币。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系汇率换算方法的差异，一个采用即时汇率，一个采用的是年均汇率。

　　暂且先不论深圳与香港谁超过谁，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1979年，深圳的GDP只有1.79亿元人民币，而当年香港的GDP高达225亿美元，两地差距巨大。而近40年后的今天，两地GDP已相差无几。

　　深圳，从当年偏居一隅的小渔村，摇身一变成为与香港并驾齐驱的国际化大都市，已成为一个奇迹。不过，常识告诉我们，奇迹从来不是凭空冒出来的，“深圳奇迹”的背后，肯定是做对了一些事。

　　万科股改

　　上世纪80年代以前，深圳还是广东惠阳地区小县宝安的一个小村庄。当时的宝安县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

　　当年只有20多岁的王石，对这句话感受深刻。1977年从兰州铁道学院给排水专业毕业后，王石被分配到广州铁路局工程五段做技术员。次年，他被安排参加深圳罗湖桥头路段的沿线土建工程项目。

　　那时，王石对深圳的印象并不好：“（罗湖桥）路轨旁抛扔着死猪，绿头苍蝇嗡嗡起舞，空气中弥漫着牲畜粪便和腐尸的混合臭气。”

　　本想尽早结束工程远离深圳的王石，却被1979年深圳那个火热的夏天所吸引。

　　那个夏天，深圳西部的蛇口，在招商局集团的主持下投入大规模开发。一时间，全国各地的精英云集海湾，开山炮惊天动地，推土机滚滚而来。

　　蛇口震天响的开山炮，撼动的不仅是土地，还有板结的体制、僵化的思想，并创造出震惊全国的“蛇口模式”，比如按经济规律办事、精简机构、政企分开、官商分开……这些看起来很正常的观点，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还占据垄断地位的背景下，显得十分另类。

　　这种另类，令王石感到新鲜刺激。

　　1980年8月26日，《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获批，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也是在同一年，王石脱离了铁路系统，通过招聘进入广东省外经委，做招商引资工作。1983年，王石作为广东省外经委的派出人员，来到深圳与深圳特区发展公司合作做生意。

　　彼时，深圳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的引领下，已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地方。很快，王石就通过贸易在深圳挣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然而不久后，王石又觉得，深圳经济特区虽然是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但体制机制还需更进一步创新。

　　事情源于1984年夏天，深圳特区发展公司决定兴建高达165.3米的特区发展大厦，投资贷款来自一家日本银行。当时，王石是深圳特区发展公司下属单位展销中心的经理。

　　一年后，该项目还款期到了，深圳特区发展公司总部财务上却没有多少外汇。怎么办？总公司财务表示，展销中心在中国银行有800万美元额度。

　　总公司领导找到王石，称把那800万美元额度先调拨给总公司，同时把王石调到总公司当副总。

　　“我要是不同意呢？”王石认为，当时正是展销中心相当困难的时候，如果将800万美元额度调走无疑是雪上加霜，就算自己“高升”离开，展销中心估计也就玩完了。但总公司领导回答，如果不同意就把他调离。两周后，一纸通知果然到了王石手中，通知他到深圳市委党校学习。与此同时，展销中心已经任命了新的经理。

　　虽然最终王石没有被调走，但这件事对王石的刺激特别大，“你的抱负，你想做一番事业，不成，非常困难”。

　　王石的困惑，实际上是产权不清造成的障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现代产权理论创始人科斯提出，政府只要把产权界定清晰，就可以利用市场机制进行产权交换并有效地解决经济的外在性问题。

　　界定清晰的产权，正是王石的期盼。

　　很快，处于改革前沿的深圳，又作出一项对中国有着深远意义的改革举措——1986年10月，深圳市政府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鼓励深圳大型国营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

　　王石自然是股改的积极拥护者之一。1988年11月21日，深圳市政府批准了股份制改造方案，展销中心更名为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王石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万科成为当时国企股份制改造的代表性公司。

　　伴随着股改的成功，万科的业务也节节攀升。1991年，万科成为了中国最早的上市公司之一。后来，王石在多个场合表示，1988年的股改，对万科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从产权上确定了公司的所有人，公司才能走到今天。

　　腾讯崛起

　　如果说深圳经济特区对王石最深远的影响是体制机制创新的话，那么对另一位重量级企业家马化腾最深远的影响，则是“开放、包容，鼓励创新”的创业氛围。

　　与王石类似，当13岁的少年马化腾随父母来深圳定居时，深圳最吸引他的也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招牌，“在那个时代，能直接谈时间是金钱的只有深圳”。

　　马化腾喜欢深圳这种充满激情的创业氛围。1989年，马化腾参加高考，当年他的高考分数达到739分（满分900分），高出重点线100多分，这个成绩本可以进清华大学或复旦大学，但马化腾选择了创校才6年历史的深圳大学计算机专业。

　　在那个很多人连计算机长啥样都不清楚的年代，还在读大学的马化腾已是一名优秀的计算机人才。

　　1992年，读大三的马化腾，面临着毕业是找工作还是创业的选择。恰恰在那一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种鼓励创新的氛围，也感染了深圳的大学生们。

　　毕业后，马化腾选择在一家传呼公司当软件工程师，但在深圳那种鼓励创业的城市DNA中，他的业余时间仍在鼓捣着创业的事儿，只是还找没到合适的方向。

　　互联网的世界变化太快了。昨天还在玩BBS，今天又开始流行ICQ。在接触ICQ软件后，马化腾认为，传呼业已是夕阳行业，而互联网即时通讯才有未来。

　　创业方向基本定下来了，但马化腾觉得“还欠点儿东风”。

　　1995年，“东风”来了。

　　当年，深圳召开全市科技大会，提出“科技立市”战略，把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作为今后的中心工作，明确了信息产业、新材料、生物技术为今后发展的三大支柱产业。

　　事实上，在此之前，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红利是建立在“贸易立市”的基础上的。王石在深圳挣得第一桶金的时代，深圳的经贸活动极为活跃，以“三来一补”为代表的贸易和初级加工业，可视作当时深圳的两大支柱产业。

　　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深圳的主政者开始意识到，随着深圳发展的逐渐积累，以及全球科技浪潮的兴起，“三来一补”的红利必将消弱，产业结构调整是必然趋势。当时，深圳就启动了向高新技术产业升级的进程。

　　这种战略思想的调整，更增添了马化腾自主创业的信心。

　　1998年，马化腾向传呼公司递交了辞职信，正式开始了创业之旅。之后的故事大家都清楚了，马化腾由此开创了“企鹅帝国”。

　　“我很庆幸自己在深圳创业，深圳具有浓厚的创新文化氛围，开放、包容，对于改革创新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追求。”很多年以后，马化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腾讯能发展到今天，正是得益于深圳这样一种浓厚的创新创业生态。

　　大疆起飞

　　毫无疑问，马化腾的成功源于创新。但对于马化腾式的创新，业界也存在不同看法。

　　多年来，腾讯一直被诟病“模仿大王”，比如腾讯QQ模仿ICQ、腾讯TM模仿MSN、QQ游戏大厅模仿联众、QQ对战平台模仿浩方对战平台、QQ团队语音模仿UCTalk……

　　不过，腾讯最强大的地方在于，腾讯在模仿之后往往能迅速超越对方，被网友称为“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对此，马化腾回应称，模仿是最稳妥的创新。

　　关于技术创新，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发达国家要进行技术创新，必须依靠自己的新发明。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既可以靠发明来取得，也可以用引进技术的方式，包括购买专利、模仿等来获得。

　　腾讯在创业之初，中国在互联网技术上仍落后于发达国家，有些产品走的就是模仿路线。而在当下，在某些领域，中国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原创研发了。

　　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疆）就是自主创新的典范。

　　大疆的创始人汪滔是杭州人，出生于1980年。

　　那一年，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

　　汪滔从小喜欢航模，一直有一个关于飞行的梦想。2005年，在香港科技大学电子及计算机工程学系就读的汪滔，把直升机自主悬停技术作为本科毕业设计课题。学校给了1.8万港元作为课题的启动经费，但最终在演示时，飞机却掉了下来。

　　毕业作品的失败，反而激起了汪滔的斗志。

　　他一个人跑到深圳，经过几个月没日没夜地钻研，终于在2006年1月做出了第一台样品，得到航模爱好者的认可。

　　2006年，汪滔在导师支持下，拉上当年一起做毕业课题的两位同学，在深圳创立大疆。经过几年打拼，到2015年时，大疆已成长为一家有3000多名员工、客户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有国际市场份额近七成的高科技公司，成为消费级无人机市场绝对的全球龙头企业。

　　大疆出名后，在网上有关“汪滔是杭州人，为何要把大疆建在深圳”的讨论逐渐热了起来，有人认为长三角以传统经济闻名，而珠三角高科技更发达，类似无人机这种高科技创业选择深圳更合适。

　　在汪滔的导师、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看来，“香港的高等教育资源+深圳‘硬件硅谷’的优势”，是大疆起飞的重要原因之一。

　　打造“硬件硅谷”，是深圳经济发展方式再次转型的选择。

　　在“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战略思想的推动下，近30年来，深圳电子工业相当发达，其中尤以华强北为甚。

　　华强北，原本是深圳市福田区一条再普通不过的街，全长不过1000米。随着深圳创新创业的蓬勃发展，华强北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乃至全球有影响的电子商业街。在华强北最繁荣的时期，日客流量可达70万人次，一度成为中国电子行业的“风向标”和“晴雨表”。

　　不过，普通民众对华强北更深刻的印象，则是“山寨一条街”。这里曾云集了2000多家与手机相关的商铺，通过低成本模仿主流手机产品的外观或部分功能，制造出大量廉价低端手机，销往国内乃至出口世界各地。

　　对于“山寨”经济的兴起，深圳也意识到此模式不可能长久。2010年，《深圳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决定》发布，要求从“深圳速度”向“深圳质量”转变。

　　果不其然，2012年前后，受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增强及人们消费品牌化的影响，“山寨”手机厂纷纷倒闭，华强北电子商业街开始出现“空铺潮”。

　　转型刻不容缓。2013年起，深圳对华强北“封街”升级改造，结合原有的电子优势，准备将华强北改造为“世界级的智能硬件研发中心”。

　　这一定位正在变为现实。2017年1月，“封街”4年的华强北重新开街。如今，华强北的电子元器件种类齐全，已成为智能硬件创客眼中的“硬件硅谷”。来自全国甚至全球各地的创客不断涌向深圳，正成为华强北转型中一个非常突出的亮点。

　　“电子元器件的生产，是专业化分工的结果。”有创客表示，在华强北，商户和工厂的沟通非常紧密，客户只要有与硬件相关的需求，商户就知道哪里能找到工厂，也知道在哪里能找到配件和模具，可以迅速地为客户找到供应商配单。

　　华强北的变迁，是深圳产业结构再次转型升级的缩影。而这种转型升级，为以大疆为代表的技术创新类公司提供了起飞的土壤。

　　可以看出，从王石到马化腾，再到汪滔，从模仿式创新到自主研发，从“山寨一条街”到“硬件硅谷”，深圳走了一条“体制机制创新—科技立市—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融合创新之路，而这3个方面的创新探索，即便是在改革开放40周年后的今天，对很多城市来说，仍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华雷（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