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普高就读困境与政策浅析

　　摘要：本文选择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普通高中教育现状为研究主题，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梳理影响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的相关因素，了解异地高考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阻碍因素及相关改善建议，以期在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升学方面能有所帮助。

　　一、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大规模人口流动已成为客观事实。据统计，2018 年我国进城务工人员超过2.8 亿，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随迁子女人数已达1.4 亿[1]，数量不断增长的农民工随迁子女，使得有限的教育资源变得更加紧张，如何解决他们义务教育阶段后的教育问题，使其拥有平等的教育机会和教育权力，对促进教育公平及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大意义[2]。

　　二、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高中就学的现实困境

　　（一）个人层面

　　1.异地升学难

　　在城市就读普通高中是绝大多数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升学期望，但当面对异地高考的政策风险以及城市普通高中激烈的学位竞争压力时，农民工随迁子女往往会面临中途辍学、在城市就读中职或返回原籍就读高中这三种选择。有数据指出，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普通高中升学率仅为34.23%,比本地考生的升学率平均少23.02%[3]。

　　2.心理、校园生活难融入

　　阻碍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学校教育融入的因素主要有心理和学习基础两方面[4]。王立国(2020)认为，随迁子女进入城市公立学校读书后，由于学习基础差，加深了自卑的心理，学习上不敢轻易向老师和同学请教，在校园生活中也缺少展示自我和积极参与的勇气，导致成绩不理想，但学校有统一的教学进度，因而随迁子女只能被迫接受远高出自己理解范围的知识，通过死记硬背掌握知识，长此以往就会产生对学习厌倦的心理[5]。

　　3.家庭支持能力弱

　　目前来看，我国绝大多数农民工随迁子女都是通过“材料准入模式”实现城市就学，即根据申请者提供证明材料的完整性来确定其子女异地入学的资格。邬志辉、李静美（2016）认为，农民工家长本身文化水平不高，受限于高强度和长时间的工作，很难有精力将教育部门要求提供的证明材料办理齐全，对异地高考政策的了解程度也偏低，这使得多数农民工随迁子女被拦在了城市学校之外[6]。另外，进入城市公办学校就读还需付出远高于农村的读书成本，除一般的学杂费，由于户籍不在当地，还需缴纳每学年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的借读费，部分高中还需收取高昂的择校费，这极大程度上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 [7]。

　　（二）学校层面

　　公办学校的教学管理质量与财政拨款直接相关，各公立学校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王璐璐（2013）认为一旦学校接收的农民工随迁子女数量过多，就会降低该学校的整体教育水平和排名[8]。因而，公办学校会通过提高入学门槛来限制随迁子女入学人数。

　　（三）地方政府

　　在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流入地政府有职责持续关注并妥善解决当地随迁子女的入学问题，然而在该问题的解决上流入地政府缺乏足够的动机，与中央政府、随迁子女群体存在利益的博弈。一方面，流入地政府缺少中央政府的资金支持，教育经费紧张，另一方面过于宽松的入学政策，会吸引更多随迁子女涌入当地，进而拉大教育资源的供需缺口，加剧流入地政府的财政负担，同时也争夺了本地子女的教育资源。

　　三、异地高考政策

　　（一）异地高考政策执行困境

　　异地高考政策难实现在于其本质是一场本地子女与随迁子女对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利益切割战,既要保护本地户籍居民的利益不受损害，又要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异地高考及录取问题。崔自勤（2018）认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权责不明确，相关决策权被逐级下放，造成了政策准入壁垒过高、政策目标群体覆盖范围狭窄、催生了地方保护主义的情况。

　　（二）完善建议

　　1.制定科学合理的准入条件

　　赵小翠（2014）认为，异地高考设置一定的准入条件是合理的，可以有效防止“高考移民”等趋利行为，但父母的条件不应成为影响随迁子女异地高考准入门槛的决定性因素。黄湘云（2016）认为，应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责，由中央政府来制定明确的异地高考准入条件，将地方政府在异地高考上的裁量权限制在合理范围。

　　2.完善利益协调机制

　　异地高考难执行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众多主体之间复杂的利益博弈，因此大力发展构建一个非政府组织，使得各利益主体能在此渠道能充分表达自身观点，尤其是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升学诉求。通过扩大群众的政治参与，加大政务公开，减少异地高考政策的执行阻力。

　　3.配套改革相关制度，加强对政策执行情况的评估及监督

　　完善异地高考政策，需“齐头并进”改革户籍、高考录取等相关制度，单纯只改革高考政策，也无益于异地高考问题的解决。另外，在异地高考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要不断加强对执行情况的评估及监督，根据地方的执行效果实行相应的激励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