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不漏子（下）

　　六

　　西边太阳就要落山了，在笼罩村子的暮霭中，南宏治赶着牛羊缓缓行走。每经过一家，在主人的召唤声中，牛羊欢快地跑回自己的圈里。南宏治把牛羊全部送完，除家家窗户里隐隐约约透出的油灯光外，天黑得几乎伸手不见五指。

　　他挥动着牧羊鞭，踢着道上的土块，摸着黑往家走。他惊奇地发现，不知为什么，心情甚至是愉快的。他虽然没和桂琴行夫妻之礼，但似乎已经习惯她的存在了。一进屋，她端出热气腾腾的饭菜，倒也像个家样。至于娜嘉呢，尽管她多次纠缠，南宏治也不理睬。

　　他推开柴门，猛不防从两边扑上来两个壮汉。一个人用木棒往他头上一击，一块破布塞进他的嘴里，另一个人熟练地用麻袋往他头上一套，两个人扛起他就跑。

　　哑巴失踪了！深夜桂琴疯了似的跑到刘大山家，村民们也被桂琴从被窝里喊起来，大家只知道他把牛羊送到各家后就没了……

　　不停的颠簸把南宏治摇醒了，他发现自己被绑在马背上，堵在嘴里的油腻腻的破布让他直想呕吐。

　　“被绑架了！”他意识到，使劲蹬右脚上日本人称之为“水袜子”的旧胶鞋。“水袜子”被蹬掉挂在路边的灌木枝上。过了一段时间，另一只“水袜子”又掉在山路中间。

　　东方刚出现鱼肚白，桂琴就焦急地在村外大路、小道上边喊边寻找。天色大亮时，她发现村外后山一条小毛道上有新踩倒的稗子草，就顺着小毛道往前追。翻过一个山坡，在沟底的塔头甸子里，灌木枝上挂着一只鞋，正是哑巴穿的“水袜子”。她像拾到宝物一样，攥着飞快地跑回村里……

　　走不完的山路，南宏治在马背上都要被颠散花了，一阵阵恶心，简直让他想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但嘴被严严地堵着，什么也吐不出来。终于觉得马停下来了，有两个人把他从马背上抬下来，立在地上，拽去了麻袋，但手腕上的绳子和绑在头上的“蒙眼”却没有解开。他觉得有人走过来，抬他下马的两个人，一个规规矩矩地叫：“大当家的。”另一个却底气十足地喊：“报告旅长。”一个阴沉的嗓音威严地吩咐：“去，送到‘秧子房’，让马掌柜好好待他。不过，谁也不准探望。”

　　南宏治受到秧子房马掌柜的殷勤款待，夜宵是粉条炖猪肉、牛肉炖萝卜、猴头炖排骨、小鸡炖蘑菇……摆了一大桌子。马掌柜围着桌子转来转去，热情得过了头：“啊，别客气，可劲造，可劲造。”可马掌柜心里犯嘀咕：“大当家的把这个穷屯迷糊绑来干啥？还让好好侍候。”“秧子房”是土匪专门关押绑来“肉票”的地方，这么礼遇这个看来没多大油水的“高粱花子”还是头一回。马掌柜正寻思的时候，大当家的进来了，朝他手一摆，马掌柜连忙乖乖地站在一边。

　　绑架南宏治的是股土匪，头子叫王亚洲，四十来岁年纪，长得鹰钩鼻子鹞眼，个子高高的，有点“罗锅腰”。一个大字不识，可从小喜爱听说书，最爱听《三国演义》里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动心眼的故事，平生最佩服的人是曹操。他虽然不明白曹操文绉绉的“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是什么意思，但心狠手辣却有过之无不及。人们都说他两只眼睛眨巴眨巴就一个“道眼”。他从江边的四季屯“起局”(拉起土匪队伍)，就报号“四季好”。

　　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国民党派员来收编，他被封为国民革命军东北挺进军第一军第三师混成第六旅第二十团上校团长。他看附近的几个土匪绺子人马没他多，同他一样也混个团长干干，便憋了一肚子气。

　　第六旅成立后，旅长“草上飞”为了显示实力，也为了给国民党上司一个晋见礼，统一调动打共产党占据的县城吴水镇。吴水是个小镇，镇里只有一个警卫连和一个公安大队，而且公安大队有两个中队外出执行任务，剩下的队伍加起来总共也不到二百人，这是个绝好的战机。土匪各绺子光“四季好”的二十团就有六百多人，再加上十八、十九团的近五百人，吃掉这股共军不成问题。“草上飞”安排十八团打城东，十九团打城西，二十团作主攻，打城南，城北是又宽又深的吴水河，就算共军插上翅膀也难逃天罗地网。可他的如意算盘却被“四季好”给打破了。“四季好”找了个借口迟迟到不了预定的作战地点，等战斗打起来，共军虽然人少，作战却极其顽强，原来预计两三个小时就可以结束的战斗打了大半天，不但公安大队的两个中队回来驰援，还带回了一个营的苏联红军。十八、十九团溃不成军，“草上飞”也在战斗中被苏军一枪毙命。溃逃的十八、十九团土匪，在路上碰上“四季好”。“四季好”不容分说，都收罗到自己团里。收编后，“四季好”的队伍一下子涨到快一千人了，他逼哈尔滨国民党大员加封自己为少将旅长。

　　可官升了，人马多了，他也威风不起来，总像有一肚子心事似的。一千多人，张口要吃，跟共产党争天下，打仗要武器弹药，其他装备也没处去搞，这都成了他的心病。

　　伪满洲国北江宪兵队的警尉宋德勇，因有人命案在身，日本人倒台后，不敢留在北江城，投靠了“四季好”，当了一名上尉副连长。他听宪兵队的一个哥们儿在酒桌上透露，曾亲眼见过日本人往四不漏子“特仓”运送过大量的被装、食品和武器弹药，只是听说里面暗道机关特别多，别说找不到地方，就是找到了地方，寻常人进去也别想活着出来。日本人临撤时还布置了暗哨监守着。宋德勇看“四季好”为武器给养发愁，认为立头功的时候到了，添油加醋地把有关“特仓”的传说报告给“四季好”。“四季好”一听，果然“龙”颜大悦，当即拍着宋德勇的肩膀说：“好，如果找到‘特仓’，你就是我的参谋长！”宋德勇为了升官，也就更加卖命地千方百计地寻找“特仓”。

　　“四季好”到底是条老狐狸，不动声色地起用潜伏在四不漏子村的“拉线”(侦探)。“拉线”报告说屯子里只有一个来路不明的可疑人，是个哑巴，但很精明。“四季好”就派宋德勇去四不漏子“追秧子”(绑票)……

　　“啊，慢待，慢待，不好意思。”“四季好”双手抱拳，向南宏治行了个土匪礼，“我‘四季好，最爱结交天下豪杰。来！斟满酒！”他吩咐马掌柜。马掌柜一边倒酒，一边为“四季好”捧臭脚：“咱大当家的，现在是国军混成第六旅少将旅长，管着一千多号人呢。来，吃这个，鲶鱼炖茄子，撑死老爷子，味道鲜着呢。”哑巴只是诚惶诚恐地“啊，啊”地比划着，不敢动筷。

　　“四季好”眼珠一转，对马掌柜说：“你招待好客人，我出去方便一下。”他找到宋德勇，宋德勇的日语说得很好，他向宋的耳边嘀咕了一阵返回。

　　经过“四季好”和马掌柜的反复热情相劝，南宏治谨慎地吃了几口菜。门一开，宋德勇进来：“啊，旅长，你有客人，我就不打扰了。”他刚要转身出去，发现了南宏治，又惊讶地跑过来向南宏治鞠躬，用熟练的日语说：“太君，看我这记性。我们见过面，想不起您的名字了。太失礼了！”南宏治刚一张口，斜眼看见“四季好”像恶狼一样盯着他的双眼，又“啊，啊”地表示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真他妈会装蒜！”“四季好”忍耐不住，把酒杯往地下一摔，“你告诉他，小日本早他妈完蛋了，如果把地下仓库的位置告诉国军，还可以立功受奖。要不可别怪我‘四季好’不他妈仗义。”宋德勇一会儿用汉语，一会儿用日语，反复威胁利诱，哑巴还是“啊，啊”地叫着，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

　　“来人！”“四季好”一声怪叫，进来四个彪形大汉，“拉下去，直到他不再装蒜，开口为止。”

　　南宏治被推到一个偏厦子里，这是个设备齐全的刑讯室。炭火盆里烧着烙铁，一把大铁壶里装满辣椒水，老虎凳、皮鞭……这是宋德勇模仿宪兵队的刑讯室布置的，以便侍候不知好歹被绑来的秧子。四个彪形大汉开始忙活上了，他们先把南宏治吊在屋顶大梁上，先是两手两脚倒吊在梁上，一个大汉故做诙谐地对南宏治说：“小子，这姿势叫‘苏秦背剑’。”一会儿把他一只胳膊朝上吊起来，那个大汉又说，“小子，这叫‘仙人指路’。”……皮鞭雨点般地朝身上落，转瞬间南宏治被打得皮开肉绽。“四季好”抽着香烟，歪着头欣赏他策划的杰作。见南宏治仍一声不吭，他扔下烟头，从正打人的大汉手里夺过鞭子，亲手朝南宏治猛抽……他打累了，气急败坏地大喊：“灌辣椒水！”……“用烙铁！”……各种花样都换完了，各种刑具也都试过了，哑巴只是“啊，啊”地惨叫着……

　　刘大山见到女儿从山中小毛道上捡回来的鞋，猜想哑巴女婿可能被土匪绑票了。可他们要个哑巴干什么呢？他越发觉得这个哑巴女婿的来历有些蹊跷。但他还是决定去二中队报告，在队部，恰好遇上了县委书记兼军分区警卫团政委于天野。于天野接到省军区电令，要求查清国民党建军土匪第六旅的盘踞地，配合大部队进剿。于天野当即派一个班沿着刘大山指引的山路侦察，果然在离四不漏子村四十多华里的吴家地营子发现匪踪。

　　省军区副司令、北路剿匪总指挥汪鉴率领着警备三旅和骑兵团马不停蹄地赶到吴家地营子，于拂晓时分包围了土匪营地。让汪副司令员感到奇怪的是，当天大亮，十多家的地窝棚烟囱升起了袅袅炊烟时，部队冲进了地营子，却没有土匪抵抗。只在一个地窝棚里发现了被打得奄奄一息的哑巴。战士们扫兴地用桦树杆做的担架抬着哑巴走出地窝棚，发现一个人在树林里探头探脑地张望，几个战士追上去一把抓住了他。一经审问，原来正是宋德勇。惯于溜须拍马的宋德勇当了俘虏，感到好汉不吃眼前亏，不用再问，就讨好地说，诡计多端的“四季好”，鼻子比狗还灵，听说吴家地营子附近出现陌生人的身影，连夜带着匪队溜了。问他为什么留下来，他说要见大领导才说。战士们找来于天野，宋德勇察言观色，觉得真是大领导，就把为什么绑架哑巴的原因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至于为什么他在土匪都逃了之后留下来，他毫不知耻地说“四季好”答应他找出四不漏子“特仓”，就提他当参谋长，虽然哑巴抗住了严刑拷打，什么也不肯透露，但他还是认为哑巴什么都知道，留下来监督哑巴，还想找出点线索。没想到官迷心窍，倒让共军抓住当了俘虏。

　　于天野向汪鉴汇报了此事，他们两人都认为如果能挖出日军留下的大批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对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太重要了。但一是被土匪绑票的哑巴现在遍体鳞伤、昏迷不醒，二是土匪的毒打也没让他吐露半分，他能告诉我们吗？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他可能真是一个什么也不知道的哑巴。

　　汪鉴和于天野向军医讯问哑巴的伤势，军医摇了摇头，表示活下来的希望很渺茫：“发高烧，必须得消炎，可盘尼西林只有四支了。”“给他用。”汪鉴毫不犹豫地说。“可是……”军医嗫嚅着，盘尼西林奇缺，对受重伤严重发炎的战士都舍不得使用……“没有什么可是。”汪鉴斩钉截铁地命令。

　　回到村里，注射了盘尼西林的南宏治伤势稳定下来，在桂琴和二中队卫生员的精心照料下，身体逐步恢复健康。不到半个月，他又能拿起牧羊鞭了。

　　南宏治放牧牛羊的时候，又到四不漏子主峰“特仓”秘密出入口看了一下。对照料“特仓”，他已失去了神圣的使命感，只不过是为了不得不完成的任务。他向松岛早苗的墓穴鞠了一个躬，想起对早苗临终时的承诺，恐怕自己这一生都难以实现了。

　　南宏治心情沉重地走下山，远远地看见牤子和两个穿灰军装的人站在他放牧的牛羊群旁。他知道这是二中队的战士。他故意慢吞吞地走着，心里在急剧地思考，他们来这儿干什么？是不是自己有什么漏洞，而让他们有所怀疑……

　　牤子急吼吼地跑过来：“哑巴，你干什么去了？让我们好等！”

　　在二中队队部，于天野笑着过来和南宏治握手：“哈哈，我们是老朋友了。看到你身体这么结实，我真高兴，谁也想不到半个月前还差点到阎王老子那报到呢！”南宏治只是羞涩地“啊啊”地搓着长满老茧的双手。

　　“来，坐坐。老朋友见面了，拉拉家常。”于天野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抗日求解放聊起，现在日本已经被打败，代表大地主大资本家利益的蒋介石国民党和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在争夺天下，我们急需武器弹药，武装起来，打败敌人。日本军队投降前，在四不漏子藏下大批军火装备，如果你知道什么线索，请告诉我们。南宏治还是“啊啊”地摇头。

　　“天晚了，吃点便饭。警卫员，上饭。”于天野高声吩咐。小木桌上摆了几个菜和米饭，虽然简陋，但在这偏僻的山沟里，还是挺丰盛的。吃饭时，哑巴战战兢兢地未动几下碗筷。于天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苦口婆心，无奈哑巴仍是“啊啊”地直摇头。于天野终于认为，无论是土匪，还是民主联军，都是在一厢情愿，向一个哑巴流浪汉讨要“特仓”的秘密，简直是异想天开！

　　从二中队出来，南宏治心里倒有几分不好意思，毕竟人家救过你的命。被土匪绑架过，又让共产党大官宴请过的哑巴，在村民眼里又增添几分神秘……

　　南宏治被土匪绑架时，为营救丈夫像泼妇一样东奔西跑的桂琴又变成了贤惠的家庭主妇。她很高兴哑巴出过事，可能哑巴知道在被土匪绑架后她为营救他和救治他所出的力，哑巴显然对她热情多了，也关心多了。特别让她高兴的是，他们已是真正的夫妻了。南宏治从二中队赴宴回家后，桂琴好像知道他没吃饱似的，从锅里端出热气腾腾的炒菜、米饭，又烫了一壶烧酒。真正酒足饭饱了，收拾了碗筷，桂琴又端来了洗脚水。南宏治看着认认真真地侍候他的桂琴，觉得有些对不起她。

　　吹灭油灯，南宏治把手伸进桂琴的被窝。手指触到了桂琴小巧细腻的乳房，她颤抖了一下。以前每天熄灯后，她都在被窝里把自己的衣服脱光，期待着哑巴过来，完成邻居大嫂们常放肆地戏谑的那种事。今天终于来了，黑暗中，哑巴温热的身体罩住了她纤巧的身子，又一阵战栗，她呜咽着哭了。他们几乎一夜没睡，南宏治温存地抚摸遍了桂琴的全身，桂琴幸福地呢喃着。南宏治想，这个可怜的女人，她有享受做女人的权利。

　　东方刚出现了一抹鱼肚白，桂琴睡着了，稚嫩的脸庞上流着几滴眼泪。怎么也无法入睡的南宏治，爬起来，找来一张桦树皮，用木炭在上面画了一幅简略的示意图。悄悄地打开门，回头看了看熟睡中的桂琴，走出去。

　　山村的街道，深沉寂静，只有南宏治走路“踢踏、踢踏”的响声。南宏治悲哀地发现，长期的山村生活，使得他连走路的姿势也和当地的村民没什么两样了。村头二中队的队部，有一个窗户仍有灯光，大门外哨兵背着步枪走来走去。他靠近窗口，见于天野坐在桌旁闷闷地抽着纸烟。可能烟抽得太多了，他不住地咳嗽，走到窗前，打开窗户。

　　南宏治抓起一块石头，往后墙角一扔，“咕咚”一声，夜空中分外响亮。“什么人？”哨兵端起步枪，往墙后跑去。“有情况？”于天野也掏出手枪，奔出房门。南宏治趁机把桦树皮扔进窗里，桦树皮轻飘飘地落在桌上。

　　“中了敌人的调虎离山之计！”于天野和哨兵赶到后墙角，马上意识到，就急忙回到队部办公室。桌子上桦树皮上类似天书似的画图，着实让他费一番琢磨。一个大胆的想法让他豁然开朗：这个声东击西的敌人，送给他的不是炸弹，而是见面礼！他顾不得一夜没睡，马上打电话给军分区司令部，要求派人帮忙……

　　不到中午，于天野率领军分区派来的两个中队和除了在村里执勤留守人员的二中队，按图索骥，很快就在四不漏子的西侧峰找到一个暗洞，挖出了足够装备一个加强团的武器弹药：用黄油纸包裹着的崭新的十门掷弹筒，二十挺歪把子轻机枪、一千多支三八大盖步枪，此外还有两挺水压重机枪。一箱箱黄澄澄的炮弹、子弹更是无计其数。为了保密，于天野没有叫四不漏子的村民帮忙，至于怎么知道这个洞穴的，他向谁也没有透露。三个中队的战士累得气喘吁吁，但个个都干得兴高采烈。

　　二中队留下值勤的一个战士跑来，向于天野报告，军分区司令部来电话，让他马上率两个中队回去驰援，有大批土匪正在攻城。于天野让战士带上所有的机枪、掷弹筒，急行军赶回北江。

　　国民党建军土匪第三师在打听到北江民主联军的两个大队去纳金口子剿匪、城内空虚后，在离北江城十八华里的东四家子村悄悄聚集了二千多人，凌晨分乘马车赶到北江。

　　当上了混成第六旅少将旅长的“四季好”，奉命攻打北江东门。城外一条护城壕，水多的时候有半人深，现在水源枯竭，只能没脚面。土匪爬过护城壕，一边开枪一边试探着往城里移动。民主联军趴伏在简单的防御工事里回击，但听枪声，并不密集。“四季好”心里有了底，果真民主联军人数不多，于是大着胆子督促着土匪猛冲。民主联军抵挡不住，退守到一排比较坚固的砖房。一辆苏制T2坦克从一条胡同里拐出来，一边急驰一边用机枪狂扫，跑在前面的几个土匪踉跄倒下，其余的土匪没命地往回跑。T2坦克是苏军因有故障扔下的，北江军分区枪械修理所修复后投入使用，乘员只有两人，一人驾驶，一人射击。“他妈的，给我用炸弹炸！”“四季好”气急败坏地喊。土匪胡乱地扔手榴弹。十多颗手榴弹在T2坦克前后爆炸，坦克履带被炸断，在原地打转。两名乘员刚爬出舱门，就被土匪的枪弹击中。土匪越发猖狂，嘴里边打着唿哨边开枪。寡不敌众的民主联军且战且退，一直退到市中心再无处可退。因再无路可退，民主联军反而越打越顽强。天色暗下来，两军各自休战。踌躇满志的土匪等着天一亮就发动攻击，占领全城。有几个受伤的土匪被匪首强行安置在弘文私立医院医治，一个拄着双拐的瘸腿匪兵对护士吹牛说：“明天一早，北江就会被我们全拿下！”

　　第二天，天还没全亮，“四季好”就把匪兵们踢起来了，他知道事不宜迟、夜长梦多。国民党建军土匪还没来得及发动进攻，就听四下里轻重机枪和小炮不住点地响起来。

　　“共军主力大部队来了！”土匪惊慌地喊着，霎时间，如鸟兽散。被民主联军打死的打死，没打死的也乖乖地当了俘虏。

　　战斗结束了，北江军分区司令员拿起一把还泛着蓝光的歪把子机枪，拍着于天野的肩膀说：“好家伙，老于真神通，从哪儿搞来的？”于天野想起了四不漏子那个神秘的放羊哑巴。

　　七

　　1948年秋，桂琴生下一个又漂亮又健壮的女孩。桂琴和刘大山给她起名叫克敏，姓呢？自然是姓刘了。南宏治在心里管她叫笑子，因为这是他和松岛樱子说好的如果婚后生女孩的话要起的名字。

　　南宏治对翠花总觉得欠一份情，在她婆婆死后，就把混血儿安德烈接过来，自己收养。

　　日子一天天过去，在浑浑噩噩中，太阳照样每天从东山爬上来，又转到西山落下去。在四不漏子这个偏僻的小山村里，南宏治已经变成地道的荒野山民了，甚至他比普通的农民还要低人一等，因为他是哑巴。他已经麻木不仁了，每天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只要傍晚回到家，桂琴含笑端出香气扑鼻的饭菜，笑子张着胖胖的小手爬上他的膝头，他也和其他农民“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一样地知足了。

　　四不漏子也随着全中国一样不断地在折腾：镇反、三五反、农业合作化、肃反、整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瓜菜代、社教……南宏治的老丈人刘大山也在不断地变化着官衔，村长、初、高级合作社主任、支部书记、公社副书记、书记。镇反和肃反时，也真有人打哑巴的主意，哑巴来路不明，又不像农民，但刘大山这顶“大红伞”让那些跃跃欲试的人望而却步。虽然刘大山为当初收了哑巴当女婿而觉得有些后悔，一时间倒也相安无事。

　　转眼到了1966年8月，笑子已经十八岁了，和比她大一岁已长成英俊小伙子的安德烈一起在县城上高中。文化大革命的巨浪也波及到这个偏远的小县城。中学成立红卫兵组织，他们一个是来历不明哑巴的女儿，一个是苏修的后代，当然没资格加入，只好回村赋闲。刘大山也被罢了官，批斗后勒令回四不漏子劳动改造。原先四不漏子土皇帝刘大山，现在成了阶下囚，无论大人小孩都可以戏耍他。

　　一天，男劳力都上了地营子打羊草，村里只留下老人和妇女小孩。刘大山由妇女监督在村外的菜地里拔草。

　　娜嘉昔日苗条的身躯早已变得肥胖壮硕。她是个不怕闹事的雌魔王，妇女堆里有了她，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能干出来。她认为桂琴从她的手里夺走了哑巴，还不是仗着刘大山的势力，她恨桂琴，更恨刘大山。劳动休息的时候，她站在地头上，狡黠地向一群老娘们儿眨眨眼睛，用手指发一个信号，领头扑向蹲在一边休息的刘大山。

　　刘大山被一群老娘们儿按倒在草地上，扒掉了裤子和裤衩，全身上下只剩一件背心。瘦骨嶙峋的身体在众目睽睽之下，显得十分可笑，一点也没有了往日的尊严。娜嘉还别出心裁地掰开刘大山紧捂着下身的双手，用一根麻绳紧紧地拴住他的“子孙袋”，然后大声地哼着当时流行的“运动员进行曲”，由两个老娘们儿推着他的后背，两个老娘们拽着他的胳膊，模仿运动员入场似的绕场一周。

　　刘大山拼命地挣扎，但怎敌得过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老娘们儿。绕场一周后，刘大山的“子孙袋”被细麻绳勒得脱了皮。娜嘉装模作样地看了看，大声喊道：“真他妈的没有用，蔫缩得像两岁孩子的小鸡鸡。”老娘们儿们一声哄笑散开了，扔下麻绳留着让刘大山自己解去。

　　刘大山受到污辱，一时想不开，晚上就悬梁自尽，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了。结果虽然出乎娜嘉的意料之外，但社员们没有过多责备她，因为平时闹得比这过分的也有，只不过对象不同罢了。刘大山一死，娜嘉以为桂琴没有了靠山，哑巴就又是自己的了。她几次挑逗哑巴，发现哑巴不但不理她，反而好像还很厌恶。她没想到，哑巴和桂琴多年相濡以沫，已有了很深的感情。

　　娜嘉把二十年前的故伎重演，又做了鸡蛋韭菜合子，炒了两个菜，打了一瓶“小烧”酒，挎着篮子，扭达扭达来到哑巴放牧的西山沟。山沟里牛羊散放着，专心致志地啃着青草，却没有哑巴的身影。

　　侧峰半山腰传来低沉的男人歌声，不过唱的歌词不是中国话，也不是俄语。歌声凄凉悲壮，像倾吐不尽的哀愁。

　　南宏治伫立在山腰，用皮肤和树皮一样粗糙的右手抚摸着苍劲的松树，遥望着远隔重洋的东瀛，深情地用日语唱着“樱花谣”。他麻木得忘了自己，忘了松川樱子，也忘了弹指一挥间的岁月，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唱歌，只是内心的发泄。

　　“啊，是日本话！哑巴是日本人，不，哑巴不是哑巴！”娜嘉被自己的发现震惊了，也给弄糊涂了。继而她又高兴了，这么多年的秘密，让她发现了，不怕他不就范。

　　吃晌午饭时，哑巴下山了。他一见娜嘉，如同见了蛇蝎，脸色更阴沉了。娜嘉心里有了底，扭动着肥胖的屁股迎上去：“我说哑巴，什么事这么不开心啊？”南宏治径直从她面前走过去，没理睬她。“我这是拿热脸贴冷屁股，好心当了驴肝肺。”她揭开篮子上盖的白布，“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南宏治还是看也没看，拿出干粮、咸菜和水壶，准备吃晌午饭。

　　“哑巴，我跟你实说了吧。我知道你不是哑巴，也不是中国人。”

　　南宏治如雷轰顶，咬了一口苞米饼子没来得及下咽，愣住了。“看把你吓的，只要你跟我好，我什么也不说。”娜嘉说着脱下外衣一扔就扑上来。南宏治觉得如同一座肉山压下，肥腻腻的双唇和舌头堵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猛地挣开身子，双手一推，没防备的娜嘉被推得滚下山坡。她爬起来，拍着屁股大骂：“好你个哑巴，你狗坐花轿不识抬举，看老娘怎么收拾你！”恨恨地挎上篮子，回村了。

　　远远望见村里升起了炊烟，南宏治一边往回赶牲畜，一边责怪自己太粗心，怎么随便唱起了日本歌。村口，一队佩戴红袖标的人一字排开，挡住了去路。他们是公社群专队，因人手一根橡皮短棒，人称“棒子队”。南宏治知道该为自己的粗心大意付出代价了。

　　“把日本特务捆起来！”一声断喝，人们一拥而上，五马攒蹄地把南宏治捆了个结结实实。又是一声吆喝：“走，先送公社，再送县里。”听声音就知道是“棒子队”队长、老光棍杨猴子。

　　杨猴子大号杨文德，一身兵痞习气，五短身材，一肚子坏水。他当过国民党建军土匪，后被解放军打败收编。在革命部队里他照样吃喝嫖赌，提前转业回了家乡。从转业那天起，他就没扒下那身补丁连补丁的黄军装，跟人吹嘘那是他革命军人的标志和资本。他为人处世，只有一个信条，那就是：“酿蜜不甜，做醋还不酸吗？”什么事都以我为中心，稍不顺他的意，就给你使坏。他和人办事都是一把一利索，像做买卖一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没便宜的事他是不干的。

　　虽然娜嘉是他的老相好了，但当娜嘉上公社他的队部兼审讯室说哑巴是日本特务，求他收拾哑巴给她出一口气时，他还是让娜嘉褪下裤子撅在破旧得露出了弹簧和棉花的沙发上，等他满足了兽欲后，才集合弟兄们直奔四不漏子……

　　村口一会儿工夫就围满了人，娜嘉也躲在人群后边偷看动静。乡亲们有心替哑巴说好话，但谁不怕杨猴子的棒子队？只有桂琴像疯了似的用她那矮小畸形的身躯拦住棒子队，苦苦哀求他们放了哑巴。杨猴子用力把她搡了两个跟斗，扬长而去。

　　被邻居大嫂扶起来的桂琴，看见娜嘉要趁乱溜走，又疯了似的扑过去。从来老实蔫巴的桂琴，气红了眼不知从哪学来骂人的话：“你个骚货，千人杵万人入的臭肉，嚼舌根的母叫驴，还我掌柜的！”膘肥体壮的娜嘉到底心虚，吓得扭头就跑。矮墩墩、已显得苍老的牤子替媳妇说小话，在大家面前嘟囔着：“看我回家不扒她的皮！”乡亲们知道，自从老毛子兵把他的“子孙袋”敲碎后，娜嘉骑在他脖子上拉屎，他也不敢吭声了。

　　杨猴子为了替老相好出气，着实下了番工夫，但如果他知道出的是哪门子气的话，恐怕就不会这么卖力了。“就是真哑巴，老子也要让你开口说话！”他使尽了十八般武艺，把哑巴打得体无完肤，弟兄们也累得坐在破沙发上直喘粗气。最后杨猴子得出结论：“哑巴毕竟是哑巴，相信哑巴会说话，那就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尽管如此，他还是把哑巴送到县里，关进了看守所。

　　南宏治从偏僻闭塞的四不漏子到了更加与外界隔绝的只见四角天空的围墙里。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审判组的两个人看他只会“啊啊”地叫喊，没有什么审问价值，便飞快地结案，宣判哑巴作为日特，阴谋颠覆人民中国民主政权，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南宏治不再“啊啊”地抗议了，他知道那没用，默默地被押回看守所，从此开始了他的铁窗生涯。不久，他被投送到北江监狱劳改。北江监狱坐落在离市区二十多华里的稗子沟村，他每天两个苞米面窝窝头，一碗小米粥，一碟咸菜，囫囵吞枣地送进肚里。放风时，他沿着院墙跑步，每天如此，无论刮风下雨，借以锻炼身体。虽然他对监管“特仓”的神圣任务在信念上逐渐松弛了，但从未发生过怀疑，长期的执著已让他形成了一种惯性。要完成任务，必须得有好体魄。院墙四周长满了杂草，几年下来，先是草被踏平，踩死，又被踏出一圈硬土道，连狱警管教都被他的毅力所惊服。

　　当哑巴飘着未剪过的长须，沿着墙根猛跑时，有看过《红岩》的犯人喊：“华子良，哑巴是华子良！”不伦不类的比喻，让这人吃了监狱长的两记耳光：“他妈的，哑巴是什么人？是日特！华子良是什么人？是装疯的共产党！”

　　南宏治不知道将来还能不能回日本，但他只有一个信念，不能在监狱把身体搞垮。桂琴和笑子来探监时，南宏治发现桂琴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瘦弱的身子几乎佝偻成一团，不断地轻咳着。他比划着让笑子照顾母亲，笑子只是流泪点点头。

　　过了半年多，来探监的是由安德烈陪同的笑子，桂琴已躺在炕上病得起不来了。终于有一天，笑子号啕大哭地告诉南宏治，桂琴前天去世了，由乡亲们帮忙埋葬在刘大山的墓旁。南宏治的手紧紧地握住铁窗上的栏杆。让在一旁监视的监狱长吃惊的是，他发现如同木石人一样的哑巴居然也在眼角流下两滴眼泪。

　　八

　　1972年2月，监狱长看着吃饱了照例在围墙下疯跑的哑巴，心想报上去的材料也该有个回音了。哑巴傻乎乎地疯跑，还被关押的犯人称为华子良，影响对其他犯人的改造。上级让对前一段的案子纠偏，他提议将哑巴提前释放，以表示人民民主专政机关的严肃性和公正性。他私下抱怨那些根本不懂政法工作却又把持大权的人，随意把像哑巴这样的废物塞进来占地方，让管教人员浪费时间和精力，监狱又不是疗养院！

　　在这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人们还不知道世界格局开始发生变化。尼克松访华，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使长期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日本佐藤内阁十分被动。在此形势下，有政治远见并富于行动精神的田中角荣于7月5日当选为自由民主党总裁，取代了佐藤，出任内阁首相。

　　7月7日，第一次内阁会议后会见记者时，田中角荣明确表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机正在成熟。几经磋商，9月25日，田中角荣首相和大平正芳外相访华，与周恩来总理和姬鹏飞外长举行会谈。29日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25日在周总理主持的欢迎宴会上，田中首相在致辞中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第二次会谈时，周总理严肃地说：“添了麻烦这个词只是在不小心把水泼到路边妇女裙子上，道歉时才使用。可是你们却在提及中日两国不幸的过去时使用。”

　　这种轻描淡写的“麻烦”，直至战后几十年之后还有“后遗症”。日本战败后，滞留在中国的日本人和孤儿，中日建交后，寻找留在日本的亲友，纷纷返回日本本土。日本退伍军人同乡会的原日本关东军情报北江支部机关长近藤大佐，在中国东北被苏联红军俘虏后，移交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因其从部队调任机关长时间不长，罪恶较轻，被押送到抚顺战犯劳动教养所改造。在劳教所，他深悟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也为自己的罪行深深地忏悔。被释放回国后，积极宣传中日不再战。

　　在一次中日友谊恳谈会上，他向将要访华的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随员佐佐木谈起了当年逃离北江前派遣留在四不漏子“特仓”完成监护任务的南宏治，至今未有下落。而宏治君又是忠于职守的军人，觉得深深内疚，所以拜托佐佐木一定要找到宏治君。

　　田中首相二战时曾在中国东北当过骑兵，他很想旧地重游当年的驻地富锦，但被中方婉言谢绝。因为他那时的身份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名士兵。田中去不了中国东北，便派佐佐木作为私人代表去东北，以慰他的思念之情。佐佐木从富锦回到省城，周旋于地方官员之中，提出要到北江，也被婉言谢绝，因为北江是与苏联接壤的边境地区，而且中苏关系很紧张，他是不便去的。去不了北江，完成不了近藤前辈的嘱托，佐佐木感到很遗憾。他把寻找南宏治的事拜托给中国地方官员，然后怅然回到北京，转道回国。

　　中国官员对佐佐木的事很重视，主管外事工作的省领导将寻找南宏治的公文批给外事办公室，外事办又转给其他部门，公文几经周转，两年后，一直到1975年6月，才转到南宏治曾被关押过的北江监狱。此时，南宏治已被提前释放。

　　回到四不漏子的第二天，南宏治就不顾女儿笑子的劝阻，又拿起了放羊鞭，放牧牛羊时，趁机查看了“特仓”的状况。“特仓”像一个巨大的“聚宝盆”，也像颗巨大的炸弹，深埋在地下，不为人所知。渐渐地，南宏治对近藤大佐交给他监护“特仓”安全的必要性发生了怀疑，对自己的忠于职守也怀疑是不是愚蠢，但他仍默默地在“特仓”附近放牧牛羊。

　　一天，村里通往公社和县城的土路上烟尘飞扬，驶来一辆轿车和两辆北京吉普车。人称“张马列”的公社张书记，领着省外事办李处长和两个随员、地区外事办乔副主任和上官科长、县外事办赵主任、公社的外事秘书小王浩浩荡荡地开进村里，一直停在村长刘玉山家的院门前。刘玉山见一行大大小小的官员鱼贯而入，慌得一连声喊老伴去买烟、沏茶。

　　“张马列”大大咧咧地一屁股坐在对面炕头上，扯着嗓子问：“你们村里有个放羊的哑巴？”刘玉山连连点头。“快，把他给我找来！”刘玉山一面派一个站在门口看热闹的小伙子去找，一面心里暗暗叫苦：“这个哑巴，净惹麻烦。”

　　南宏治被从放牧的西山沟找回来时，这些官员已经等得不耐烦，抽着村里人从没见过的带把的香烟，烟头扔了满地。南宏治惊愕地看着满屋子的生人，随即冷淡地蹲在墙角，手不住地抚摸着鞭子。李处长用手里拿的香烟指了指他，问：“就是这个人？”刘玉山赶紧点头：“是，是。”李处长沉吟着，哑巴傻拉巴叽的样子让他失望。他原想千里迢迢费劲地找到省领导非常重视的日本人，这次省外办副主任的交椅非他莫属。他虽然失望，但死马当作活马医，拉回去再说。他吩咐：“把他先拉到县里，买两套衣服换上。走！”“张马列”指挥村长刘玉山、秘书小王把哑巴送上车。哑巴挣扎着，拒不上车。

　　闻讯赶来的笑子激愤地指责他们：“我爸到底犯了什么罪？你们又要抓他？”跟在笑子后面的安德烈也双手叉在腰上，怒视着他们。“越搞越添乱。”李处长苦笑着对“张马列”说，“你跟他们说，你跟他们说。”“张马列”像作报告似的站在人群中间：“嗯，这个哑巴是，嗯，是日本国首相和外交大臣要找的日本人。嗯，是关系到两国关系的问题。”“你胡说！”笑子怒斥道。李处长无可奈何地说：“是不是胡说，到省城见到日本派来的人就知道了。”“我不让爸走。”笑子仍不让步。“你要不放心，一块儿去，一块儿去。”“不行，他也去。”笑子拉过安德烈。“行，行，一块儿去。”李处长想尽快了结这件让人挠头的差事。

　　乡亲们又一次看到哑巴离去，不过这一次是坐车走的。让他们放心的是，笑子和安德烈也跟着呢。

　　九

　　佐佐木下榻在北方饭店，他对南宏治的到来喜出望外。南宏治穿着在县城买的中山装，显然有点不合身，而且面目像真正的农民那样黧黑，一脸的饱经风霜。但他知识分子加军人的风度，是艰苦岁月磨灭不了的，这也是娜嘉总觉得他不是他们圈子里的人的原因。佐佐木拿出一张照片，那是英姿勃勃的青年南宏治。

　　“宏治君，您辛苦了。”佐佐木深深地一鞠躬，“我叫佐佐木，是驻中国使馆的官员，受近藤前辈的委托，来寻找您，大平外相和田中首相对此事也很重视。这是近藤前辈的亲笔信。”

　　“他是哑巴！”随同前来的李处长觉得佐佐木有一种对牛弹琴的滑稽相，让翻译告诉了他。

　　南宏治接过信件，认真地阅读后，出人意外地用流利的日语问道：“佐佐木君，您代表日本政府吗？”“可以这么说。”南宏治来个标准的军人立正：“那么，陆军大尉南宏治向您复命，奉命监护的四不漏子‘特仓’完好无损！”佐佐木为他的固执和认真又感动又觉得可悲，战争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特仓’是中国人用血汗建成的，战争中，我们又给中国人民带来数不尽的灾难，我建议日本政府，‘特仓’应该交还给中国人民。”南宏治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下，一口气说完后一低头，“拜托了。”

　　南宏治临回日本前，领着解放军工兵部队开启四不漏子“特仓”的出入口，指点陷阱和杀人机关的位置，挖掘军用物资和武器弹药。时隔多年，有些物资已经霉变，更引起南宏治的内疚，没有早些交给中国人民。临走的前两天，他没忘记自己的诺言，将松岛早苗的骨殖包好，准备带回日本，交给她的亲属。

　　最难受的莫过于笑子了，她怎么也没想到父亲是日本人。她有些恨自己的父亲，他的心竟是那么狠，母亲跟他吃了一辈子苦，他连句知冷知热的话都从未说过，让母亲一直以为他真的是哑巴，就知道为他的小日本尽忠尽职。现在她自己也要离开母亲长眠于此的家乡，离开她患难与共的安德烈，而随父亲远渡重洋，去到遥远而不可知的国度。

　　回到日本，南宏治被安排在外务省工作，并给他补发了二十多年的工资和抚慰金。他的归来引起新闻界和社会的巨大轰动，每天他穷于应付电视台和报社记者的采访。尤其是右翼分子，别有用心地在报上、广播和电视台上吹捧他装哑人近三十年，矢志不渝地忠于大日本帝国和天皇，完成上司交给的任务，是军人的楷模，是“大和魂”的精英，是大东亚圣战的无名英雄，妄图让他受右翼分子的控制和利用。甚至左翼报刊也不得不承认，南宏治是“最有毅力的人”、“真正的男子汉”。

　　在退伍军人同乡会的协助下，南宏治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把建“特仓”时中国劳工所受的非人待遇，日本警备队的残酷屠杀，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揭露于众。他呼吁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永远不再战。新闻发布会后，右翼分子马上改变了腔调，大骂南宏治是大和民族的败类，但他得到更多的群众支持和拥护。

　　当天夜里，南宏治接到一个女人打来的电话：“宏治君，我在电视里看到你了，你还活着，我是松川樱子啊！”“是你，你还好吗？”南宏治握话筒的手在颤抖。“你还活着，我就放心了。”樱子似乎在啜泣。“你在哪儿？我去找你！”南宏治大声喊着。“我已是两个孙子的祖母了……”接着是放下话筒的“咔哒”声。南宏治急得大叫：“樱子，樱子！”回答他的是一阵断线的“嗡嗡”声。

　　笑子已经二十六岁了，虽然在日语速成学校学习日语后，日本政府为她安排了适当的工作，但她总在想念四不漏子的山山水水，想念安德烈……

　　时间过得飞快，1988年，中苏关系缓解，北江市和界江对岸的城市开始通商。由南宏治注资，安德烈和笑子在北江市开了一家边贸公司，公司业务蒸蒸日上。1989年清明，南宏治带着笑子、安德烈和已经十岁的外孙豆豆又踏上四不漏子的土地，一家四口来到桂琴的坟上祭扫。南宏治望着四不漏子四周险峻的山峰，回想着在这儿度过的岁月，与他一生命运纠结在一起的刘翠花、松岛早苗、桂琴、刘大山、牤子，自然还有娜嘉……

　　在村里遇到娜嘉时，她不好意思地绕道而行。南宏治宽容地和她打招呼，使得她很愕然。虽然娜嘉让他坐了那么些年牢，但毕竟还救过他的命……这些恩恩怨怨，沧海桑田，已化作如烟往事……

　　责任编辑 成 林

　　插图 任义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