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的疑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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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1-06-24 15:28
胡小光是在国庆节前一天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的。起初于佳并不想去看这个热闹,可是有那么一刻,头脑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想最后再见胡小光一面。于是,这个念头固执地驱使他来到大街上。
那会儿公审大会已经结束,胡小光和另外几名死刑犯分别被押在两辆卡车上游街。他的背上插着一块硬纸牌,上面写着用红笔打了勾的他的名字。从他脸上可以看出他的身心所承受的巨大绝望和无奈:他的眼里因极度恐惧得不到释放而产生的茫然。当他从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捕捉到于佳的身影时,他那死鱼一样的眼睛突然一亮,并迅速转动了几下。他的精神也为之振奋起来,好像落水的人抓到一根救命竹竿……
转瞬间卡车开过去了,而胡小光最后的目光却深深印进了于佳的脑海。在后来的许多日子里,他经常想起胡小光那张稚气未褪的脸,想起他绝望透顶却无可奈何的最后一瞥。
胡小光死前及死后,于佳始终没有停止履行诺言,他不断地为胡小光奔走申冤。可是,终因拿不出证据,使申诉无法进展。凭直觉,于佳相信胡小光没有杀人,他那段反复叙述的故事也应该是真实的,可就是找不到证据来证明它,光凭直觉当然解决不了问题。
办案人员对于佳说:“你设想一下,假如胡小光不是凶手,又会是谁呢?现场只有他和牛日兰两个人,他没有杀人,总不会是牛日兰伸手将自己掐死了吧?”
尽管公安的解释很具说服力,但于佳仍然固执地认为胡小光没有杀人。如今胡小光已经含冤离世,想必也是死不瞑目。于佳不忍心就此罢手,他无法拒绝一个已死的人曾经的托付。胡小光对他寄予了全部希望,他无论如何也要履行诺言。
于佳多次申诉皆无结果。海滨县办案人员被于佳缠烦了生气地说:有关胡小光杀人一案,经过认真调查得以破获。此案证据确凿案情清楚,且人证物证俱全。你仅凭一个死刑犯临死前的挣扎,凭他不切实际地为自己开脱罪责,胡编乱造的几句谎言就信以为真,开口闭口说我们判错案了。这人命关天的大案能随便判错么?
于佳坚持道:“胡小光没有杀人!至少不是蓄意杀人……我相信他讲的是实话。”
办案人员挺恼火:“你三番五次为朋友翻案,这种心情我们能理解。可是,你想翻案必须拿出确凿证据。如果拿不出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胡小光没有杀人,我劝你不要再来胡搅蛮缠,否则追究你妨碍公务罪……”
三年后,处于半瘫痪状态的公检法逐步完善;社会上遗留下的冤假错案也一一得到纠正。于佳趁着这股东风继续上诉,可仍旧是狗咬刺猬无从下口。有一次倒是受理了,警方还派专人调查此案,前后折腾了好多天,结果仍因找不到新线索无法操作。
一次次努力换来一次次失望,渐渐地连于佳本人也开始怀疑,胡小光是否是真冤枉了。
1979年春天于佳回到上海,在一家日用化工厂工作。接下来结婚生子,上班下班,日子在忙忙碌碌中过去了三十年。有关海滨县的许多往事已逐渐模糊淡忘,唯有胡小光一案始终在他心里装着,时常在梦中见到胡小光可怜兮兮的样子。
因为无法履行诺言,于佳一直处在深深的不安之中。难怪有位哲人会说:当你没有把握时,请不要承诺。
于佳时常这么想,自己仅凭直觉认为胡小光没有杀人,感觉肯定不能代替事实,但有一点始终令人想不明白:胡小光身处绝境,根本没必要特意编造一个故事反复讲给他听,并且求他按故事里的情节为他申冤。胡小光受过教育他应该清楚,仅靠编造的东西根本翻不了案,他又何必枉费心机呢?
于佳坚信胡小光没有杀人,却找不到证据来证明,难道凶手真能做到天衣无缝?
由于外商撤资,化工厂须资产重组,车间决定临时放假两个月。
于佳正盘算如何使用假期,突然一个大胆的想法浮上心头:为胡小光冤案再作最后一次努力,如果仍无希望就彻底放弃。虽说自己手中尚无直接线索,但可以寻找与线索稍有牵连的东西,从间接走进直接。
尽管犯罪分子手段狡诈,没留下明显破绽,但他的所作所为毕竟严重违反了自然发展规律,不可能连一丝一毫可供利用的蛛丝马迹都没留下。
经历过数百遍反复回忆,胡小光当年的讲述已深深刻进于佳的脑海。他对故事里的人物情节,熟悉得几乎能倒背如流。此刻,当他再次梳理这段故事的时候,脑海里突然闪现出一个人物,那就是当年牛日兰要搬的救兵。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叫什么名字?和胡小光是否认识?与本案有无瓜葛?
有关这个人物,是胡小光最后一次叙述时偶然提到的,而且是在随意的漫不经心中一带而过。
这个人物为何没有引起胡小光重视?也许是忘记了?也许他将这段情节混淆于牛日兰的其他谎言,比如刘木匠的大儿子等等。也许他怕节外生枝,怕办案人员责怪他胡说八道?
当初,这一带而过的细节同样没有引起于佳注意,现在细想起来,这个救兵有可能真实存在。如果存在,在本案中就该充当一个角色,即便是跑龙套的也不无价值。我不妨找他谈谈,说不定从他那儿能找到一些线索也未可知。于佳决定再去一次海滨县。
8
于佳来到海滨县已是黄昏。第二天去了牛日兰家。
老牛两口子上了年纪,提起死去的女儿仍旧泪水涟涟,三十几年岁月尚未抚平他们的失女之痛。
老牛不想再提过去的伤心事。于佳费了不少周折,总算打听到有关牛日兰表姨的情况。
牛日兰提到过的表姨确实存在,她是牛日兰母亲的表姐。当初姐妹俩常有来往,表姨的儿子徐子建结婚时,老牛一家还去吃过喜酒。自表姨去世之后,两家就断了往来。
表姨的儿子名叫徐子建,在海东公社食堂做司务长,1985年调进县物资局。他老婆在河西公社供销社做会计,1985年随丈夫调回县城。
老人说女儿认识徐子建,曾带生产队的小张找过他。至于去过几次,后来有无往来就不得而知了。
于佳回到招待所,胡乱吃了点东西躺在床上。一天奔波虽说没得到特别有价值的东西,但至少证实了徐子建这个人确实存在。于佳曾经担心,胡小光不经意提到的表姨家儿子,也是牛日兰随嘴编造的谎话呢!
既然肯定了这个人物,明天就去会会他,看能否从他那儿找到有用的线索。
事情的进展完全出人意料,第二天的行动使于佳收获极大。这份收获不是来自徐子建的讲述,而是他的矢口否认,以及他那拒人千里的态度。他甚至说连牛日兰是谁都不知道,更别说承认有这门亲戚了。
徐子建莫名其妙地发火,让人觉得不合情理。如果于佳来此之前没有找过老牛,此刻他一定会为自己的唐突说声对不起,可是,牛家明明是他的亲戚,牛日兰为小张上学的事曾上门找过他,他怎么连一点印象都没有呢?
徐子建那么急切地否认与牛日兰相识,恰好暴露了他欲盖弥彰的动机。他粗暴的逐客令虽然赶走了于佳,同时也进一步显露出他的可疑之处。
于佳隐约感觉到,徐子建与胡小光杀人案之间一定有瓜葛,至于他充当何种角色还不得而知。只能试着从他身上打开缺口。
既然徐子建不肯配合,那只好从他的外围入手。
第二天,于佳来到当年的海东公社。早年的工作人员调走的调走、退休的退休、去世的去世。年轻人对三十年前发生的事感到莫名其妙,几乎都是一问三不知。
好不容易找到当年的收发员老陈,老人年纪虽大精神却很好,性格开朗还十分健谈。于佳作完自我介绍,他就天南地北聊起来。足足聊了两个多小时,在那些看似随便的家常话里,竟然跳出一个令于佳完全意想不到的重要线索。
老人介绍说:1978年元旦前夜,公社上下庆祝元旦。食堂养的那头猪也是那时候杀,凡在食堂代伙的人都可以参加聚餐。这天晚上前来帮厨的人特别多,热腾腾的气氛把人感染得喜气洋洋,就连不苟言笑的厨师老张,也被小青年轮番敬了不少酒。
晚饭过后包场看电影《十五贯》,我的座位和老张靠在一起。老张喝多了,刚看了大半场电影就闹酒疯,没办法我只好扶他回家。
一路上老张哭哭笑笑,说世上的冤案多着呢!青年教师胡小光和炊事员老范都是冤死鬼。当时我以为他说醉话,也没往心里去。过了约半个月,我跟老张开玩笑,学他醉酒时的丑态。没想到,我刚说到胡小光和老范是冤死鬼,他就大惊失色目瞪口呆,并惊慌失措地冲到面前堵我的嘴,叮嘱我千万别跟任何人提他说过的醉话。
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让我说,只知道老张是个要面子的人。不说就不说吧!反正也没人问过我。
于佳等老陈讲完故事问道:“你说的老范是谁呀?”
“就是和老张一同在公社食堂烧饭的炊事员呗!1975年五一节前一天清晨,掉进公社后边那条河里淹死了。”老陈脸色阴沉地说。
“就是你刚才说过的,住在徐子建隔壁的那个人?”
“是的!那辰光由老范、老张、徐子建三个人负责食堂工作。”
于佳连忙追问老张的家住哪儿?老陈死活不愿说,还叮嘱于佳,千万别在老张面前提他醉酒的事。
好不容易找到老张家,他却远不及老陈来得热情,口口声声说自己和徐子建只是一般同事,除了工作关系相互间没有交往。
眼见天色已晚,急于回招待所的于佳不甘心一无所获,便顾不得老陈再三叮嘱,直截了当问老张,当年为什么要说胡小光和老范是冤死鬼?
老张一听此话立刻变了脸色,责怪于佳不该把一个老人曾经说过的醉话拿出来谈。再多问他就推说头晕要休息,并催促于佳赶紧离开。
第二天再来,老张干脆不见面了。
没办法,于佳只好摸到河口村范家。老范的妻子已去世多年。从老范儿子嘴里也了解不到什么情况,只是在言谈中很感激当时的司务长徐子建,由于他帮忙父亲的丧事办得很体面,补助费也破例给了不少。
辗转跑了好几趟,事情总算有点眉目,想再深入调查却异常困难。
通过几天的走访,于佳进一步相信胡小光一案有冤情。同时也越发看清,仅靠他单枪匹马追查无法达到目的,还必须依靠组织才行。
步入正轨的海滨县司法部门,贯彻落实上级指导方针,把公正和效率当做法院工作的主题。他们的口号是:必须公正无误地对待每一个案子,用事实说话,为无辜者伸张正义。
于佳曾多次为胡小光杀人案申诉,三十多年后再次提起申诉,引起司法部门的极大重视。分析了他所提供的线索,确实是疑点重重。于是,由公检法联手派员成立了一个积案小组,对胡小光杀人案进行彻底侦查。
9
积案组负责人名叫程立成,是一位有三十八年警龄的老公安,当年他在五七干校劳动时,听说过胡小光杀人案。据说海滨县公安局也曾多次重审此案,但所有证据全都指向胡小光,除他而外没有任何可疑对象。于佳此次提供的线索是否有价值,还有待于仔细调查。
夜深了,程队坐在办公桌前,仔细翻阅那份早已发黄的胡小光杀人案卷宗。很快看出此案处理得比较草率,有几处显而易见的疑点被忽略了。
一、据牛日兰父亲反映,案犯半年前去胜利小学听课,与他女儿见过一面。仅凭这一点,并不能断定俩人的关系从那时候开始。胡小光反复强调他和牛日兰仅在案发前两个月发生过一次性关系。如果他说的是真话,那么牛日兰腹中的胎儿就不是他的。
二、有人指认,胡小光与牛日兰坐在同一条板凳上看电影。那天胡小光从镇上寄完信回来,返校时见广场上放电影就在空位上坐下了,并不能排除那只是个巧合而已。
三、胡小光几次翻供不承认掐过牛日兰,那牛日兰脖子上的掐痕就是疑点,法医标出掐痕部位,为何不与胡小光的手指作对比?这样一个重要环节竟然被疏漏。
四、据裴立燕反映,胡小光一贯矜持腼腆,因此很难想象他和牛日兰刚见面就发生性关系一事。
老程收完桌上的材料感到腰酸背痛,推开窗户一看天边已经发白。众多迹象说明胡小光杀人案有冤情。可是,他没有杀人为何毁尸灭迹?不是他杀,凶手又是何人?
查!不查个水落石出决不收兵。程队当即对侦破工作进行部署,一组人员从外围了解徐子建的情况;另一组去案发地仔细查询。
程队和两名助手草草吃过早饭,赶往当年的案发第一现场东校。三十几年飞速发展,这里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蒿草地变成了棉花田和水稻地,还有虾塘、蟹塘和鱼塘。
如今的东校已是十几个班级的完小,胡小光当年的同事仍在这儿教书。据他们回忆,胡小光和牛日兰关系并不好,俩人一接触就争吵不休。有关牛日兰怀孕一事,也是胡小光被捕之后才听说的,如果当时牛日兰有怀孕这张王牌在手,她不可能不说。
做完笔录,程队问道:“有一个细节我没弄明白,既然牛日兰每次来东校都骑自行车,那她最后一次也该骑车过来。车呢?那辆自行车不会自己跑回家吧?”
这话让两个教师慌了神,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好。在程队的追问下,两人你一句我一句讲述了自行车的下落。
甲教师说:“那天我刚到校,有学生向我报告说教室西山墙发现一辆自行车。我过去一看是一辆七八成新的永久牌自行车。我觉得挺奇怪,绕学校转了一圈也没见到车主。”
乙教师接着说:“我远远看见他在摆弄自行车就喊道:你换了辆好车也不告诉我!他说车是别人丢失的。我估计他想留下就提议,如果无人认领咱俩就轮流骑着玩。”
“胡说!留下车是你的想法,怎么把责任推到我身上。”
程队说:“好了,先别推卸责任,说说胡小光知道有这辆车吗?”
甲教师说:我走进办公室,胡小光刚刚起床。我问他知不知道谁把自行车丢在西山墙了?他吃惊地喊道:“西山墙?”从表情上看,他好像并不知道西山墙有自行车。
乙教师说:胡小光听说西山墙有辆自行车,顿时脸色灰白两眼瞪老大,从我手里接过自行车就往卧室里推。我说:“你房间太小,不如放到我家去,如果有人认领直接到我家去推。”他一听这话,连忙催我将车骑走。
程队问:“你能肯定那车一早就在西山墙?该不会是谁后来推过去的吧?”
“肯定一早就在那儿!头天放晚学我去过西山墙,那儿什么都没有。七十年代自行车属于贵重物件,第一个到校的学生见到车非常惊奇,所以立即向我报告了。”
“事后有谁来认领该车了?”程队长问。
俩教师争先恐后地说:没被人领走。三天后胡小光被捕,我俩就猜想,这车可能是牛日兰的。
过了半个月老牛来找自行车,我们就把车推出来让他认领。不知是车上糊满了泥巴他没认出来,还是睹物思人不想要那车了,老头朝自行车看了一眼,摇摇头流着泪水就回去了。从那之后,再也没人来认领过车。于是,我们就轮番骑着玩,直到它散架为止。
此次收获比预想中的要多,如果两个教师反映的情况真实,当初的两点定案依据可以推翻:
一、胡小光与牛日兰交往时间并不长,牛日兰肚里的胎儿有可能不是胡小光的。
二、那么大一辆自行车放在西山墙胡小光都不知道,要是藏个人自然也不易发现。这就否定了案发现场只有两个人的说法。牛日兰每回去东校,都顺手将车停在办公室门口,最后一次却要背着胡小光悄悄推到西山墙,她这么做有可能是在等人。
如果排除了胡小光杀人,就必然有一个真凶隐藏在什么地方。不管是死了还是活着,他都是一个事实上存在过的角色,因为牛日兰死于谋杀这一点不容置疑。
10
刚从东校回来,程队和两名助手又来到海东镇,找到当年在食堂工作的张师傅。
经过反复做工作讲政策,张师傅终于开口了。这次讯问为胡小光杀人案之谜扒开一个大缺口。出人意料的是,一桩命案未了,又扯出另一条命案来,真可谓是案中之案啊!
年近八十的张大爷坐在椅子上,盈满泪水的眼睛盯着众人看了看哭道:“我对不起人哪!对不起我的好搭档老范啊……”接下来,老人慢吞吞地讲述了下面这段故事。
老张和老范是大跃进那年同去海东公社食堂工作的。老范为人厚道脾气极好,还特别爱帮助人,和老张的关系更不用说了。
老范家离海东公社三十多里地,平时难得回去。紧挨食堂北山那两间小屋,一间是司务长徐子建的,另一间就是老范住。徐子建除了星期六去河西供销社老婆那里住两晚,其余时间都在宿舍住。
有一天,老范把张师傅拉到灶门口神秘兮兮地说,最近一段时间,徐子建的宿舍里经常半夜传出女人的说笑声。原以为是他老婆来了,今晨留心一看才知道是胜利小学炊事员老牛家丫头。办食堂那会儿老范下乡做指导,老牛跟他后边学过几天。
老张一听挺吃惊,谁都知道徐子建怕老婆,他竟敢背着老婆干这种花心事?
大约过了半年,天气渐渐暖和起来。老范回河口家里拿衣服,第二天中午赶回来开饭时悄悄告诉老张:“出事啦!跟徐子建睡觉的姑娘被人害死啦!肚里还有孩子呢!尸体放在河边上,我远远看去觉得面熟,走近一看吓了一大跳,妈呀!这不是老牛家丫头嘛!我把死者的住址告诉公安人员,就忙着赶回来开饭了。唉!这下老牛可要伤心死了!”
老张吃惊得半天说不出话,过了一会儿问老范:“你说,是谁害死了牛家姑娘?”
老范回答说:“谁害死她我不敢猜,但孩子八成是徐子建的。有一天晚上,我很迟才从河口老家回来,走到徐子建门前,听见屋里有哭声。我悄悄走上前一听,好像是为打胎的事争吵。”
老张说:“难道是徐子建害死了老牛的姑娘?”
老范眨眨眼睛神秘地说:“等着吧!我有办法弄清是不是徐子建害死她的。”
俩人你一句我一句,说得头皮一阵阵发麻,直到开饭才各忙各的去了。
没想到第二天早晨,老张刚走到公社门口,就听说老范掉到河里淹死了。这事真蹊跷,食堂后边的跳板支架早不断晚不断,偏偏这个时候断。支撑跳板的木架是梨树干做的不易腐烂,白天那么多人站在上面洗碗都没断,怎么单等老范清晨淘米时突然断了呢?莫非有人想谋害老范?凡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不会游泳,但老范人缘极好谁会害他呢?
莫非是徐子建?老范昨天说过,他有办法弄清是不是徐子建害死了老牛的女儿。老范究竟采用了啥方法,反倒引火烧身了呢?想来想去这世上除了徐子建,找不到第二个想谋害老范的人。为此,老张格外留起神来。
当徐子建趁乱把断木桩塞进抽风灶时,老张更加重了对他的怀疑。等他离开厨房,老张急忙从灶膛里抽出燃烧的木桩仔细查看,发现木桩断裂面崭齐而平滑,只有少部分参差不齐。从平滑的断处看去明显有刀砍斧削的痕迹,这说明木架并非自然断裂。
老张正想把断木桩藏起来,没想到徐子建再次走进厨房,吓得他赶紧把木桩塞回灶膛。徐子建装模作样地看这问那,然后转到灶门口,眼见两段木桩已烧成灰烬才放心离开。
望着对方的背影,老张独自坐在板凳上打哆嗦。他想说出真相,又顾虑重重犹豫不决。原因是他有把柄抓在徐子建手里;更害怕会遭遇老范同样的下场。
直到国庆节,他听说一个叫胡小光的年轻人,因为谋杀老牛的女儿被枪毙了。这使他更加痛恨徐子建,下决心要向领导反映情况。
偏巧这时徐子建来找他,一见面就说:“老张啊!最近这段时间你好像变了个人,成天像惊弓之鸟似的,莫不是又做了亏心事吧?”
老张说:“我能做啥亏心事啊?我只是想不明白,活得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说死就死了呢?”
徐子建笑道:“人其实脆弱得很,也就是一口气而已。按理说老范身体蛮不错,谁能想到他会落水淹死呢?所以凡事还是看开些为好,没必要活得太顶真。”
老张瞟了对方一眼:“说的是啊!老范明知自己不会水,平时去河边特别小心,没想到偏在这上面出了意外。”
徐子建冷笑道:“这世上意外事并不少见,只是瞒着不说罢了。比如前年,你把家里的死猪肉卖到食堂,害得那么多人挂水打针。他们只以为吃了病猪肉,根本不知道是猪吃了打过药水的草毒死了。你细想一下,要是毒药再浓点儿,不知有几条人命死在你手上。我没冤枉你吧?这件事只要我捅出去,少说判你三年徒刑!”
老张吓得面如土色:“我……我当时并不知道猪吃了农药,我还以为它是涨死的……”
徐子建将手一挥说:“别把这事放在心上,除了我没人知道。人生在世谁还没有个难处?皇帝死了还要求别人埋呢。张师傅你放心,我徐子建决不会亏待你,如果我胡说八道就让嘴上长个疔。”
一番对话,使老张打消了反映情况的念头。接下来庆祝元旦,他醉酒对老陈说,老范和胡小光都是冤死鬼。几天后老陈重提那句话,把他吓得半死。也不知道老陈说没说,反正从那之后徐子建对他特别客气,有时客气得让他受不了,索性请了长假躲在家里。两年后提前办了退休手续,徐子建却仍旧挺关心他。
老张讲完故事叹了口气说:“1985年徐子建调到县物资局去了,逢年过节还不忘带礼物来看我。我也没再提过那些事,但心里总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今天好了,我终于把憋在心里三十多年的话说出来,也减轻了我对老范的那份罪孽。”
从老张家出来,程队他们赶到老牛家,询问当年牛日兰是否丢失过自行车?
老牛说:“丢过,事发当天她骑着自行车出去,以后就再没见过。”
“听说你去东校找过那辆车。”
老牛抹了一把眼泪,神情木讷地说:“料理完日兰的丧事,我去东校找过那辆自行车。学校里的两个老师还有心思跟我开玩笑,把自己的车推出来让我认领。我心里有数,出了那种丑事谁瞧得起咱?他俩把我当猴耍呢!人都没了还在乎车干吗?从那之后我也没再找过。”
程队长问:“照这么说,俩老师推出来的自行车不是你家的?”
“不是。”
“当时车架上糊满了泥巴,你该不会没认出来吧?”
“怎么会呢!我眼再花也不能认不得自家的东西。再说了,我家那辆车是飞鸽牌,他们让我认领的是永久牌。”
程队长激动地问:“你能肯定吗?”
老牛果断地回答:“当然能肯定!”
程队心想,七十年代一辆八成新的自行车算得上是贵重物品,正常情况下不会随处乱丢。假如车主发现车没了,准会去放车的地方及周围寻找。丢车人既不寻找又不报案这本身就是疑点,车主极有可能是凶手,因为丢车与凶杀发生在同一天晚上。
一行人立刻重返东校,询问俩老师:“散架的自行车现在在哪里?该不会当废品卖了?”
一老师回答说:“没卖,破车架放在他家猪圈顶上压茅草呢!”
程队兴奋地说:“快带我们看看去!”
汽车开到目的地,在猪圈顶上看到锈蚀的车架,大杠上面打的钢印仍清晰可见。
查核了车管所的旧档案,发现丢落在现场的永久牌自行车车主名叫徐子建。这一证据足以推翻胡小光杀人案。接着,在公检法联手努力下,一个个强有力的证据摆上桌面。
为了确保案件的绝对准确,还从公社那条早已废弃的河里,挖出了下半截梨树木桩。
徐子建在铁的事实面前无法抵赖,只好如实交代了犯罪过程。
11
时光退回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1973年冬的一天,牛日兰从父亲嘴里得知,她表姨的儿子在公社食堂做司务长。于是,她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队里的知青小张。小张就死缠着要去找她亲戚帮忙。在小张的坚持下,牛日兰和远房表哥拉上了关系。
通过这层关系,小张把礼物送到招生办主任家。第二年夏天小张如愿拿到入学通知书,当上工农兵学员。从此,离开了海东公社胜利五队。那段与牛日兰短暂却火热的友谊,也就此中断了。
牛日兰为此异常恼火,一度对婚姻灰心丧气。就在牛日兰近乎绝望之时,得到徐子建百般抚慰。俩人一拍即合,于当年秋天勾搭成奸,幽会地点就在徐子建的宿舍里。
老牛在学校食堂烧饭,多数时间住在学校里。老太婆病得稀里糊涂,女儿隔三差五出去过夜她都不知道。
第二年春节刚过,牛日兰发现生理上起了变化,例假两个月没来,吃东西的时候总是恶心。几天后反应更明显,牛日兰开始疑心自己怀孕了。
莫非徐子建给的避孕药失效啦?牛日兰没了主张,只好去公社找徐子建想办法。
令牛日兰料想不到的是,没等她把话说完,徐子建就恶狠狠地责怪她没有坚持每天吃药。他气急败坏地喊道:“这鬼东西漏吃一次,就他妈的前功尽弃等于没吃!”
牛日兰没想到徐子建脾气这么坏,委屈得直哭,早知他这么凶,说什么也不搭理他。
徐子建绞尽脑汁总算想到一个办法,他设法弄到一张空白介绍信,偷盖了公章后交给牛日兰,让她自己去医院把问题解决掉。
牛日兰先后去医院三次都没做成。第一回犹如只身入虎穴,长这么大第一次进县城医院,心里那个紧张啊就别提了。挂完号做尿检再去交费,然后坐在手术室门外的长椅上等叫号。只听见里边传来叮叮当当的器械声,以及女人痛苦的呻吟声,她便联想起电影上看到的灌辣椒水、坐老虎凳。
望着做完手术的女人被人架出来,蜡黄的脸上挂着豆大的汗珠,牛日兰更加惧怕。排在她前边的女人刚被叫进去,她就拔腿溜出医院。
在家捱了几天无法可想,只好硬着头皮再去。磨磨蹭蹭走到妇产科,一头撞见个熟人。那女人特别开朗,都生病了还兴趣盎然地逮到谁跟谁聊,牛日兰搪塞半天才得以脱身。
第三次被徐子建臭骂一通,才鼓起勇气再去。挂完号等检查,好容易喊到她的名字,居然浑身发软两腿打飘,捱死捱命爬上手术台一检查不能做了。医生说她月份太大,让她回去开张引产证明来住院。牛日兰顿时傻了眼,只好再去找徐子建。
瞧她那副窝囊相,徐子建恨不能当场掐死她。开引产证明?说得倒轻巧!就那张流产证明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再说了,即便能弄到引产证明,得办住院手续,还得找人服侍。这就等于昭告天下,牛日兰未婚先孕了。谁惹下的祸?孩子父亲姓甚名谁?凭她牛日兰的笨脑瓜,不把他交出去才怪呢!到那时受处分事小,万一被老婆知道就完蛋啦!
思来想去,唯一奏效的办法是找个替身。可是,谁肯做他的替罪羊呢?
牛日兰随嘴说道:“凭我现在这模样谁还要啊?就连刘木匠的傻儿子恐怕也不会要我。”
徐子建劝她别说气话,想想队里的男青年谁和她相处得不错?
牛日兰说,除了小张没别人,普通农民她绝对瞧不上。
徐子建说:“难道除了小张就没有你瞧得起的人?”
牛日兰说:“有倒有一个,可根本不着边际,人家会笑话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说来我听听,凭我徐子建的聪明才智没有办不成的事!”
牛日兰忸怩几下笑道:“是前进大队东校的胡小光老师。”
徐子建当即看到希望,俩人一番商量,决定将目标锁定在胡小光身上。
那天夜里,徐子建陪伴牛日兰来到东校。没料到得手挺容易,事过之后胡小光却死活不肯就范,再后来他干脆躲起来不露面了。徐子建只好采用欲擒故纵的计策,等胡小光放松警惕再逮他个正着。
12
转眼,又是一个周末。
傍晚时分,俩人分别赶往东校。按计划牛日兰先出发,如果遇不到胡小光就立即回头,若能见上面就跟他谈条件。谈得成徐子建就别出面,谈不成则让牛日兰死死缠住胡小光,打骂哭喊造声势。
徐子建假装路过,听见吵嚷前来劝解。趁机给胡小光施加压力,逼他立个字据定下娶亲的日子。假如胡小光坚持不肯结婚,就让他去大队打份引产证明,再贴些营养费了事。
当躲在暗处的徐子建发现胡小光匆匆离开办公室去了屋后,就知道和牛日兰谈崩了。可她为何不按方案继续操作?既没和胡小光打起来,也没有大喊大叫造声势。
笨女人!你不喊叫,我如何介入?徐子建越想越懊恼,迫不及待地想训斥牛日兰,责问她为何临时变卦?你还想不想解决问题啦?
徐子建气冲冲地来到办公室,发现牛日兰昏倒在地,头上还有个包块。看来,这间屋里刚发生过争斗,气急败坏的胡小光推倒牛日兰。倒地时,她头撞在桌角上了。
瞬间,一个邪念闪现在徐子建的脑海里,为了彻底摆脱牛日兰的纠缠,他动了杀人心!
徐子建迅速俯下身,两手使劲掐住牛日兰的脖子,直到确信她死了才慌慌张张逃离办公室。走到西山墙胡乱推起一辆自行车,迅速钻进西南角的蒿草田里。
惊魂未定的徐子建一屁股坐在地上,心里怦怦乱跳。刚回过神来就发觉大事不好了,他用来装点门面的人造革小包,一直抓在手上怎么突然不见啦?
弯腰在草丛里找了一圈没找到,十有八九丢在办公室里。这可如何是好?回去拿吧,碰到胡小光怎么办?不拿,包里的记事本上有他名字,还有许多不能让人知道的秘密。
别无选择,非拿不可。
他蹿进办公室,刚从地上抓起包门外就传来脚步声,吓得他立刻闪身躲进门背后。
当胡小光点亮煤油灯从里屋走出来时,徐子建发现衣服上一颗铜质纽扣不见了,估计是牛日兰拼命挣扎时扯掉的。
他正慌乱无主,却见胡小光软软地瘫在地上。
徐子建快步冲过去,扒开牛日兰双手未见纽扣。他冒险拿过胡小光手里的煤油灯,四下照看仍无踪影。在这要命时刻,胡小光动了一下,吓得他慌忙把灯放到桌子上逃回蒿草田。
忧心忡忡的徐子建满脑子都是丢失的纽扣,这可不是普通纽扣,是文化站长从上海买来送他的。万一公安人员追查起来,纽扣会证明他徐子建到过案发现场。
也许上天有意要包庇徐子建,直到胡小光被枪毙也没人提起那枚纽扣。而这么重要的证据,恰恰是他胡小光自己毁掉的。
本以为能高枕无忧了,谁知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事发第三天晚上,住在隔壁的老范过来串门,悄悄告诉他一件奇事,说牛日兰被人害死了。说捞秧草的汉子们还以为逮到一条大鱼呢!
徐子建强装镇定问道:“哪个牛日兰?我怎么没听说?”
老范脱口而出:“就是经常来你这儿的姑娘,老牛家的小女儿呀!可惨了,怀了孩子被人扔进河里,尸体冲到河口公社的大桥下被人捞起来。我当时正好路过那儿,瞧着面熟走过去一看,可不是老牛家的丫头嘛!我就向公安人员反映……”
徐子建的脸顿时变得煞白,结结巴巴地问老范:“你……你提到我啦?”
“我提你干什么?放心吧,这事我没对别人讲过。”老范讨好地说。
死神擦肩而过,惊魂未定的徐子建躺在床上,两眼直愣愣地望着天花板。没想到那么隐秘的事,居然没能瞒过老范的眼睛。好险哪!万一老范说给公安听,后果不堪设想。幸好他还没来得及说出去。
要想老范不说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他永远不能说。
半夜,徐子建拿着斧头摸到跳板旁,悄悄下到水里砍断一根木桩,又将第二根砍掉一大半。他知道,明天一早老范会准点来河边淘米煮早饭。他还知道,老范腿瘸不会游泳。
第二天开早饭的时候,人们大惊失色地站在岸边,望着浮在水面上的尸体,猜测老范为何不小心掉到水里去了。
除了老张没人往别处想,谁也不会想到一辈子忠厚老实、善良热情的老范会被人害死。大家只是为他的意外死亡表示了极大的悲哀,公社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在徐子建的奔走下,老范的儿子拿到一笔数目不小的补助费。
范师傅死了,活着的人还得继续吃饭。徐子建理所当然地找来一个外地木匠,重新做了个跳板支架,并很有耐心地协助他安装结束,直到把废弃的木桩送到灶膛里烧掉。
到了星期六傍晚,徐子建打算回去时才发现,宿舍里的车子不是自己的。他居然将牛日兰的飞鸽牌自行车在众人眼皮底下放了这么多天。这个意外发现当场把他给吓傻了!
捱到天黑徐子建才推车回家,走到桥上把车扔进大河里。回家对老婆说八成新的自行车卖了个原价。老婆很高兴,连忙把自己的车让给他用。
多少年来,徐子建一直觉得纳闷,那辆令他胆战心惊的永久牌自行车以及那枚铜质纽扣,好像一下子从人间蒸发掉了。同样令他纳闷的是,费尽心机掩盖这么多年的罪行,最终还是被抖开了。
自此,胡小光杀人案真相大白。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杀人凶手徐子建在躲藏了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终归难逃人民法网。
于佳历尽艰难履行了当年的一个承诺,在他的坚持和努力下,终于为萍水相逢的胡小光洗清了冤屈。一个微不足道小人物,能够如此坚守言而有信的做人原则,着实令人敬佩。
胡小光的悲剧已成为历史,在法治健全完善的今天,人们很难想象在那种特定环境下所发生的这么一个故事。用现代人的眼光看,也许会觉得这个故事十分离奇。然而,它却是一个真实存在过,曾经发生过的真实事件。
责任编辑 吴 琼
插图 任义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