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再无“国民车”

　　印着大红花的“国民床单”勾起了新一轮的怀旧风，枕巾、毛毯、脸盆、缝纫机都搭上这班车展示了当年风靡一时的普及性产品，我也附庸风雅地贡献出曾脍炙人口的诗作名句：老汉今年七十八，买了一块宝石花……

　　可惜当年汽车只能普及到县团级，官宦子弟们尚可怀念一下“官车”，我等百姓只好权拿“永久”、“凤凰”来话说“国民车”。这些二三十年前的中国家用车，现在人们回顾起来都是深情款款，那用料、那漆水、那电镀、那耐用性，都好得没话说。不过这种记忆未必可靠，彼时的国营大厂的质量控制也就马马虎虎，1976年，凤凰自行车厂一个月收到的要求换货的信就有上千封，都是前叉、车架、轮圈这些大件出问题。那时候买辆自行车比现在买辆汽车难多了，搞不到指标，有钱也白搭，所以即使车架出了问题也不舍得退货，要求换货的信也要写得热情洋溢：伟大的工人兄弟，祖国的大建设一日千里，请你在百忙之中……

　　尽管发动机尚未替代人力，那时的人们确实拥有“国民车”；不管记忆是不是靠谱，至少现在说起来挺美。新世纪以来，中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我们却惆怅地发现，中国的买家一年可以买走1800万辆车，却再也没有出现一种自己的“国民车”。

　　“国民车”的概念出现在二战前后，最早的大概就是大众的甲壳虫。在汽车还是昂贵的奢侈品的时候，造一种让普通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车，就是“国民车”的由来。当希特勒指示保时捷先生设计“国民车”的时候，交代得很清楚：这种车售价要比市面上的车便宜一半，不能超过1000马克；要适合家庭使用，能装下两个大人和三个孩子；性能要过得去，最高时速要达到100公里，而且，燃油消耗要低于百公里7升。

　　甲壳虫1939年投产，但很快就被“二战”打断，战后复产的甲壳虫向世人展示了它们甲壳之下隐形的翅膀，便宜的售价和可靠的质量让甲壳虫连续畅销20多年，出口到100多个国家，成为一代经典。

　　当时，主要的汽车生产国都出现了“国民车”，比如法国雪铁龙的2CV，意大利菲亚特的500，英国BMC的Mini，日本斯巴鲁的360。

　　成为一台“国民车”，首先要便宜，这是设计时不可突破的规则。在这个规则之下，还要讲实用，雪铁龙2CV的设计要求：汽车必须能承载4个人或两个农民加一袋土豆。便宜又好用，看似矛盾的要求在设计师手里神奇地统一起来，雪铁龙2CV车长只有3.7米，装了一个0.6升的双缸发动机，人们却把它当一部多功能车使用，城市家庭用它代步，农场主用它当小货车去拉牛奶。Mini的车身只有3米长、1.2米宽、1.2米高，但可以舒适地乘坐4个成年人，还有行李厢可以装东西。斯巴鲁的360更绝，车长不足3米，两缸发动机的排量只有可怜的356毫升，但这并不妨碍它拉上四个成年人在当年日本那破破烂烂的公路上奔跑。

　　更牛的是，这批小车不仅仅是便宜、小巧和好用，它们还有一个迷人的长处：可爱。

　　这些车即使放到今天，依然会魅力四射，所以宝马复活了Mini，大众设计出新甲壳虫，菲亚特500也重获新生。只是，当年廉价的国民车，现在成为时髦玩物，尤其到了吾国，价格高到吓人，几乎成为奢侈品。

　　吾国为什么没出现“国民车”（国民轿车）？

　　虽然早在1958年，我们就搞出了东风牌轿车，但官方一直都认为这种东西只适合当特供产品，老百姓有钱也不能买。到1994年，《汽车工业产业政策》方才认可了百姓拥有轿车的权利，而直到世纪之交的“十五计划”，才把“鼓励轿车进入家庭”这个表述纳入其中。

　　这个时候，不但鼓励轿车进家庭，也鼓励国际汽车巨头进中国，不但汽车巨头向中国调兵遣将，自主品牌也加紧排兵布阵，中国车市上一时群英荟萃，只见老少英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白的黑的，丑的俊的，那真是胖大的威风、瘦小的精神。

　　方是时也，中国早就积累了数以百万计的“先富起来的人”，要是给他们提供廉价的入门级“国民车”，显然是瞧不起人。这帮人出手不凡，车市品种也是琳琅满目，买家手里有钱，卖家手里有货，两好合一好，根本用不着什么“国民车”来启动私家车市。

　　吾国百姓“一步到位”未尝不是件好事，只是那种廉价、实用、可爱的“国民车”，怕是再也无缘出现在中国汽车历史的记载中了。好在有识之士借“国民床单”之机，发掘出了“国民自行车”，也算填补了“国民车”的空白，聊胜于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