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需保“赤子态”

　　【提要】如何才能使领导力得以存续？把70多岁的杰出领导者（简称“怪杰”）和刚刚30岁冒头的年轻新贵（简称“极客”）这两个群体拿出来做研究，不得不说，是个很巧妙的想法，其背后隐含着两种不同的时态，极客对应的是“将要”，而怪杰则是“仍然”，由此，作者似乎不着痕迹地把时间维度嵌了进去，从而至少可以回答以下三个子命题：两个时代的领导者为什么会有不同？又有什么共性？以及如何才能使领导力得以存续？

　　关键词：领导力

　　在管理学领域，写一本书往往是为了回答作者心中的一个问题，写作的过程就是把这个问题不断解开，将答案呈现出来的过程。但是最关键的，首先还是这个问题本身够不够重要？问得够不够聪明？一个好的问题决定了研究价值，也至少是成功的一半。

　　沃伦·本尼斯与罗伯特·托马斯的《极客与怪杰》一书就是这样。在这本书中，作者试图回答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现在已经70多岁的杰出领导者和刚刚30岁冒头的年轻新贵，两个群体之间到底有什么异同？前者简称“怪杰”（geezers），后者则为“极客”（geeks）。

　　把“极客”与“怪杰”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不得不说，是个很巧妙的想法，其背后隐含着两种不同的时态，极客对应的是“将要”，而怪杰则是“仍然”，由此，作者似乎不着痕迹地把时间维度嵌了进去，从而至少可以回答以下三个子命题：两个时代的领导者为什么会有不同？又有什么共性？以及如何才能使领导力得以存续？

　　从领导力理论的科班体系来看，普遍认为包括三种流派：①特质说，重视领导者个人的品质、素质；②行为说，关注领导风格、模式；③情境说，更为强调因应不同情况、下属成熟度，选择不同的领导方式，因此也被称为权变说。

　　本尼斯作为领导力领域的大咖，其以往研究对这三方面都有所涉及，但在《极客与怪杰》一书中，两位作者更为关注时间维度对于塑造领导力的重要作用，即“这套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对历史上的特定时代对于造就领导者时所发挥的作用的充分肯定”；与此同时，作者又发现，始终保持赤子之心是领导力得以存续的关键要素，即“neoteny”（赤子态），反义词则为“settled”（定形态）。作者感慨，优秀的领导者们似乎总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积极的投入感”，抱有“新手心态”（beginner’s mind），用哲学性的语言表述则是，“All he lacks is inexperience”（他无所不知，他唯一欠缺的就是“缺乏经验”）。由此，或许可以将这套理论称为“发展说”，其关注的是领导力的时间坐标与动态演变。

　　第一方面，两个时代的领导者的差异。作者认为，我们必须重视时代的作用，因为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隐喻象征”（metaphors），这一点也深刻地影响着领导者的思维模式。时代（era）与世代（generation）不同，世代一般以18年左右为一个时间段，而时代则是以重大的转折性事件为特征。怪杰们经历过战争年月与旧世界，养成了用牛顿式、机械体系的方式来处理周边事物的思维惯式，而极客们生逢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则更倾向于用不断变化和进化的有机体和生态组织来看待这个世界。

　　怪杰们出生在1925年前后，价值观的形成是从1945－1954年，尚在“二战”的阴影之下，可谓“长于忧患”，因此他们在年轻的时候，还需要为生计而奔波，努力在组织层级中不断攀升，争取出人头地，也更能接受“以事业为重”的家庭观念。而极客们出生在1975年左右，长大成人是在1991－2000年，面对的是一个瞬息万变、媒体饱和的时代，创业、创新、创富成为了一种时尚，也认为自己的人生具有更多的可能，因此更忠诚于生命价值，而非企业组织，强调速度感，但同时也重视工作与生活相平衡。

　　这种差异是明显的。怪杰们年轻的时候，生活在一个“受限的时代”，“大企业与组织人”是时代主流，因此他们尊重纪律、珍视传统。而极客们从未如此，他们遇到的是一个“选择的时代”，同时也由于面对无数的可能性，缺乏明确的方向。怪杰们读着莎士比亚与马克·吐温长大，而极客们则是《麦田的守望者》，甚至，极客们不再依靠读书，他们是被互联网教育大的，他们的养分并非源于经典名著，而是知识的网络联结与分享。

　　概言之，当我们进行“苹果对苹果”的比较时，同样是在21－35岁的年龄段，极客与怪杰的期望和志向有三点显著区别：首先，极客比同样年龄时的怪杰有更大、更雄心勃勃的目标，他们期望能“改变世界”及“创造历史”，而怪杰却只想到“维持生计”。其次，极客比同样年龄时的怪杰，更强调在他们的工作、家庭和个人生活中求得平衡。再次，极客与怪杰相比，比较不会崇拜英雄楷模，也不以英雄人物作为成功领导者的象征。

　　第二方面，两个时代的领导者的共性。作者发现，尽管生存背景不同，但是极客与怪杰们从“高素质的普通人”蜕变为卓有成效的领导者，都无一例外地经历过人生“熔炉”，由此脱胎换骨，即“他们都经历了彻底改变他们行为及自我认知的事件”。这有可能是一个印记深刻的经历、一次难忘的对话、一次顿悟，也可能是遭遇了一场悲剧。例如，“新闻怪杰”华莱士认为，丧子之痛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但是，同样是经历了强烈变故，为什么只有这些人走过来了、成功了？关键仍然离不开个人因素。所谓“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作者认为，这些卓越领导者都具有四项关键能力：适应能力、凝聚共识、独特而有号召力的声音以及操守（包括一套强大的价值观念）。

　　适应能力，指的是运用创造力以应对问题与挑战的能力。这种能力包括了诗人济慈从莎士比亚身上所看到的那种特质——“否定的能力”（negative capability）。济慈在1817年写给他弟弟的信中指出，“假使有人能够在不确定、奥秘和怀疑时，仍然没有任何愤怒地追求事实和理由”，他就具备了这种特质。可以说，适应能力就是无论发生什么，都能学到东西、自我修正、触底反弹的能力，适应能力就是不断精进的能力。

　　凝聚共识，指的是创造共同愿景，并说服他人接受这个愿景的能力。就像VISA信用卡的创办者霍克所说的，“你必须要能说服他人采取行动，这是领导的重要本领”。亦如“为美国而教”的发起人柯普所言，“领导的本质就是让别人动起来，成就伟大的事情”。

　　独特而有号召力的声音，指的并非独一无二的语言，而是指他们的表达总是具有直指人心的力量，这主要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愿景深信不疑、坚定不移，而又富有情商。

　　操守指的则是，极客和怪杰都有独立于他们的宗教信仰的一套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因此，人们追随这些领导者，并非出自宗教或者哲学，而是基于某种信念、正义感和热情，以及必须做对的事情。两位作者认为，领导者的操守又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抱负、技术能力和道德指南针，三者鼎足而立，才能保持平衡。“以抱负来说，没有抱负，领导者就没有愿景，也缺乏变革的动力。但如果过于强调抱负，可能就会成为野心家”。因此也可以说，道德指南针指的就是，领导者心中有无清晰的价值体系，否则只具有抱负与能力的话，就有可能沦于“空洞的理性”。道德指南针是关键的校准器，所谓“心无依据，行必不远”。

　　第三方面，领导力何以存续？作者谈到，“我们在观察怪杰时，总是对他们的好奇心和赤子态惊讶不已”，这就像丁尼生笔下的尤利西斯的心态，是一种“虽然剥夺了许多，但是还有许多留下”的信念，以及“还有许多伟大事情没有做完”的信心。每位怪杰都像尤利西斯一样，拥有一颗“饥渴的心”。他们着眼于未来，而非过去。他们执着于生命，也受到生命本身的激励。他们始终准备跃向下一个未知，尽管年华老去，但是内心始终热烈。

　　所谓“赤子态”（neoteny），在字典中乃是一个动物学的术语，即“成年所具有的幼年特征”，用在这里指的则是，人到年老仍未丧失年轻时的天性，诸如：好奇、活泼有趣、热诚、无所畏惧、热情洋溢、精力充沛。在这方面，两位作者列举了许多动人的生命故事。例如，都会活动家桑代姆在85岁及90岁时分别写信给朋友，万一自己能力衰退时，请他们提醒他。“年纪越大，越少人愿意告诉你，你的能力在走下坡，应该急流勇退”，桑代姆说，“我很怕会这样，因此就请他们若发现我有这种情形，就匿名写信给我”。再如，作家柯文年已100岁的父亲每天都会问他：“你有没有保持一颗热切的心啊”。又如，一位受访者谈到，“我现在比7岁的时候更像自己4岁时的心态”。甚至还有一位怪杰谈到，他对待年龄的态度和策略就是忽视它：“我从来不照镜子，也不看日历”。

　　沃尔特·迪士尼，这位动画大师、企业创始人，曾经最贴切地描述了他自己的这种赤子态，他写道：“和我在一起工作的人说我是‘行动中的天真’。他们说我有一种孩童般的天真和不做作。我还是以‘未受污染的新鲜感’来看这个世界的”。

　　而令人感佩的是，生于1925年的本尼斯，本身就是一名怪杰。他在序言中坦言：“我并不想挑起一场有关我是否已过壮年的争论，但事实上，我们这些‘糟老头子’内心仍只有16岁，有时候拿着镜子照照自己，还会很奇怪这镜子中的白发老者是谁。”——真可谓“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本尼斯就是怪杰的最佳样本，勇于向前，翘盼明天。

　　虽然这本书谈了这么多方面的内容，但读起来一点都不累，这得归功于两位作者的研究功力与写法。其一是严谨，尤其体现在研究方法上，也就是说，尽管“时势造英雄”这个结论并不是一个很新鲜的提法，但难能可贵的是，作者通过科学细致的研究过程，自然推导出了这一结论，其结构化提问包括：什么是你生活的转折点？你怎样定义成功？当你30岁时你又是如何定义成功的？什么使你快乐？失败在你的一生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以及怎样形容完美的一天、最喜欢的小说作品，等等。这使得这本书总体上充满理性美感。其二是写法上的有趣。两位作者才华横溢，许多饶有意味的小故事信手拈来，例如，在谈到导师也是一种双向互惠关系时，作者写到，“众所周知，沙利文激活了海伦·凯勒这位又盲又聋的年轻人的智慧，比较不为外人所知的是，安妮·沙利文也变成盲人之后，正是凯勒教她学习盲文”，类似这样的例子，也为这一学术作品增添了阅读快感。

　　在这本书的最后，两位作者也论及此项研究的社会价值。既然“熔炉”是造就领导者的必经阶段，对于老一辈的领导者，“二战”通常是他们人生的转折点，那么在和平年代的今天，我们要如何提供更多激发潜力的机会，以培育下一代的领袖？试想建国伊始的美国，区区300万人口，但拥有众多世界级的领袖——华盛顿、杰弗逊、汉米尔顿、麦迪逊、富兰克林及亚当·斯密——作者不禁发问：那么现在，领袖都到哪儿去了？——我们如果需要更多的领袖，就得给这些潜在的领袖提供学习及联系的机会，需要新的机制。

　　最后，还想多说一句关于本书的译者，清华大学的杨斌教授。杨教授长期专注于领导力研究，将这本书翻译得很有味道，仅“译者注”就有73条，足见其用心之深。但最令人感动的是，杨教授对这一领域的热情和投入程度，他在译者序的开篇谈到，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己患上了强迫症，见到谁都要大谈一个英文单词——neoteny——而这则译者序题为《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始终保持赤子态！

　　◎ 丛龙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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