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振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缺乏的国家，整个社会会缺乏创新、缺乏创造财富的力量。社会精英会更多地参与分配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就如同俗话所说的那样“食之者众、生之者寡”。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的企业家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市场经济的能量，书写了一段又一段的商业传奇。张瑞敏、柳传志、王石、马云等等，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的身上，都有着一些共同的品质，这正是推动商业社会不断发展的企业家精神。

　　不同的时代造就着不同的企业家精神，而当下社会，企业家精神最重要的内涵非“创新”莫属。

　　令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最担心的是，和20世纪80年代他起家时那段混沌的时期相比，现在的中国更难出现企业家。他说：“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还不是经济增长快一点慢一点，最大的问题是企业家精神的流失。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期的时候，很多官员、军官、教授都做生意求发财。现在很多人没有这个勇气，就是创业的环境，舆论环境，资本环境，制度环境，越来越有利于大公司发展，不利于小的公司创业家的出现。”

　　王健林解释说，什么叫企业家精神，最重要的两条标准，一是创新或者叫敢闯敢试，二是坚持精神。自己相信自己这个故事，相信我能做成，失败5次、10次甚至更多次也不怕，接着再干。一个人没有这种坚持、锲而不舍的精神，太圆滑或者太容易放弃，是不会成功的。

　　毫无疑问，企业家精神缺乏的国家，整个社会会缺乏创新、缺乏创造财富的力量。社会精英会更多地参与分配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就如同俗话所说的那样“食之者众、生之者寡”。长此以往，国家就会缺乏发展的活力与生机。

　　回想我们国家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历程，确实深深地体会到，推动经济的发展需要“企业家精神”。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是没有“企业家精神”的，因为那时候的企业并不是独立自主的。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企的自主性不断提高，民营企业特别是创业企业的迅速崛起，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又重新得以焕发，这也是我国“企业家精神”经历的一个历史过程。

　　当代和过去相比，有两个特点。一是技术的变化，非常迅速。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出现之后，信息的传播速度更快、更广泛；第二是全球化，如今，一个新的想法，很快就会被传递到另一个地方，给那里的企业家启发，从而不断促进新想法的再造。这两个特点加在一起，就使得现在的“企业家精神”的力度和能量比过去要大。

　　何为企业家精神？

　　在经济学上，最先提出“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概念的经济学家是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他在上个世纪写过很多著名的论著，说明在市场经济中最大的活力和最大的效率来源不仅仅是对现有资源的合理配置，更重要的是“创造性毁灭”，也就是通过创新，通过“企业家精神”，来创造新的产品、发现新的生产方式。他认为，这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市场经济的根本优势。

　　在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看来，企业家精神中最主要的是创新，进而把企业家的领导能力与管理等同起来，认为“企业管理的核心内容，是企业家在经济上的冒险行为，企业就是企业家工作的组织”。创新是企业家特有的工具。凭借创新，他们将变化看做是开创另一个企业或服务的机遇。创新可以成为一门学科，供人学习和实践。企业家必须有目的地寻找创新的来源，寻找预示成功创新机会的变化和征兆。他们还应该了解成功创新的原理，并加以应用。

　　冒险是企业家精神的天性。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和奈特(Frank Rnight)两位经济学家，将企业家精神与风险（risk）或不确定性(uncertainty)联系在一起。没有甘冒风险和承担风险的魄力，就不可能成为企业家。企业创新风险是二进制的，要么成功，要么失败，只能对冲不能交易，企业家没有别的第三条道路。

　　吉尔德在《财富与贫困》中的研究表明，问题总是供给不足。关键在于：不是缺乏相同的供给，而是缺乏一种新颖的、革新式的、富于企业家精神的供给，以此满足消费者目前生活的需求，并且把他们带到新的高度。吉尔德提出，要把精力放在能够提供这些商品的供给方企业家身上，而不是需求方。

　　在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王石看来，企业家精神是当下所稀缺的。他解释说，中国的改革就是一个最需要企业家精神的课题。这不仅需要领导人发现体制目前所存在的问题，还需要他们能在目前价值如此多元的社会里，团结起足够多的共识，甚至在体制内调和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以推动改革向更深层次发展。而这都是企业家们最擅长的领域：远见、规划、管理、组织、协调、说服、动员、妥协。以国情而言，如果不把我们这些才能贡献给社会，仅仅是拿出一些钱来做“慈善”：谈不上是真正的“企业社会责任”。

　　什么妨碍了企业家精神？

　　在信息交流和商业交易扩张十分显著的当代世界，只要政府没有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抑制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活动总会呈现活跃的状态。出于种种考虑，那些对企业家活动实施直接或间接规制的国家，企业家活动必然很低。

　　什么样的制度环境阻碍一个社会的企业家精神？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刘业进认为，除了常见的阻碍因素如腐败严重、管制过度、重税、法治严重缺失、产权界定或保护不力等因素以外，我们特别关注滥用法律这种正式制度对一个社会中的企业家精神予以压制的危害。一起错误的法院判决打击企业家精神，具有影响广泛的消极示范效应，社会不仅因为那个个案中的企业家活动受到抑制而遭受损失，许多类似的或相关的企业家活动也因此受到抑制。

　　与国际同行相比，改革三十年来，中国诞生的这一批企业家显然完成了更多的任务，在那些历史悠久的著名企业中，两代或者几代企业家才能完成的使命，都浓缩在了中国这些企业家身上。从福特到沃尔玛，纵观全球知名公司发展的经历，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公司创业开始于区域竞争，历经几代人的努力，成长为跨国企业。而从海尔到TCL，中国的企业从诞生起就面临着全球化的竞争，十年走向全球化的企业比比皆是，往往在创业人的阶段，就完成了积累、扩张、全球竞争的成长阶段，这种高度浓缩的成长方式也让中国的企业家背负了其他企业家所没有的责任和经历。

　　企业家精神如何传承？

　　对已经完成交接班、在方太集团几乎处于半退休状态的茅理翔来说，他的第三次创业——家业长青接班人学院是他在这里目前最重要的归属。

　　茅理翔把富二代的帽子摘了，给他们加上了创二代的帽子。

　　将接班人学院和方太集团放在一起，是茅理翔自己人生中两次创业经历的完美结合。和儿子茅忠群共同创业成立方太集团并于2002年左右基本完成交接班，这在许多企业家眼里也许是非常令人羡慕的事情。

　　在此之后，茅理翔开始受邀到全国各地的大学去演讲，30多个城市700多节课后他发现，大多数企业的交接并不像方太一般的顺利。“我们这一代人是闲不下来的，我的血液中就流淌着创业两个字，”茅理翔说，“我想做中国专门针对家族企业传承问题的第一个学校，打造接班人的黄埔军校。”

　　作为民营经济的主要代表，家族企业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通过多年来的研究，茅理翔发现中国的家族企业中上规模的约有500万家，相对缺乏艰苦奋斗精神的企业家二代们，面对父辈们硕大的家业难免会觉得迷茫与困惑。学员们进入接班人学院的第一堂课就是企业家精神和传承，茅理翔通过自己的创业奋斗史来感动这些没有经历过父辈创业艰辛的年轻人，让他们明确自己的责任。家业长青接班人学院同时也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环境，企业家二代们的聚集让他们彼此意识到还有相当大的一个群体和自己是一致的，那么这种群体也就激发了他们传承的意愿和使命。

　　确立接班人的传承使命是交接班过程的重中之重，只有让他们明确了自己的目标与方向，才能够通过提高自身的使命感、责任感来帮助他们接班甚至创业。茅理翔说：“传承并不是单纯的守业，而是一种再创业，所以我们必须给他们一种企业家的意志。”

　　茅理翔的言语中带着些许的自豪。这才是家族企业传承中最应该重视的核心——企业家精神和意志的传承，而不是财富的简单复制。

　　TCL董事局主席李东生坦言，企业家不能做啃老族，更不能有“公主病”。 每一位企业家都在拷问自己，还有没有直面挑战改变现状的勇气和能力。那么我们要靠什么来披荆斩棘驾驭风险？我想我们不能有啃老族的心态，不付出努力而企图获得充满父爱、母爱的政府行政的支持，更不能有“公主病”，在自己的小世界、小圈子里自我感觉异常良好，却不敢面对新的技术浪潮迈出坚定的一步。我们只有改变自己才能够适应环境和市场的变化。我们真正的挑战首先来源于自己，如果企业家被过去的固有思维绑架，沉湎于光辉永存，不能迎风转型，那你就很可能没有未来。

　　作为社会中的精英群体，一个大国中最具敏锐触角、最有冒险精神和最富有的一群人，企业家阶层的进化必须快于市场，他们要用自己的健康、繁茂的生长，来证明市场必然要求通过为他人创造幸福来获取利益的崇高属性。当他们不断厘清财富与金钱、战略与投机、诚信与市侩、利他与利己、竞争与争斗、规则与谋略、责任与利益之间的关系，从自身硬件和软件的价值系统出发，辐射到更广的范围，沟通不同群体之间交流与对话，推动社会价值系统重建，才能让市场变得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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