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爱守秩序的国人

　　著名学者梁实秋曾在《排队》一文中说道：抗战时期，人们在车站购票是不排队的。但日本人占领车站后，秩序就井然了，因为他们看到插队的就扬起鞭子狠狠抽打下去。梁实秋诘问：中国人难道真的需要那么一根鞭子吗？

　　不排队只是一个缩影，国人不爱守秩序的行为还有很多：为等同伴强堵车门，造成列车晚点半小时；车辆不断加塞超车，甚至将反向车道给堵上；看病明明能自己挂号，却非要托关系插在别人前面……《人民日报》一项关于社会公德的调查显示，52.4%的受访者认为，“不遵守公共秩序”是最大的社会公德问题。调查还显示，只有不到一半的人从未闯过红灯。

　　随着商务和因私出国旅游的人越来越多，部分人走出国门仍不守秩序，损害了中国“礼仪之邦”的形象。无论在巴黎卢浮宫、伦敦大本钟，还是在布鲁塞尔的“小尿童”前，国人都会蜂拥而上地拍照，毫无秩序；无论在旧金山唐人街还是纽约地铁，总有我们的同胞旁若无人地大声说话，对不远处“请勿大声喧哗”的告示熟视无睹；无论在泰国还是日本，都有很多国人在游览寺院时，毫不理睬要换拖鞋的风俗，穿着鞋随意踩踏。

　　泰国旅游局去年发布的“影响泰国旅游快速发展”调查报告显示，不守秩序、大声喧哗、乱丢垃圾是泰国民众对中国游客的主要印象。美国“生活社交”网站与曼达拉研究公司联合评出的“最差游客榜单”中，中国人名列第二位。在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和爱尔兰的受访者看来，中国人在机场禁区办手续、安检时踏黄线、机上争夺行李架等不遵守公共秩序的现象司空见惯。国内学者王冲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第一次听到汉语广播，内容竟是“请大家排队，不要大声喧哗，不要乱扔垃圾”。

　　不守秩序的根本原因在于全民缺乏安全感。数千年的封建时代，几乎每个国人都生活在恐惧中。中国历史大局总是分裂多于统一，战乱多于和平，就算侥幸生在盛世，命运也不一定好。元代词人张养浩说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就是这种境遇的写照。在这种状态下，国人只能听天由命、朝不虑夕，如惊弓之鸟一般混日子，一有风吹草动先想到争抢资源，保护身家性命，哪有秩序可言？几经淘汰，恐惧就融入了先民的基因。古语说“仓禀实而知礼节”，缺乏安全感的人，第一反应都是“挤”和“抢”。相比之下，尽管西方国家也经历了长达千年的黑暗中世纪，但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让他们的命运有了一个急转弯，迎着光明而去。所以，今天的欧美人才能秩序井然。

　　现代中国政治开明、生活富足，但根深蒂固的从众心理、特权思维和面子心态又左右着国人的思想与行为。比如乘飞机对号入座，不存在资源贫乏，但登机时照样争先恐后。下飞机更是舱门还没开，就有一群人逃命般挤在过道上，大概是觉得别人已经站起来，自己还坐着会吃亏。分析起来，古代官员享受丰厚的特权，老百姓对此的渴望程度远超理性的范畴，甚至近乎迷恋。这种文化基因带到现代社会，就催生了诸多不守秩序的行为。比如能托熟人挂号，插队看病，就说明自己有能力，有面子，对此类不遵守秩序的行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插不上队的人一边在忿忿不平，一边恨自己没关系。

　　成本太低也是民众不守秩序的重要原因。比如在内地逾期不缴水电费顶多赔偿一点滞纳金，但在香港，这种不守规矩的“小事”是触犯法律的。在新加坡，摘花、乱丢烟蒂、在地铁吃东西等行为，除罚款外，还要罚其清扫公共场所，登报曝光，严重者甚至处以鞭刑、拘留等。

　　很多时候，整个现场的无序状态是少部分人“带动”起来的。要让全体国人守秩序，非一朝一夕能改，粗暴批评更解决不了问题，而需从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对社会而言，首先要大力发展生产力，让人们后顾无忧。其次要对不守规矩的行为说“不”，加大对不守秩序现象的惩罚力度，同时大力宣传遵规典范。对个人来说，要从端正自己的行为习惯做起，积极发挥“带头人”作用。比如按规矩等候红灯，后面绝大多数人就都会耐心等待。家长给孩子做好榜样，尤其要注重言传身教，不要上午告诉孩子不要闯红灯，下午就扯着孩子闯红灯。只有硬件软件同步发展，才能造就高素质国民。

　　【原载2014年8月29日《生命时报·心理门诊》】

　　肖震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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