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看《黄金时代》

　　一个编剧的时间花在哪儿了，观众是看得出来的。

　　《黄金时代》还未上映，豆瓣已经有人给出一星的评价，并且吐槽说电影“难看到宇宙尽头”。我听了恨不得拔拳相向。作为李樯的拥趸，我愤怒并非党同伐异，而是这种公然的不以为然。在一个屎尿片能轻易吸金五六亿的时代，有人能静心静气地去拍一部文人传记，大家的态度起码要庄重一点，这是从敬意出发的一道底线。吐槽者的口气就好像买了一个水货，在谈用户体验一样随意和轻佻，完全没有敬畏心。

　　看完《黄金时代》，我迅速跌入一种令人晕旋的折服感。眼看字幕冉冉升起，耳边是迟钝的翻椅声——近三小时的片长，大家居然还能耐心地等待字幕出完，这种郑重和留恋是我从未见过的。我当时是和两位好友一起看的。走出电影院，大家都不说话，悄没声息地走着。谁提议去喝一杯，我“唔”了一声，呻吟和叹息都在其中。像是一本既厚重又端肃但对人的智力产生巨大挑战的经典著作终于被我读完，我既虚弱又满足。

　　这是一部我从未看过的电影。我的意思是，我看过许多优秀的传记电影，但是《黄金时代》和它们都不一样。它凭借自己独特的气质和非凡的叙事，轻易地从同类题材中跳了出来，跳到一个崭新而杰出的高度。说电影“难看到宇宙尽头”的人，只是用反智的方式参与一场狂欢，举着自己杏仁大小的脑子，昭告世人：瞧，我也只能读懂段子！我之所以说《黄金时代》杰出，并非慑于李樯的盛名，而是惊叹于他的天才——他居然在宇宙的尽头又开出了一小片荒地。

　　这世界上两种编剧，一种是为观众写作，他们精通各种类型，熟练驾驭任何技巧；一种为编剧写作，他们深谙电影史，了解这门技艺的发展轨迹，在先人的经验上更上一层楼，或干脆生僻一条自己的路。很难说谁比谁高级，但后者显然因为实验性过强而曲高和寡，但真正喜欢的人，则欣喜若狂，因为他见证了一次革命。《黄金时代》正是后者。它不像好莱坞大片那样浅显直白，没有任何观影障碍。李樯的电影一向以文本取胜，他的文本具有非常挑剔对象的冲撞力，如果你正好是他所选中的观众，他的电影就会给你迎头一棒。

　　电影的解构庞大而精微。各种线索像经纬一样细腻而绵密地交织在一起。它故意把时空切乱捣碎，再像拼图一样重新排列。许多地方看似信笔和闲笔，实际上都经历过精心和缜密的调遣。王小波在看杜拉斯的《情人》时说，“叙事没有按时空的顺序展开，但有另一种逻辑作为线索，这种逻辑我把它叫做艺术——这种写法本身就是种无与伦比的创造。”假如原来的剧本足够好的话，你需要再花上比原稿多三到五倍的时间就去修改，一直改到改不动为止，这时你就会得到一个新的剧本。用王小波的话说，“比旧的好得没法比”。

　　一个编剧的时间花在哪儿了，观众是看得出来的。

　　就像人们无法用三言两语去评述萧红的一生，这部讲萧红的电影，观众看完后也很难准确地说出自己的感受。怕佛头著粪，更怕暴露自己学识的短板——这并非虚伪，而是以认真来回应认真。《黄金时代》充满了间离和解构。演员有时会警醒般发现背后的摄像机，有时又会冲着隐藏的镜头露出识破一切的笑；对白一会说给对面的人，一会说给银幕前的观众；似乎是电影，又像是伪纪录片——当白朗端坐在镜头前陈述时萧红欠账时，罗烽在一旁纠正她，“是600多块，不是400多块”。甚至旁白和画面都在抬杠，一个诚实地说不知道，另一个却在黑暗而潮湿的逼仄空间里步步紧逼，直至两张面孔扭过来，被光融掉了……这种假和真在电影中出入自由，观众也跟着深一脚浅一脚。这种奇异的经历让电影进入一种更有表现力的空间——它不是在重现历史，而是在扮演历史。观众通过观影，对历史作出审慎的判断，等于间接地参与了电影，和演员及幕后一起互动。

　　《黄金时代》的剧本历了三年。动笔之前，李樯看了一整年的书：传记、书信、日记、报章言论等。阅读完之后，他反而被一股巨大的虚妄包裹，“那个时代已经烟消云散了，历史只能任人纷说。”李樯说，“既然追究全部真相是一种虚妄，那么认清这种虚妄，便是最大的真实。”

　　作为一部文人传记片，电影极少表现萧红及一众作家的写作，但是人物的大部分的对白皆是从他们的文章里抠出来的。尽管他们的扮相和原型有些出入，但甫一张口，便如借尸还魂一般令人毛骨悚然。

　　一种注定要遭遇挫折的向往。

　　这种态度最适合面对萧红。她在历史上是如此的隐约而暧昧。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把她彻底遗忘了。两岸三地的文学史对她到底是不是左翼作家一直厘缠不清。她的私生活也极其惊骇——两次怀着身孕和男人恋爱甚至做爱。这是生猛的爱，动得那么厉害，像是一只你根本握不住的弹跳不止的脉搏，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如何平息。她是一个对人间万象如此深情的女人。对其一生开放式的展览，才是最大的尊重与悲悯。也许黄金时代真正的含义并非丰衣足食，笔墨正酣，而是一个人敢于忠实自己的意志，哪怕被苦难围剿，哪怕在深渊里放逐。就像梭罗的一首诗：不紧跟队列行进的人/大概是听见了另一种鼓点/任他随听见的乐声前进吧/哪怕这声音轻微而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