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贪污浪费还可怕的是什么

　　4万亿，社会很大一部分财富滞留在政府手里，造成通缩

　　《北京晚报》有一个采访，银行职员说，中央要限制央企高管薪酬了，银行员工的收入也受到影响了，过去时常有些灰色收入，卡里莫名地就进了几万块钱，现在都没有了，委屈呀。

　　银行员工到底屈不屈且另说，一些官员却着实委屈呢！在2014年最后的两个月里，全国财政预算中的近4万亿元没有花掉。这近4万亿是什么概念？2008年为抵抗全球金融危机，中央咬着牙实施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也不过4万亿。

　　这财政工作是怎么做的？前10个月，全国财政支出11.4万亿元，完成预算支出的74.2%。后面的11月和12月两个月，要花掉超过四分之一的全年财政资金，即39484亿元。如果花不完怎么办？根据《预算法》，地方政府不得编制赤字预算，每年结余直接上交。

　　官员的委屈是，不是我们无能，不是我们不会花钱，而是上面管得太严。除去那些由开发企业垫资，到年末确定收支平衡后再把钱打给企业的已经花出去的资金，确实有些钱没有花出去，那不是怕闹赤字嘛，总得留下些备用。但现在管得严了，年底突击花钱越来越难，以前把剩余的钱用来添项目、买设备、外出旅游、甚或大吃大喝，现在都难了，眼看着钱得上交了。

　　这就泄露了一个大问题：人大太宽厚了，给政府太多钱了，以致官员年底为有太多的钱花不出去而发愁。

　　这砸在手里的4万亿还说明另一个问题：社会很大一部分财富滞留在政府手里，影响了社会的流动性，造成全社会通缩。

　　比如这4万亿，过去从官员手里匆匆花出去，其间肯定会有浪费，有贪污，但总还有一部分买了原材料，变成了百姓的伙食，部分完成了社会财富的流动和资源配置。如今压在官员手里了，使整个社会生产运行滞涨了，同样给社会造成损害。

　　过去说官员贪污是犯罪，是侵害社会利益，其实乱投资是更大的败家子，造成的损失更大。如今这事，就好比过去贪官把粮食藏自家地洞里，一天糟蹋三顿。但地洞能有多大？贪官能吃多少？如今倒不是官员自己造，但粮食摆着放三年，谁也不动，三年后也就糟朽了。

　　这花不出去的财政资金怎么办？按现行的办法，交回中央政府，充作他用，或结转到下年重新入预算。当然，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行政性资金一般效率较低，不得已而用之，越少越好。还有另一种办法，就是还资金于民，于市场。

　　不止是财政问题，凡经济问题，都有这两种选择。

　　2008年，香港地区遭遇了物价上涨之苦，这个城市型经济体消费生产几乎全靠进口，人民币升值也是香港地区的不可抗力。香港地区政府一方面着力推行进口产品来源地多元化；另一方面就是自我委屈。

　　2008年1月16日，香港立法会讨论了议员们提交的应付通胀议案，议案中大部分内容是要求政府让利，一是以每户5000港元为上限，免去下个财政年度全年房屋业主应付的所有税项；二是免去一到两个月公屋租金，三是上调老年人津贴金额，四是冻结所有可能影响民生的政府收费，五是向偏远贫困地区的在职人士提供交通津贴。

　　很快，香港政府财政司便有了回应：计划首先调低个人所得税额，回到2002到2003财年的水平，同时将提高子女免税额度。其次，对于房屋业主有关的税项中，计划免去两个季度的部分税项。再次，对老年津贴受助人多发放一个月福利。另外，香港政府已从2007年开始减免部分廉租房租金，并给低收入阶层提供幼儿园学券。

　　与此同时，美国是另一番做法。为对付经济衰退，2008年1月24日，布什总统与国会领导人就一项1500亿美元的家庭税收减免和商业刺激计划达成一致，这是共和党的布什与民主党领导的国会的罕见合作。

　　香港地区和美国遇到的经济问题大不相同，但政府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减税，委屈自己。

　　中国政府也有减税措施，比如企业所得税税率从33％统一到25％，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从1600元提高到2000元，确实有动作。但更多的时候，政府一遇到问题不肯委屈自己，首先就打公众的主意。当全球油价连续下跌时，11月28日晚上，财政部、国税总局发布《关于提高成品油消费税的通知》，11月29日起，汽油和柴油的消费税单位税额在现行单位税额基础上分别提高0.12元/升和0.14元/升。几天后，又一次调高成品油消费税。官员自我辩解道：这一水平明显低于欧盟国家的税负水平，与周边一些国家相比也偏低。

　　也许中国燃油的税负水平确比其他国家低，但中国的国情是：中国10万余公里的高速公路中，90%以上要收费，全国高速公路一年收费在4000亿元以上，印钞机呀。而国外高速公路，90%以上不收费。

　　还有一个事实能够证明政府钱多：政府存款意外猛增。

　　中金公司发现中国资产负债表中的一个奇葩：截至2014年9月底，政府机关团体（不包括国有企业）共持有约18.3万亿元的银行存款，约相当于GDP的30%。中金公司还发现，第一，这些银行存款近年来以每年近20%的速度增长，占M2的比重持续上升；第二，在银行存款猛增的同时，政府和国企的债务也在不断上升，而且，此类债务占GDP的比重介于150%到180%之间；第三，政府部门在银行存款的年利率不到3%，而与此同时，这些债务则一直是以6%以上的利率借来的。

　　中金公司认为，这一奇葩“显然是没有效率且不可持续的”，而同样低效的还包括中国3.9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的外汇储备大多投资于低收益的美元债务工具，回报率多为2%左右，“中国国内理应能提供比发达国家债券更好的众多投资机会。如果政府将这些存款重新分配给消费者或企业，会更有助于促进更高效率的经济增长。”

　　政府怎么能不为钱多而发愁呢？房产税费是一个故事。

　　统计显示，算上各类规费和杂费，房企税费支出大致是净利润的两倍左右。华远任志强曾对媒体说，房价里70%是税费，各种费用多达180多种。据《中国地产报》的报道，这些税费首先是收取的部门五花八门，除了地税、财政部门外，还有国土局、建委、勘探、规划、拆迁办等等，甚至计生部门也能以检查农民工的名义收费。其次是杂费多，很多非地产一线人员都没有听说过，比如白蚁防治费、防雷减灾费、散装水泥专项基金等。现实中这么多的税费，都去了谁的腰包？这些收费未必都能进入财政，有些不过是利用政策之便、肥了个别单位而已。最终，与法定税费一样，各类杂费最终也当然要转嫁到房价中。政府拿钱，很多是通过中介办的。

　　九三学社上海市委的一次调研显示，政府的权是放下去了，但是企业的负担却并没怎么减少，个别情况下甚至还有增加。据统计，在调研实施之前，上海审批事项从2027项减至601项，减少逾七成。上海还取消了305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少五成以上。虽然行政审批的门槛越来越低。但是，评估、鉴证、意见书、技术性检查等第三方中介事项却有增无减，在行政审批之外又拦起了一个高高的门槛。“第三方机构往往是商业或半商业性质，出评估报告是要钱的，往往费用还不低。最后的结果就是，企业办事时手续没怎么少、跑的路没怎么少，时间确更长了，费用也更多了。这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简政放权的积极效应。”

　　很多中介机构实际上就是行政机关下属的事业单位、改制后的企业或者利益第三方，所谓的“放权”其实就是把权力从自己的左手交给右手，许多审批权力摇身一变，跳出了政府的壳，沾上了市场的边，收费的自由度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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