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时代（上）（一）

　　一、北方

　　离开时刻表上的到站时间只有十分钟了，我看见窗外仍是一堆乱石，心中好生凄凉。--题记

　　1

　　1978年10月5日下午，天气晴好。我独自一人搭乘七路公共汽车，离开西子湖畔的六公园，前往杭州城站。之前我已从武林门附近一家叫长征的旅店退房，背着一个单肩包，在湖边游荡了许久。就在两天前，我从台州黄岩翻山越岭，乘坐十多个小时的长途汽车，第一次来到省城，兄嫂从湖州赶到半道红的车站接我，并陪我玩了一整天的西湖。

　　记得那次我们游览了苏白两堤、三潭印月、孤山、岳庙、玉泉和灵隐寺等名胜，并在寺内大雄宝殿前的照相点拍了一张黑白纪念像。说实话，那次我对西湖并没有特别留意（据说阮公墩还只是一片松软的泥团），心里惦记着北方和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那天上午，哥嫂帮我把行李送到车站托运后，便匆匆赶回了湖州。

　　因为是第一次坐火车，我提前一个半小时便到了火车站，就像如今人们赶飞机一样。杭州人称老火车站为城站，虽然如今东郊盖起了宏伟气派的高铁车站，城站仍在使用，且乘客并未减少，不过主楼早已翻新增高，并有一条宽阔的西湖大道直通湖滨。记得那时候城站的屋顶还是一片黑瓦，只有一层楼，两间候车室。

　　那会儿候车室里已聚集起一批去上海、江苏或北方念书的大学生和送客的亲友团，那时候人们尚遵循“送君千里，终有一别”的古训，只到车站或月台为止，那一幕景象至今依然历历在目。我认识了一位姓李的校友，比我大一轮，好像还当过兵结了婚。虽然我们后来交往不多，但至今我都记得他的名字和当年的模样。

　　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临，我手里捏着橡皮擦大小的车票，顺利通过了检票口（那会儿自然没有安检）。从杭州发往北京的120次普通快车停靠在第一站台，七点正，一声哨响，汽笛长鸣，火车徐徐开动！左侧掠过一片水域，这段千余米长的运河叫贴沙河，其北端隔着环城北路与京杭大运河的末端相接。

　　驶出杭州城以后，火车飞也似的奔跑起来。之所以想到这个词，是之前语文课本里学到过的。其实那会儿，列车的平均时速不会超过一百公里。火车经停了临平和海宁，接着便是嘉兴。那时候浙江只有三座城市，杭州、宁波和温州。嘉兴是地区行政公署所在，管辖今天的嘉兴和湖州两座地级市，它们直到1983年才分开。

　　南湖一闪而过，我看见那艘红船已是十年以后。我甚至不曾听说沈曾植和王国维，李叔同和丰子恺，徐志摩和查良镛，李善兰和陈省身。他们均出自嘉兴，后两位数学家恰好相隔了一个世纪。因为地处沪杭之间，嘉兴在清末和民国时期人才辈出。李同学在隔壁车厢，有一阵子过来串门，他念的是无线电专业。多年以后有一天，我们在杭州相遇，得知他在省科技厅专利处上班，那是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从前干过的职业。

　　到达上海时已经晚上十点多钟，火车停靠了半个多小时。要是以往该歇息了，可这毕竟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第一大城市。这里曾是中美《上海公报》发表的地方，是生产护肤霜和雪花膏、永久和凤凰牌自行车、也是拥有外滩、南京路、国际饭店、西郊动物园和大光明电影院的地方。接下来的几个假期里，我会来探访这些地方。

　　我走下车，在站台上来回走了几趟，看见并不算高的高楼和吐着蒸汽的机车。这注定是个难眠之夜，接下来火车依次停靠了苏南的四座城市，我对江苏这个面积与浙江几乎一样大的省份有了最初的好感。后来我在北方求学期间，利用寒暑假回家逐一游览了这几座城市，当然还有六朝古都南京。大约在凌晨两三点钟，火车驶过了长江大桥。

　　那时我已趴在小桌板上进入了梦乡，是邻座的吆喝声将我唤醒。“南京长江大桥到了！”这是乏味的中学课本里印象深刻的一课，我当然记得，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南京长江大桥在1968年10月1日正式通车。奇怪的是，后来我N次乘火车南来北往，均是在深更半夜经过，似乎永远不让人见到真容，甚至设计师梅旸春也未曾见过它。有一个说法，长江以北就是北方了。不过，地理书上划分南北的界限却是秦岭和淮河，那样的话还需要两个小时。下一站将停靠滁县，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首句便是“环滁皆山也”。

　　2

　　淮河南岸的蚌埠是南北方的分界点，也是安徽第一个设市的地方。我们抵达时，天色已微亮。蚌埠城东二十公里处有一座县治叫凤阳，乃是花鼓戏和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故乡。淮河的一条支流濠河流经此地，岸边有一座庄惠钓鱼台，相传战国时期两位同龄的宋国老乡--道家庄子和名家惠施的“鱼乐之辩”便发生在此。

　　《庄子》一书里记载了惠施的命题：“直达内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这里“大一”指的是无限宇宙，“小一”相当于构成宇宙的原子。惠施和比他稍早的古希腊哲学家芝诺是最先拥有无穷观念的人，他涉及数学乃至近代数学的精彩言论尚有：“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飞鸟之影未尝动也”，等等。

　　过了淮河大桥，便是真正意义的北方了。那一刻的感受很特别，如同新千年的一天，我从波哥大起飞前往圣保罗，穿越亚马逊河和赤道线的那一瞬间。对我来说，北方意味着辽阔和强悍，可以扬鞭策马驰骋。这也是为何中国八大古都里，唯有南京和杭州位处江南，后者有着令人羡慕的秀丽和富饶。

　　10世纪中叶，赵匡胤利用“陈桥兵变”灭后周建立宋朝以后，致力于统一全国。他依据的正是宰相赵普的“先南后北”策略，首先灭亡了包括以金陵（南京）为首都的南唐和以钱塘（杭州）为首都的吴越等南方诸国。南北方的差异还表现在气候、作物、饮食等方面，假如一个南（北）方人能在北（南）方生活若干年，应该是有裨益的。

　　虽说中国的国土面积远大于邻国印度，后者的南北差异却更为鲜明。在新旧世纪的两次印度之旅中，“南印度”的概念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可能是由于地势高耸的德干高原和纳巴达河的天然屏障，使得南方（“德干”来源于一个意思是“南方”的梵文词汇）免受北方历代王朝或帝国的入侵。

　　雅利安人并没有带来他们的饮食习惯，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未曾涉足，穆斯林和蒙古人的入侵只是点到为止，甚至法兰西和不列颠的影响也微乎其微。举一个生活小例，中国北方的独轮车是南方见不到的，而班加罗尔的四轮手推车也是印度北方所稀罕的。

　　有趣的是，印度有一个邦就叫北方邦，位于恒河上游，该邦西接德里中央直辖区，北邻西藏和尼泊尔。北方邦是印度人口最多的邦，约占全国的六分之一，有两座闻名于世的旅游城市--瓦拉纳西和阿格拉。前者是印度教的圣城，恒河边的码头（ghat）和沐浴是不容错过的风景线，后者拥有泰姬陵，那是伊斯兰风格的建筑典范。

　　印度独立以来，历任总理多数出自北方邦，包括尼赫鲁和英迪拉·甘地父女，这两位任职最久的印度总理均出生在恒河边的阿拉哈巴德。那里是恒河与亚穆纳河的交汇处，一年一度的浴佛节（佛诞节）有数十万人前来参拜，若是遇到十二年一度的大节参拜者更达百万。而英迪拉的儿子拉吉夫·甘地生于孟买，与母亲一样，都在总理任上遇刺身亡，凶手分别是保镖和献花的女子。

　　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东西部的差异要多于南北方的差异。不过，在历史上，最著名的内战却是“南北战争”。19世纪中叶，美国已建国八十多年，南方十一州却闹独立，成立了一个叫南方联邦的新国家，定都弗吉尼亚的里士满，并推举出正副总统和军队总司令，交战双方的总统林肯和戴维斯还是肯德基老乡。

　　“南北战争”耗时四年，阵亡军人总数超过百万，直到英勇骁战的李总司令战败投降，南方联邦总统戴维斯被捕，才宣告终结。值得一提的是，战争结束那年，林肯遇刺身亡，戴维斯被控叛国却未审判。他被监禁两年后获准出国疗养，回国后担任一家保险公司的董事长，晚年生活有滋有味，还出版了回忆录。而李将军则当上华盛顿大学校长，该校后来因此易名华盛顿李大学（W&L）。

　　“南北战争”结束以后，美国英语里多了一个词--南方佬（scalawag），这是北方人对南方人的贬称。上个世纪末，我曾写过《北方，南方》一书，依据自己的旅行来回忆美国女诗人伊丽莎白·毕晓普的传奇人生（花城再版时改名《与伊丽莎白同行》）。毕晓普是一位浪迹天涯的旅人，也是20世纪最重要的美国女诗人之一。

　　不过，书中的“南北”不仅指美国或北美（诗人的童年在加拿大度过），也指美洲（她在巴西生活了十八年）。这又使人联想起“南北问题”，即经济发达的北半球与发展中国家的南半球之间存在的政治、经济问题，或发展问题。有人认为当前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正是发展与和平，前者是南北问题，后者是东西问题。有意思的是，无论中国、印度还是美国，最终都是北方战胜南方并统一了全国。

　　3

　　不觉之间，火车已进入宿县（州）境内，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果然是一派北国风光，窗外景致大不相同，桦树和丘陵代替了湖泊和平原，乡村民居多是黄瓦平房，我见到了赶马车、骑毛驴的农民。宿县是安徽北大门，靠近中原，历史上时有大事发生。例如，秦末蕲县大泽乡的陈胜吴广起义，固镇垓下则是项羽败落和虞姬自刎之地。

　　火车还停靠了符离集镇，后来我发现，无论白天黑夜，均有小贩上车，挨个车厢兜售烧鸡，再从下一站下车。据说这里从前沼泽遍地，野鸡成群出没，经过精心制作的符离集烧鸡因肥而不腻、熟而不破名扬全国。那会儿我有所不知的是，符离还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长大的地方。他本是河南新郑人，八岁时父亲调任徐州，翌年把家眷安置在附近的符离县。

　　十六岁（一说是十八岁）那年，白居易在符离写下名诗《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相传在符离，白居易与邻家女孩湘灵坠入情网，后被家长拆散，却因此酝酿出《长恨歌》等佳作。二十二岁那年，白居易的父亲在湖北襄阳病故，他又回符离守孝四年。那以后，他也是常来常往。

　　在历史上，旅法画家朱德群的故乡萧县一直隶属徐州，直到50年代才划归宿县。换句话说，他离开中国时是江苏人，晚年回国探亲又成了安徽人。朱德群和南通出生的赵无极均毕业于国立杭州艺专（现中国美术学院），后来成为最早依靠绘画在巴黎定居下来的中国人，他俩以及宜兴人吴冠中被誉为国美的“留法三剑客”，均当选法兰西艺术学院院士或外籍院士，近年先后仙逝。

　　抵达徐州，这里是京沪铁路和陇海铁路的交叉点，按地理书上的说法，此地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火车停靠了三刻钟，并更换了车头。也就是说，原先面朝前方的要背对前方了，反之亦然。除了尧舜时期的彭祖（身兼烹饪、养生、气功和房中诸术之祖），徐州的名人要数刘邦了。他不仅是汉朝的开国皇帝，也是汉民族和汉文化（包括汉字）的开拓者。

　　多年以后，我曾登临云龙山，俯瞰云龙湖，想起曾在杭州任知府的苏轼在知州徐州时的感叹，“俨若杭州”。再后来，我应一位台湾收藏家朋友之约，为朱赵两位画家各写过一篇文章，也曾与冠中老先生通话，我的南非朋友、英文诗集《幽居之歌》出版人想用他的一幅画做封面，吴老欣然应允。此乃后话。

　　之后，火车进入到山东省境内，依次停靠薛城、藤县和邹县、兖州，它们分属枣庄和济宁两市。其中，邹县是孟子的故乡，而孔子的故乡曲阜与兖州近在咫尺，与邹县同属济宁，可谓是孔孟之乡。从地图上看，停靠兖州时向西拐了一个弯，本来过曲阜的话应是近道，此处又是一马平川，只有一个解释，可能是怕惊扰圣人吧。

　　这一点，恰如京沪线上的一段铁路线，故意向东绕经海宁县城，据说是因为诗人徐志摩的祖父出资，希望火车经停他的故乡。无论如何，百余年来，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乘客为此耽搁十多分钟的时间，累积起来浪费可不小。再往前，就是东岳所在地泰安了。泰山是我心中向往的一座名山，学生时代将会多次登顶。

　　下一站便是目的地济南，这段路只需一个小时。可是，离开时刻表上的到站时间只有十分钟了，我看见窗外仍是一堆乱石，心中好生凄凉。难道这就是我即将学习、生活多年的城市吗？后来列车播音员广播说，火车晚点了一刻钟。我这才长舒了一口气，原来那乱石岗是泰山的余脉，这也算是我上大学的一个插曲吧。

　　最后，经过二十一个小时的企盼，火车终于到达了济南站。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座巴洛克风格的建筑，还有大钟楼，那是由一位叫菲舍尔的德国建筑师设计的。虽然后来不幸被拆除，但我新千年的几次德国之旅仍然想起了它。在车站广场飘扬着的山东大学旗帜旁，迎接我的是一辆敞篷大卡车。我爬上去，手握栏杆，一边欣赏泉城的景色，一边兴奋地与旁边刚认识的同学交谈起来。

　　二、大学

　　或许，大学时光是我们在弥留之际依然能够记得的。--题记

　　1

　　1978年有两批大学生入学，分别是在春季和秋季，那便是尽人皆知的77级和78级。据有关方面统计，两批录取的人数分别为27.8万和40万，而录取率各为4.9%和6.6%，这还是有些省份高考初试后的数据。我因为头一回政审没有通过，第二回才被录取。两次高考之间，我和许多人的人生有了一次转机，即家庭出身栏由“地主”改为“干部”或“群众”了。

　　那年全国所有大学78级入学时间都晚了一个来月，山东大学的新生报到时间是在10月6日和7日，多数同学选择第一天到校。我来时正值高峰，敞篷卡车很快装满了新同学。记得同车有位江西上饶来的同班叫王春生，才一米六出头，是我们班个头最小的。但他却是在城里长大的，从没听说过我的故乡小县。

　　那时山东大学分新老两个校区（如今已改名中心校区、洪家楼校区，还增加了趵突泉校区和千佛山校区），外文系、物理系、生物系和校长楼在洪家楼（村名），那附近有一家令人羡慕的电影院，还有一座塔尖高耸的天主教堂。这是我见过的第一座教堂，历史悠久，是中国三大天主教堂之一，它让我意识到宗教的存在，虽说那会儿还处于关闭状态。而包括数学系和中文系在内的多数位于新校。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没有与中文系同学的交流，我后来也许不会在诗歌创作方面走得太远。

　　到学校以后，我很快被一位学长领到寝室，那是在数学系行政楼的三楼。因为宿舍不够用，临时用作寝室，结果我们自控班一住就是两年。原本是两间连通的办公室，每个房间只够放四张，有一扇门关死了，就多放一张床，共住了十八位男生。同一层楼还有两间办公室各住八位男生，楼道里有卫生间，但没有淋浴房。全班四十位同学，还有三位或住济南家中，或学校另行安排。那时数学系男女生比例严重失调，仅有的三位女同学住女生宿舍，她们中最年轻的也比我大三岁。

　　我睡在上铺，下铺的闫庆旭来自招远农村，那年他二十三岁。最年长的丁陵出生于1948年，年纪刚好比我大一倍，而老常和老梁分别是两个和三个孩子的父亲了。虽说如今招远是黄金之都、全国百强县，但与闫家无关。闫父早亡，庆旭是一家四兄弟的老大，因为三兄弟同时考上大学而上了报纸。老闫说话幽默也容易着急，口齿不太清楚。但他爱好文学，说起自编的快板书来十分流畅。

　　与我邻床的是来自泰安的班长蔡林，他的下铺刘筱毅是牟平县委书记的儿子。二十出头的蔡林高高帅帅的，读书期间尤其最后两年，时有漂亮女孩来访。后来他做了系学生会主席，且在校田径运动会上能拿名次，专项是撑杆跳。蔡林有着迷人的笑容，善于交际，我认为他更适合做行政工作，没想到毕业后他去了北京，进了中关村的自动化研究所。多年以后，我在大洋彼岸的加利福尼亚见到蔡林，那会儿他是来美国探亲，住在硅谷，也处在人生的低谷。

　　迫于生计，蔡林后来在圣何塞读了一个计算机硕士学位，我还是他的推荐人呢。若干年以后，蔡林终于混出了名堂，用他的话说，实现了做百万富翁的梦想。虽然蔡林带我游览过美丽的斯坦福大学和旧金山金门大桥，两地都有合影，但留在我脑海深处的依然是大学时代那个精练能干的帅哥形象。

　　寝室里有五位外省同学，最有趣的要数福州来的黄卿光。他口齿伶俐，是我们班的活宝之一，经常模仿老闫，在熄灯后取笑他，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这多少与方言有关系，山东方言分为三片，包括济南在内的中北部地区属冀鲁官话，包括青岛在内的胶东半岛属胶辽官话，而包括曲阜在内的南部地区属中原官话。有些个别的词语发音很有趣，比如胶东话r发y音，因此“人”“热”发“银”“耶”音，而鲁西南人“睡觉”要说“费觉”。

　　在那些夜晚的玩笑里，我明白“媳妇”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含义，“对象”和“家属”作为妻子、老婆的代名词虽有些新鲜刺耳，却是北方话而非山东特有。我还看见本命年的男人穿红裤衩，甚至自个也养成光膀子睡觉的习惯。有意思的是，老闫对卿光的取笑不太在意，而对其他同学的取笑却很在意。而卿光虽然汉语说得顶呱呱，英语却结结巴巴。由此我得到一个结论，母语说得太流利了，会影响外语的学习。

　　后来，这个论断在其他人身上也得到验证。不过，我一直生活在中国，而卿光后来留学去了澳洲。新千年的一天，我从南美的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飞抵悉尼与他重逢，那时他在一所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多次延期仍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最后，他干脆放弃了学术生涯，转而从事娱乐业。

　　再来说说老闫，他研究生毕业后回到故乡烟台，先后在两所大学任教，结婚生子后又复单身，并曾在巴黎第六大学访学一年。四十三岁那年，他考入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读博，毕业后留在首都，任教地质大学。2009年夏天，老闫在参加他的研究生论文答辩后的例行聚餐时，因饮酒和疲劳导致心源性心肌梗塞，抢救无效去世，年仅五十四岁。

　　老闫的前妻、弟弟们和在京的一位同班同学参加了追悼会，而他留学美国的独生女儿未能赶回送别。留在记忆里的永远是我写出第一首诗的那天早晨，老闫一副惊讶不已的夸张表情。他在天国应不会孤单，因为此前已有两位同班同学先行一步。或许，大学时光是我们在弥留之际依然能够记得的。

　　2

　　回顾历史，世界上最早的准高等学府Musaeum诞生于今天埃及的港市亚历山大，不过并非近现代意义的大学，而是介乎博物馆、研究院和大学之间，还包含一座著名的图书馆，因此也被译成博学园。亚历山大是亚历山大大帝建立的希腊城市，他在巴比伦暴病身亡后，埃及被他的将军托勒密一世统治，并建立起了新的王朝，定都亚历山大。这所大学是公元前三世纪由托勒密一世或二世创建，里面有研究室、解剖室、天文观测台、演讲厅、剧场和餐厅，以及上千名研究和工作人员。

　　博学园里最著名的学者有欧几里得、阿基米德、埃拉托色尼、帕波斯和阿利斯塔克等，还有一些知名诗人和医生，他们领取税后薪水和免费膳食。有人赞其兼有法兰西学院、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和大学的功能，可惜在3世纪的一场大火中毁于一旦。至于Musaeum这个词，后来率先在法语中演变成博物馆（Muséum）。

　　公元988年，也是埃及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爱资哈尔大学在开罗同名清真寺创建，主要教授伊斯兰律法、神学和阿拉伯语，后来增加了哲学、农学、工学、理学、商学和艺术学。如今她仍是阿拉伯学和伊斯兰学的主要研究和教学中心，吸引了包括中国在内七十多个国家的学生，招生规模约十二万人。

　　到了11世纪60年代，底格里斯河畔的巴格达创办了尼采米亚大学。这是由塞尔柱王朝首相尼扎姆·穆勒克主持，耗费巨资建成的，并以首相的名字命名。穆勒克是数学家兼诗人海亚姆的密友，后来他被政敌刺杀，葬于今天伊朗的伊斯法罕。2014年初春，我冒险来到巴格达，曾计划去探访这所大学（已与著名的智慧宫合二为一），可惜未能如愿。

　　在意大利，11世纪末诞生了欧洲第一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之后，在12世纪中叶，法国有了巴黎大学，实行学院制，由不同专业的学生和导师组成；巴黎大学的模仿者是英国的牛津大学（1167年）。之后，牛津的一批老师另立门户，创建了剑桥大学（1209年），因为出了牛顿而后来居上。

　　之后，在西欧和中欧，各国相继创办了大学，比如萨拉曼卡（西班牙，1218年），布拉格（1348年），维也纳（1365年），海德堡（德国，1386年），卢万（比利时，1425年），莱顿（荷兰，1575年）。但这些天主教或新教的大学，把主要教学精力放在维护自己正宗的教义方面，将新科学拒之门外，而当时的科学之风已席卷欧洲大陆。

　　1694年在德国东部创建的哈雷大学被认为是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虽然她也是由路德会教徒创立，却不理睬任何教派的教义，而重视对科学、知识进行理性的、客观的探讨。也是在这所大学里，开始用德语授课，代替了传统深奥的拉丁语，相继出现了数学家康托尔，物理学家韦伯和赫兹。

　　这些革新思想在建于1737年的哥廷根大学得到充分体现和实施，后者随之诞生了数学王子高斯、黎曼、以希尔伯特为首的哥廷根学派和量子力学，一跃成为全世界最顶尖的高等学府。那以后，欧洲的大学成为学习和研究现代学问的地方，在课程设置和行政管理方面也变得世俗化，现代的学术自由标准开始出现。

　　在西半球，第一批大学并非美国的哈佛（1636年）、威廉·玛丽（1693年）、耶鲁（1701年）、普林斯顿（1746年）或哥伦比亚（1754年），更非加拿大的多伦多（1827年），而是在伊比利亚美洲，加勒比海多米尼加的圣多明各（1538年）和墨西哥的米切肯（1540年）。

　　不过很快，美国的大学开始仿制德国模式，尤其是1862年林肯总统批准“莫里尔法案”以后，高等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包括麻省理工、康奈尔、伊利诺伊、俄亥俄、威斯康辛和明尼苏达大学便是这个法案的产物。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法案连同废除奴隶制和宅地法都是南北战争期间北方政府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与此同时，欧洲的大学也逐渐脱离教会，改由国家拨款，各类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专业被列入必修课程。

　　而在东方，5世纪印度比哈尔邦的那烂陀寺可能是最早的大学，也是玄奘西天取经的地方，据说鼎盛时期每天有一百多个讲坛。那烂陀在梵文中的意思是莲花给予者，而莲花在古印度象征着知识。至于现代意义的大学，要数1755年创办的莫斯科大学和1819年创办的圣彼得堡大学。此外，便是东京大学（1877）和京都大学（1897）。

　　中国最早一批大学出现在19世纪末，包括北洋大学（天津大学，1895），南洋公学（交通大学，1896）和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1898）。山东大学创办于1901年，前身是山东大学堂，是京师大学堂之后的第二所公立大学。至于较早成立的武汉大学（1893）和浙江大学（1897），其前身是书院。还有一所创办于1879年的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上海），它与民国时期其他十二所教会大学一样，在1952年被遣散尔后消失。

　　3

　　以上我对大学的了解，来自于书本或旅途。事实上，我后来游历了其中的绝大多数，写作并出版了剑桥和哥廷根这两座名校的游学记。不过，我本人对大学的最初印象来自于“文革”期间一部叫《决裂》的电影。故事讲的是江西一所农业大学，一位教授对牛弹琴似的给学生讲授马尾巴的功能。显而易见，这是对大学的一种嘲讽。

　　在我父亲写字桌的玻璃台面下面，摆放着他在原北京大学红楼拍摄的照片。1952年院系调整后，北大从景山公园东侧迁至燕园（燕京大学旧址），红楼则被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接管。如今，红楼又成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可惜父亲没有西南联大的留影，因此我在上大学之前，并不知道那所名闻遐迩的大学的存在。

　　“文革”期间，在东北松花江畔插队的兄长未名被贫下中农推荐，成为一名工农兵大学生，就读于牡丹江师范学院中文系，但他却从来没有给我看过一幅校园照。事实上，毕业以后他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返回到从前下乡的方正县那个生产大队，甚至连毕业文凭都没有要。因此，我来山大报到以前，只在照片上见到过民国年代的北大红楼。另外，就是上大学路过杭州时，我曾走过浙大玉泉校区门口，远远地瞧见大草坪上竖立的那尊毛泽东像，无疑那也是浙大给我的第一印象。

　　后来我才知道，最早竖毛泽东像的是清华，落成于1967年秋天，提议者为建筑系美术老师程国英。后来，全国各地尤其大学纷纷模仿。标准的尺寸是，像高7.1米，底座5.16米，总高12.26米。这是一种数字加法，每个数都有含义，其中5.16是象征着“文革”开始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发布的日子，另外两个数是党和领袖的生日。

　　“文革”结束以后，开始了拨乱反正，对领袖大规模的个人崇拜逐渐停止，各地陆续拆除毛泽东像。清华拆除的时间是1987年盛夏，目前仍有三十来所大学的主席像保留下来，其中一半在北京、上海和湖南。浙大塑像落成于1969年12月26日，是浙江省内仅存的两尊塑像之一。另一尊在萧山棉纺厂，如今已列入杭州市重点文保单位。

　　何谓“大学”和“大学的使命”？多年以后，作为一名青年教师的我，才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相传春秋末期的曾子曾作著作《大学》，乃《礼记》中的一部，后来被朱熹确立为“四书”之一，主要却讲述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如今上级主管部门指示曰，大学的任务是培养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经济和引领文化。

　　随后，我在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晚年的著作《科学与现代世界》里找到另一个答案，“世界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有富于头脑的人在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建立普遍性的原则。”我想大学的主要责任就是继承这种传统，作为一种文化遗产而广泛传播，并使之流芳百世。遗憾的是，我们并不总是这么做。

　　在那篇从未正式发表的文章《大学的使命》里，我这样写道，“大学寄托了年轻人的梦想，也是社会稳定和进步的力量，它保存、传播和丰富了人类的文化，推动历史的车轮向前。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大学在中国变得越来越容易了，与此同时，仅仅为获取文凭的人也越来越多。大学收容了没有学习动机的学生，等于商场里进来无心采购的顾客。”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新生的第一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大学应开设若干介绍学校的学术、人事、生活诸方面的讲座，对新生进行计划周密的入学教育。这项活动应得到全体教师的支持而不是作为例行公事。校长应如同关心历届毕业校友（这些人中有各式各样的大人物）那样地充分关心新生，而不仅是在开学典礼上作千篇一律的报告。新生应有机会与老师、学长讨论自己的学科。”

　　可是，在我读一年级的时候，并没有或极少得到这方面的关怀。幸运的是，学校聘请了一位外籍老师露西教我们英语口语，我因此学会了汉语之外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这为后来的游学和世界之旅打开了方便之门。而大学的滋味，依然留待我自个儿细细品味。

　　三、学习

　　那时很少有英文教材译成中文，我对一本早年从俄文翻译过来的《吉米多维奇习题集》爱不释手。--题记

　　1

　　学习这个词既是动词又是名词，是我们可以终身从事的智力或脑力活动。汉语里的“学习”一词可能来源于孔子的《论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里的“说”（发音yue）字意为愉悦，可“习”字的解释却有争议，有复习和实习两种含义。

　　依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说法，学习是通过阅读、听讲、研究和实践获得知识和技能的过程。这里的研究应是初级或初步的，因此也有研习、研修之说。而用心理学家的话讲，学习是指一种能使个体得到持续变化的行为方式。这种变化除了知识和技能，也包括方法和过程、情感和价值，是人类和动物在生活过程中产生的适应性变化。

　　在我的中小学时代，学习负担较轻，基本上没有家庭作业，只是在恢复高考以后，才用功了一年半载。因此上大学以后，学习的动力仍然十足，精力异常旺盛。那时我们的班级观念比较强，且每个班都有固定的小教室，除了解析几何、高等代数和数学分析等大课要去阶梯教室以外，其他课程和自习都是在自个班的教室里。

　　每当夜晚来临，我们几乎都在教室里，做作业、预习或看课外书，一直要到十点半熄灯才回寝室。数学楼是一幢独立的四层楼房，二楼有一条封闭的通道，连接着一幢两层的教学楼。那时数学系分四个专业，即数学、计算数学、自动控制和电子计算机，共约一百六十名学生。山大的自控偏理论，也可称为控制理论，要学许多基础数学课程。也因此如此，我才有可能在读研时转到数学专业的数论方向。

　　虽说数学楼自成一体，但南侧有一片小树林，旁边是文史楼，闻名遐迩的《文史哲》杂志编辑部就设在里面。每当下课铃响起，我们会站在三角地带的空地上，或者小树林里聊天。那时候，山大小树林里还没有桌椅可以休息、看书，不过已经有了石制乒乓球桌和报亭。两条对角线上的小路也已踩踏出来了。

　　偶尔，我们会看见日后蜚声世界的电影演员巩俐，她的双亲是经济系的老师。巩俐是在山大校园里长大的，因为文化课不太好，经历几次高考失败后才进了上戏。当年，包括我在内的不少同学已注意到那个长着虎牙，酷似日本演员山口百惠的女孩。当然，多说山东女子大气，我读书期间见到的未来的女名人绝不止巩俐一个，容我稍后一一道来。

　　除了临近毕业，我们四年的大学生活都是这么过来的。因为没有经历过中学的紧张学习和密集的考试，那样的集体生活对我还是挺新鲜的。印象深刻的是晚自习。一般我们先做老师当天布置的作业，那些学习比较好的同学通常会比较忙碌，因为其他同学需要他们帮助，尤其是那几位已经做了父母的，他们还有家事牵挂。

　　那些个夜晚，我似乎没有见到抄袭现象的发生，等完成作业之后，学习比较好的同学会看参考书。那时很少有英文教材译成中文，我对一本早年从俄文翻译过来的《吉米多维奇习题集》爱不释手。这本重印的习题集约有五六百页厚，我们差不多人手一册，尤其是准备考研深造的同学，几乎每天都捧着它。

　　《吉米多维奇习题集》收入四千多道数学分析习题，内容丰富，且由浅入深，部分题目有挑战性。涉及内容有函数与极限，单变量函数的微分学，不定积分和定积分，多变量函数的微分学，带参变量积分以及重积分与曲线积分、曲面积分等等，几乎囊括了数学分析的全部主题。

　　据说，这本习题集是为了配合三卷本的《微积分学教程》，后者的作者是乌克兰人菲赫金哥尔茨，终生执教于圣彼得堡大学。其中级数部分的内容包括，数项级数、级数的运算，函数项级数、幂级数、傅里叶级数，级数求和法，利用级数求定积分之值，等等。即便是三十多年后的今天，重温这些词汇依然让我感到十分亲切。

　　多年以后我发现，印度数学天才拉曼纽扬年轻时，也酷爱一本英国人编的数学手册。该书列举了五千多个方程、定理和公式，内容涉及代数、三角、微积分、解析几何和微分方程，可以说19世纪后期人类知晓的大部分数学均包含其中。编者只是伦敦的私人教师，而不是什么高明的数学家。

　　那本手册原来是为英国大学生通过以艰深出名的Tripos学位考试准备的，而在拉曼纽扬那里，却成了发现新公式和新定理的途径。他在沉湎于寻找公式或定理之间的有机联系中，在笔记本上记下许多奇妙的发现。后来，他摘抄了其中的几个结果寄给剑桥大学的数学家哈代，因此获得了邀请，开始了人所共知的天作之合，并成为享誉世界的数学奇才。遗憾的是，“吉米多维奇”的中国读者中，尚无人取得如此成就。

　　2

　　在数学系开学典礼上，我见到了头发花白却很有风度的系主任张学铭教授，他与国民党中将、张学良的胞弟恰好同名。张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控制理论专家，安徽巢湖人，毕业于扬州中学，1936年考入浙江大学，西迁至长沙时转入湖南大学，未随浙大去贵州。战后他曾在中央大学短暂执教，随后便受聘山东大学。

　　其时张先生已在山大执教三十多年，兼任数学研究所所长和省数学会理事长。张先生的一大成就是，解决了爱因斯坦在广义相对论中提出的求解一类“短路线”的运动方程问题。谈话间他向我们介绍了一个身材高挑的年轻数学家潘承洞，他由于在哥德巴赫猜想问题上取得的卓越成就，几个月前刚从讲师直接晋升教授，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潘师。

　　没想到的是，一年以后张学铭先生便离开了山东大学，调任母校浙江大学。1981年教育部颁布全国首批博士点，“运筹学与控制论”专业只有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有，而张先生是两校唯一的博士生导师。在浙大，他为数学力学系培养了第一个博士陈叔平，后者曾担任贵州大学校长。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1978年初，张先生看到辗转送到他手里的一篇数学论文《双曲复变函数》，把在山东省无线电厂当供销员的作者调进了山大数学系，他便是如今赫赫有名的彭实戈院士。1993年，当彭老师获得第一个重要的奖项--中国青年科学家提名奖时，把全部五千元奖金悄悄寄给了杭州的师母，那时张先生已过世七年了。

　　那时的山大数学系有三老，另外两位都是留洋回来的。一位叫谢力同（原名谢联芬），是运筹学方向的学术带头人，他是张学铭先生的同龄人。谢老从没教过我，我们也未曾有过交流，他看起来头发几乎全白了，因此显得更年长一些。谢老是四川富顺人，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后留学美国，获得密执安大学硕士学位。

　　据说谢先生是在去美国的轮船上，用解析几何的方法把他大学时代的老师孙光远提出的一个拓扑问题给解决了，得到了美国导师的高度评价。孙先生是芝加哥大学数学博士，也是中国第一个数学硕士--陈省身先生的导师，只不过后来他与清华闹不愉快，便离开北平到了南京。

　　另一位更年长，那便是生于1914年的莫叶老先生。他个子矮小、身材敦实，说话带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让人过目（耳）难忘。特别是当他说起数学家内万林纳这个名字时，嗓音尤其可爱。莫先生给我上过两门课--复变函数论和亚纯函数，后一门是研究生课程，那时他已经七十高龄，患有比较严重的糖尿病，每节课中间要去一两次厕所。

　　莫老先生曾获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博士，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博士，而且是洋博士。莫老幼时在家乡干过放牛担柴的活，后来得到三哥的资助，就读上海光华附中。1932年，他同时考取了浙大机械系和交大数学系，因为不喜欢动手而选择了后者。战时莫老任教重庆的交通大学，待到抗战胜利，他率先乘飞机回上海授课。没想到的是，莫夫人随后搭乘的飞机起飞时撞山坠毁。机上绝大多数乘客罹难，她却大难不死，且重伤治愈。

　　1950年，已经留在华盛顿大学执教、薪水丰厚的莫叶先生收到在交大图书馆工作的妻子来信，毅然决然地从美国回上海，受聘母校交通大学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交大变成工科院校，他携家来到人生地不熟的济南，从此没有再变动过。2013年冬天，莫老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在山大召开，杨乐院士作为同行亲临参加，与会的莫老弟子有北京邮电大学校长乔建永、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孙讷正。

　　那时数学系的名教授还有，泛函分析专家郭大钧（四川泸县人）、计算数学专家袁益让（江苏靖江人）。给我上过课的老师有尤秉礼、陈玉妹、贾启恒、王树棠、陈祖浩、欧阳亮、程兆林、赵克友、方祖耀、于秀源，答疑老师一般由研究生担任，他们中有赵焕贤、黎伯堂、江守礼、仪洪勋、曹慧中，其中于曹两位老师是我的师兄。还有系行政领导周志仁、杨佩勤、方从善、王盛群、刘素华，没有听过课的老师中也有几位认得--刘桂真、墨文川、周鸿兴、王文洽。

　　3

　　学习固然很忙，但体育锻炼也抓得紧。每天天蒙蒙亮，集合的哨声便把大伙从梦乡唤醒。在这方面，班长蔡林和团支书高红军以身作则。后者的体育特长正是长跑，虽然每年秋天的学校田径运动会他进不了前三名，但会拿到一两分，而体育委员高泮林是乒乓高手。不过，数学系的男女团体总分名列前茅，计算数学班里可有不少高手。

　　多年以后，我在上海见到当年的一位运动健将侯维栋，他已是交通银行总行副行长。虽然公务繁忙，仍请我喝了一杯咖啡。计算机专业还有一位金发碧眼的女生叫金鹰，她总能拿两项冠军，她的父亲是山大的美裔英语老师，曾参加朝鲜战争，做了俘虏后来到中国，娶了一位山东姑娘。至于我本人，要到工作以后才出成绩，除了足球和篮球比赛，校田径运动会也少不了我。我的强项是铅球，不会任何技巧，纯粹靠爆发力，却每次能得分，最好的成绩是亚军。不过那会儿，我只是全班第一。

　　操场旁边就是浴室，每周一次，我们会去那里洗澡，那是从前在黄岩县城难得享受到的。可惜的是，我从没有获得阿基米德那样的灵感，他在木桶里发现了浮体定律。说来难以置信，我的数学发现泉思如涌是在三十年以后，甚至有了些许费尔马当年的景象。而饮食方面，那会儿我正处于长身体的时候，适当的粗粮和面食对我有好处，也因此有了南人北相。

　　那时生活比较艰苦，寝室里没有桌椅，食堂里吃饭也都站着，头两年没吃到一粒米饭，这对南方人来说尤为想念。倒是玉米做的窝窝头吃了不少，这类食物如今成了餐馆里的美味佳肴。不过，我们食堂里的窝窝头硬度可不一样。每次早餐，第一个先到的同学要拿大脸盆去盛小米稀饭。搭配的咸菜主要是萝卜丝和宝塔菜，其中也有少量花生豆和大蒜瓣。

　　遗憾的是，我大学时代的教科书没有留下一册，毕业时学校发的成绩单也已遗失，只留下毕业照和毕业证书。不过我记得，那时候山大和其他学校一样，没有通识教育或全校性的选修课，甚至连数学史这样的课程都没有老师开设。而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情况可能有所不同。

　　2001年，山大百年校庆期间，时任财政部长的项怀诚学长回母校，代表校友致辞时说到，他在文学院念书时，既喜欢“冯陆高萧”四大名家，同时也对自然科学感兴趣，尤其是数学。说着他脱稿讲了一段幽默的话：“我是学文学的，有什么资格去做那个沾满铜臭味的工作呢？这是因为我在母校修了很多数学方面的课，尤其是莫叶教授讲的数学史深深地吸引了我。所以，我现在每年算账几千亿也不出错。”

　　从大四开始，教室里自修的同学逐渐减少。即便留在教室里的，也不太认真学习看书了。他们聊天的时间多了，而我那时候正忙于复习，准备春节后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因此经常独自去东边新盖的教学楼看书。那时候还没有Walkman或Mp4之类的随身听，有时我会带一台袖珍收音机，戴上耳机听音乐。这台收音机是大三时买的，那会儿女排世界杯在日本举行，中国队首次拿了世界冠军。我感兴趣的是中央台的午间体育新闻，还有紧接着那半小时的音乐节目--八音盒。

　　通常，“八音盒”节目会播放西方古典音乐或民族乐曲。原本，宋朝问世的《三字经》里有记载：“匏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其中匏是指葫芦，这八音包含了所有制作器乐的原料总和。有一天中午，八音盒节目播放了这样几首曲子：门德尔松的《乘着歌声的翅膀》，舒曼的《童年情景》，肖邦的《波罗乃兹舞曲》，鲍罗丁的《中亚细亚草原》和格里格的《皮尔·金特组曲》。

　　那一天也是我生命中的重要时刻，这几段闻所未闻的旋律把我给迷住了。我第一次意识到，在数字世界以外，还有如此美妙的东西。从那以后，我爱上了古典音乐。等到我有了学英语用的录音机，便把大作曲家的代表作都找来听了。而在我后来的世界之旅中，也曾抵达那五位作曲家的祖国，并在华沙和莱比锡探访了其中三位的故居。

　　四、泉城

　　济南素有“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美誉，其出处如同“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一样无法考证了。--题记

　　1

　　济南是一座泉城，可谓天然岩溶泉水博物馆，且素有“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美誉，其出处如同”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一样无从考证了。城内密布着许许多多大小不一的甘泉，历来有七十二名泉之说。众多泉水汇流成的护城河流淌到大明湖，后者与南边的千佛山、东边的华山、北边的鹊山等构成了独特的地貌风景。最负盛名的要数趵突泉、黑虎泉、五龙潭和珍珠泉四大名泉。济南老城区在方圆不到三公里的范围内，大体上为现今从黑虎泉出发的游船环城一圈所经路线包含的区域。

　　之所以泉水众多，是与济南独特的地形和地质构造有关。鲁中南低山丘陵与鲁西北冲积平原海拔相差约五百米，仿佛一片平缓的斜坡，济南市区的地势也是南高北低。不仅如此，济南地下是可溶性灰岩，有许多溶沟、溶孔、溶洞和暗河，形成储存和输送水流的管网。因此，当南面泰山北麓的地下水，沿石灰岩地层潜流一路向北，遇到北郊组织紧密的岩浆岩阻挡，积蓄已久的大量地下水，便沿着地表的裂缝涌出地面，形成众多天然的涌泉。

　　来济南后的第一个周末，我便与同学结伴去游趵突泉，那是泉城的象征，与千佛山、大明湖并称为济南三大名胜。进得公园，只见三股喷涌的泉水排列成三角形，每一股都是用双手合不拢的，那正是闻名遐迩的趵突泉。据说是北宋齐州（济南）太守、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取的名，含有跳跃奔突之意，迄今已经近千年了。水池边的石碑上刻着”天下第一泉“五个字，后来我在别处也见到过，比如镇江金山寺外的中泠泉，原是在长江中，甚为难得。此外，还有北京玉泉、昆明碧玉泉、庐山谷帘泉等等，都号称天下第一。但我相信，趵突泉才当之无愧。

　　看过趵突泉以后，我们来到公园里的另一处胜景，那正是”千古第一才女“、宋代词人李清照的纪念馆。楹联是郭沫若才华犹在时所写，上联”大明湖畔，趵突泉边，故居在垂杨深处“，下联”漱玉集中，金石录里，文章有后主遗风“。池中有一泓清泉即漱玉泉，相传李清照曾在池边居住吟诗作词，姑且信之。不仅宅地和楹联少不了泉水，甚至济南方言也脱离不开。比如闲聊，东北人叫拉呱，北京人叫侃大山，上海人叫吹牛皮，而济南人叫胡喷或海咧。

　　1084年，李清照出生在济南章丘的一户书香人家。父亲李格非是苏轼的学生，”苏门后四学士“之一，曾中进士，做过礼部员外郎，母亲是北宋宰相王珪的长女。少女时代李清照生活在汴京（开封），过着优裕的生活，十六岁写出《如梦令·尝记溪亭日暮》，一时轰动京城。十八岁的元宵节，她与兄长游相国寺时得遇太学生赵明诚，两人一见钟情，婚后写出广为世人传诵的爱情诗《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和《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