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时代（上）（二）

　　那时我有所不知，李清照后半生竟然与我的故乡浙江密不可分。1107年，她的父亲和两度为相、历经党争的公公双双病故，翌年她和丈夫不得不避走故乡，号易安居士。之后的二十年间，无论是退隐青州，还是复出知莱州或淄州，他们写诗作词、收藏金石，过着夫唱妇随的甜蜜生活。直到1127年，发生了靖康之变，金人大举南侵，俘获宋徽宗、钦宗父子北去。李清照夫妻开始了南逃生活。

　　赵明诚先是出任江宁（南京）知州，罢守后欲往江西，乘船逆长江而上。途经安徽和县乌江亭，李清照写下《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到达池州时，接到知湖州的消息，赵明诚独自先返回，途中因患疟疾病逝，那是在1129年。之后，李清照携带着仅存的金石书画入浙，先后寄居台州、温州、衢州、绍兴、杭州、金华等地。

　　正如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所写的，”到台，台守已遁。之剡，出陆，又弃衣被。走黄岩，雇舟入海，奔行朝，时驻跸章安，从御舟海道之温，又之越。“此处台即我的故乡台州，诗人之所以来台州，应与南逃的赵构皇帝有关。回杭州后，李清照改嫁又离异，之后避居金华，仍笔耕不辍，完成了丈夫的遗著《金石录》校勘并作后序。那首世人皆知的《声声慢·寻寻觅觅》，也应是她流落浙江时所作。大约在1155年前后，李清照怀着对死去亲人的绵绵思念和对故土难归的无限怅惘，在极度的孤苦、凄凉中悄然离世，无人知晓确切的日期和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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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趵突泉公园出来，穿过泉城路，沿着趵突泉北路向北，经过五龙潭公园，走上大约一公里路，便到了大明湖的西南角。从南大门进入，左侧有仿宁波天一阁藏书楼建造的遐园，据说有”南阁北园“之誉。遐园西侧便是纪念宋代诗人辛弃疾的稼轩祠，那是在1961年，将已存在半个多世纪的李鸿章纪念祠改名而成，稼轩是辛弃疾的号。辛弃疾的出生地四风闸村在今天济南机场所在地遥墙镇，其时山东已被金军占领。他后来的境况与李清照相似，中晚年居住在江西铅山。作为豪放派大诗人，辛弃疾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则并称”济南二安“。

　　虽说辛弃疾的词以豪放著称，我更喜欢他的抒情小调，那似乎有易安居士的遗风。如《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中的”为赋新诗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又如《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里的”众人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至于那位晚清重臣李鸿章，他只是在1898年作为北洋通商和钦差大臣来济南视察过一回。无论如何，纵然有一千条理由，把一个人的纪念祠改成另一个人的，对谁都不算尊重。

　　而在南岸东侧，近年又建了老舍纪念馆。1930年，老舍辞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职位，受聘齐鲁大学，在济南生活了四年，因此合情合理。他曾一口气写下七篇有关济南的散文，包括《济南的冬天》。这篇文章如今已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其中有这样的片段，”城里那么狭窄，城外又那么宽敞，山坡上卧着些小村庄“，”一座老城，有山有水，全在天底下晒着阳光，暖和安适地睡着，只等春风来把它们唤醒“。

　　与西湖不同，游览大明湖是要门票的，因此我来的次数不多。印象最深的是大一的一次班级活动，我们雇了好些条游船，还拍了一张划船的照片。右边的怀宝良已作古，他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黄河入海处的胜利油田，娶妻生子，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却不幸患了绝症。读研时我和邢安庆曾坐火车去看望，不料竟成永别。安庆后来留学加拿大，现在多伦多工作。2006年秋天，我应邀赴蒙特利尔参加魁北克诗歌节，特意在多伦多转机并停留一天，看望了安庆和另一位室友王新民。

　　大明湖的面积虽然不大，湖中小岛却不少，不过多数与岸边有桥相连，真正四面环水的只有湖心亭和历下亭两座。我们弃船上岛，看见亭柱上写着杜甫诗句，”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那是在745年，杜甫与北海太守李邕欢宴于此，所写《陪李北海宴历下亭》一诗中的名句。后来广为传诵，历下亭也因此名扬天下。不过，那时的历下亭在五龙潭，到唐朝末年倾塌了。北宋以后，历下亭才移建大明湖南岸。清代又在岛上重建，匾额”历下亭“三字系乾隆所题。

　　湖的北岸有两座寺庙，其中铁公祠建于1793年，是为了纪念明代兵部尚书、山东参政铁铉。据说当年燕王朱棣南下夺权，攻至济南时，铁铉率军民坚守，屡挫其锐。朱棣攻下南京自立为帝后，铁铉终因兵微将寡，被俘分尸，年仅三十七岁。后人敬其英烈，立祠祀之。只见园内杨柳垂荫，藤萝攀援，好一派古朴典雅。清末作家刘鹗在小说《老残游记》中写道，”在铁公祠前看大明湖，可见千佛山之倒影。“但我们游览大明湖时，却没能见到。

　　铁公祠旁是小沧浪，这是一座有着江南风格的园林，由沧浪亭、曲廊、荷池组成。因系效仿苏州沧浪亭修建，且规模较小，故取名小沧浪。曲廊沿湖而建，池边有座八角形的小沧浪亭，整组建筑布局新奇雅致，超凡脱俗。相传1804年夏天，山东学政刘凤诰任满离职时，巡抚铁保设宴于沧浪亭为其送行，席间刘赋得吟诵济南景色的联句”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由铁保手书，在小沧浪西洞门两侧刻为楹联，至今传诵不绝。两位最负盛名的铁姓人一同留名大明湖畔，更是佳话。这副对联再次证实，在风和日丽的日子游览大明湖，是可以看见到千佛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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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地图上看，大明湖或趵突泉向南不过四五公里地，便是济南的另一处胜景千佛山。即便从山大中心校区或历城校区出发，也不过七八公里路。可是，千佛山海拔285米，净高是杭州宝石山的三倍。因此，我大学期间只爬过两次千佛山也属正常，其中一次是参加系里组织的登山活动。多年以后我回济南，被一位新朋友带到南部群山中，仿佛发现了又一处桃花源，那里绿树成荫，有宜人的景色和雅致的酒店，宛如西湖的西边。

　　遗憾的是，我从未到达诗人徐志摩罹难的开山（一说是党家山）。据说是在济南西南郊，京台与绕城高速交接处南边崮山互通附近的开山村，现属长清区崮云湖街道。那是在1931年的一个冬日，诗人搭乘一架邮电机北上，不幸撞山毁灭。其时徐志摩正执教北大，为了赶上当晚林徽因的讲座，头天乘火车从上海到南京，想搭乘张学良的私人飞机，不料将军行程有变，他只好坐上那架邮电机。巧合的是，这架飞机就叫”济南号“，而先前徐志摩也曾数度游泉城，其中一次是陪伴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到齐鲁大学演讲。长清如今建起了大学城，诗人不再孤寂了，那里还为他立了一块纪念碑，由牛汉题写。

　　千佛山又名历山，那也是大明湖历下亭的由来，历下意味着历山之下。这个名字又一次佐证，古时可以从大明湖眺望千佛山。即便如此，还得仰仗古人的想象力，才可以取名历下亭。据说隋朝时，佛教便在济南盛行，虔诚的教徒依山沿壁镌刻了许多石佛。到了唐代，规模越来越大，建起了兴国寺，寺后的山崖集中了无数石刻，叫千佛崖，寺庙也称千佛寺。沿西路登山，途中可见唐槐亭，亭旁有古槐一株，相传唐朝名将秦琼曾拴马于此。登上一览亭，济南全景一览无余，近处大明湖如镜，远处黄河如带。当然，这也是古人才能看见的风景。

　　虽然美景难觅，在我离开济南以后，千佛山的佛事再度兴盛。先是在1992年，兴建了万佛洞，塑造了佛祖、菩萨、天王等无数，最大的一尊卧佛长二十八米，高十五米，洞内壁画万余平方米。接着在1996年，塑造了十八罗汉像，可惜他们的名字没有一个可以让人记住。而在2010年夏天，济南市民李兆海通过GPS卫星地图揭示，千佛山的环山公路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坐佛形象，堪称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人工佛像景观。而南部的山体形如一只巨大的鳌龟，清晰可辨。

　　光阴流逝，一晃过去了很多年，我已游历了大半个世界，济南也早已成为故地。就在那个初夏的下午，在高铁时代来临之前，我回母校参加一个数论研讨会，特意在老火车站叫了一辆平板三轮车，横穿了整个济南城。那是一次毫无遮拦的观察，果然我获得了灵感，写成一首小诗：

　　济南

　　白杨树籽飞扬的天空

　　一辆老式平板车驶过泉城路

　　车上的我想看看久违了的城市

　　女词人的居所更显小巧了

　　母亲河变成了一条季节河

　　一个洒满香水的姑娘走过斑马线

　　她内心的悸动浮现在我的脸上

　　广告牌是一只挥舞的手

　　谁能偿还我

　　十年的记忆？

　　这远道而来的重逢

　　解不开一道沙漏的谜语

　　五、扬州

　　扬州和台州分属江浙邻省，可是姐妹俩会很多年不见面不通话，只写信，每月消费一枚八分钱的邮票。--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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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省，尤其是在远离家乡的地方上大学，是一桩美好且值得庆幸的事情。这样假期回家可以游玩你感兴趣的城市，确切地说，可以利用铁路部门的规则，作一两次免费的停靠。事实上，我利用学生时代的寒暑假，把京沪线上的城市都玩了个遍。但我对规则的进一步理解还要等再年长几岁，也就是说，是在读研以后。那时我发现，去中国任何一座通火车的城市，都可以利用学生证买到半票。不过眼下，大一的寒假来临，我迎来了上大学后的第一个假期。

　　虽然母亲十分希望我回家（想必父亲也如此），希望见到从未如此久别过的小儿子，但她仍然支持我去扬州姨妈、也就是她的亲妹妹家过年。外祖母是外公的续弦，一共生育了四个儿女。老大是舅舅，40年代末流落到了台湾，兄妹之间已经整整三十年未见了。老二就是母亲，下面的两个妹妹分别在扬州和温州。温州小姨家我小时候随母亲和兄长去过三次，而扬州四姨家我从未去过（母亲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姐姐和一个哥哥）。四姨与母亲关系最亲，也是她们五姐妹中唯一的一个大学生，况且扬州离开济南不算远，又是一座风雅的历史名城。

　　等到考试全部结束以后，我急不可耐地坐公车去了火车站。有了三个月前上学报到的经历，我显得比较自信，没考虑到济南只是过路站。对伟大的春运更没有思想准备，尽管那时尚未出现打工潮。虽然半个月前我就买好了车票，但没有预留的座位，因为那时售票是人工而非计算机操作的。果然，每列发往江苏以远的客车都严重超员，我怎么也挤不上车，尝试爬窗也失败了，里面的乘客不让进，只有个别目光凶力气大的人成功了。时间过得很快，一晃从黄昏到了下半夜，我仍滞留在站台上。

　　一次次失败后，我绝望地流下了眼泪，后来站台上来了一位警察模样的叔叔，他在查看了我的学生证以后，厉声指责山东大学，说这样一个十五六岁的毛头小孩子回家，学校怎么不派人送一送呢？他把我带回到有暖气的办公室，那里有长椅可以休息，他答应次日帮我弄上车。我这才定下心来，躺在椅子上进入了梦乡。翌日上午九点，这位叔叔果然把我送上一辆南下的火车。待到春节过后返回学校，我听到班上有人议论，究竟是哪位同学在月台上哭鼻子呢？对此我没有吱声。

　　终于上了火车，依照我的日记记载，这是从黑龙江西部五大连池的龙镇发车，驶往上海的155次临时快客。过道里挤满了人，有个扶手的地方就不错了，甚至行李架上也有乘客，仿佛后来见到的印度或孟加拉国的市郊列车。直到过了淮河，停靠蚌埠站时，我才找到座位，当然是事先挨个询问预订的。一路晚点，我又一次在黑夜中跨过长江。到达常州时已过子夜，接站的表哥已回学校，我找到一家旅社，住了一宿。第二天上午，我乘公车来到常州化工学院。表哥的学校已放假，校园里空荡荡的，模样一点也记不得了。我只知道它后来多次更名，如今叫常州大学。

　　翌日午后，我们乘火车返回昨日路过的镇江。之前，表哥带我参观了红梅公园和瞿秋白故居。那会儿故居尚未开馆，此前我也未曾听过说这位中共早期领导人和第二任夫人杨芝华（杭州萧山人）的传奇故事。更不曾知晓，常州出过两个命运舛的民国名媛：周璇和陆小曼。陆小曼后来嫁给了诗人徐志摩，但生前公公不让她进海宁家门，死后也无法与夫婿合葬。而周璇作为中国第一个银幕和歌坛两栖明星，命运更悲惨。她虽出身书香门第，双亲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但幼时便被抽大烟的舅舅偷偷拐卖到附近的金坛县（数学家华罗庚的故乡），至死未再见到亲生父母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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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江古称京口，”京“意味着高，京口即帝王居住的地方。三国时孙权在此建筑铁瓮城，北固山的甘露寺相传为刘备与孙权妹妹成亲的地方。镇江始有”京口“之称，这也是”京“有首都之意的开端。我们先乘公车去长江边的金山寺，这座建于东晋年间的古寺原来是在江心岛上。清康熙年间，还曾在此为南巡的皇帝修建御码头。这使我想起温州瓯江的江心寺，至今仍需渡船上岛。有意思的是，温州和镇江都曾有过英国领事馆。我还想到小舅，他念书的电雷学校最初在镇江的校址恐已难觅，但一定是在江边，且有可以停泊军舰的码头。

　　这是我第一次如此亲近长江，滔滔的江水东流而去。对岸便是古代的繁华之都扬州，想必那时南来北往的旅客都会看见金山寺。金山海拔只有四十三米，人们常用”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来形容。从远处看，只见寺院，不见山。因此，也就有”金山寺裹山“之说。众多的传说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无疑要数《白蛇传》里的”水漫金山“了，这使得镇江与杭州发生了联系。许仙与白娘子在断桥相遇，结为良缘，后被法海关在金山寺，引得白娘子发怒大闹。

　　那时润扬长江大桥尚未建成通车，镇江与扬州之间的往来全依赖水路，轮渡码头是个繁忙的地段。我们无暇探访葛洪发明火药的茅山或沈括撰写《梦溪笔谈》的梦溪，离开金山寺后，我在赶往码头的路上瞥见了北固山。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先祖蔡谟任东征将军时即镇守京口，他在北固山上兴建了北固楼，用以储藏军事物资。

　　幸运而又不幸的是，我们无需去扬州换乘汽车，因为有船直接开往江都大桥，那是表哥的家乡。轮渡上载运了不少汽车，那幕情景似曾相识，小时候我从台州去温州，过瓯江时也搭乘同样的轮船。只不过那时我们坐在车里，现在是踱步上船。轮船先是驶过一片开阔的江面，随后便在江心屿之间穿梭。右侧有一座大岛，那正是长江中间唯一的县治--扬中。

　　说到扬中这座仅次于上海崇明的长江第二大岛，它原是千里之外黄河馈赠的礼物。东晋时，此地仅有露出水面的几个小沙洲。到了隋唐，小沙洲逐渐连成长沙洲。宋代（1128年）黄河改道南徙，至明代（1495年），黄河、淮河、长江三水合流，带来大量的泥沙。这使得河床快速淤积，加速了洲地的成陆。等到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北归，淮水南下受到遏制，沙洲便相对稳定了。民国初年，扬中陆地的雏形已形成，才有了这座县城。

　　不一会，轮船开到夹江汇入长江处，那正是著名的三江营地，也就是当年黄淮之水汇入长江处。江右属江都的大桥镇，江左属广陵的头桥镇，我们抵达的码头叫河口，如今是江都港所在地。四姨和姨夫从武汉回江都后，便一直在大桥中学当老师。从大桥镇向北不远，邻近新建的扬泰机场，有两座小镇叫郭村和吴桥，那里原是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所在地和活动据点。当年，姨夫便在乡里给首长做警卫员入的伍。十八岁那年，他参加了济南战役和淮河战役。

　　与大桥镇隔岸相望的是桥头镇，那是物理学家束星北的故乡。在他小时候桥头镇属于江都县，他上小学便是过江到大桥来念的。说到束先生，他是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先生最记挂的老师，那是在西迁到贵州湄潭时期的浙江大学。束星北起先入读杭州之江大学和济南齐鲁大学，再赴美国和英国留学。回国后他先是执教浙江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时去了青岛山东大学。可以说，他是我的多重校友。不过那时候，离开《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2005年，作家出版社）一书的出版尚有四分之一世纪的时光，我甚至未听说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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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事以来我第一次见到四姨，早年相片里的秀美已不见了。毕竟时光已流逝了三十年，而且是非比寻常的三十年，她已年过半百。比她年轻两岁的姨夫面相随和，没有想象中新四军的威严，只是他喜欢埋怨，偶尔也会发怒。如同表哥所言，假如不是因为小舅去了台湾，他们当初会留在南大（至少会在南京），不用去异乡的武汉，也就不会在苏北乡村度过余生。

　　记得有一天，四姨拿出小舅从伦敦寄来的信让我翻译英文地址，被姨夫当场夺走并撕碎。嘴里还嘟囔着：“你苦头还没吃够？”大桥中学的规模不比我的母校江口中学大多少，姨夫是副校长，相比他的资历和学历实在委屈了。同龄的表弟即将参加高考，十五年前他和我曾在外婆老家南田岛相见。只是那会儿我们尚在襁褓中，自然不会有任何记忆。

　　每次我和四姨走过那些街道，都会遇到她从前或现在的学生，她会把我介绍给他们。街边有几处小摊，分得比较开，有些货物就摆放在手推车上，那幕景象似乎更像是北方，而不是江南。毕竟，这里是长江北岸，一望无际的平原，没有一座小山，可以阻挡一下寒流。刺骨的冷风嗖嗖地刮着，好在有阳光照射下来，给大地上的人们一丝温暖。自从南田岛分手后，四姨和母亲就没有再见面。我有时好奇，扬州和台州分属江浙邻省，可是姐妹俩会很多年不见面不通话，只写信，每月消费一枚八分钱的邮票。

　　春节期间，四姨带我去参观江都水利枢纽工程。这项“文革”期间完成的浩大工程原先已集灌溉、排水、通航和发电于一体，现在又成了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还有不可错过的扬州，我游览了瘦西湖和个园等名胜，重温了二十四桥明月夜的胜景。虽然不曾为国都，扬州却与一位赫赫有名的皇帝紧密相连，那便是隋炀帝杨广。他二十一岁即镇守扬州，担任扬州总管十年。在位十四年，曾三下扬州南巡，直至被缢弑，下葬在扬州。

　　我来扬州不止一次，有一回还去了北郊的槐泗镇槐二村，参观了杨广的陵墓。那是一座大土墩，与想象中的帝王之墓略有差距，尤其是对修建了隋唐大运河、开创科举制度的那位文武双全的皇帝来说。虽然有一块省级文保单位的碑石，但周边没有围墙，无人看守，不由令人生疑。后来我了解到，那是清嘉庆年间，大学士阮元考证还乡丁忧时认定的，他的家族墓地也在槐泗，他并自个出资将其修复。

　　这位阮元是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不仅诗文了得，也是一位重视教育的政治家，并精通和倡导自然科学等实学，被后来的洋务运动领袖张之洞追随和效仿。阮元曾主编中国第一部天文历算家传记《畴人传》，为含冤的南宋数学家秦九韶打抱不平，也正是他在浙江民间寻访到元代数学家朱世杰失传多年的名著《四元玉鉴》，这部著作和秦九韶获得“科学史之父”萨顿的盛赞。而在西子湖畔，有一座小岛阮公墩，正是为了纪念巡抚阮元，他的政绩被百姓认可，且疏通西湖淤泥有功。

　　直到2013年春天，扬州市邗江区一处房地产项目施工时发现了两座古墓。其中一座的墓志显示墓主为杨广，另一座墓葬的可能是他的皇后萧氏。墓志铭文记载墓主去世时间为“大业十四年”，与史实相符，这才推翻了阮元的判断。两座墓占地面积都只有二三十平方米，甚至小于阮元发现的那座，这与他的死因有关。公元618年，隋炀帝巡幸扬州期间，禁卫军发动兵变，推举重臣宇文化及为首领，并缢死杨广。

　　可是，半个世纪以后，武则天时代的“扬州起事”却没有成功，初唐四杰、时任临海县丞的诗人骆宾王从此销声匿迹。而在西子湖畔，有一座小岛阮公墩，却是为了纪念曾经的巡抚阮元，他的政绩被百姓认可，尤其在平定海盗、传承文化、科教兴国、疏通西湖方面。有趣的是，在阮元的故乡，新近评选出来的“扬州十大文化名人”，隋炀帝和阮元名列前两位。

　　说到隋炀帝，他与淮扬菜或苏菜的成名也有关系。苏菜与鲁、川、粤菜并称为中国四大菜系，注重刀工，讲究火候，口味清淡微甜，其中狮子头和扬州炒饭名声远播。隋炀帝的南巡，将北方烹技带到扬州。唐宋时期，淮扬菜的风味已具鲜明特色；到了明清，江南的税赋和盐主要在扬州装船北运，抵淮安后弃船蹬车。这使得扬州和淮安成为商贾云集之地，富商们对美食的追求成为风尚，从而提高了淮扬菜的品位。

　　同样出名的还有扬州澡堂，尤以蒸、擦、捶为三绝。这些我当然没有机会体验，但我却感觉到了扬州的衰落，无疑这一衰落与从前的兴盛一样，都与长江有关。1912年是中华民国元年，津浦铁路正式通车，把北方和南岸的六朝古都南京、人间天堂苏州和冒险家乐园上海连成一线，而把“淮左名都”扬州撂在一旁……

　　六、少年

　　我希望不久将来，在中国的一流大学里会出现类似剑桥使徒社或维也纳小组那样的社团。--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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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过后，我返回学校，接到辅导员通知，系里决定在78级同学中间成立“小班”。后来我才知道，成立“小班”是新上任的系主任潘承洞教授的主意。确切地说，是从全年级选拔出成绩优秀、年龄较小的十七位同学，组成课外兴趣小组，由一对夫妻老师楼世拓和姚琦讲授分析技巧和初等数论。“小班”里头多数是数学专业的同学，他们中不少是上一年山东省中学数学竞赛的优胜者，没有参加高考，直接被山大录取。

　　两位老师的讲课风格很特别，带有神秘色彩，一下子让我们接触到数学史上的大问题和大猜想，从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正是在那一年，英国山城德勒姆召开了一次国际解析数论会议，那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数论学家在国际舞台上的首次亮相，代表中国参加的有四位数学家：华罗庚、王元、潘承洞和楼世拓（陈景润因签证未妥没出席），前三位是赫赫有名的数论专家，而楼老师那时还只是一名讲师。

　　因为年龄小（最小的十三岁），“小班”也被人称作山大的“少年班”。我们班也有四人入选，除了我，还有郭雷、杨申和姜冶，他们和我不在同个寝室。郭雷和杨申比我大一岁半，而姜冶比我小三个月。回想起来，进入“小班”倒不一定学到什么，而更多的是一种精神鼓励。郭雷是淄博人，后来到中科院深造，师从数学家陈建功先生的儿子陈翰馥教授，我将在《维纳》一文详细谈论他。

　　我对杨申的记忆有些模糊，但细心地在一个笔记本上粘贴保存了他清秀的字迹。他的双亲是山东医学院的老师，这所学校的校址是原来齐鲁大学的，在新千年之际被并入了山大，成为山大的趵突泉校区。杨申后来和我一样，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却不幸患上了白血病，做医生的父母无能为力，当年秋天便先行离开了我们。

　　姜冶是陕西铜川人，俏皮任性，毕业后考取重庆大学的研究生，之后任教大连理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再后来自费留学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果尔夫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去了美国，任职于纽约的摩根-斯坦利银行。我和姜冶曾在大连和纽约两度相逢，他并驱车带我游览了多伦多和尼亚加拉瀑布。

　　那会儿“小班”里最为活跃的是数学班的同学，特别是王炜。虽说他比我大两个月，却如同一个小精灵，有一张永远长不大的孩儿脸。王炜天资聪颖，他的记忆和逻辑推理能力极强，当老师介绍一个新问题时，每每把目光对准他，似乎担心其中有错。即便潘师也是如此，常会流露出征询的目光。可他课后不怎么用功，喜欢下棋、打桥牌。另外两个学习出色的同学是杨宇弟和杜一宏，宇弟是本校子弟，可谓是英俊少年，有时还背着一把吉他；一宏来自舜帝的故乡诸城，质朴勤奋，大三以后成为我的室友。

　　楼老师是50年代后期上海市中学数学竞赛的亚军，他和姚老师都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因为家庭成分不好等原因，吃尽了苦头。1978年调入山大前，两位老师在济南缝纫机厂当工人，业余时间喜欢钻研黎曼猜想等数论难题。当时为了能够接近潘老师，不爱桥牌的他专门苦练了一番，等有机会与潘师对局时，便在牌桌上和盘托出，发表他对黎曼猜想零点密度估计问题的见解。

　　潘师爱才心切，当即表示要把两位老师调进山大。不料工厂头头得知后不肯放人，说既然会算数目那就在厂里做会计吧，最后还是潘师通过省里关系才搞定。因为某种原因，楼老师和姚老师后来回到故乡，任教于新成立的上海科技大学（现上海大学）。不久，楼老师作为一名交换学者去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尚佩恩分校，跟赫赫有名的英国数论学家哈泼斯坦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去了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大学任教，那里刚好与北京有着十二个小时的时差。

　　1994年夏天，加拿大数论学术年会在哈大召开，我得以应邀参加并与楼师小聚，在他家里住了十多天。遗憾的是，因为年龄偏大，人生地疏加上英文表达能力欠佳，楼师任教五年后没有获得永久职位（tenure）。幸好姚师有先见之明，及时转行成为计算机专家，他们后来定居在美国迈阿密，而他们的独养儿子捷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获得了北美中学生数学竞赛的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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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初春，77级入学不久，全国大大小小的媒体都报道了一位十三岁的天才，他便是被誉为“神童”或“中国第一神童”的宁铂。1965年，宁铂降生在江西赣州。四分之一世纪以前，这座客家人的城市还诞生了高行健，他后来移居巴黎，并于2000年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汉语作家。

　　宁铂很小就显露出不一般的天赋：二岁半时会背三十多首毛泽东诗词，三岁时能数到一百，四岁学会了四百个汉字。记者曾这样描绘道，宁铂在家待着，“乱翻书，翻大人的书”。他翻看中医书，很快就会开药方；翻看围棋书，没多久就能与大人对弈，还能授三五子；翻看唐诗宋词，即能吟诗作对，那年他才九岁。

　　“少年班”最早出现在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77年秋天，宁铂父亲的朋友、江西冶金学院的一位老师给时任中科院副院长方毅写了一封长信，举荐天才少年宁铂。方毅收到信后转交给中科院直管的科大，并有批示：“如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十天后，科大两位老师抵达江西，到宁铂就读的赣州八中面试，结果他被录取了。

　　1978年春天，宁铂受到刚刚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接见，对弈两局，宁铂全胜。当年最吸引我的新闻图片，便是“神童”宁铂与方副总理下围棋的照片，宁铂也成了我辈的偶像。据说科大是为宁铂成立的少年班，这一点是否属实尚不得而知。同样不为我所知的是，宁铂后来的一些情况。

　　二年级时“少年班”同学开始选系，宁铂认为科大没有他喜欢的专业，要求转到南京大学学天文，被学校拒绝，因为那时他已是科大的骄傲。他只好选择理论物理，但那不是他的所爱，于是兴趣渐渐转向了星象学和气功等。1982年夏，宁铂本科毕业留校做了辅导员。十六年以后，宁铂参加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拍摄，在电视上猛烈抨击神童教育。又过了五年，他在苏州西园寺出家。

　　除了宁铂，科大少年班最出名的要数谢彦波了。如果说宁铂还是少年大学生，那么谢彦波就是儿童大学生了。他出生于1967年，1978年还只有11岁，那张戴着小帽、系着红领巾，站在黑板前的方凳子上解数学题的照片曾轰动全国，让无数同龄人和家人为之动容。

　　谢彦波自幼在湖南医学院的家属院长大，父亲是物理老师。据说他小时不爱说话，喜欢看童话故事《木偶奇遇记》。读二年级时到五年级班里听课，一听就会。爸爸于是给儿子安排了作息时间表，每天超前自学一小时数学。就这样，他在小学三年级就把初中数学攻下来了，四年级学完了高中数、理、化，到五年级时已经开始钻研微积分了。

　　小学刚毕业的谢彦波，参加医学院附属中学高二年级数学竞赛，获得第二名。随后，又在长沙市高中数理化竞赛中取得好成绩。于是科大派人对他进行面试，发现他的数学相当于大学一年级水平，其他各门功课也达到了高中毕业水平。科大录取他进了“少年班”，也就是说，他跳过整个中学阶段，由小学直接进入大学。

　　谢彦波十五岁到中科院理论物理所跟于渌院士读硕士，十八岁跟周光召副院长读博士，被看好有望在二十岁前获得博士学位。可是，中国博士没读完，他又去了普林斯顿，师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安德森。后来，他因为与导师关系紧张提前回国，以硕士学历担任了近代物理系的教学工作。

　　虽然如此，科大“少年班”仍然坚持下来，并且培养出了不少杰出人才。据说各有三十多名同学在国内国外一流大学做正教授，仅麻省理工学院就有三位“少年班”出身的正教授，还有两位同学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即82级的骆利群（斯坦福大学生物学教授）和87级的庄小威（哈佛大学化学和物理学教授），他们是科大“少年班”的金童玉女。不过从1980年开始，报考“少年班”的同学都要参加高考，成绩优异者方可面试。这样一来，又似乎回到应试教育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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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回来说说山大“少年班”，一个学期以后，根据平时的课堂表现、考试成绩以及个人兴趣，楼、姚老师从我们中间又挑选了四位同学，进行数论专门化的训练，可谓是“小小班”。除我以外，还有数学班的王炜、杨宇弟和杜一宏。那会儿有点像讨论班，老师布置任务，大家分头去查阅文献，然后每周一次聚在一起轮流报告、研讨问题。可是到头来，还是失去了两位成员。

　　宇弟和一宏后来觉得自己的兴趣不在数论，而分别选择了复变函数和泛函分析方向，他们各自考取了中国科学院和本系郭大钧教授的研究生，之后又先后出国留学了。多年以后我在美国和澳洲见到他们，没想到宇弟已改行做计算机，而一宏依然坚守纯数学，还曾邀请我到他任教的新英格兰大学讲学。

　　王炜和我一直研习数论，成了潘师的研究生，跟着他读完了硕士和博士（那时没有硕博连读）。再后来我回到南方，王炜留校任教，很快被破格晋升教授。他关于算术级数上最小素数的上界估计一度领先世界，那是由潘师首先开创的领域，可以说是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之外潘师最重要的工作。

　　弟子取得骄人的突破，潘师自然非常高兴，王元先生也称赞这是中国解析数论近十年来最好的工作。可是不到一年，这项结果就被剑桥大学的希斯布朗大大改进了。正好那段时间王炜在英国访问，回国后便决定放弃学术生涯，后来跑到加拿大搞计算机去了。据说王炜现在西雅图的微软总部，与我们读硕士时的师兄郑洪流成了同事。

　　相比之下，科大少年班的宁铂和谢彦波同学远未取得王炜那样的成就。和小谢一样铩羽而归的还有干政，他俩有着惊人的相似，都在普林斯顿，都学理论物理，都与导师关系紧张。“人际关系和心理健康这一课，整个班级的孩子都落下了。”带过他们的一位老师说，而一些少年班同学也承认，他们至今仍欠缺这方面的能力。“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一旦过了那个年龄，这一课就永远补不上了。”

　　我个人觉得，纯粹由少年组成的团体容易出问题，而如果不同年龄的人在一起就可以取长补短。这方面北大和复旦等学校有着较为成功的例子（恐怕科大正常招收的班级也是），复旦数学系77级和78级出了一批人才，无论数学、统计学、金融甚或政治领域都有拔尖的。而北大数学系虽没有招收77级、78级也是人才济济，包括大器晚成的张益唐，他是师叔潘承彪教授的弟子，近来在孪生素数猜想问题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诚然，每所大学都有许多学生社团，它们大多按专业和兴趣爱好来划分和吸收成员。我希望不久将来，在中国的一流大学里会出现类似剑桥使徒社（Cambridge Apostles）或维也纳小组（哥德尔是其成员）那样的社团。使徒社创办于1820年，由最优秀的本科生、研究生或教员组成。成员限制十二名，因为耶稣的门徒也是十二名。

　　将近两百年来，使徒社每周六晚上聚会，每次会有一位成员就某个话题发表演讲，然后大家一起研讨。会议的食物固定为沙丁鱼和烤面包，还有咖啡。有一本皮革面的日记，用手写记录下了使徒社每周讨论的内容。据说使徒们在不同的学院聚餐，年度晚宴则在伦敦秘密举行。

　　令人向往的是，使徒社里有各式各样的人才。例如，数学家哈代、物理学家麦克斯韦、生理学家霍金奇，诗人丁尼生、作家福斯特和伍尔夫、经济学家凯尔斯、间谍菲尔比。还有多才多艺的哲学家，如罗素、怀特海、摩尔、维特根斯坦、拉姆齐。在这样的团体里熏陶过，必定会有不一般的收获。

　　哈代（不同于作家哈代）不仅建立起剑桥数学学派，还有医学里的哈代-魏因贝格定律，这个定律说的是：在随机交配的大群体中，显性基因与隐性基因的比例在每一代中均保持恒定，除非受到外界干扰。此外，他还留下一部传世的散文集《一个数学家的自白》。使徒社成员之间还保持着深厚的友情，一位哲学家在回忆录中描述道，“和使徒社成员间的友情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

　　最后来看看麦克斯韦，他十五岁时便向爱丁堡大学递交了一篇研究论文。平日里麦克斯韦喜欢阅读却不注重系统性，有时为了钻研一个问题，会接连几周对其他什么都不感兴趣；而另外一些时候，又可能见到什么读什么，漫无边际，像一个性急的猎手，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纵马驰骋。我可以想象，与哈代一样，他的兴趣和发现首先与使徒社的同伴交流。而我参加唯一的社团--红烛诗社，还要等到研究生阶段。

　　据说麦克斯韦喜欢即兴作诗，且很为社友们欣赏。但是，要与他对话却很困难，因为他说起话来就和读书一样，天马行空，前言不搭后语。常常是一个话题还没讲完，便又跳到另一个上去了。可以说，他的一生都不被理解。中学时候是服饰不被理解，大学时候是语言不被理解；到后来，他的学说也是很长时间不被理解。尽管如此，他以一组麦克斯韦方程征服了世界。

　　【责任编辑 张晓红】

　　蔡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