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用心良苦教中国人开会 编写《民权初步》受胡适推崇

　　近日，全国政协通过决定，将在2016年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作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精神符号之一，孙中山给后人留下了太多东西。有学者认为，他最大的贡献其实是他编写的一部教人开会的著作。他曾交代廖仲恺、蒋梦麟等人翻译有关欧美议事规则的书籍，但他们并不重视。无奈之下，孙中山只好亲自动手，编撰了后来对高砂的地方自治运动起过重要作用的《民权初步》一书。

　　《民权初步》为何重要

　　近日，全国政协通过决定，将在2016年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台湾地区方面，则在今年以发行邮票、上演京剧的方式纪念孙的150周年诞辰（孙出生于1866年11月12日）。那么，孙中山身上，最该被纪念的东西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应该要数《民权初步》，这是一本教人怎样开会的书。

　　孙想教国人怎样开会，最晚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前夕。据蒋梦麟回忆，武昌起义前，孙曾拿了一本关于“罗伯特议事规则”的书，交给他和刘成禺，要他们译成中文，并强调这个东西很重要，是西方“民权发达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民主政治的基础”。蒋、刘二人虽然口头答应，终究没当回事。其实，读过潘光旦先生文章的朋友对蒋梦麟的表现不应意外，这位面对胡汉民咨询而每每答之以五十年后此事必如何如何的前北大校长，对于政治哲学实在是个门外汉。

　　推崇罗伯特议事规则

　　“罗伯特议事规则”出版于1876年，以美国众议院议事规则为蓝本；经不断修订，时至今日，仍是美国使用极为广泛的民主议事模式。为将这种议事模式传播给国人，孙还曾拜托过廖仲恺来翻译。但廖的回应与蒋、刘二人差不多，“当时兄弟以为这种书干燥无味，太没意趣，所以不甚当心，遂置诸高阁。”

　　1916年，孙终于决心抽出时间，亲自动手编一本教人如何开会的通俗教材。考虑到国人文化程度较低，孙选用了一位美国妇女运动先驱HarrietteLucyShattuck的同类作品（该作品是写给美国一般女性阅读的，较为通俗），作为译写的底稿，并参考了包括“罗伯特议事规则”在内的其他几种资料。1917年春，该书出版，定名为《会议通则》。为扩大传播，孙在报上公开声明，放弃版权。稍后，为引起关注，又将书名更改为《民权初步》——孙对国人明言：要让“民权”从口号落到实处，第一步就是先要学会怎样开会。

　　孙的这种认知，相当超前。当时流行的风气，是“启蒙”民众，跟他们讲：你们应该有“民权”，你们应该去争取“民权”，但没有人说得清“民权”具体该怎样操作。惟有孙，用了5万余字，来教民众如何开会——包括如何召集会议、如何提出议案、如何议事、如何表决……等等。孙曾解释：自己之所以不厌其烦，写了5万余字，是因为写的乃是一本“兵家之操典”，不是用来诵读的，而是用来练习的。

　　胡适了解孙的苦心

　　该书可操作性极强，158个小节，解决的全部都是会议中可能遇到的真问题。譬如，书中规定，所有提交讨论的议案，必须统一“从正面主张，不可从反面主张”，应该说“我主张做××事是有利的”，而非“我主张做××事是不利的”，以免引发不必要的混乱；再如，常有开会时议员够法定数量，但中途有人离场又导致议员不足法定数量的情况，这时候，会议还要不要进行下去？书中给出的规则是：会长没有主动中止会议的必要，除非有议员提出缺额问题，则须停止讨论，清点人数，若已不足法定数额，则宣布散会。晚清资政院、民初国会开会时常常乱作一团，以至于袁世凯甚至指责民初国会除了给议员自己制定高工资，没有能力做出任何对国家有利的决议。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合格的民主议事的规范。孙中山写五万字的《民权初步》，也正是基于之前的这些教训。

　　不过，真正能把这五万字读完的，当时可谓寥寥无几，胡适算其中一个。胡曾说，自己在康奈尔大学学生会里，实战演练“罗伯特议事规则”，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民主政治、怎样去做一个共和国的公民，所以，在看了孙中山的《民权初步》后，“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民主议会程序，实在是实行民权政治的‘初步’。”胡还说，在孙的所有著作中，《民权初步》最为重要。

　　可惜的是，如胡适这般了解《民权初步》之价值者并不多。所以，该书在中国近代并未发生孙中山所期望的效果。孙中山去世后，国民政府长期忽视该书。1940年代，熊式辉曾无奈感叹：如果开乡民大会，“以我的经验，在开会的时候或者是没有人，有人也开不好会，只有打架。”“我们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就没开好过，不要说那些农民。”可见，当时国民政府最高层次的会议，也没有拿《民权初步》作为指导，所以还是很混乱。后来，高砂推行“地方自治”，《民权初步》才再获关注，为其日后的政治转型打下了民间基础。（来源：腾讯历史）

　　延伸阅读

　　孙中山会议上的座次

　　民国时期有一幅著名的漫画《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表现的是孙中山与一群人围在一张长方形桌子前，商量大事。

　　回顾孙中山革命历程，每个在场的人物，都或多或少与其革命事业有关系。一些人早在同盟会时期就与孙中山共同进行反清革命活动。胡汉民在1905年同盟会成立伊始即为会员，并成为本部秘书，一直追随孙中山，是孙中山的主要助手。胡汉民在这幅画里是唯一拿着笔的革命者，这样的安排，再现了这位老革命暨后来国民党重要的理论家的形象。

　　与孙中山并称“孙黄”的黄兴，在辛亥革命后，因反对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实行独裁，与孙中山分道扬镳，因此画中黄兴的位置反不及胡汉民和谭延闿。章太炎虽然是孙中山登上政治舞台的重要推手，但在同盟会期间就与孙中山政见不和，被置于最边缘的位置。此外，大概当过副总统缘故，与孙关系并不密切的黎元洪紧挨孙中山，鲁涤平和伍朝枢虽然是后来追随孙的革命人物，但在关键时刻支持过孙中山。因他们参加革命较晚，位置离孙中山最远。（陈蕴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