驶往1919年的船（一）

　　一、许景澄之死

　　有个叫景善的，满族正白旗人，任职内务府多年，对宫中掌故，尤其是帝党后党纷争的那些事无所不知。庚子年，京津一带闹义和团，八国联军入城时，这个大臣的妻妾都吞鸦片自尽，他被大儿子推进了自家花园的一口深井里，淹死了。

　　景善留下一册日记，记录了退出官场后赋闲家居的生活。他有一个不孝顺的儿子，有一群彼此争风吃醋的妻妾，基本上是个受气包的角色，日记所载，率多怨言和咒骂。但也不可因此小瞧了他。据说此人内弟是太后眼前的红人，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兼军机大臣刚毅，刚毅时常去他家问候起居，有时还留下吃饭，兴头上来时扯闲篇，说了许多新近发生的朝中大事佐酒，所以他的日记也不全是家长里短的流水账。那纷乱的一年里，太后、皇帝、拳民、大臣、洋人，重要或不甚重要的各色人等，在他日记里都各有一番表现。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景善在日记中记载了慈禧召集的有关立储的一次御前会议。会上的内容是辅国公载澜透露出来的。慈禧在会上公布了一项蓄谋已久的计划，皇帝辜负厚恩，伙同康党一同害她，应即行废去，另立新帝。于是封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溥儁的生母是太后内侄女，有那拉氏血统）。担心大臣们反对，大学士徐桐还提议：“凡言新政者，包括许景澄在内，即不令入谒。”

　　许景澄当时是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兼吏部侍郎，又兼督办铁路大臣，此人出任驻外公使多年，是清廷少有的具有国际视野的官员。他看到义和团闹得那么凶，各处铁路被毁，焦灼万分，写信给军机大臣荣禄，请求派兵保护。关外新路借款，月息六七万两，再这样下去，如何得了。

　　第二次御前会议，载漪等人事先出具了一份捏造的各国公使要求太后归政的照会，太后当着大学士和六部九卿的面，要强行对外宣战。会毕，光绪走下御座，拉着许景澄的手说道：“你是出过洋的，在总理衙门办事多年，外间情势，你当知道，这能战与否，你须明白告我。”

　　许景澄答：“中国与外洋正常交往数十年，民教相仇的事多了去了，哪有杀使臣的道理！”说罢大哭。几天之内，许景澄的一头黑发全都白了，他忧虑的是，外国军队一旦入了北京城，事情就再也没法收场。

　　在一干颟顸大臣导引下，义和团进入紫禁城，到处捕杀通洋者。某一日，大阿哥带领六十余个暴徒闯入大内，搜拿教民，竟然骂光绪帝二毛子，被光绪抽了耳光，慈禧假意责打大阿哥二十鞭，内心里还是偏向义和团的。她还在幻想利用义和团抵御洋人。传说中义和团刀枪不入，因为他们有护身符，会念符咒，太后对此深信不疑。景善说，太后自己也佩了护身符，每日默诵数遍符咒，每念一遍，大太监李莲英就在边上喊：“又灭掉一个洋鬼子！”

　　慈禧命许景澄等向各国使臣发最后通牒，限二十四小时内出京。光绪不愿与外国轻易开衅，拉着许景澄的手说：“更妥商量。”慈禧斥之：“皇帝放手，毋误事！”景善说，坐在太后右侧的光绪帝，面如死灰，身体颤动，一副受了惊吓的模样。

　　风闻外国人的舰队已在天津大沽口登陆，正杀向京城，许景澄被派去丰台，联络董福祥部抵挡洋兵，和他同去的是大学士那桐和一个翻译。

　　在一个叫花儿厂的地方，他们被一伙举着保清灭洋大旗的义和团截住了。一个头目问他们为何出城，许答：奉旨阻拦洋兵。头目说，尔等必是吃教，勾引洋兵来打我们。二话不说，就拥着他们至拳坛，强令在红山老祖前跪下。大师兄烧着了一捆黄裱纸。这是义和团判决人生死的一种奇特方法，如果纸灰升天，就可免死，要是纸灰坠地不起，他们就会被砍脑袋。幸亏火舌久久不熄，托着纸灰不坠，他们总算捡得性命。

　　六月初一日，大沽炮台被联军攻了下来，在西摩尔司令官的率领下，他们正日夜兼程向京城进军。前线节节失利，那些饭桶样的将军、大臣，惯会杀人放火的义和团，如稻田里的麻雀飞了个干干净净。

　　一群装神弄鬼的农民，和一帮颟顸的大臣，竟然把好端端一个国家弄成这副样子，这样的奇事竟然发生在办了几十年洋务的大清国，许景澄愤怒了。他联手太常寺卿袁昶，弹劾当朝大臣信崇邪术。许、袁在密折中称，诛杀徐桐、刚毅、启秀、赵舒翘、裕禄、毓贤、董福祥等祸首，挽救国家于危难，“臣等虽死，当含笑入地”。

　　慈禧的确已动杀心，但她要杀的却是他们两个！景善日记中说，刚毅检举：政府发往各省的谕旨中，擅自把“杀”洋人改为“保护”二字的，正是许景澄与袁昶，太后闻听此事极为震怒，说他们胆敢擅改谕旨，与赵高无异，就是处以车裂之刑也不足以弥补其罪。处决诏书给他们的罪名是：“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语多离间”。

　　荣禄认为不该处决许、袁二人，刚说几句话，就被徐桐、崇绮讥有汉奸嫌疑。慈禧笑着说：若敢抗旨耶？荣禄伏地不起，待回过神来，官服的领子都湿透了。

　　七月初三日晨，许、袁两位大臣经过例行的游街被押到菜市口处决。监斩的是老对头徐桐大学士的儿子徐承煜。徐承煜在刑部任侍郎，自告奋勇领了这份差。袁昶先受刑，先抗声说自己无罪，又转头对许景澄说：我们俩不久即相逢黄泉路上，人死如归家。许景澄到底是见过大场面的，丝毫没有惧怕的神色，与家人话别时，他命取来存于俄国银行的四十万两银子的存折，说这是京师大学堂的办学经费须交当局，以防俄人赖账，然后示意刽子手，他要上路了。

　　主和派人头落地，却不能阻止洋兵步步紧逼。太后的亲信荣禄一日里被召见八次，安排离京的事。

　　七月二十一日，按公历是8月15日，慈禧夜间只睡了一个时辰，寅时起身，匆匆梳洗穿戴。她穿了一件事先已经准备好的蓝布褂子，生平第一次梳了汉人发髻，不无感慨地说：“有谁料到今天竟到这般地步！”

　　三辆骡车进宫中，车夫都没戴官帽。三点半钟，所有嫔妃都集合整齐，为太后皇上送行。太后事先已经下谕，任何嫔妃都不得随行。珍妃向来不听老佛爷的，竟然当着众人的面说皇上应该留在京城。太后命令当值太监：“把这个贱人扔到井里去！”光绪下跪求情，太后不为所动，说：起来！这不是争辩的时候，把她丢进井里，好惩戒那些不孝的孩子们，让他们看看，那些鸷枭们羽翼丰满时是如何啄他们母亲的眼睛！于是李莲英把珍妃推入宁寿宫外面一口大井中。

　　车马启程，从皇宫北门而出，内务府所有人等及诸位嫔妃跪拜送行，恭祝太后皇上万寿无疆……

　　景善日记写到这里戛然而止。八国联军入城抢掠，所有大户人家奴仆都逃散了，他家的妇女也都吞鸦片自尽了。日记最后一句话是：“没人为我准备晚餐了。”

　　他只能去天堂领晚餐了。写完这篇日记后不久，他就被大儿子恩珠推到院内井中淹死了。后来恩珠因为被查出私携兵器，也被英国人杀死了。

　　联军攻占北京城第四天，即1900年8月18日，一群英国锡克兵进入景善家抢掠，一个叫白克浩司的英国军官称，他在景善书房里发现了这本日记，并把它从大火中抢了出来。白克浩司后来和一个叫濮兰德的英国人合作，出版了一本关于慈禧的传记《慈禧外记》。在这本书的第十七章，他首次披露了这部日记的英文译稿。据说原稿共三十九页，一万五千四百余字，纸呈暗黄色，裱在长卷上，置于一个狭长的木盒里，后来保存在伦敦英国图书馆东方书籍及手稿部，编号为110.92C/2Y.OR62A。

　　日记始于光绪二十五年腊月二十五日，止于第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历时七个月，断断续续记了三十天，正是各国使馆遭围攻那一段。一经发表，就被观察家们推为记述那段事变的信史，是“无价之珍”。海关税务司出身的美国历史学家马士，原本想写老上司罗伯特·赫德的传记，一不小心写成了一部历史著作《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书中援引了景善部分日记。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对之也深为推重，称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文献。就连号称考据严谨的罗家伦也对这部日记的真实性坚信不疑。

　　一片赞誉声中，也有人对这份日记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出名的花花公子、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还有英国公使朱尔典都说日记是白克浩司伪造的。他们仔细研究了日记，并与同时的中外记载比照，发现日记中存在大量错讹。更离谱的是，日记主人景善是翰林出身，多次充任考官，按理说应该有一手好文墨，却被发现“运笔枯涩”“章法纰缪”。面对诘难，白克浩司和他的合著人扬言要提出申诉，最后也不了了之。

　　1977年，牛津大学历史系教授特雷福尔·罗泼出版了《北京的隐士：白克浩司的隐蔽生活》一书，揭露白克浩司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书中称，白克浩司出身贵族，其父是英国一家大银行的董事，其本人则是个纨绔子弟，在牛津大学读书时，他因赌博欠下了一屁股债，为躲避债主，大学没毕业他就逃居中国，在英使馆做一名翻译。日后成为袁世凯高级政治顾问的莫理循那时刚到中国，不能读写中文，他曾帮助莫理循工作过一段时间。其间，通过银行家父亲的关系，他被英国一家大造船厂聘为驻中国的代理人，但多年没做成一笔生意。他一心想做牛津大学的中文教授，送了一大批书给该校的波德林图书馆，牛津大学也曾考虑聘请他，后来因有人检举，取消了任命。欧战爆发，英国到处收购军火，也想在中国收购枪支，白克浩司是大型船厂在华代表，又是有点名气的汉学家，这些身份有利于掩护他从事这项工作，于是英国政府与他秘密签订了委托书，由朱尔典公使和使馆另一名高级官员与他联络。他玩弄了许多花招，搞了许多假报告，从英国政府骗了一大笔钱，却一支枪也没有搞到手。后来事情戳穿，朱尔典回国接受审查，此人却逍遥无事。

　　《北京的隐士》一书还称，这个骗子造假不是一次两次，除了景善日记，他还伪造了大太监李莲英的日记，据说这份日记从1869年李莲英进宫到1908年慈禧去世，长达四十年，内容比景善日记更火爆，但他从没有拿出来示人。此人还厚颜无耻地自称是慈禧太后的秘密情人，保存了太后给他的一些私信和信物。

　　到民国初立，此人最大的一桩诈骗案是诳称与大总统徐世昌相识，与美国印钞公司驻中国代表订立了一份印制中国钞票的合同，合同上还盖有徐世昌的印鉴。后来证明合同是伪造的，印鉴也系伪造，徐世昌根本不认识此人。

　　那么所谓的景善日记为什么能骗过那么多人呢？该书称，那是因为白克浩司是此行老手，他的造假术太高明了，他在北京经历了庚子年的巨变，知道事情大概，更擅于像小说家一样穿凿、虚构。所谓的景善日记更可能是两人以上的记述合编。至于原始的记述人是谁，白克浩司又是怎么搞到它们并弄成日记的形式，已经查找不到证据了。很可能，连景善这个人也是虚构出来的，因为在任何官文的文件中，都没有此人的名字，后来的《清史稿》上也不见其人。

　　陆征祥是庚子年被杀的许景澄的学生。1919年，这个习惯沉默的人突然被推到了历史的聚光灯下，出任了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

　　二、传教士的儿子

　　许景澄把陆征祥带到圣彼得堡那年，他二十二岁。之前，他是北京同文馆的一个学生。许公使驻俄、德、奥、荷四国，回国休假期满，临行前让总理衙门派个翻译随行，选中了这个南方来的年轻人。许公使也是南方人，老家是嘉兴。

　　陆征祥是上海人，其父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上海自从开埠后，第一批殖民者里有外交官、商人，也有不少传教士。后者是一批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做梦都想着把所有上海人都变成耶稣的信徒。陆父开始是个“吃教”的，一个吃字，可知信教也是生计所迫。有这样一个父亲，他不可能再去走科举之路，和同龄人不一样，他的启蒙课本是《新约福音》。十三岁那年，父亲把他送进了总理衙门办在上海的广方言馆，父亲的本意是让他习得一门外语，以备将来出洋学些实务，回上海做个邮局职员安度此生。

　　可能是幼时营养不佳，陆征祥长得比实际年龄要瘦小得多。他的弱小，激起了公使大人要保护他的欲望，想把他带在身边，培养成一个外交官。许景澄说，子欣啊，说说你的志愿。陆征祥想也不想，就说，要做个邮局职员。许景澄不高兴了，国家花那么多钱培养你，正是要你为国出力，怎么只想谋个小差事？我要把你培养成一个外交官。陆征祥连连摆手，我不要当官，家父最痛恨我当官了，他只要我学些实际本领。

　　许公使说了好官、坏官一大通道理，年轻人还是不开窍，说自己太愚钝做不来官。最后公使大人也火了，说，这事你写信征求一下你父亲意见嘛，如果你是下材，我可以让你成为中材，你是中材，我就可以让你成为人中之凤！

　　年轻人老老实实回答：“如家父无异议，祥愿听公使安排。”

　　陆父接到儿子的信，写信来说，儿子，这是你造化啊，你不仅要拜公使大人为师，更要把他当作你的父亲。

　　于是陆征祥开始跟着公使大人学外交。许景澄教他，也只是从最平常的衣食住行四字入手。

　　许问：“会吃饭否？”

　　陆答：“一天三顿，没有一天不吃饭的。”

　　许又问：“人家请你赴宴，吃外国饭，进门时，常该陪一位太太，你会这一套吗？”

　　陆老实答：“不会。”

　　许说：“你就不会吃饭。”

　　许又问：“你会穿衣吗？”

　　陆答：“我哪天不穿衣？似乎穿得还可以。”

　　许问：“你理会外国太太常看男客的衣衫，衣上有油点或污渍者，就生厌吗？”

　　陆：“并不理会这一点。”

　　许：“那你就不会穿衣。”

　　许：“你知走路吗？”

　　陆：“我从小就学会步行。”

　　许：“你知道外交官赴宴拜会时，进门出门，都有一定仪节吗？”

　　陆又茫然不知。

　　许：“所以你不知走路。”

　　许再问：“那么你知道住房子吗？中国钦使在巴黎、伦敦、华盛顿常闹笑话。巴黎使馆租人家的房子，退租时，主人家不要房，硬要钦使修理，因为地板都被水烟烬头烧穿了，墙上所挂的像，也被虫蛀了，所以该知道住人家的房子应该如何。”

　　这个年轻人处处模仿他的老师，连走路、拿手帕的姿态都像，上海话也不讲了，改成了一口软糯的嘉兴话。他成了许景澄的一个影子，使馆里的人背后都叫他“小许”。

　　“小许”胆怯，怕见生人，尤其怕见玩政治的，他说：“办外交常叫我害怕，什么远交近攻，什么联美联英，这些政策我都不懂，而且外间常说，外交家说话，常不是真话，常是一语两可，这些我都弄不懂。”

　　许景澄给他打气：“这一套是假的，办外交不难，我教你做外交总长。”

　　他带着未来的“外交总长”去见俄外交大臣穆拉维夫。“小许”嘴上说不怕，念叨着“见大人则藐视之”的古训，实际还是有些怯场。俄国佬都是大个儿，看着这个瘦小的四等秘书兼译员，随口一句“一个小毛孩”，让他面红耳赤好半天，不知如何接口。

　　许景澄去柏林处理德国那边的事了，一个月后回来，看到来接站的陆征祥蓄起了两撇八字小胡。许景澄狠狠瞪了他一眼，说他中了俄国外交大臣的毒。

　　他是怕被人小看才蓄的胡子。男人长了胡子，看上去总归雄壮些。

　　未来的外交家还没有登上自己的舞台，老师培养出的外交风度最早迷倒的是一个外国女人。这个叫培德·博斐(BertheBovy)的女人是一位比利时将军的孙女，跟着亲戚来到圣彼得堡。在一次沙皇举办的皇宫舞会上，她被这个长相清癯的东方男子迷住了。在她眼里，他的舞姿是如此优雅，他的一口法语是如此动听。舞会一结束，热情如火的培德小姐就向这个男子索要照片了。几天后，她写信给他：“您的照片已挂在我房间进门处，这样我每天经过时都可以向他作一个友情的注目礼。”

　　他被这些火一般的句子迷得神魂颠倒，心甘情愿做了爱情的俘虏。她丰满、健壮，高出他一大截。要命的是她还大他整整十六岁。可是这些有什么关系呢，他的母亲去世得早，一向失爱。他爱她，带着对所有美好女性的想象爱她，有时是姐姐，有时是母亲。

　　圣彼得堡的社交圈，几乎没一个人看好这桩婚姻。他的老师许景澄在北京听说了，也明确表示反对。这么多年，他像一个父亲，也像一个导师，一直在把弟子往欧化的路上引，但弟子这一次的步子迈得委实有些大，大出了他的想象。他从国内拍来电报说，不可，不可！现在国人都视外国东西为洪水猛兽，何况娶一个外国女子！再说了，一个外交官娶外国太太，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就不主张这么做。

　　但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拉回这个年轻人的心了。在他心目中，这个高大的欧洲女子是人世间所有美德的化身：无私、勇气、忠诚，还有圣母般的温柔，容不得任何人亵渎。1899年2月，他们在圣彼得堡圣加大利纳教堂举行了婚礼。

　　许景澄见事已至此，对这个昔日的得意高足赌气道：“汝醉心欧化，娶西室主中馈，异日不幸而无子女，盖寄身修院，完成一到家之欧化乎？”译成白话，就是：你醉心于学习西方，连太太都娶外国的，将来假若你太太过世又没有子女，希望你进修道院去，这样学外国学得更彻底！

　　多年以后，陆征祥来到比利时西北部的古老城市布鲁日，成了天主教本笃会圣安德诺隐修院的一名修士，听着修道院的钟声，他回想起许景澄的这番话，还是悚然心惊：老师早就把自己的一生看穿了。

　　王正廷来自浙江奉化，这个脸盘方正、身材高大的外交官是耶鲁的法学博士。他也是传教士的儿子。他的父亲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在奉化西坞乡间传了三十多年教，很早就把十几个孩子中最看重的两个送到了上海，接受英国式教育，其中一个就是排行第五的王正廷。

　　王正廷后来跟着一个叫蔡绍基的人去了天津，在北洋大学堂读书。蔡是当年容闳率领赴美留学的一百二十名幼童之一，是这所大学的教务长，校长是一个叫丁家立的美国传教士。1900年，义和团发了疯般攻打使馆区，这所大学夭折了。离开北洋大学堂后，在哥哥的帮助下，王正廷有过短暂的海关任职的经历，但不久他就丢下二十五银元月薪的工作，跳槽到了一家英国人开办的叫英华书院的教育机构，原因只有一个，这个新职位的薪水差不多是他在海关的五倍。在那里他剪掉了辫子，换上了西装，以示自己真正成了一个有着自由思想的绅士。

　　1904年早春，他离开天津，应邀前往内地省会城市长沙，出任一所新成立的中学的英文教员。这次旅行的中途，他们搭乘的货船经过烟台时，日本军舰正与控制港口的俄军方交火。幸运的是，炮弹只是有惊无险地从他们头顶飞过。

　　那时候，他心目中的英雄是容闳。自从离开北洋学堂，他惟一的目标就是去美国完成学业，而且要去容闳的母校耶鲁。为此他拼命攒钱。可是精于算计的年轻人发现，以他目前的攒钱速度，要去美国可能要到猴年马月了。这时出现了来自密歇根州的两个美国商人，他们是基督教青年会的重要赞助人，他们看中了王正廷，与他谈妥，让他去日本为该组织工作一段时间，作为回报，他们将资助他在美国完成学业的部分费用。

　　于是他来到东京，在旅日中国留学生中成立了该宗教组织的一个分支机构。其间他认识了流亡日本的孙文，加入了同盟会。据他自称，孙文亲自主持了他的入会仪式。美国人很满意他在东京的工作表现，在找到一个叫孔祥熙的青年接替他的总干事职位后，山姆大叔守信把他送到了美国。

　　1911年春天，他的身体出现了一点状况，咳嗽，盗汗，食欲消退，体重急剧下降，医生诊断是肺结核病的前兆。他以为是学业过分紧张所致，两个月后，他收到国内来信，他的父亲，那个为上帝工作了大半辈子的老人病故了。他把自己的得病看作是冥冥之中对父亲之死的一种交感。他去瑞士疗治身体，当他陶醉于阿尔卑斯山的美景时，国内传来了武昌起义的消息，他感觉到，有一双超越人类力量的手来指引他三十岁后的人生旅程了。这只手召唤他回国，参与进“一场动摇传统根基的革命伟业中去”。他回到上海，参加了陈其美领导的攻打军械局的战斗，不久前往武汉，出任了黎元洪任首脑的军政府的一名外交官。

　　革命如同一匹发着虐疾的驽马拉着的大车，不顾一切轰隆隆地前进，南北和谈、共和肇始、清帝逊位、议会政治实施，每一个大事件的背后都出没着这个耶鲁才子的忙碌身影。迎接袁世凯南下就任总统的专使团，他也是其中一员。但擅长以一副难以捉摸的扑克脸玩弄政治游戏的袁世凯仍狠狠耍了他们一把，一场发生在深夜的军队哗变使他们的努力化作流水。在这之前与袁的会谈中，袁已经表现出了极大诚意要到南京参加总统就职典礼，并半真半假地向专使团询问，就职时该穿什么款式的礼服。袁世凯如愿在北京宣誓就职后，王正廷被提名为唐绍仪内阁的工商部次长，因总长陈其美未到任，王暂摄代总长。

　　孙文卸任总统后，以考察铁路的名义巡游全国，对之忠心耿耿的王正廷陪同访问了一些省市。他后来还担任过国会参议院的副议长。张勋的辫子军开进北京前夕，王正廷和几个议员一起化妆成农民，坐马车逃到通州，再转天津，坐火车前往广州。此时的广州，已俨然成为南方的革命中心。从日本回国的孙文赶走一个叫龙济光的当地军阀后，在前清大员岑春煊的支持下，在那里成立了一个护法军政府，以与皖系段祺瑞执政的北京政府抗衡。

　　1918年12月，欧战刚刚停火，第三次出任外交总长的陆征祥——他一生中有过九次出任外长的纪录——以议和专使的身份前往巴黎出席和会，途经纽约时，与正在纽约的王正廷见了一面，一南一北，两个政府的外交官，据说相谈甚洽。

　　王正廷在纽约，并不是专为等候陆征祥而来。作为南方军政府的代表，他来美的使命是在美国高层活动，使华盛顿方面承认南方政府。尽管美方高层对中国南方孙文领导的新政府一直保持着审慎的态度，避免与之正式接触，但王正廷的活动还是有成效的，就在陆、王会见前，还在途中的陆征祥已收到北京专电，让王正廷成为即将组建的中国代表团正式成员，参与巴黎和会。据可靠消息，徐世昌总统是因为美国方面施加的影响才作出这一决定，其意图是“对外显示中国的统一”。

　　半年前，王正廷是乘坐“大来”轮船公司的航船来到纽约的。当时他还负有另一项使命，与美国协商出动黄埔军校训练出的三个师前往欧洲参战事宜。欧战的爆发使中国老资格的外交家看到了借助国际力量摆脱日本羁绊，尤其是推翻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的机会，在陆征祥、伍廷芳等人努力下，美国与德绝交后，中国冲破日本的阻拦，也向德宣战，加入了协约国集团。但北京政府并未出动一兵一卒，在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的秘密安排下，只是以民营的“惠民公司”的名义征招了20余万华工，作为劳务人员运送到欧洲战场。南方的领袖们认为，让中国人去做战场清洁工，这也太掉价了，他们一直主张派遣一支正规部队赴欧参战。

　　出身日本士官学校的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后，新军队的几个师逐渐成形，外派军队参战的条件已经成熟。王正廷先到华盛顿活动，是为了让美国人和协约国明白，中国参战军队是由“南方政府”而不是“北方政府”派遣的。尽管驻美公使施肇基是北京方面任命的，他也非常热忱地配合着王正廷，他们默契的步调让外人感觉到，他们代表的还是一个中国。他们与美国国务卿菲兰德·诺克斯已经谈妥，由美国政府派遣船只运输兵员，广州方面也做好了三个师入欧参战的准备工作。这项工作即将大功告成的时候，事情发生了逆转，11月11日，德军宣布战败。

　　胜利与和平来得太过突然，华盛顿大街上到处是庆祝的人群，人们快活得像孩子一样，奔跑，尖叫，当街拥吻。王正廷却控制不住流泪了。他叹息晚来了一步，没能参与到击败傲慢的德皇威廉二世和他的战争机器的伟大战争中去，让中国错失了站到世界台前的大好机会。德国人不是一直夸口自己很经打吗？日耳曼人不是说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人吗？怎么那么快就垮了？他伤心、无声地流泪，脑子一片空白。

　　三、失窃的箱子

　　全球性的狂欢也席卷了远东。在遥远的广州，军政府通电各界庆祝三天。北京政府也宣布放假一日，并在紫禁城太和殿举行阅兵典礼。一些人记忆犹新，十八年前闹义和团的时候，就是在此地，德军元帅瓦德西主持了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庆祝仪式。

　　现在德国成了战败国，中国与“最讲公道、最爱和平”的友邦一起，成了胜利的一方，诚如徐世昌总统在政府公报中声称，欧战的胜利是“公理敌强权”的胜利，许多人相信，国耻就像崇文门内大街上的那个克林德碑一样终将被移走，德国人必须把他们吃下去的，连本带利吐出来，特别是把强占去的山东权利归还中国。

　　陆征祥想起了十八年前屈死菜市口的老师许景澄的一句预言。那时他初入外交界，他们在圣彼得堡，一个晚上，许师对他说，德国人专尚武力，把火器枪炮出售给世界各国，早晚要与法国人一决死战，这将给中国提供一种机会，如果到了那一天，你要好好利用它。记忆中还有另一个晚上，李鸿章签了《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许景澄痛心得饭都吃不下，对他说：子欣，子欣，不可忘了马关，日后当努力洗尽国耻，收我失地。

　　欧战停火第三天，北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作出了派陆征祥赴巴黎任议和专使的决定。陆很高兴接受这项任命，站在胜利者一方，他觉得手中有筹码，可以一雪当年签下“二十一条”之耻。就在三年前，他陪同妻子在欧洲度假时，被袁世凯紧急电召回国，让他代替孙宝琦主持与日本人的“二十一条”谈判，在马拉松般漫长的交涉后，他签了名，身心俱瘁地对袁世凯说：我签了自己的死案了。

　　他早把自己看成了一个罪人，恨自己懦弱，成了野心家的炮灰，恨不幸而为弱国之民，受政客们派系倾轧之苦。他总想着有朝一日把那一手烂牌翻过来。不然，后起的一辈青年不晓当时苦衷，真要来吃他的肉。

　　参战了，胜利了，莫不是上帝真的要在巴黎给中国一个机会？但能不能搞定日本人，他并无多少胜算。当年北京政府放弃中立加入协约国，日本人就老大不高兴，他们一直把中国当作个不听话的孩子，要把“良药”给他灌下去。

　　原定11月下旬就动身的，驻法公使胡惟德也来电催问过多次，启程的日子就是定不下来。比较冠冕堂皇的解释是欧亚航线班轮太少，订不到船票，实际上是财政部拿不出钱来。靠借债度日的北京政府都快要破产了。后来财政部向外国银行作了抵押贷款，总算筹到了六十万元，作陆总长一行的路费。因费用紧张，陆总长的随行人员不得不大幅削减，线路也变更了，改从日本横滨搭船，横渡太平洋，途经旧金山、纽约，再穿过大西洋前往巴黎。

　　12月1日晚，陆总长一行从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启行，开始赴欧之行。随行人员除了培德夫人和养女莉莉外，还有新任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组等。行前，日本政府得知中国外长将经由日本转美赴欧，通过驻日公使章宗祥转达北京，希望陆总长顺访日本，表示将给予隆重接待，天皇也将从避寒地赶回东京接见。陆征祥也正想试探日本人的态度，就应允了。

　　火车一驶出北京，日本外务省即派专车在南满铁路迎接。载着陆征祥一行的火车行驶在冰天雪地中，北方冬天的风真叫下刀子，风从没有关严实的车窗吹进来，吹得人浑身直打哆嗦。听说陆总长体弱畏寒，列车长命人加足了炭火，车厢内温度一下子增至摄氏二十多度。陆征祥好不容易迷迷糊糊睡去，后半夜又被冻醒了。原来加煤工人熟睡，煤火熄灭，车厢内已冷如冰窑。陆征祥只觉半边身子酸麻，连起立都困难了。随行医生说他得的是偻麻质斯症，也就是俗称的风瘫。此时列车已从奉天抵达朝鲜汉城，陆征祥出师不利，想致电北京另换他人前往巴黎，被培德夫人劝阻了。他强打精神口授了一份电报，发给章宗祥，推说夜车上受了风寒，痛风致使行动困难，访问东京的约定只得取消了。

　　抵达日本下关，延请医师诊治，病情稍有缓和。及至横滨，他谢绝一切应酬，称病不出。记者们也都注意到了，陆总长上下车船都是用轿抬的。

　　陆征祥的病情一时成了外界议论的中心。有人说陆总长称病不赴东京，是怕昔日的谈判对手给他难堪。有人说他确实是病得下不了地。另据代表团随行人员披露，陆总长此次出行前，曾收到一个留日学生组织的电报，警告他在正式和会前不要与日方交换媾和意见，以免被日方要挟。种种迹象表明，陆总长滞留横滨不赴东京，正是为了避免附日嫌疑。

　　章宗祥感到了压力。他致电北京政府，恼怒地说，由于陆总长不赴东京之约，他感到非常为难，受此刺激，脑病发作，只得辞职了。北京迭电催迫下，陆征祥只得抱病去了东京，与日本外相内田康哉会见，但坚持取消了天皇的接见、茶会和授勋仪式。12月10日中午，结束应酬后，他在东京的中国使馆用过中餐，返回横滨，终于登上了前往美国的客轮“诹访丸”。

　　一上船，陆征祥突然惊叫出声，一只编号为“丁”的装有秘密文件的公文箱竟然不翼而飞了！这只文件箱装的都是中国关于东北、山东、蒙古、西藏等问题的绝密外交文件，平时总是由陆征祥亲自携带，以防不测。这突然的失窃事件让陆征祥脸色苍白，也给他接下来的行程罩上了不祥的阴影。

　　这只失窃的箱子牵动了公众视线，各种版本的传说都有。曾陪同陆征祥出席东京访问活动的外交部一参事，回国后辟谣说：日前中外报纸盛传陆总长遗失外交重要文书，此等新闻，全系捏造。

　　真相究竟若何，让人如坠云里雾中。

　　1918年冬天，还有一艘船正驶往欧洲。船上坐的是前财政总长、一代青年导师梁启超。如果说陆征祥是心事重重前往欧洲，梁启超则是满心的欢喜与春梦般的憧憬。

　　此行他是以民间观察家的身份，前往观摩不久将要召开的凡尔赛和会。他要“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并“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

　　欧战停火，上至总统，下至黎民，无不弹冠相庆，北京的街巷间旌旗满街，名流们到处都在演讲，梁启超却保持着难得的冷静。所谓加入协约国“参战”，无非输出数万劳工去挖战壕、埋死尸，他担心的是，未放一枪一炮的中国能否在和会中分得一杯羹。这也正是徐世昌总统所担忧的，“本钱”的有无，直接关系到战后的利益分配，总统找到他，希望他率知名人士出访，展开民间外交，以助中国代表团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特权。

　　内阁会议通过陆总长任议和专使前，坊间曾有传言，梁也得到了提名。但梁启超知道外交本非所长，自己不一定能胜任。自从退出政界，梁启超一直在谋划欧洲之行，旅费缺乏使他的这一计划迟迟没有实行。此次以和会代表团非正式顾问的身份赴欧，公家拨款六万元，朋友间筹集到四万元，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启行，也算是得偿夙愿了。

　　12月23日，梁启超率领这个民间访问团从北京出发了，成员有蒋百里、刘崇杰、丁文江、张君劢、徐新六、杨维新等六人，都是术业有专攻、又对新事物充满好奇心的才俊。蒋百里是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一名毕业生，张君劢治政治学，刘崇杰擅外交，徐新六懂经济，杨维新作为录事随行。地理学家丁文江是徐新六推荐的，因为此行还要考察欧洲文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的人选都有了，团里有个科学家，看上去更齐整些。

　　七个人不是坐一艘船走的，由于船位有限，只得分成了两拨。梁启超和蒋百里、刘崇杰、张君劢、杨维新等五人为一拨，取道印度洋、地中海，直达伦敦；丁文江、徐新六则绕道太平洋、大西洋前往欧洲会合。1918年12月28日晨，梁启超等五人率先在上海启程，登上日轮“横滨丸”。

　　登船之后，梁启超意外发现，自己和这艘船竟还有过一段因缘。三年前的护国战争中，他冒险绕道香港、越南，潜入广西策动陆荣廷独立，乘坐的就是这艘“横滨丸”。当时为了躲避侦探的耳目，他和几个同志一起，藏身在舱底锅炉旁一间逼仄的暗室里，到了晚上才出来甲板上放风。现在又坐此船，船上的驾驶人员都已换人，只有一个年老的水手，看上去似乎还面熟些，而当时同行的汤觉顿、黄孟曦都早已不在人世，往事历历，真有不胜今昔之感。

　　船先是沿着海岸线向南，再是向西。那几日都无大的风浪，波平如镜，每日与天光海色相对，梁启超心情极佳。同行者里除了张君劢怕晕船，一登舟就蒙头大睡，其他人的兴致都很高。梁启超的日课如下：观日出，习法文，约一时许后，浏览日文书籍，两三天读完一本，午睡半小时后，与蒋百里下棋，每日两三局，傍晚打球戏，晚饭后谈文学书，中间仍时时温习法文。除此之外，他写了《世界和平与中国》等几篇文章。船上的日子异常宁静，但他相信，不同寻常的1919年已经走来。不久前传来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发布的“十四点”谈话，让他时时沉浸在“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梦中。

　　2月11日，梁启超一行抵达伦敦，与先行抵达的丁文江、徐新六二人会合。战后的伦敦，市容萧条，但见黄雾四塞，日色如血，一种“阴郁闭塞之气”，让他殊觉不适。他们住的虽然是一家上等的旅馆，条件也好不到哪里去。室内的暖气管关闭了，每个房间只给一斗多的碎煤取暖，电压很不稳，还经常断电，弄得一盏惨绿色的电灯，孤孤零零好像流萤自照。连火柴都是稀罕物事，很难找到，惟一的好处是多年的烟瘾给戒掉了。有一日，梁启超和几个朋友在旅馆的大堂喝茶，邻座有一贵妇，气质非凡，他们不由多看几眼。只见那妇人，从项圈下面取出一个做工精巧的金盒，小心打开来，取出一小方块白糖，连客也不让，劈了一半，放在自家茶碗里，剩下的那一半，仍旧珍珍重重地藏到项圈下面的金盒里。这一幕看得梁启超好半天都喘不过气来，他想，战争把这个城市给毁掉了，也把人的体面给毁掉了。

　　他们在伦敦只待了一个星期，然后就去了巴黎。此时，和会已经开了一个月，各国的政要们吵吵嚷嚷也都累了。由于法国总理克里孟梭被刺，住院治疗，美国总统威尔逊回国，尚未归来，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亦回英国休假，三个决定和会命运的首脑人物都不在，和会也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梁启超于是决定乘着这个空当去法国战地旅游一番。

　　四、“爱我者必将鄙我”

　　1919年1月11日，陆征祥乘坐的班轮抵达法国瑟堡，旋即坐火车赶往巴黎。次日凌晨四时许，火车抵达巴黎，中国派驻欧洲的公使们几乎都到场出席了欢迎仪式。随后，陆征祥一行前往大本营吕特蒂旅馆。此时，距和会正式召开只有六天了。

　　北京政府共任命了五名全权代表，除了代表团团长陆征祥、南方军政府代表王正廷，还有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组。当陆征祥还在赴欧途中时，其他几位公使也正奉召陆续赶往巴黎。五个席位参会是大国待遇，也是中国加入协约国参战前，英法等国的一项不成文承诺，但陆征祥还在途中时就有人告诉他，和会给中国的正式代表可能只有三席，这让他有一种隐约的不安。

　　一到巴黎他才发现不对劲，不只自己天真，自己背后的国家也太天真了，和会给中国代表的席位只有两个，直接给拉进了第三类国家。他试图通过外交努力争取多增加几个席位，起码可以进入第二类的国家，所谓“享有局部利益的交战国”，保留三个席位，但日本人已经抢先一步游说了各国。日本人的理由是，目下中国南北纷争未歇，给三个席位反而不好分配，索性只给两个，这样也省去了争端。

　　其实他与日本人已经有过一次交锋了。日本为了吞下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开始是想把中国排挤在和会的大门外的。自诩东亚惟一文明国家的日本实在不愿意和中国坐在同一张谈判桌前。一次预备会议上，日方代表声言：中国未发一兵，宣而不战，应不下请帖，不为设座。他想，开战以来，日本海军除了把盘踞青岛的德军赶走、在地中海协助过英国对抗德国，不就是出动了一支不足百人的女护士组成的医疗队赴欧么？怎么搞得好像为协约国集团作出了多么大的贡献似的？当场反驳说，自己于外长任内，准法使康悌照会，批准惠民公司华工出洋，欧战时在战线中之华工二十万人，掘战壕，搬子弹，制枪子，无论在前线、后方，华工均奋勇当先，中国何负协约？

　　五个内定的全权代表，都是职业外交官，都深知这次和会世人瞩目，很可能是自己职业外交生涯的最辉煌一页。那两个席位由谁去坐？代表团的讨论陷入了冷场。有人打破了沉默，说此事全凭陆总长决定好了。陆踌躇不决，情急之中想到一个应急办法：一是仍按原计划，呈请徐世昌大总统任命五人为全权代表，另一方面，规定给中国代表团两个席位，未规定须固定何人，索性五人轮递参加。众人皆称良策。

　　大会开幕在即，陆征祥将中国代表团的名单确定排序送交了秘书处。全权代表依次是陆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其下是代表团成员，包括驻法公使胡惟德、驻丹麦公使颜惠庆、驻意公使王广圻、驻西班牙公使戴陈霖，驻荷兰公使唐在复、参事严鹤龄等，还有17位专家、5位外籍顾问，加上行政技术人员，共计62人。在参会的二十七国中，论代表团的规模可排第八位。

　　这份名单于和会前一天也上报给了北京政府，谁也没有想到，节外生枝的事发生了，三天后，北京方面以大总统令发布的名单上，五个全权委员的次序作了新的调整，新名单的五人次序变成了：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

　　北京方面的顾虑是，陆总长一向体弱，时常要去瑞士养病，这样一来，居次席代表地位的南方军政府代表王正廷就有可能掌握实权，故将王、顾、施三人的位序作了调整。

　　顾维钧敏感地意识到，这一次序变动可能会引发争议，故向陆总长建议，这一训令暂不公开为好，同时向北京方面力争按原序排名。但陆奉命唯谨，后来还是老老实实宣布了，此举果然引发轩然大波。五人中，顾维钧年龄资历最浅，只得表白说：名次对我是毫无影响的，我将继续工作，一如既往。

　　前方刚要接火，后院已乱成一团。当北京的大僚们暗自得意于这一妙着时，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已陷入了严重的内讧之中。代表团里支持陆征祥和同情王、施的分成了两派，终日吵嚷不止。这让生性怯懦的陆征祥感觉就像扔进了一只高速旋转的洗衣桶里，上下全由不得自己作主。

　　陆总长可怜的一点自信，在讨论成立国际联盟的一次会议上总算找回了一些。那一日，陆总长操着一口娴熟的法语，发言堪称精彩，激起了会场里稀稀落落的掌声。但他没有想到，一场阴谋已经悄然向他逼近。就在他陶醉于各国代表的一片赞扬声中之际，不远处的另一处会议室，英、法、美、意、日五大国组成的“十人会”上，日方代表牧野提出，日本将全盘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

　　按照北京政府的本意，山东问题是不拟在此次和会上提出的。就在欧战结束前一年，段祺瑞政府还向日本秘密借款两千万日元，签订了“山东问题换文”，因了这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关节，两国都有默契，在原协议范围内解决山东的争端。北京方面想当然地认为，既然日本人一再宣称会把山东交还中国，那么他们必不会食言，就在陆征祥赴欧前，政府方面给他面授机宜，还是“且看日本有无提议，随机应付”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