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文学到底何为？（二）

　　李　浩：“城市化”大约要伴随人类的大部分进程，对此我既不乐观也不悲观。对城市的认知也会同样恒久，我认为。我不是代表，真的，而且没有充当代表的意愿，我希望我的写作能以个人的面目出现，我希望我不同，尤其是与那些所谓的主流作家们有所区别。我写过乡村小说也写过城市，我写过现实也写过历史小说和未来小说，这并不重要，我和许多同行一样更关心人类存在之谜，更关心抽象的普遍，更关心那些恒久不动的、将与人类有更长久伴随的人性。城市还是乡村，乞丐还是帝王，东方还是西方，于我而言都只是背景、幕布，如此而已。

　　大　解：城市化的进程正在加快，代之而来的必将是城市化后的新乡村。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城市化给乡村带来的积极作用，但也要正视城市化本身存在的问题。不管怎么说，留住古老乡村的记忆，都是一个紧迫的问题。有人说，要留住乡愁。我不认为乡愁是一个很好的词汇，里面毕竟带着无法排解的愁绪、愁苦、愁怨等等。贫穷困苦的乡村，怎一个愁字了得。但没有了乡愁，我们的文化遗存中就会缺少一些味道，一些重要的信息。当下，一些进城作家返身扎根于乡村这块精神沃土，试图解析城市化以后乡村精神的坍塌和撕裂，对大变革时代中人性的扭曲和裂变，人的无奈、贪婪、抵抗、挣扎、拼搏等等，进行深度探寻。这是文化转型期必须经历的过程，一个作家赶上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时代，是幸运的。由于城市和乡村的差异很难在短时间内缩小，这种由经济和社会发展形成的结构性矛盾，还将持续很长时间，并构成相互间的板块式挤压和错动，我们的社会和人心必将经历一个震荡和痛苦的过程。但是，如果仅仅把城市化作为乡村转型的对应物来看，就太简单了。在我看来，城市也是一个人群聚居的场所，或者说是人类发展中一个必经的驿站，并不带有天然的原罪。如果一个作家有足够的胸怀，应该有能力包涵城市和乡村，把大地上现存的一切人类文明作为层次不同的背景，纳入精神视野，加深我们自身的深度和宽度。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人类史诗般的前行历程，每一步都将使我们赞叹不已。因此，我对城市化抱有乐观的积极态度。当有一天，古老的乡村换发出新的生机，像城市一样富有，并保持着不同的文化形态，我们会修正自己的观点，并对已经消失的乡村文化报以惋惜、理解、甚至释然。我们会在一种平和的心态中，正视人类的每一步进程，并承认其合理性。那时，文学不再有立场，只有魅力。

　　梁　鸿：对于以后的作家而言，可能就没有“城市化”这个词的存在，因为对于他们而言，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存在，是一个可以忽略的背景，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何来“城市化”？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持续多久的问题，而是它正在成为我们生活的基本元素的问题。所谓的“进城文学”是在转折时代，在激烈碰撞的时代所特有的，因为两种事物都非常鲜明，都有各自顽强的个性和属性，当两者之间互不相让且决定人的行为时，才有可能产生进城文学。像《陈奂生上城》《人生》，再早到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说实话，我预测不出。我不知道“进城文学”以后是否还有鲜明的存在，我也不知道以后的文学会朝什么方向走。也许，这还是更多地与作家个体的写作倾向相关吧。

　　石一枫：城市化持续多久，本质上，应该是个经济问题甚至政治问题。什么时候四化实现了，没必要全体人民都往北京上海扎了，咱们的城市化差不多也就实现了。在此之前，农民转变成市民，这应该是文学有必要也有义务持续表现的社会变化。“进城文学”之后会出现什么文学样式，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国外文学的变化来推测，比如英国十九世纪的标志性作家是狄更斯，今天就成麦克尤恩了，日本几十年前还讲阿信的奋斗史呢，现在一律小确幸。当然，中国的情况很可能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复杂，因此那些类比也很可能都是一厢情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