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秘符（二）

　　中国银行归并中央银行的传言，外界已纷纷扬扬，张嘉璈自己也承认，宋子文曾找他讨论把中国银行改组为国家银行的事，只是因为张嘉璈没同意，此事才暂时搁置着。中行今后人事，陈光甫在汉口时写给伍克家的信中曾有透露：“中行因发行关系，子文不肯放手，因恐渠之政敌取去筹款，失其能力。革命军统一中国，当然中行要改组，换一个总裁为南方之人，公权提出庸之（孔祥熙），张静江要提新之（钱永铭），子文均觉不好，以兄之名，子、蒋必赞成……兄在汉六个月，安然读书，不料命中天定，结果仍吸入旋涡之内，岂非天意乎？”

　　南京财政会议上，陈光甫缺席被推荐为财委会委员。在汉口，他向宋子文发去一电，称“辱推财会委员，惭感交并”，又说，下星期将离汉，“当图晤教”。

　　但宋子文没有在南京等他。财政会议一结束，宋子文就去了北平，带着会上通过的管理预算、裁减军费等提案去找北方的将军们一一落实。陈光甫从汉口返回上海，再到南京，已是7月底了。

　　陈光甫到南京参加建设委员会会议，住在下关中行。蒋介石也于前日从北平回来，约定8月1日见面。当天建设委员会的会议拖延，再约后天晤谈。

　　8月3日，陈光甫在日记里记载了他拜访蒋的经过：“三号早起，余即往访蒋，六点半到蒋处，已有客多人候见，值蒋早起行静坐法，直候至七点半，蒋请余先入见，他客咸以为异。”

　　蒋介石的青眼有加，旁人的惊异态度，令陈光甫蓄积多日的怨气一扫而光。蒋询问现在社会上对南京政府有何看法，陈光甫最初的回答颇为客气：“人民前见南北有两政府，今南北统一，人民对南京信仰更好。”

　　当蒋问到“上海一般商人对南京之态度如何”，陈光甫不再敷衍了，而是直率地回答道：上海商人对南京政府不信任，兵住民房，逆产未决，政府没收中兴煤矿，以上三事甚失人心。

　　蒋介石解释道：“中兴煤矿之事，缘该公司先已答应借垫政府款，嗣后不肯照付，故特将没收以示惩罚。”陈光甫却不以为然，说：“商人心理因当时北伐尚未成功，故对南京政府难免有疑虑处，故欲图避免借款，亦人情之常耳。”

　　该日两人所谈，范围甚广，要之还在建设事业。蒋的信任，使陈光甫放言无忌，对所谈诸多问题都直陈己见，时而还作尖锐之批评。陈光甫说，这次来京，是为就建设委员一职而来，各项建设事业包罗万象，都需专门知识，自己没有学识，也没有经验足以贡献，但就这几日建设委员会连日开会讨论以五千万元建设首都一事，他就非常不赞成：“就余所见，当此民穷财尽之时，裁兵须几千万元，建首都又须用几千万元，试问此钱从何处来？”

　　蒋沉吟不语。陈光甫又进言道：“余以为，此时政府与人民都应卧薪尝胆，一切计划应以顾惜民力为宗旨。”

　　陈光甫建议，以目前计，可就前南京劝业场旧址加以修葺，暂为政府各机关之用，至于首都的道路建设，亦可暂且维持现状，对道路狭窄、转弯不便之处撤除部分民房，以便交通，用不着劳师动众去新建二十四条新马路，如此则可节省许多民力与财力，以示政府与民休息之决心。

　　看蒋介石兴致颇高，陈光甫又说，目前政府要赶紧办一件事，这件事办好了，真可以普救众生，又可以增产数倍，那就是导淮入海。蒋问何人可胜此任。陈光甫推荐总司令部顾问吴忠信，建议由山东、江苏、安徽合组治淮机关，办公地址可设在蚌埠，切不可设在南京，因在南京忙于会客应酬，空费时间太多，不能做事。蒋都颇以为然。

　　谈了一个多小时，蒋介石最后问到中国银行的事，问如何办法。

　　金融是陈光甫的专长，但这也是他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因涉及到中国银行未来之规划，且宋子文、张嘉璈在暗下已有多次角力。陈光甫给蒋的建议是，如果中央银行不办，可将中、交两行合并作为一行，任择何招牌，但须为民众谋利益，不可专为政府筹款之用。

　　这番话，他实已憋了许久，一经出口，也觉酣畅淋漓。此前为蒋主持苏沪财委会，专办北伐短缺款饷，他已多次吃过军人不懂财政、又要事事干涉的苦头。眼下北伐告成，南北统一，他不能不正告当局，切勿再把银行当作提款机使用。毕竟通货膨胀一来，不只银行吃不了兜了走，政府弄不好也要垮台。陈光甫又谈到了与民生关系至切的币制统一的问题。这两点建议都得到了蒋的首肯，陈光甫也表示会与宋子文交换意见。谈至最后告别时，蒋表示还没有谈畅快，希望另日再约晤谈。

　　建设委员会开会在韩家巷教会女子学校里，与会委员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冯玉祥、王正廷、叶楚伧、刘纪文、陈立夫，不是革命元勋就是政府新贵。此机构既为全国建设最高机关，而建设又是千头万绪，自是连着几日都是开不完的会。陈光甫到京数日，计参加常委会两次，审查会三次，审查议题，一为建设首都，一为委员会施政大纲。陈光甫自觉对所谈问题才力不足，缺乏准备，也无电气、水利、市政等方面的专家到场，只觉得空谈无多大意思，故于会上极少发言。冯玉祥到会一次，也没说什么话，只是手不停笔地记录他人发表的意见。最喜欢夸夸其谈是吴稚晖，这也是此老性癖，众人见怪不怪了。所可笑者，每次开会，约的时间下午四点，众委员到齐都要四点半以后了。兴高采烈地说些出国考察，与欧美实业家和华侨联络的事，晚饭时间也就到了。

　　对陈光甫来说，坐在这一帮喜欢空谈的大佬们中间真是活受罪。在金融业打拼半生，他还是习惯从经济的角度看问题。8月3日与蒋介石会谈后，他犹嫌自己当时谈得不够透彻敞亮。革命军占有南京以来，用钱如泥沙，不惜物力，不顾民生，旧债未了，又发新债，朝增一税，夕发千百万之债，实已一脚滑入循环式陷阱，这些衮衮诸公怎么还不自知？尤让他寒心者，政府里的人只抱定做官主义，一般民众又离心离德，怨气冲天，这样下去，跟北京旧政府又有什么两样？

　　他算了一笔账，以前军需时期，月需千万，现在战事停止，每月仍须七百万，而苏、浙、皖三省收入每月平均仅三百万，所差过半，势须借款度日，南京政府用钱，真是“过于浪漫”了。

　　而民众对于银行家毫无感情，不肯体谅，也是沉疴积习，一时难改，“银行家背后是无民众，民众心中是无银行家，因为银行家不顾民众的利益，所以民众亦不谅解银行家的痛苦”。

　　“党人之心理如彼，民众之心理如此，财部弄财部的把戏，银行家做银行家的把戏，仍是互相利用的旧把戏，试问前途尚有好结果乎？！”看起来南北已经统一，革命大功告成，可他心里却越来越悲观了。

　　更让他难堪的是，由于他不赞成开办中央银行，宋子文愈发地跟他过不去了。

　　四、天命

　　1928年，张嘉璈四十岁。进入这一年，他陡然觉得，事业和人生都不顺遂了起来。既然命卦是蹇卦，该来的还是要来，“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他自问毫无私心，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

　　自北伐以来，中国银行对革命事业一向多有赞襄，为了擘画款项，自己还从北京总部回到了上海，可令他失望的是，不管他如何努力，蒋介石对自己总是亲不起来。去年向中国银行逼款一千万一事，固然是宋汉章过于耿直，冒犯天颜，但堂堂当局竟形同无赖，意气用事，也让他对蒋某人的本性看透了一层。此事虽经陈光甫、黄郛等朋友从中说项，中行以缓期付款了事，但在他心里已然划下一道创痕，且短期内难以平复。眼下蒋介石重新出山，宋子文掌财部大权，陈光甫也已不管筹款的事，没有了中间缓冲，所有压力都迎面而来了。

　　去年6月15日，在南京，国民政府召集财政会议，张嘉璈曾与蒋介石再三讨论中央财政，决定每月开支不可超过一千六百万元。当时张嘉璈估计，中央收入不过五百万元，每月银行界可吸收公债或国库券之数，不过七八百万元，故中央的实际支出，每月应以一千四百万为度，惟蒋坚持应增加两百万元，张嘉璈也只好同意。

　　元月7日，宋子文执掌财部，嗣后宣布，中央每月收入不足三百万元，支出须一千一百万元。这一估计数，与去年6月财政会议时他与蒋所讨论之数相比，尚不算太过离谱。蒋总司令率大军即将进兵北方，军需孔急，宋子文提议，发行第二次海关二五附加税国库券四千万元，由上海金融界先行垫款。尽管条件尚称优裕，利率月息八厘，前二月付息，分四年四个月还清，但沪上金融界还是叫苦连天。中国银行摊配成分最大，有了上次逼款的教训，他硬着头皮承应了下来。

　　随着战线北推，军费开支也节节上涨，3月27日，

　　财政部再次发行以卷烟税为担保的国库券一千

　　六百万元。议定利率月息八厘，分三年七个月还清，仍由上海金融界承受。中国银行摊配又是最多。想着目前形势，如同爬山到了关键处，翻到山的那一边，早日结束战争，早致南北统一，一切都会好起来，他也咬牙答应了下来。

　　再到4月28日，财政部公布发行军需债券一千

　　万元。以印花税收入作抵押，月息八厘，十年还清，第一期六百万元，仍由上海金融界承受。尽管这段时间正逢父亲去世，张嘉璈还是打点精神，尽力照拨。父亲一生行医，悬壶济世，救人无数，他相信自己这么做，也是尽一个银行家的本分济世。

　　中行上海分行的行务，宋汉章在位时他一向较少干预。宋汉章在金融界的资历比他老，行内关系盘根错节，又曾是他上司，这是其一，其二呢，宋作风强硬，乡愿气重，喜用同乡余姚帮亲信，他也不愿对之触犯。有人小报告，说宋不怎么把他放眼里，背后还以“政客”呼之，他也只是笑过了事。毕竟宋是前辈，为人尚称正派，对己也有提携之恩，他不愿意造成内讧，让银行界同仁看笑话。

　　贝祖诒接替宋汉章任上海分行总经理后，行内大小事务，皆与他这个总行副总裁相商，两人配合，颇觉默契。鉴于上海分行发行纸币数额，在中行各区域中所占成分最大，其信用之厚薄，悠关全行安危，而当下政府财政，尚赖发行公债库券度日，信用迄未建立，设或上海中国银行钞票，偶有风吹草动，金融全局将至不堪设想，国民政府也无以立足，两人经商量，决定发行准备公开。

　　中行上海分行邀集的“发行检查准备委员会”，财政部、中行董监事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皆派人参与。决定自4月1日开始，发行准备检查每月一次。随即公布发行数字，计上海分行本身发行为四千六百五十七万余元，联行领券为二千九百九十六万余元，行庄领券为二千四百三十二万余元，共计一亿零九百八十五万余元，占全行兑换券发行总额百分之七十以上。

　　张嘉璈说，此后中国银行全体发行，在国难重重、金融风潮迭起之中，仍能有增无减，法币实行之前夕，中行发行占到中央、中国、交通三行之一半，正是得力于发行准备之公开。日后，中央、交通两行相继效法，民众视三行纸币几同于现金，都是由于在当时“厚植券信”，是以，这次发行准备公开，“动机虽微，而收效实宏”。

　　这年初，还有一事耗去他不少精力，那就是协助黄郛解决“宁案”。去岁3月，国民革命军江右军抵达南京时，南京城曾发生抢劫领事馆及外人风潮，事涉英美法意日五国，造成多名侨民死亡，并引发停泊在下关的英美军舰炮击南京城。虽然事后北伐军方面辩称，此事系逆军溃兵和当地流氓“乔装南兵”所为，背后还有共产党势力的指使，但美国人和英国人对这解释都嗤之以鼻。眼下蒋总司令已经复职，二次北伐正在进行，与英美等国分头协商解决“宁案”，以银钱上的赔偿（当然是有限度的）换取欧美等国对国民政府的支持，为北伐扫除障碍，也就成了新任外交部长黄郛的首要之事。风向已转，政府正在去俄化，从以前的高喊打倒列强，到现在坐到谈判桌前，在国际法的框架下寻求解决，也是为了取得国际社会的好感。

　　2月中，谈判开始，但问题出来了，英美等国建交的是北京政府，英国公使蓝浦生，美国公使马慕瑞亦尚驻北京，两国公使与国民政府外交部往来，及见面会议，不独多所顾忌，而且也难找合适地点。黄郛找张嘉璈相帮，张把中国银行为他在上海准备的一处住宅交与他，以作谈判使用。张嘉璈对此有自述称，“我以银行家地位，从中折冲，较少痕迹。因与驻沪英美两总领事频相接触，经过彼等转与两国公使沟通消息。嗣两使在沪与膺白先生正式谈判，彼此愿在中立地点举行，遂选择沪西极思菲尔路九十四号，为会谈地点。” 3月29日，黄郛与美国公使马慕瑞以换文方式签约解决宁案，就是在极思菲尔路张的私宅里进行。

　　去年武汉中交两行票子停兑后，长江各埠悉以中行沪券为周转筹码，陈光甫在汉口为中行维持申钞十足代兑时的同时，中行于3月初已在芜湖、汉口两地专门设立沪券兑换处，此事由张嘉璈一手抓办。陈光甫说，巡查中发现中行各地分行问题多多，给他和李铭等打电报，也迭次去电北京总行，催促查账纠正。张嘉璈当然知道中行在汉各行呆账很多，行员舞弊严重，辉德兄这一建议纯是出于好心。但此事耽搁数月，终未进行，不是张嘉璈捂着盖子不想揭，实是他遇到了事关中行前途命运的一件大事。跟这件事比起来，内部查账纠错简直成了小菜一碟。

　　这事儿，就是宋子文瞄上中国银行了。

　　设立中央银行一事，去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就已筹备。“国家银行，既未建立，临时垫借，亦难通融”，宋子文上任财长后着手整理财政，即从筹建国家中央银行着手。当时负责其事的，是张静江的湖州同乡、曾在上海参办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周佩箴，由他来出任筹备处主任。宋子文继孙科出任财政部长后，始着力推进。宋子文一开始动的念头，就是把中国银行改组。他找张嘉璈商量说，广州和汉口中央银行纸币风潮后，央行信用十分薄弱，政府要在短期内建立国家银行之效，不如把已有一定历史、一定民众信心的中国银行直接改造。张嘉璈一眼看穿宋子文的把戏，是要鲸吞中国银行，而且背后一定有蒋的支持。当即婉拒了，理由是，中国银行四字已深入人民脑筋之中，骤然改名中央银行，必致生起疑惑，此事若硬要推行，很可能导致新的中央银行制度未建立，而固有的中国银行基础被摧毁。

　　张嘉璈还有一层顾虑，他没有明说，他担心的是，新银行的政府股份一旦超过商股，那么十余年来一直在孜孜努力的银行独立就成了一句空话。而且既为央行，银行人事就势必随财政首长进退为转移，绝难保持政策的连贯性。宋子文明白他的用心，也没有勉强。日后央行正式开张，他听取了张嘉璈的意见，把中交两行调整业务方向，中国银行改组为“特许国际汇兑银行”，交通银行为“特许发展全国实业银行”，与中央银行分工合作。

　　7月1日，蒋介石偕同李宗仁北上，在第二、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阎锡山陪同下，相与入北京。为了便于蒋就近咨询财政问题，宋子文和张嘉璈也于7月3日前往。当时北京已哄传，中国银行将归并中央银行。虽系捕风捉影，因宋、张相商在前，却也不是无中生有。为安定金融，中行方面通电各地分行，声明传言并非事实。宋子文也专门出来辟谣，说“中国银行归并中央银行，并无其事，交通银行改名，亦无所闻”。

　　既然中央银行另起炉灶，中交两行改组为特许银行，保住了中行招牌，张嘉璈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宋子文找张嘉璈起草中交两行新则例，张嘉璈说，如果政府能把历来向中国银行借的款归还，中行自愿放弃发行权，让发行早日全部集中于中央银行。但政府羽翼未丰，天天拆了东墙补西墙，还不时要中行垫款周转，宋子文请示上峰后表示，财政部特许中行继续保留发行权。

　　根据新修改的银行则例，中行股本三千万元，政府入股五百万元，可派董事三人，监事一人，改总裁制为董事长制，董事长由常务董事选举，政府委任，发行权照旧保留。张嘉璈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挤出去的官股又重新回潮了。难怪陈光甫感慨“天命难违”：“中行自开办以来即不能与政府脱离关系，政体变更，今仍不能脱离关系，天命之难违可见一斑矣。”

　　从一开始，陈光甫对开办中央银行是持保留意见的。用他对副总经理杨敦甫的话来说，“兄对于此事根本不赞成”。

　　在他看来，今日中国要紧之事，在裁兵，在取消杂税，今日当局为此不急之务，既不能统一币制，又不整理江西、山东、直隶、奉天各省钞，此行与人民有何益处？面见宋子文时，他还劝其“审慎”。

　　打过多次交道，他早就感觉到，宋子文为人“胸襟狭小，不能容物”，他告诉杨敦甫，“我辈商人托身于此政府之下，前途可惧”。“我行为今之计，惟有注重保守二字”，“今后如有盈余，请多存账内，万勿逞豪支配，到于行基方面，又受巨大之影响。我行在银行界声誉已著，此后宜处处保守，以待时机耳”。

　　10月5日，国民政府会议通过中央银行条例。宋子文本想聘任陈行、陈光甫、钱永铭、王宝仑、荣宗敬等五人为常务董事。陈光甫托人代辞，后经杨敦甫一再劝说，才答应出任理事，他希望能够藉此参与管理，不让这家银行成为“专为政府筹款”的银行，而真正成为“银行家之银行”。

　　他也真是爽直敢言。10月8日下午，央行筹备处举行监理事联席会议，他就在会上放了一炮。出席这次会议的，监、理事李铭、贝祖诒、秦润卿、徐寄庼、叶琢堂、姚咏白、钱永铭、荣宗敬、周宗良等之外，财长宋子文、财部金融管理局局长陈行也到会，宋子文为会议主席。用陈光甫的话来说，“到会者大都外行”。

　　会上七嘴八舌。陈行说，央行的组织经缜密研究，系按照日本制度办理。钱永铭说，中央银行系银行之银行，不宜与普通银行竞争，不宜做汇兑生意。荣宗敬说，将来成立后，对于汉口中央银行钞票必须大力整理，否则银行牌子不好。

　　陈光甫将了宋子文一军，说，此时组织中央银行，必有重大之使命，请主席宣告。

　　宋子文讲了一通，不外调济金融、福利民众等语。然后陈行散发章程，议决由常务理事审查。陈光甫说，章程固然极重要，究竟是死板文字，我等既办此事，有四点不能不特别注意。当即侃侃而言道：

　　“政府办银行极难得良好之结果，诚以政治变化难测，将来主席他去，中央银行又将陷入风雨飘摇之中；中央银行既以福利民众为宗旨，则将来发行钞票，须尽先收回各地杂钞，减轻民众损失；币制不统一，为工商业发展之极大障碍，中央银行亟应筹设大规模之造币厂，废两改元，统一币制；中国利息太高，工商业不易发达，中央银行应以低利借与商业银行，俾其对于工商业之借款可以减轻利息。”

　　众人有说好，也有接耳讨论，惟宋子文闷头不响。

　　陈光甫觉得会上陈说不够，几天后，又给宋子文写了一信。信中说，弟才疏学浅，猥蒙政府委充中央银行理事之列，奉命之余惶悚莫名，中央银行以前没办好，而将来所负使命又如此重要，所以“不揣简陋”，“略贡拙见”。为中央银行久远计，他向宋子文提了数条建议，择其要者有：

　　中央银行与政治关系，必须划分清明，应维持超然地位。国家是国家，政府是政府，中央银行系国家银行，应为国家和社会服务，切不可只为政府服务，必须对政府借款进行严格限制，保证银行和政府的信用；

　　总裁一职关系重要，以财政部长兼任尤为不妥。因政治变迁不定，财长随时会换，若人事随政局动荡，最足动摇银行根本，且由财政部长兼任总裁，东西各国皆无成例；

　　发行必须公开，酌采上海中国银行发行公开之办法，至发行局局长一席，为求彻底公开计，可以不由副总裁兼任之；发行兑换券应受地方法团监督，以固信用；

　　要辅助普通商业银行，而不与之竞争业务。中央银行资本雄厚，又有特权，不可以牟利为目的，而必须发挥其调剂金融、辅助工商业的作用，以其集中的现款低利贷与私营银行，再让私营银行低利贷给企业。“苟有牟利之意，则以资本之雄厚，政府之后盾，将使一切私家银行皆蒙其竞争之影响，不复成为银行家之银行矣”；

　　中国币制复杂，一省有一省之币制，一县有一县之币制，甚至一帮亦有一帮之币制，加以各省所发钞票，有大洋，有小洋，有兑换者，有不兑换者，情形又各不同，此诚为世界各国所无，币制不统一，即是国家不统一，商家兑换上计算繁杂，增加了成本，吃亏甚多，也加重了人民负担，应予厘定本位货币，废两用元。

　　陈光甫在信中再三声明，以上所提意见，全为中央银行，对于国家和人民方面而设想，个人毫无私见掺杂其间，只是忝为理事，自应尽心竭虑，为大局计划，“勿敢苟安缄默”而已。

　　中央银行本有即日开门之说，却迟迟未有动静。有传言说，这几日宋部长态度消极，一是他没有进入改组后的国府委员，近日新派政府委员十六人，皆是五院正副院长及实力派军人首领，宋不在内，此后办事棘手，二是政府内的反对派指责他，擅自批准中行准备公开，以致政府坐失运用之机会，云云。但不久上意回转，宋子文还是进入了新发表的国府委员名单。

　　10月16日，应李铭之邀，陈光甫出席了在上海造册处税务司卢格飞家里举行的一个晚宴。张嘉璈、贝祖诒也参加了。新上任的总税务司易纨士，因与江海关税务司梅乐和闹矛盾，特来沪争取上海银行家们的支持。梅乐和是前总税务司赫德的外甥，对易纨士出任总税务司心怀不服，在政府要员胡汉民、孙科、张静江那里老是派说易氏的不是，想取而代之。故民国政府对于委任总税务司发生了两派意见，一派是政府派，反对易氏而赞成梅乐和，一派即银行派，以宋子文为中心，因为易氏出任，藉可发行三千万元公债及乘机收回若干小利权。经宋子文调停，给梅乐和挂了个副总税务司的虚衔，但易纨士坚持要让梅尔和回国休假，假满后就办理退休手续。李铭和张嘉璈都认为这样不可，会让宋子文为难。易纨士于席间说，他的职位不稳，公债票价格必落。此语近乎要挟，陈光甫听了很是不爽。他本来是挺易的，这一来觉得易纨士的人品也不怎么样。只是国人自己不会经营债务，致全国公私信用扫地，外人得乘而入，心里也惟有叹息。

　　易纨士一边说着对政府表示好感的话，一边又表示，以后在海关要多用华人，并要缩短西人的退休年龄。他的话里到底有多少诚意，陈光甫也不敢全信，只觉得好多话还是针对政敌梅乐和而发，说穿了，还是为了饭碗。

　　陈光甫年轻时曾在海关内邮局供职，对英国人赫德开创中国海关的事迹一向敬仰。想当年，赫德任总税务司，执掌海关四十余年，只手遮天，何等风光，现在连一个江海关的税务司都敢藐视、甚至叫板，这真让他觉得今非昔比。易纨士这次来沪，是为保位，他的总税务司地位能否保全，见了财长又如何说话，都须仰银行家鼻息，这固然是英国人的经济力量在全球衰退引起，而人事之无常也真让人唏嘘了。“可见人必自侮而人侮之”，他觉得易纨士此人不识大体，不明进退之理，即便有上海的银行家们支持，职位恐怕也难持久。他忽然想到了佛学中的一句话，天下事事物物，皆脱不了生老病死、成注败空。

　　这只是一个插曲。宋子文才懒得插手总税务司人事问题。上海的银行家们有耐心听易氏唠叨，也只是希望他支持三千万公债发行事，毕竟这事还是总税务司经管的。

　　武汉财政委员会的白志鹍这段时间也来了上海。白志鹍是为筹款的事来找财政部要钱的。武汉政治分会响应政策裁兵，需遣散费三百二十万元，冬季服装费一百万元，可是宋子文就是不愿意出这笔钱。沪上银行家与白交好，陈光甫、张嘉璈都帮着他向宋子文说项。但此事交涉起来大费周折，宋子文坚持要白志鹍将武汉财政机关一一交出，取消财政委员会和华中银行，若能办到，则答应可发善后公债三百万元。白志鹍说这些都不是他的职权范围内能办到的，事情就僵在了那里。

　　白志鹍跑到南京活动，亦无功而返。宋子文正忙于筹备成立中央银行和发行三千万金融公债的事，根本没工夫去理会他，双方隔阂日深。白志鹍急须筹得款项早日返汉，陈光甫只得劝他多加忍耐，告诉他，吾人或服务一方，然都属中华国民，总以财政统一为前提。但他也苦于自己在宋子文那里说不上话，徒自叹息，“殊令吾辈小百姓颇为担忧”。

　　陈光甫已经估计到，白志鹍在财政部要不到钱，必定会向上海的银行家朋友转借这三百万。要是白志鹍开了这个口，中交两行，包括自家上海银行，也都情面难却。他指示副总经理杨敦甫，不如趁此机会，让白将上海银行里的官家存款提去，另建议其向中国、兴业、实业、四行、四明等行开立往来户透支。他认为，这样做一举数便，“在我可少责任，减少外面浮言，同行忌嫉，在官方可以与人通融借款，且可成一大数而不伤感情”。果然，白志鹍也赞同这一主张，说已报告李宗仁总司令，李也表示同意。

　　陈光甫深觉奇怪的是，平日里，要员们都嚷嚷着要财政统一，真需要为此做些什么了，又一个个都不愿担责。宁汉财政问题殊多误会，于大局有碍，为了白志鹍借款一事，张嘉璈奔走最力，某日，张嘉璈到兴业银行接洽借款事，竟然被一个叫陈叔通的董事指着鼻子大骂，说你张公权专门做损人利己的事。张当面受辱，拂袖而去。一片公心，得此结果，这也让陈光甫很为之抱不平，说“中国人个性太为发达，不受纪律，不明关系”。

　　11月1日，中央银行在上海黄浦滩路华俄道胜银行旧址开幕，国府要人、外国驻上海使节、中外大银行家、财经界名流悉数到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亲自授印，端的是盛况空前。中央银行总裁一职，周佩箴自知非己所能任，坚辞不就，由财长宋子文兼任，副总裁陈行，亦是财部官员。尽管陈光甫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但这一明目张胆的把央行与政府捆绑之举，还是让他深感失望。

　　宋子文在致答辞时说，中央银行与广州、汉口中央银行不发生连带关系，直辖于国民政府，执全国金融大权，经营上不以银行自身利益为目标，而以全民利益为指归，宣称成立目的有三，一为统一国家之币制，一为统一全国之金库，一为调剂国内之金融。

　　但宋子文的言行并不一致，日后，中央银行攫取了许多普通银行业务，对别家银行千方百计予以控制，开征银行业收益税、银行兑换券发行税，制订颁行了兑换券发行、印刷、运送方面的诸多章程条例，让陈光甫对宋子文愈加失望了。

　　央行开幕，张嘉璈如释重负，他觉得自己终于解脱了，“今中央银行已经成立，则中央与地方政府之财政收支，可由该行为之调拨，而中国银行过去十七年所受军阀勒索之苦恼，与政府垫款之纠缠，幸获解除，自可集中心力于社会金融之服务，于国民经济之改进。”

　　陈光甫觉得，张嘉璈的目光还是太短视了。银行业的明天，尚不知道是怎样一个惨淡的前景呢。宋子文领导下的中央银行急遽扩展，无异于巧取豪夺，实际上意味着银行业已进入国进民退的时代，中国银行业商业化经营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名义上虽已南北统一，但地方上的军事势力丝毫不见裁削，国府要人们表面打哈哈，肚里想拳经，到了11月中旬，李济深回了广东，阎锡山回了山西，兼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的冯玉祥，也借口祭扫父墓向蒋介石告假，一到河南就再也没有回来。这让陈光甫觉得，局面又回到了几个月前，眼下情形与统一之前相比，诚可谓大同小异。

　　他已经看清，眼下的统一只是表面上的，这些各拥重兵的武人们，难保他们不会再大打出手，说不定更残酷的内战就在前头。而要真统一，前提必须是人民有常识不受欺骗。“统一者，非军阀、官僚、留学生、假面具之革命党、共产党等所可为也，必须人人有智识。有智识者方有胆力，且必要多数，而后军阀、官僚、留学生、假面具之革命党、共产党不敢欺骗。事事公开，忠心为社会服务，不统一而自然统一矣”。

　　只是，目前他还看不到真统一的一线曙光。他告诉杨敦甫，不可抱过高希望，惟有听天命而已。“吾人处此时局，当以年见所闻如云如烟，一听天命，不可希望过侈耳”。

　　而入秋以来，沪上所经各事，也颇多让他想不明白之处。说到底，银行亦不过商人之一种，现在却事事处处要银行家们去承受，造成这鹤立鸡群之局势，也真让他“恐惧不堪”。他预感到，一两年后，可能会是银行家真正的受苦之日。

　　这个月，陈光甫出任江苏省政府委员。熟知陈光甫的朋友对此项任命都颇觉奇怪，他是个一心想要远离政治的人，去年的苏沪财委会主任，也是蒋介石软硬兼施他才勉强出任，这回怎么轻轻松松就答应下来了？用陈光甫自己的说法，出任此职，却是为张静江所累。张静江觉得自己在中央无所作为，想去主政浙江，做一番事业。事先找陈光甫商量，想让他出任浙江省财政厅长，陈光甫拒绝了。但那份报送中央的省政府名单里，陈光甫的名字还是没有勾去。蒋介石看到这份名单后，以陈光甫是江苏人，又适逢江苏省政府改组，就把他派发到了江苏。

　　陈光甫后来说，苏省为桑梓之乡，义务所在，也就上任了。

　　拜访了江苏省政府主席钮永建，又与江苏财政厅长张寿镛见过面，只觉钮是个“好好先生”，张又“立志做官，四面敷衍”。江苏可办之事甚多，政府却老是在开会，诸项事业进展甚慢。陈光甫最怕无休无止开会，把好好的想做事的人也磨得精神涣散，遇事不敢负责独断。他“自问无才无能”，“当局徒慕虚名”，想着自己的专长还是在金融一面，因此去过几次，也就消极了下来，不大去了，有意与政府一班人保持着距离。正好在南京时，好友吴忠信告诉他，明年初有个国际劳工大会在日内瓦召开，问他愿不愿意一同去。他看时局复杂，生怕卷入漩涡，正好借此远离，就去欧洲了。

　　五、此志未遂

　　张嘉璈是愈发的心冷了。去年6月，张嘉璈和蒋介石在南京讨论紧缩财政用度，当时还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以目下财政情形，只能集中力量，完成北伐，切不可再有内战。蒋当时漫应着，不说对，也不说不对，态度莫测。张嘉璈事后回想，就是这句话把蒋先生给得罪了。

　　当时的蒋介石，尚未建立绝对威权，时常遇到党内不同派系反对，来自桂系的反对尤烈。担任东路军前线总指挥攻进上海的白崇禧，与之更是常有龃龉。张嘉璈这番反对内战的话，言者无意，听者有心，以为张嘉璈偏向桂系，前来说项，遂对之非常不满。只是当时发作不得，一年后终于爆发。

　　1928年9月，蒋介石又约张嘉璈赴宁见面。已被政府迭次催款搞得神经紧张的张嘉璈“深恐蒋先生以为中国银行实力雄厚，可作政府筹款之源泉。或则要我参加政府，出力筹款”，故请其通过财政部长转洽，未去南京。后又再次来电，催张前往，张还是没去。蒋大怒，遂电令张，速筹一千万元，并在上海召集留沪中委会议，在会上大光其火，提出要查封中国银行库存，对张嘉璈发通缉令等。

　　与会各委员不明所以，不知道张嘉璈是什么事把蒋给得罪了。后知是因为张曾劝以尽量避免内战，遂致蒋误会他勾结桂系和北方的奉张势力，委员们即提议设一茶会，邀双方到会，“彼此见面，说开了事”。

　　但张嘉璈觉得蒋的态度有问题，“非所以对待赤诚拥护国民革命军之金融家之道”，简直是存心刁难、报复，拒绝参加茶会。还请假不到银行办公，表示无言的抗议。后经虞洽卿、黄郛等从中调解，而蒋介石立足未稳，仍须张嘉璈这样的银行家为其筹款支持，故蒋亦去函进行解释，一场风波始告平息。这也是张嘉璈亟盼中央银行早日成立的原因之一，他以为，把中央银行成立起来作挡箭牌，“俾能减轻中国银行之责任”。

　　此事虽告平息，却又一次为中国银行与当局之间的关系埋下了阴影，七年后，张嘉璈最终被赶出中国银行，伏笔已于此埋下。

　　中央银行虽高调开幕，毕竟开办资本薄弱，于民众信用未立，开业四个月，便发生过一次挤兑，幸而准备充分，发行公开而使风波平息。

　　史称“三十年代大危机”（the great Depression of the 1930s ）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的爆发，造成全球性的生产停滞潮，大量银行倒闭、工厂破产、工人失业，西方各国纷纷实行币制改革，相继放弃金本位，也对中国金融产生巨大影响。1933年美国放弃金本位后，又于1934年实行高价收购白银政策，强烈冲击世界银市场，白银价格巨幅上扬。用银大国中国的白银开始大量外流，随即国内出现通货紧缩，银根枯窘，周转不灵，使本就困窘的国民政府财政雪上加霜。

　　国民政府也是使尽浑身解数，应对此轮经济危机。孔祥熙接替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后，先是改革币制，放弃银本位，采用纸币。再是扩充中央银行，把资本额从两千万元提高到一亿，由国库拨足，提高抗风险能力。而最关键的一招，则是建立起国家金融垄断体制，即统制金融。

　　要控制金融，势必要从控制金融业中的两个老大中、交两行着手。张嘉璈再一次处在了风口浪尖上。这一次，他在劫难逃。

　　1928年央行筹备成立时，已对两行进行改组，中行增加官股五百万，交行二百万，改总裁制为董事长制，但在政府看来，这只是牛刀小试，收效还远远不够。在资本方面，官股都只占两行资本总额五分之一，在用人方面，政府的控制力也有限。这几年，中国银行的业务如日中天，手握权力秘符的政府已经无法容忍中国银行一枝独秀的局面再持续下去了。

　　1935年3月上旬，蒋介石电邀孔祥熙、宋子文赴汉口，密商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增资及中交两行改组问题。他们已经意识到，必须把张嘉璈逐出中国银行，方能把金融控制权牢牢抓在政府手里。

　　蒋、宋、孔联手打出了一张牌，3月18日，以“救济金融”为名，由财政部发行一亿元金融公债，其分配计划是，三千万充实中央银行基金，二千五百万拨交中国银行，一千万拨交交通银行，以作两行官股。这一来，政府在中交两行的官股分别增加到三千万和一千二百万，势必占到绝对优势，中行方面当然竭力抵制。

　　3月22日，蒋介石密电孔祥熙，指斥中国银行不与中央合作，必须“断然矫正”，务使之“绝对听命于中央，彻底合作”。他置历年来中交两行支持政府事实于不顾，把一盆脏水全都扣了下去，断然声称：“国家社会皆濒破产，致此之由，其症结乃在金融币制与发行之不能统一。其中关键，全在中、交两行固执其历来吸吮国脉民膏之反时代之传统政策，而置国家社会于不顾”，“此事实较军阀割裂、破坏革命之为尤甚也”。

　　考虑到张嘉璈在社会上的声望，蒋介石又指示孔祥熙，要对之作“委以虚名”的安排，比如调任政府其他职务，或充任中央银行副总裁等。

　　张嘉璈获知消息，自知上意难回，情急之下，致信正在莫干山卧病休养的好友黄郛，又亲自找上山去，请他找蒋说项，探探蒋公底牌。黄郛在3月27日强扶病体，以专用密码替他拍发致蒋电文：“璈与中国银行历史悠久，即时摆脱，深恐影响行基，踌躇未决。奈孔部长一再敦促，因思当时经济困难时期，苟利党国，捐糜在所不惜！顾又虑在金融尚未安定以前，设以个人进退，影响行务，间接及于财政金融，益增钧座焦虑。万不得已，或由璈暂行兼任中国银行总经理，一俟渡过难关，再行完全摆脱。”

　　在黄郛眼里，张嘉璈是银行家中从不营私产的一个人，这样的人品他素所敬仰，故而在电文后还为之陈情，帮他说了一大堆好话，说他自“九一八”以来，“态度尚称得体”，“在沪言论，时以应拥护中心势力以渡国难为主张，自牯岭返沪后，对于吾弟认识尤深”。谈到人事问题时，他语词委婉，与向来的直率态度自有不同，说，当此金融界极不安定之际，把张嘉璈调离服务二十余年的中国银行，似操之过切，是否相宜，望弟务必“审慎”，金融统制，目前是从人事方面去打算，或者着重方法方面更为稳妥。再者，张嘉璈在中国银行是总裁，去央行做副总裁，以总易副，无从抖擞精神去工作，似乎让他面子上也有些吃亏。

　　到年底，国民政府发表张嘉璈为铁道部长（后改任交通部长），黄郛这番话应是起了关键作用。然在当时，此举无异与虎谋皮。

　　当孔祥熙、宋子文在一次面谈中明确告诉他，让他离开中国银行正是出于蒋的安排，悲愤交加的张嘉璈只得表示，“璈无不惟命是从”。

　　当年黄郛曾为自己向蒋陈情一节，张嘉璈当时并不知悉，直到多年以后沈亦云在美国写回忆录时，他才从手稿中读到，有感于黄郛待友之诚、谋事之忠，他曾特意致信沈亦云：

　　大稿述及中交票贬值与民二十四年中行改组一段，乃恍然于膺白先生对我认识与对我爱护，使我十分感激。回忆自入中国银行后惟一志愿：欲建立一完善之中央银行，为财政改革与经济建设之基础，奈连年军阀当政，财政金融日见紊乱，与我志愿愈离愈远，正在彷徨中，适因公务得识膺白先生，晤谈几次，知其有建设新中国之理想，吾之金融制度理想可为其中之一环，每次论及财政经济，彼此意见几归一致，其见理之明，宅心之公，令我敬为师友。民二十四年中行改组，我当时审察环境，知不能再留中行，亦无法挽救。但亟欲明瞭蒋先生之真意，故托膺白先生用其密电本代发一电，今方知膺白先生，尚加按语，从大处落笔，读之衷心感激。不料十有五载以后，银行纸币等于废纸，中国银行支离破碎，思之不觉无限感慨。……

　　3月28日，财政部长孔祥熙正式训令改组中交两行，发表人事任命，以宋子文为中行董事长，调离原总经理张嘉璈和董事长李铭，张嘉璈调任中央银行副总裁；以胡笔江为交通银行董事长，唐寿民为总经理（胡、唐皆由宋子文指派）。

　　改组两行同时，还特许设立农民银行，以解决对共产党控制的湘赣等根据地的围剿军费。控制了邮政储金汇业局，并在中央银行内开设中央信托局，分别经办储蓄、信托等业务。三行两局的问题解决后，政府还以金融救济为名，在各主要商业银行中加入官股，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新华信托储蓄银行等各大商业银行也一一归化。国民政府垄断金融体系终于得以建立。

　　政府训令下达后，3月29日，张嘉璈最后一次以中国银行总经理的身份主持召开了该行董事会。董事们各种不服，要求张向政府提出质问。张嘉璈说：“在行二十三年，几乎年年在奋斗中过生活……所幸为国家已树立两大财政金融工具之信用：一为公债，二为纸币。为金融界已建立一近代化之金融组织，为中国银行已奠定坚固不拔之基础。眼看国难近在眉睫，何可因小愤而害大局……”他认为，“部行对抗，难免不牵动市面”，表示不愿与政府相抗，正式辞去总经理一职。

　　3月30日，中国银行召开股东大会，被迫接受增加官股、改为国营的政府训令。为缓和与商股的矛盾，财政部将拟增的官股减为一千五百万元，合原有官股五百万元，共计二千万元，官商股权各半。随即通过修改后的银行条例，由新任董事长宋子文提名老迈的宋汉章为总经理。

　　张嘉璈下台了。他努力了二十余年的、建立不依附于政府的独立商业银行的努力，全都付之流水。国家的新威权主义夺走了他的梦想。

　　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川越在发往国内的一份密报中称，把张嘉璈从中国银行赶走，是孔、宋密谋，蒋亲自批准的一项秘密策略，其目的是为了把南京政府从每年高达三亿元的财政赤字中解救出来。这份报告透露了此项驱张行动的四个步骤，最后称，“归根结底，他们所策划的，是在统制金融、整顿通货的美名下，谋求发行权的统一，从而使势力范围能够统一地发行不兑换纸币，使南京政府的财政得以稳定下来，从而以加强蒋介石的势力”。

　　张嘉璈的一段哀婉的事后言词，正表达了银行家们那种欲说还休、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凉心境：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手栽的美丽花枝，何必常放在自己室内。能让人取去好好培养，何尝不是一桩乐事。”

　　他所惋惜的是，自民国成立以后，希望以中行之力，辅助政府建立一完善之中央准备银行的梦想再无实现的可能了。在他的这个金融梦想里，一面能永保通货健全，一面能领导公私金融机关分业合作，最后创造出一个内有资金充沛之金融市场，外具诱导外资之坚强信用的金融体系，目标是追纵经济发达的日、德，最终实现强国富民。

　　但这个梦在1935年的春天不得不戛然而止了，他只能徒叹，“此志未遂，斯为憾事！”

　　□ 赵柏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