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偷窃事件

　　早春二月，我在一个寒冷的凌晨到达莫斯科，经过了4 个小时的折腾后，我终于找到之前订的小旅馆。街上有醉汉，门上无门牌，莫斯科以一种超级不友好的姿态迎接我的到来。

　　事实上在莫斯科要寻找一个价格合适的小旅馆几乎是难于登天。我把沉重的行李扔在床边，这是一间六人宿舍，没有独立的洗手间，巨大的房间里空荡荡地放着三张上下铺的铁床，即便是这样，我也要因为这张床的良好地理位置而付出每晚40 欧元的昂贵代价。所幸的是这个旅馆有一个相当喜人的起居室。宽大而温暖，老旧的桃木家私散发着时光的温软感，壁炉旁边是一个小小的书架，上面放满了各种旅客留在这里的书。各种文字的都有，每次坐在这里看书，都能感觉到某个和我擦肩而过的人。

　　白天在莫斯科城里乱转——如果你恰巧是那种去过30 多个国家自助游的人，如果你又恰巧还是那种觉得自己英语好得不得了的人，如果你更恰巧是一个总是能够在旅途中遇贵人的幸运鬼，那么，你就会在俄罗斯栽一个大跟头。我真后悔一时头脑发热，因为儿时关于“苏联”的记忆让人一直以为这个国家对中国人应该有天生的宽容和接纳，于是便去了。俄罗斯让人难以容忍的地方和它让人迷恋的地方一样多，以至那些非褒即贬的形容词在这里没有用途。

　　每天晚上我都拖着筋疲力尽的身体爬回这个宿舍，然后蜷缩在小书架前寻找安慰。然而能够得到的安慰毕竟不多，在这百来本书里，唯一的一本中文书是比尔·布莱森的《欧洲在发酵》。但最幸运的是，这一定是我此生看过的最妙的旅游书，在这里头没有任何一点有用的资讯，没有一点值得借鉴的经验。它无用得让人害怕，无用得让人伤心，无用得让人难以忍受。所有的只是他漫无边际的，对一切事物毫不容情的调侃——或者其实应该称之为“调戏”更为恰当。所以它唯一的美德是能让人发笑，歇斯底里地发笑。他不惜使用3 页纸的篇幅去形容某个旅馆大妈对他犯下的“有可能”的“恶行”，然后对一切欧洲伟大的文明和历史都绝口不谈。他就像一个跟我认识了很多年的朋友那样，甚至我认为他根本就是我灵魂的另外一个版本，活在美国，装在一个大胡子的男人躯体内。

　　我决定把这本书偷走。

　　每天晚上把它还到书架上的时候，我都左右环顾，但哪怕四周连一只苍蝇都没有，我还是不敢把它带回自己的房间。

　　躺在床上，我听到它在书架上呼唤我的名字，我甚至看到它的扉页上，作者用手写的字体标注着：本书献给蔻蔻梁。不行，我必须把它偷走。

　　距离离开莫斯科的时间越近，偷窃的欲望就越强烈地煎熬着我。我甚至庆幸这个旅馆里没有任何一个使用中文的客人，如果我看到它竟然出现在另外一个人的手上，心灵儿一定会为爱所伤。我甚至开始相信，一定是因为有它，我才会突然决定来莫斯科这种见鬼的地方。毕竟是一个一个压根没打算发展旅游的国家，可以理直气壮地对那些拉个箱子就闯入他们国家的人不好——我没请你来，你要来，你受罪，你活该。

　　那么好吧，就算活该吧。山楂树的旋律在登机的时候就在脑子里回转，那个叫做红场的地方应该四季都积着薄雪，圣女公墓有永恒的手风琴声漂浮，伏尔加河上绝对还有纤夫，冬宫还等着我去解放，普希金拔出他的小手枪，瓦西里是叛徒，而列宁同志已经不咳嗽了，他已经不发烧了！

　　而这本从诞生那日开始就应该属于我的书，以及书写它的那个男人，现在已经躺在我深圳的书柜里，从此王子和公主过上幸福的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