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绿川英子墓

　　绿川英子这个名字对五六十岁以下的人来说是陌生的，或者说是模糊的。绿川英子原名是长谷川照子，是一个日本年轻女人，她的经历足够写一本厚重的书。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她在佳木斯这座边陲小城悄然离去，遗骸葬于佳木斯。

　　写绿川英子就是写一本书，写一本记述一个日本进步青年女性反叛日本军国主义、同情中国反侵略的书。

　　绿川英子出生于日本山梨县，中学毕业后在东京上大学。由于受马克思主义和进步文化活动的影响，思想激进。她因参加日本进步活动而开始对中国革命发生了兴趣。她又通过学习世界语与中国的世界语工作者们接触。此间她还给在上海出版的世界语刊物《世界》写文章。这些文章报道了日本人民在军国主义统治下的苦难生活和争取民主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在日本警察的眼里，绿川已经成了一个“危险人物”，她的一言一行都有一双双警惕的眼睛在紧盯着。

　　后来，绿川与一位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吉林籍留学生相识、相爱，最后结为夫妻。

　　绿川准备随同丈夫刘仁一同回中国，这个愿望在“西安事变”以及随后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统一战线形成后，就变得更加强烈了。1937年春天，在樱花开遍上野公园的时候，她和刘仁偷偷地离开东京来到中国。

　　1937年，正是中国抗日战争处于危亡时刻，南京失陷，国民政府向西南撤退，并在武汉成立了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担任了三厅厅长。许多积极从事抗战的文化人都集中在三厅开展抗日的文化工作，绿川和刘仁从日本回来后就投奔了三厅。三厅有个第七处，是专门负责对外宣传的，也有世界语这方面的宣传，如叶籁士、叶君健等知名世界语工作者都在这里。本来绿川也可以直接参加三厅工作的，后来郭沫若等考虑绿川最好参加对日广播宣传。但当时三厅没有电台，只好利用国民党的中央广播电台，于是将绿川推荐到那里。绿川用纯正的日语，地道的日本人的声音，向在中国的日本侵略军进行广播。我从一则历史资料中找到了一段当时绿川广播的记录词：

　　“亲爱的日军同胞们：现在是汉口放送局开始放送……日军同胞们，当你们的枪口对准中国人的胸膛，当你们狂笑着挑死一个个无辜的婴儿，当你们手举火把点燃一栋栋房屋，当你们扑向可怜的少女……你们可曾想过这是罪孽？当你们高喊着誓死效忠天皇，一腔热血尽淌中国大地之时，你们可曾知道这是为谁卖命？又是为谁效忠？”

　　这些如利箭般的声音，触怒了在华的日本侵略军。他们恐慌、愤怒，绿川被他们称为“娇声卖国贼”。

　　不久，绿川又到了重庆。在重庆，她除了继续进行对外广播，还写了大量的著作和译作。据现在掌握的资料，她出版了《在战斗的中国》、《不死的士兵》、《在暴风雨中的低语》等。她勤奋的工作曾受到周恩来的褒奖，郭沫若还专门为她在一块红绸上写了一首诗：

　　茫茫四野弥黮闇，历历群星丽九天。

　　映雪终嫌光太远，照书还喜—灯妍。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绿川、刘仁按照安排辗转来到南京，又跟随当时的东北行政委员会主任高崇民到了东北解放区佳木斯市。

　　佳木斯是松花江下游我国版图上最东边的一座城市，是伪满洲国的三江省省会。日本投降后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延安一些重要机关、团体、大专院校迁来佳木斯，其中就有东北大学、鲁迅艺术学院、东北画报社、东北军政大学，还有东北电影制片厂等等。随之而来的还有一大批文化、教育、艺术界的知名人士，如刘白羽、吴伯箫、萧军、马加、华君武等都集中在这个城市，一时，这里冠盖云集，群贤毕至，佳木斯这座边城充满了革命的青春活力，人们称之为“东北小延安”。

　　1946年冬，绿川和刘仁被安排在东北社会研究所任研究员，后来同在当时的最高学府东北大学讲授文学课。

　　绿川夫妇经过一度奔波后终于安定了下来。

　　不久，绿川发现自己怀孕了。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经过夫妻协商，决定做人工流产。

　　1947年1月上旬，绿川住进了佳木斯的康复医院(现在的佳木斯大学医学院前身)的妇产科。1月10日开始做人工流产手术。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手术不慎划破了子宫，引起感染，急需的盘尼西林(即青霉素)又奇缺，医生束手无策。绿川在医院躺了四天，终于悄然地离开了她热爱的中国，离开了她挚爱的丈夫。临终前她嘴里喃喃地念着阿部仲麻吕的诗：

　　翘首望长天，神驰奈良边。

　　三笠山顶上，想又皎月圆。

　　绿川去世，东北行政委员会和东北人民政府鉴于她在反战工作和学术上的功绩，特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绿川的丈夫刘仁自绿川去世后像一只折断了翅膀的孤雁，不吃不喝，终日以泪洗面，在极度的悲痛中度过。人们经常看到一个身心憔悴的中年人身披羊皮袄，冒着严寒风雪，在市郊烈士陵园里久久徘徊，久久徘徊……

　　由于过度的悲痛，也由于悔恨，身心受到致命打击的刘仁支持不住了，三个月后患肾病而逝去。临终前他嘱咐他的弟弟刘维：“孩子托付给你了，把我埋在绿川的身边，我要永远陪伴她……”

　　办完丧事后，刘维带着哥哥和绿川6岁的儿子刘星和刚满10个月的女儿刘晓兰回吉林老家了。

　　两位优秀的世界语学者，长眠在这片黑土地上。

　　他俩的爱情是那样的真挚，那样的纯真，死亡也没有将他们分离。

　　……

　　事情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来世界上风云变幻，物是人非，然而，绿川的名字始终没有在人们心中消失。

　　1980年初春时节，一个日本电视剧摄制组来到佳木斯，他们是来拍摄电视剧《望乡之星》的外景的。《望乡之星》就是根据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冒着风险与中国留日学生刘仁相识、相爱直至结婚，而后又一同来到中国投入抗日的洪流的日本世界语学者绿川英子的事迹为题材写成的。

　　摄制组拍完外景后，提出一个要求：要看一看绿川和刘仁的坟墓。这个要求使有关部门犯难了，三十多年来世事沧桑，茫茫大地，一抔黄土到哪里寻找？

　　摄制组带着遗憾和失望返回日本。

　　这件事深深触动了佳木斯市委领导和文物工作者，他们决心将绿川和刘仁的坟墓找出来，以慰他俩在天之灵。

　　从1980年开始，寻找绿川、刘仁坟墓的工作启动，文物工作者们翻阅了大量的国内外有关绿川的资料和档案，发出了数十封调查函件，在市内两个烈士陵园和散落的坟地，进行了多次踏查。又到哈尔滨、长春、公主岭等地寻找与绿川有过接触的人员。一次，寻找人员偶然从一本日本出版的有关研究绿川的著作中，查到了这样一条记载：绿川英子埋葬在佳木斯一个叫“牧界坊”的地方附近。这个发现仿佛是在暗夜中出现了一线光亮。于是，文物站的同志跑遍了佳木斯城乡，但就是找不到“牧界坊”这个地方。他们又查阅了日汉字典中带“牧”音的所有条目，请教了精通日语的专家，还查访了市内与“牧”字有关系的单位，却是一点眉目也没有，这一星星微弱的亮光又熄灭了。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最后，所有的线索都集中到刘仁的弟弟刘维的身上了。绿川、刘仁逝世时，参加葬礼的亲人只有刘维。1949年佳木斯修建烈士陵园，将绿川、刘仁的棺柩迁入后，他还来扫过一次墓。看来，只有找到刘维，才能揭开这“墓地之谜”。

　　刘维终于在吉林省的通辽被找到了。刘维那年已经六十九岁。三十年代，他和刘仁一起留学日本，在东京高等农业大学学习，也是一个世界语的爱好者，是绿川的好友。在1957年那场政治大风暴中他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劳动，从此便隐姓埋名，与世隔绝。在寻找人员访问他时，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感慨不已，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三十多年后，还会有人怀念起为中日友谊做出过贡献的哥哥嫂子。刘维噙着泪花，找出了他最后一次为兄嫂扫墓时的日记，日记中还绘有绿川、刘仁两坟的位置图，记载了两座墓的编号，绿川墓为244号，刘仁墓为198号。

　　在访问刘维时，也解开了“牧界坊”这个谜。原来，日本有一个研究绿川的专家利根光一教授，曾经给刘维写过信，要查询绿川夫妇的墓地。刘维在回信中写道：“墓在佳木斯西郊牧养场附近。”利根光一教授不熟悉简化了的汉字，将“牧养场”误为“牧界坊”了。在建国初期，佳木斯西郊烈士陵园东侧，确实有一个不大的牧养场，刘维的介绍是正确的。

　　文物部门在掌握了刘维提供的资料后，对西郊烈士陵园四百多个烈士坟墓，对照着烈士埋葬登记册，逐个地进行查找、核对。结果，在陵园西区道北第三行第七座找到了244号墓。由于岁月沧桑，墓碑已荡然无存，但登记册写的墓主的名字却是“绿山英”三个字。中国人姓“绿”的是很少见的，根据分析，因当时陵墓管理人文化水平不高，又经多次抄写，误将“绿川英子”的日本名字，习惯地写成三个字的中国名字，“山应为“川”字之误。园内第一行第一座墓，应是198号刘仁墓，但是墓碑上却是刻着“刘矿石之墓”，而登记册上写的又是“刘石青”。查找人员根据掌握的资料，从当时的具体情况分析，刘仁原名刘砥方，可能是在写、刻碑石的过程中，将“砥”误刻、写成“矿”、将“方”刻成“石”了。

　　为了更准确地确定墓址，又将刘维请到了佳木斯烈士陵园。刘维认真、仔细地回忆了当年坟墓的位置，终于确定了绿川和刘仁的墓地。

　　在找到绿川、刘仁墓地的同时，还意外地发现了绿川、刘仁夫妇的一批遗物。在这些遗物中有绿川、刘仁抗战期间在重庆用的一只牛皮箱、公文包和洗漱用具。还有一本厚厚的影集，里面的照片曾记载了这对反法西斯的患难夫妻从富士山麓到松花江畔不平凡的战斗历程。在遗物中，有一部分是绿川和刘仁在重庆期间，在郭沫若同志领导的抗敌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时，担任《反攻》半月刊和世界语刊物《中国报导》编辑用的《世界语字典》、稿纸、铅笔套等文具。还有一把刘仁于1937年从日本归国时，送给他继续留在日本的弟弟刘维的纸扇。扇面的下部是一抹淡墨山水，右上角是刘仁亲笔用工整的小楷写的一首诗。从诗意来看，是寄语刘维，望他早日学成归来。同胞之谊，手足之情，跃然纸上。

　　绿川墓的寻找工作终于落下帷幕。

　　我当时是一家地级报纸的副刊编辑。当得知绿川、刘仁的坟墓几经曲折，终于找到时我进行了全程采访，并写了一篇通讯，用一整版篇幅发表在那张报纸上。通讯发表后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震动。因为有关绿川事迹的宣传报道，自抗战胜利以来由于国际形势等种种原因，很少见诸于媒体。通讯发表后周边的新闻报刊纷纷前来采访，一时成为新闻热点。女作家张雅文根据这条线索，走访有关人员，写了一本传记体小说《绿川英子》，1985年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绿川在重庆的朋友、著名学者叶君健还为这本书写了序。这篇通讯后来还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副刊增刊《大地》上。

　　经过媒体的宣传，绿川在中国的反战事迹激励着人们对这位国际主义战士深切的怀念。佳木斯市决定在市南郊四丰山麓修建一座绿川与刘仁的合葬墓，将他们的遗骨从西郊烈士陵园移入新墓。墓前是两块一人多高的乳白色大理石碑并排竖立，象征着这位国际主义战士品格的纯洁和高尚。一对铜钉安置在石碑前。石碑上端有一块铜匾，镌刻着“国际主义战士绿川英子暨刘仁同志之墓”一行字，碑后记述着绿川伟大战斗的一生。

　　绿川英子的陵园落成后，绿川的儿子刘星、女儿刘晓兰都曾经来祭奠并扫墓，儿女们都长大成人，事业有成。后来，绿川在日本的亲属也前来凭吊祭奠。一座陵园连结了中日两国人民的情谊。

　　时序已进入二十一世纪，绿川和刘仁已经离开我们半个多世纪。他俩经历过的那段充满硝烟烈火的苦难岁月已经在人们记忆里渐渐消失，但是这位伟大的日本女性反抗侵略、热爱中国的心却永远不会泯灭。人民仿佛仍然看见她站在用鲜血搭起的彩虹上向中国人民微笑着，微笑着……

　　责任编辑咏红

　　丁继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