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佛道道及其他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虽然道教自称是老子、庄子的信徒，汉初黄、老之术也曾盛极一时，但是汉以后的道教实际上却是张道陵创建的。在整个宗教里面，道教的理论基础最弱，任继愈主编了一套宗教史丛书，只能提到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最后才是生拉硬扯进来道教。道教的理论不足以支撑它的发展，比如说《庄子》行文雄壮瑰丽，很讲究从超脱寻常的立足点上批驳常人，逻辑上又完全行得通，读了之后真是让人豁然开朗。但是，其中的很多精华之处都是灵光一闪顿悟式的，让人有所悟又有所失的。

　　季羡林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道教在理论方面根本就不是佛教的对手。……道教的理论底子就比较薄，最初实在拿不出什么成套的东西来。”李世民让玄奘翻译《老子》成梵文，玄奘试着去翻译，但是还是忍不住说：“老子立义肤浅。”这句话很耐人寻味，称之为“肤浅”的原因是什么呢？细想一下，这个判断是有道理的。道家无宗教的献身精神、牺牲精神，充其量只是个人的修炼修养，远未达到死而无悔的状态。对于长期接触佛教理论，对人、对事、对世间万物都追求一种“彻悟”的玄奘来说，这种技巧性、谋略性的东西，确实是“肤浅”的。

　　道教同外来的佛教碰头以后，自身的弱点就突显出来了。道教除了一些服食、炼丹的方术以外，在理论方面根本不是佛教的对手，交手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道教徒就施展出以后常常使用的一种“小聪明”手法：一方面拚命反对佛教，另一方面又偷偷摸摸地抄袭佛教的学说，《太平经》就是这种手法的产品。此外，还施展出一种国人的“阿Ｑ精神”：你说浮屠好，他其实是中国人，老子入夷狄化胡，命令尹喜托生为释迦牟尼，所谓的《老子化胡》就是这种手法的产品。当然，大的思想家在很多认识上是有共通之处的，不可能完全是独创的个人见解，在《庄子》里，可以看到很多思想与佛教是互通的。

　　唐以前，特别是两晋南北朝时，儒家和佛家互不冲突，北齐颜之推就是儒释并重。隋唐初期，很多高僧都是出身于儒家，特别是士大夫家败之后转归佛教非常普遍，玄奘本人也是出身于儒家。唐时道教与佛教冲突很多，那时候道教因为“老子姓李”，几乎成为国教。李世民也重视佛教，就有了玄奘的事迹，后来的武则天也相当重视佛教。但是，道教基本上还是处于国教的地位，李白崇信道教是有名的，希望求仙得道；唐武宗时，对佛教的毁坏是根本性，是中国佛教史上有名的一难。

　　说起唐时对佛教、道教的批评，最有名的代表人物应该是韩愈了。韩愈批评佛教的名篇，就是《原道》。《原道》从儒学“仁义道德”出发，批评庄子的“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批评道、佛让社会经济生产受到影响，批评佛家不重君臣、父子伦理，然后要求禁止佛教和道教，强迫他们还俗、烧掉经书，发扬儒学。韩愈的批评，文字上气势很盛，但是逻辑上却很成问题，经不起推敲。

　　从这一点上看，韩愈可能连《庄子》都没有读懂过。庄子《齐物论》中讲，“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从自身的立场出发，认为别人和自己一致的地方就是对的，和自己不一致的地方就是错的，这种批评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彼方有彼方的是非，我方有我方的是非。彼方果真是对的吗，彼方果真是错的吗？彼和此都各有它的对立面，这就叫做大道的杻纽。掌握了大道杻纽的关键环节，才可以应付无穷的变化了。

　　所以，季羡林说：“最著名的辟佛者是韩愈，他就是肤浅的典型。”韩愈在哲学层面上根本就没有达到佛教要求的起码基础，对佛教讲了什么是不懂的。他对佛教的批评，就如同我们今天厌恶佛教的商业化却想把佛教彻底否定、一棒子打死一样，批驳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再者，韩愈本身不擅长逻辑思辨，他对佛教理解起来有困难。比如他的名篇《马说》就是这样，开篇讲“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就是一个有名的相互矛盾的判断。对于讲求逻辑和思辨的佛教义理来说，韩愈一直是门外汉。柳宗元、刘禹锡在这一方面要好一些，他们的一些诗作非常富有哲学的意味。

　　佛教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儒家哲学的发展，宋朝理学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理学对佛教的抄袭之处非常多，可以说没有佛教理论就没有理学。举例来讲，程朱讲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实际上就是华严宗“理法界、事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思想的翻版。程颐、程灏仿照佛门二祖慧可立雪于达摩之门的故事，编出了“程门立雪”的故事。关于佛教对宋代理学的影响，讨论的非常多，比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就曾经专门论述过。

　　有一次，王安石感慨说，孔孟之后就没什么圣人了，这是怎么搞的？张方平说，哪里是没有了，有的是超过孔子的。王安石一愣。张方平说：“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荆公欣然叹服。其后说与张天觉，天觉抚几叹赏曰：‘达人之论也。’”所谓的张天觉，就是张商英，原主张排佛的，后来转成了奉佛，甚至还写了一本《禅辩集》。这个典故可以参看方立天著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绪论》。

　　不得不提六祖惠能。惠能是个文盲，但是深有慧根。打柴歇息时听到人讲《金刚经》，他竟然一遍就全听懂了。在广东现在的光孝寺出家，有“明镜辩”（“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受衣钵后游历四方，至南海《涅磐经》的集会上发表“风幡辩”（寺前风吹幡动，两个和尚争辩起来，一个说是风动，一个说是幡动。慧能从旁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仁者心动！”），后至宝林寺（今南华寺）说法三十七年。惠能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用通俗简易的修持方法，取代繁琐的义学，后来直超北宗成为佛教禅宗的正系。南华寺与柳宗元、刘禹锡、王维、苏东坡均有深厚的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史上的一段灿烂的插曲，影响到了这些文化巨人，也就深深地影响到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后来董其昌、李贽、王阳明等人，全与佛教禅宗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王阳明的心学最初是禅学变种，这也是研究者的共识。王阳明自己也说，“夫禅之学与圣人之学，皆求尽其心也，亦相去毫厘耳”。他说：“尔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问人。但致良知成德业，漫从故纸费精神。乾坤是易原非画，心性何形得有尘。莫道先生学禅语，此言端的为君陈。”

　　除了思想上的影响之外，佛教中注重将感悟变为实践的做法，也深深地影响到了理学。比如克治私欲、贪欲时数豆子，欲念越少，豆子越少，这种方法在朱熹那里用过，了凡四训中用过，但是最早的根源却是在《大藏经》中。甚至到咸丰时期，倭仁教曾国藩的时候，还提到所谓的“日课”。当然，这并不是说一定是谁抄袭谁的。但是因为儒佛两家在注重“反省”这一块上，确实有相通之处，而佛家更胜，儒家自然向佛家互通学习。

　　禅宗把出家修行、文本研读转到了内心修行上，“但无妄想，性自清净。”不拘形式，全由心性。佛教的顿悟式思维、不说破让人自悟的方式很是切合中国文人的思考方式，大受欢迎（有佛教法师说，恩师给他最好的教导方式是“不为我说破”——契合儒家“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主张），佛教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原来反对佛教的人，接触佛教之后，竟然成为佛教的信徒。比如，唐时李翱是韩愈的学生和朋友，原来辟佛，后来竟然成为儒佛融合的代表；前面提到的张方平也是这样。

　　禅宗“直指人心”，跟中国“天大地大人亦大”的人本思想结合，发展了一种可亲可爱、没有门槛、任何人拿起来都可以用的方法。据说，鸠摩罗什在说道时突然停住，告诉皇帝说，他想女人了，于是皇帝就赠他宫女，娶妻生子，但这都不妨碍他还是最有成就的佛教法师、译经大师。后来，济公也就出现了。宋代的禅僧，喝酒吃肉，风流蕴藏，放纵情欲，与士大夫没有什么两样，为纵情声色大开方便之门。宋代的禅诗非常多，非常耐人寻味。

　　有一首诗写得很形象，诗是这样的：

　　问曰居山何似好？起时日高睡时早。

　　山中软草以为衣，斋食松柏随时饱。

　　卧崖龛，石枕脑，一抱乱草为衣袄。

　　面前若有狼藉生，一阵风来自扫了。

　　独隐山，实畅道，更无诸事乱相扰。

　　讲了这么多，我觉得归根到底，佛教（尤其是中国化的佛教——禅宗）是有自己坚实基础的，绝不是简单的幻想出来的“鸦片”。不论从哪一方面来比较，佛教教义中的“唯理”色彩是几种宗教中是最为浓厚的，深受知识分子的认可和欢迎。

　　首先，在最初的发展中，佛教自己宣称，有朝一日，它也会消亡，这时候的佛教还没有一个未来佛的想法。后来随着教义的发展，想法逐渐改变，开始有了三世诸佛的说法，有了未来佛的想法。未来佛就是弥勒。弥勒，大小乘都有，小乘只不过是滥觞，到了大乘才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弥勒信仰曾广泛流行于印度、中亚，在中国新疆的内地也同样盛行。当然，弥勒的出现，是对佛教自身也将灭亡的一个修正，是佛教世俗化、迎合普通人众需求的一个表现。

　　其次，佛教义理中并不提倡偶像崇拜。和尚讲经，也总是劝善惩恶，这一点同其他两大宗教是相同的。不同之处在于，释迦牟尼本人并不承认自己是神。他活着的时候，以及死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僧徒也没有把他当作神来膜拜。季羡林讲：“有的学者说，佛教是无神论。有的人就义形于色地挺身起来反对：哪里会有无神的宗教呢？如果我们客观地深刻地观察一下，就可以发现，说佛教是无神论，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释迦牟尼被神化为如来佛，与外来影响有关。我们可以说，佛教是一个唯理的宗教、讲求义理的宗教、不要求信徒盲目崇拜的宗教、不要禁锢信徒们的思想的宗教。

　　其三，佛教十分强调“般若”、“智慧”，佛教对思想和理念的探究是非常用心的，达到的深度也是无可企及的。古代印度有一个传统，宗教与哲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大乘佛教继承而且发扬了这个传统。大乘还提倡逻辑学，所谓因明学者就是。它对宇宙万物，对人类社会，对人们的内心活动，都深入挖掘，其深其广，达到了惊人的水平。佛教认为一切都是无常的，一切都是变动的，因此恩格斯认为佛教有辩证的思维。

　　季羡林还说，低层次的佛教烧香拜佛，修庙塑像，信徒们相信轮回报应，积德修福，只要念几声：“阿弥陀佛！”就算完成了任务，不必深通佛教义理，宗教需要也能得到满足。但是，这并不是佛教的全貌，只是低层次的佛教。高层次的佛教信徒，虽也难免晨钟暮鼓，烧香礼拜，但是他们的重点是钻研佛教义理，就像一个哲学家钻研哲学。钻研的结果，由于理解面不同，理解者的修养水平、气质、爱好也不同，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许多宗派。小乘时期，宗派已经不少。大小乘分裂以后，宗派日益繁多。总之，佛教有宏大的思想宝库，又允许信徒们在这一座宝库内探讨义理。

　　最后，仍然是引用季老的话作结：“佛教作为一个外来的宗教，传入中国以后，抛开消极的方面不讲，积极的方面是无论如何也否定不了的。它几乎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给它增添了新的活力，促其发展，助其成长。”“……而且印度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决不仅限于汉族，其他兄弟民族特别是藏族和蒙族，都受到深刻的影响。”“……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甚至中国历史。”

　　方建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