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璧德：新人文主义者与浪漫主义者

　　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是崛起于二十世纪初的新人文主义的主要代表，是二十世纪初美国文学批评界的泰斗。白壁德学识渊博，除精通西洋古今文学外，还兼通梵文、巴利文，而且对东方哲学，从佛教到孔、孟、老、庄等都有研究。白壁德著述颇丰，1908年出版《文学与美国大学》，最早确立其新人文主义思想。

　　新人文主义之“新”

　　既然白璧德被称为新人文主义大师，那么与旧的、即传统的人文主义思想相比，其“新”在何处？

　　人文主义源自西方文化的原点：古希腊，是西方观照人和宇宙的三种传统模式之一。“第一种是超自然的，即超越宇宙的模式，集焦点于上帝，把人看成是神的创造的一部分。第二种是自然的，即科学的模式，集焦点于自然，把人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像其他有机体一样。第三种是人文主义的模式，集焦点于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1〕1859年乔治·伏伊格特（George Voigt）在其著作《古代经典的复活或人文主义的第一个世纪》（The Revival of Classical Antiquity or the First Century of Humanism）中首次把人文主义作为一个思想范畴提了出来，并将人文主义一词“与古典学问的复活有关的新态度和新信念”联系起来，并称“这种新态度和新信念”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艺复兴是人的大发现和解放时期。经过了中世纪的漫长压抑，针对天主教会的宗教世界观，人文主义者宣称他们发现了“人”，提出人是宇宙的中心，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尊严和力量，认为人有理性、有崇高的品质和无穷的求知能力，可以创造一切；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个人自由和个人幸福。自此，对个人自身发展的关注，对个人潜能的发掘，对个体幸福的追求和肯定，成为各种人文主义思想一致的核心。

　　白壁德承认文艺复兴是现代第一个伟大的扩张时代，是个人主义的第一次推进。但他认为文艺复兴忽略了人文主义自希腊时代起就包含的规训和纪律之意。如柏拉图把人的灵魂分成理性、激情、欲望三部分，并强调人应当以理性驾驭激情和欲望。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也主张以理性节制欲望、以追求美德为存在意义，强调节制的美德是通向至善的必由之路。但文艺复兴在以人性反对神性的同时，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无限夸大了人性的要求，导致了人欲的泛滥；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也不是调和人性与自然的关系，而是完全将自然等同于人性。虽然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古典主义思潮试图复兴古希腊文化中的这种节制和理性，以理制欲，但整个西方世界的发展主流，却是不可遏止地趋向与科学相伴的物质主义的日益泛滥。尤其是到了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现代社会，人性似乎如脱缰野马，无止境地将世界拖向堕落的深渊。正是出于对这种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对人类迷途的紧张，白壁德等新人文主义者才逆流而上，以拯救人类文明为己任，提倡新人文主义，力求以传统文化标准规范现代文化，拯救世界于“水火”。当然，白壁德也绝不是毫无保留地捍卫传统。他自称为“现代人”，并认为现代性代表了一种进步，只不过他的现代性主要体现为一种批评个性，即把经验性的证据作为批评的基础，他称之为“实证的和评判的人道主义”。

　　白壁德坚信现代社会有两种主要的破坏力量，一种是始自培根的功利主义，强调知识就是力量，人依赖科学定能胜天，认为解决人类生活问题的主要手段是科学和功利主义，实际上就是扩张人征服自然的力量；另一种是卢梭所引发、很多现代西方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进一步发展的浪漫主义，标榜人的自然情感的神圣性，实际上过度强调了个人情感扩张的合理性，无视社会和道德规范，尤其是作为浪漫主义旗帜的“回归自然”观，危害最大。

　　针对卢梭的自然人性论和性善论，新人文主义确立了自己的人性二元论，即认为人自身存在着理性和欲望、高级自我和低级自我之间的冲突，因此需要自律、克制、道德约束，而现代社会的混乱，就是因为内在克制的减弱。白壁德求助于东、西方伟大的传统和经验来确立一种普遍的标准和价值体系，力图恢复人文主义传统，以道德和文化的力量救治现代社会的混乱与危机；他激烈地抨击了泛情人道主义和科学人道主义，批评想象的过度放纵和道德上的不负责任，呼吁节制情感，恢复人文秩序，通过自律、克制来达到个体完善。因为白璧德等人提倡的这种人文主义是对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解放运动，特别是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反动与批评，它和古代人文主义在理论主题和对象上明显不同，因此冠名为新人文主义。

　　白璧德：卢梭的天敌

　　虽然白璧德并没有系统研究过卢梭的生活和学说，但他一谈到卢梭就似乎气不打一处来，就像他在《卢梭与浪漫主义》“序”中所说：“许多读者一看到我的题目就一定会叫道‘卢梭和没完没了！’”〔2〕的确，对卢梭的批评贯穿白璧德一生，也是其批评理论的基点。卢梭就像其手中的一把利剑，无论论及何人何事，无论是批评还是赞扬，无论批评基调是昂奋还是低沉，他都可根据需要舞动这把剑，且能做到随心所欲、收放自如，堪称已臻于化境。如他称斯塔尔夫人为“卢梭的学生”：“她不仅在情绪上是一个热情主义者，而且是一个直接受卢梭以及她从德国获得的卢梭主义的影响的热情主义者。”〔3〕至于第一个接过卢梭浪漫主义旗帜的夏多布里昂，白璧德一语中的：“夏多布里昂本人仅是让·雅克的长子。”〔4〕甚至在谈及爱默生、歌德等作家时，他也都与卢梭相比较。“爱默生和卢梭之间的一个明显的联系点是两人都主张依靠自我”。而歌德则放弃了“卢梭主义的梦想世界，他越来越多地从梦想转向实践”，“他非常彻底地从自己身上清除和净化掉了卢梭主义者的伪灵性”〔5〕，因而成为伟大的作家。

　　白璧德之所以对卢梭如此“情有独钟”，是因为他认为卢梭是现代文明社会一切矛盾和问题的根源，所以，他要时时警惕卢梭的威胁：“战前不久关于卢梭的著作大量涌现，这似乎是一不祥的预兆。”〔6〕当然，白璧德并不否认卢梭是文学天才，并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他认为其创作与其影响远远不符。浪漫主义运动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历史运动，卢梭只是这场运动的启动者，却不是最优秀者。

　　在白璧德看来，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解放运动在反抗中世纪神性时本来就已有所偏向，而卢梭则将这一偏向推向了与神性相反的另一极端，致使人欲奔突、情感泛滥，从而造成西方世界失去了自我节制，而没有这种节制，西方文明最终就会消失。白壁德认为卢梭是感伤的人道主义发起的文学、社会和宗教运动的罪魁祸首，“卢梭不仅仅是浪漫主义的先驱，他还是浪漫主义的完整体现”〔7〕。卢梭所代表的这种人道主义还赋予人类一种乌托邦梦想，并使人据此获得一种虚假的自我意识，一种沾沾自喜的自我满足感，进而希望改变社会结构，却忽视了对人最至关重要的道德自制和道德追求。而对美国而言，这就可能导致“数世纪以来的一次伟大的文化悲剧的危险”〔8〕。

　　白壁德最不能忍受的，是卢梭的人性善思想。“宣布人本性善显然只是卢梭思想的一个根本方面，但还有更根本的东西，那就是二元论本身的转移，是对认为人身上善恶之间有斗争观点的切实否定”〔9〕，“卢梭确立的新的二元论——性本善的人和社会机构之间的二元对立——不仅要以社会学取代神学，而且怀疑任何形式的旧二元论”〔10〕。在白壁德看来，卢梭确立的这种二元论使人人都将自己看成是社会的受害者，从而造成社会的动乱，而毫无节制的自我解放，则释放了人的自私意志，从而瓦解了人与人之间的亲善关系，而代之以仇恨和自私。白壁德甚至连美国人的日趋平庸也都归罪于卢梭。

　　白璧德批评卢梭言行不一，尤其抓住其道德的堕落大做文章：“实际上，人的行为越不明确，它刺激美丽的灵魂所产生的感情流动越丰富。卢梭详细地阐述了自己‘心灵的温暖，’他‘感受性的强烈’，他‘对同类天生的仁慈’，他对‘伟大，真理，美丽，正义的’热烈的爱；他看到一切美好的、慷慨的和可爱的东西时所产生的‘温柔的感情，可爱而甜美的感情’，最后总结说：‘因此我的第三个孩子正被送进育婴堂’。”〔11〕而对给予卢梭爱与鼓励的华伦夫人，白璧德的评价是：“当他怀抱着对华伦夫人的回忆时，他忽略了真正的华伦夫人，因为这种回忆是他自己的青春时代的理想化形象。”〔12〕

　　“我相信卢梭式的生活哲学是错误的，如果我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就可以说目前西方的整个趋向是远离而不是趋近文明”〔13〕。面对人类文明的“天敌”卢梭，文明的卫道者白壁德自然誓将与之针锋相对，一决高低，并终生把卢梭当作最大的敌人。实际上，白壁德的名望也总是与对卢梭的批判联系在一起，他或许也是最著名的卢梭批评家，为此甚至有人专门画了一幅漫画讽刺他，画上的白壁德趴在地上，揭开被单，窥探卢梭是否藏在床下。

　　白璧德：反浪漫主义者

　　什么是浪漫主义？古往今来，不知多少人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但至今却无一为大家所公认的定义。的确，不但不同时代、不同国别，不同性格的人对浪漫主义会给出不同的解释，不同的文化土壤孕育的浪漫主义必然在具有某些共同性的同时又具有某些差异性，而且即使同一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浪漫主义的看法也有差异，这就使得人们对浪漫主义的认识特别难以统一。

　　至今没有统一的标准定义并不等于说浪漫主义无法认识，实际上，浪漫主义概念的复杂丝毫也不影响研究者对浪漫主义的性质和特点做出某种概括。以国内为例，朱光潜在总结西方浪漫主义流派时，就指出它有三个主要特征：

　　第一，浪漫主义最突出的而且也是最本质的特征是它的主观性。……浪漫主义派感到新古典主义派所宣扬的理性对文艺是一种束缚，于是把情感和想象提到首要的地位。……由于主观性特强，在题材方面，内心生活的描述往往超过客观世界的反映。……个人与社会对立往往使浪漫派作家们在幻想里讨生活。

　　其次，浪漫运动中有一个“回到中世纪”的口号，这说明浪漫主义在接受传统方面，特别重视中世纪民间文学。……中世纪民间文学不受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的束缚，其特点在想象的丰富，情感的深挚，表达方式的自由以及语言的通俗。

　　第三，浪漫运动中还有一个“回到自然”的口号。这个口号是卢梭早已提出的。卢梭的“回到自然”有回到原始社会“自然状态”的涵义，也有回到大自然的涵义。浪漫主义派继承了这个口号，主要由于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文化和工业文化的厌恶〔14〕。

　　白璧德对浪漫主义的批评，也基本上以新人文主义的标准，围绕着浪漫主义的这些基本审美特征展开，且几乎囊括了浪漫主义运动的所有主要特征和代表人物。通过这个过程，实际上白璧德也提出了自己的浪漫主义概念。

　　白璧德通过梳理浪漫主义的源头和历史，并与新古典主义的基本概念加以对照，概括了浪漫主义的基本特征：“当我们说一件东西是浪漫主义的时……这件东西就是奇妙的，而不是可能的。……这里就出现了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个词之间的根本对立……只有当一件东西是奇异的、出乎意料的、强烈的、夸张的、极端的、独特的时，它才是浪漫的。另一方面，只有当一件东西不是独特的，而是一个阶层的代表时，它才是古典的。”〔15〕

　　关于浪漫主义所推崇的想象，白璧德认为是浪漫主义者逃离现实的一种手段：“卢梭主义者退回到某个‘幻想之地’，或象牙塔……但实际上，象牙塔只是人根深蒂固渴望摆脱实际生活的压抑而进入某种心灵欲望之地，进入某个幻想的黄金时代的一种形式。”〔16〕靠想象掩饰现实生活中的失败，并把强烈的挫败感转变成极度的自尊，的确是浪漫主义者的通病。

　　但是，虽然白壁德反对浪漫主义想象的放纵，但并非否认想象本身。他也强调艺术必须是想象性的，只不过这点少有人注意，或者被有意忽视了，因为他更强调艺术除了有审美价值，更要有道德深度；艺术是人生活的一部分，对人的行为和生活观都会产生或好或坏的影响，因此不可不节制。在当时的思想和文化气候下，这种观点颇让很多人不适。

　　至于浪漫主义者著名的“返回自然说”，白璧德认为“实际上意味着一直受到不自然地控制的正常的自我或者说情感自我的解放，以情感的名义摆脱基督教和古典主义清规戒律的控制是崇尚独创性天才的浪漫主义运动的基本方面。”〔17〕

　　至于浪漫主义者为何会喜欢回到中世纪，白璧德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解：“理想主义者用以对抗现实的东西不仅是现在不存在的东西，而且是某种永不会存在的东西。”〔18〕浪漫主义者渴望回到中世纪，实际上是出于对现实的逃避，是对纯粹美的天堂的梦想。

　　就这样，白璧德通过逐一批驳公认的浪漫主义基本特征的方式，一方面用以比照自己的新人文主义理论，另一方面也是在提出自己对浪漫主义的理解。换句话说，他也可以说是最了解浪漫主义的反浪漫主义者。

　　白璧德：浪漫主义者

　　白壁德对卢梭及浪漫主义的批评虽然击中了要害，但显然也常常一不小心就会陷入自己所一贯反对的“片面和狭隘”，如他一提到卢梭和浪漫主义就“咬牙切齿”：“浪漫主义者用了整整一个世纪或更多的时间忙于向我们的头脑灌输选择就是狭隘、粗暴的思想。除了敬仰——像只畜生一样敬仰。”〔19〕这就陷入了他一直力避的“过度”的泥沼，打破了自己所倡导的平衡。另外，白壁德所代表的新人文主义思想把社会的混乱归因于知识和文化，而忽视了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根源，并且将道德的力量夸大到不可信的地步，这也是其致命伤。

　　白璧德立身现代世界，眼看着全球化的浪潮汹涌袭来，却锐眼看到了其中蕴藏的道德崩溃的危险，并为此忧心忡忡：“对一个国家来说，比较危险的时刻是当它要避开自己狭隘的传统法则，并要成为世界性的时刻，除非某种新的法则进行干涉以调和扩张，否则，世界主义只可能成为道德瓦解的另一名目。”〔20〕在世界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发现，白璧德的很多担扰，并非杞人忧天。

　　白壁德对作为西方人精神支柱的基督教的功能也表示怀疑。他主张以现代视角重新观照基督教和神性，并认为基督教应走下绝对权威的宝座，接受实验的检验。基督教影响的式微，白壁德归因于人的道德和精神的堕落，但认为与基督教本身也有关，因为面对这种堕落现状，基督教显得束手无策，“基督教的历史大错误就是将信仰与迷信混为一谈；对大多数现代人来说，信仰已经随着信条消失了”〔21〕。传统的宗教教条可能已经失去了魅力，但道德和宗教生活的真理却仍会一直保持生机，现在所需要的就是重新审视老教条隐含的具体经验，所以，人们要做的就是摆脱僵死的教条，关注教条形成过程中的鲜活经验。

　　当然，作为欧洲古典传统的现代继承者和发扬者，白璧德基本上是严格按照其新人文主义的评判标准进行批评的：推崇节制、理性、适度、标准和完整。真正的文学批评家，按照白璧德的观点，一定是坚守古典主义的适度标准的人，即要做一个“调解者”，而不要做“极端者”。白璧德是古典主义传统的虔诚信徒，是古典主义在新时代的杰出代言人。当然，他赋予古典主义精神以当代意蕴，从而发扬和光大了传统古典主义的精华。如他运用新人文主义标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就颇有启发。他认为“历史上最接近于以卢梭为最重要的领袖人物的运动或许是中国早期的道教运动”〔22〕。让他欣喜的是，虽然老子宣扬一种应该吸引西方的感伤主义者的学说，“但在他以及其他道家学者身上，人们并没有发现与卢梭的极端感情扩张相对应的东西”〔23〕，而是强调了集中和冷静，这与他所推崇的冷静和理智是一致的。虽然作为比较文学学者，白璧德一直承认自己对东方文化所知不多，但在他新人文主义者的眼睛里，竟能看出与儒家相对应的道家文化的新人文主义因素，这也可算是对东方文化世界性的一种发掘吧。

　　然而，尽管白壁德知识广博，但实际上他只可以称为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继承者、综合者和发扬者，却并不是理论创造者。“他没有任何新奇的学说，他只是发扬古代贤哲的主张。实际上他是‘述而不作’，不过他会通了中西最好的智慧”〔24〕。白壁德的价值，也许只是在人心不古的世道面前竖起了一面延续了传统的人文主义旗帜？也许在将来，人们只会将白壁德作为卢梭的批判者而铭记，但他为追求人类文明的繁荣和人的道德完善所付出的努力，毕竟已经在人类文明史上烙下深深的印痕。

　　有趣的是，白璧德在世界现代化的过程中却孜孜以求道德完善和人文关怀，反对科学主义和实利主义，这本身，是不是说明他这个新人文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浪漫主义者呢？

　　孙宜学

　　注释：

　　〔1〕阿伦·布洛克（Alanbullock）：《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页。

　　〔2〕〔6〕〔13〕（美）白璧德：《卢梭与浪漫主义》，孙宜学译，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3〕〔4〕〔5〕〔19〕〔20〕（美）白璧德：《法国现代批评大师》，孙宜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8、246—247、253、18页。

　　〔7〕〔8〕〔10〕〔21〕（美）白璧德：《性格与文化：论东方与西方》，孙宜学译，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63、162、153、94页。

　　〔9〕〔11〕〔12〕〔15〕〔16〕〔17〕〔18〕〔22〕〔23〕（美）白璧德：《卢梭与浪漫主义》，孙宜学译，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9—80、82、140、3、44、29、55、237、239页。

　　〔14〕朱光潜：《朱光潜全集》（七），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96—397页。

　　〔24〕梁实秋：《梁实秋批评文集》，徐静波编，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