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的遗产

　　13-15岁的花样年华，却要在昏暗不见天日的密室中度过，在恐惧和担忧中徘徊——在犹太女孩安妮·弗兰克去世快70年后的今天，她的故事仍然感动着无数人。她的日记是很多中学生的必读书目，以她为主题的戏剧和电影不断涌现，她留下的遗产也引发了一场场激烈的争论。

　　2014年5月初，阿姆斯特丹的一出舞台剧引起了轰动。剧里的安妮·弗兰克是个强壮、自信的姑娘。她有低沉、沙哑的嗓音，脑袋里有成堆的问题，充满活力，情绪多变，会因愤怒而颤抖。她在日记中写道：“为了让我安静一些，父母每天都给我吃镇静药。”

　　她的精神紧张是因为性格、青春期发育，还是和家人一起在密室中生活的阴暗日子？她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去世快70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可以想象得到，她是个怎样的人吗？

　　安妮的世界效应

　　自1947年问世以来，《安妮日记》为世界人民熟知的程度远超任何其他记录反犹历史的文件。它被几亿人阅读，在80多个国家发售。直到去年，德国费舍尔出版社还发行了日记的最新版本，安妮写的短篇故事也收录在内，现在再版已提上日程。几十年来，这本日记一直是第三帝国历史教学的一部分，因为它完整包含了纳粹时期对犹太人迫害的所有关键词：歧视、恐惧、失望、背叛、驱逐……

　　安妮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世界人物，一个明星。尤其是在美国和日本，甚至出现了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学校。她细腻的语言，在困苦环境中仍然保持的对生活的乐观态度，感动了数百万人。这本日记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一本世界名著。在青少年心中，如此开诚布公地讲述自己情感世界的安妮就像一个能够了解他们苦痛的朋友，而很多阅读此书的成年人都惊叹于作者的写作功底。有人说，安妮创作的一些小故事，让人想起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的创作风格。

　　安妮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一名成长中的少女，全世界同龄人都对她的经历感同身受。她没有记叙在韦斯特博克、奥斯维辛和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最后几个月的悲惨生活，因为那时她已无法写日记。而这交付给想象的结局，让很多读者都松了一口气。

　　逃亡到阿姆斯特丹

　　安妮出生于一个富裕的文化家庭，是一个感情丰富的聪明女孩，有着出色的观察力。弗兰克家族自16世纪起就在德国法兰克福扎根，写作是家族传统。祖母是安妮的写作榜样，安妮经常给她写信。希特勒上台后，家族的一部分人逃亡到了瑞士巴塞尔。而安妮的父亲奥托带着妻子艾迪特和两个女儿玛戈特、安妮一起逃到了阿姆斯特丹，在中立的荷兰寻求庇护，希望免于成为希特勒种族仇恨的牺牲品。

　　1942年6月12日，在安妮13岁生日那天，她获赠了一个日记本。“从1940年5月开始，日子变得越来越糟。”她写道，“战争、投降、德国人的入侵，我们犹太人的苦难生活开始了。”戴上“犹太人之星”（二战时犹太人被逼戴上的识别标记）已经成为所有犹太人的义务。不久，他们也不再允许骑自行车、去电影院。安妮和姐姐玛戈特不得不转到一所犹太人学校上学。

　　1942年7月，安妮一家开始逃亡。

　　在奥托曾经领导的科隆公司阿姆斯特丹分部的一栋写字楼中，有一个隐蔽的密室，他们一家就躲在那里。不久，奥托的一位同事也带着他的妻子和儿子躲进了密室。那之后，一个犹太牙医也搬了进来。

　　在这个不足60平米的房间里，8个恐慌的人生活在昏暗中，几乎与外界隔绝。白天他们不能发出任何动静，以免声音传到密室下的仓库中。

　　日记成为安妮的救赎

　　安妮对写作充满热情，很快就写满了日记本。她定期从下层的办公室中获得纸张的补给。为她提供帮助的是曾在奥托手下工作的一名职员，名叫梅普·吉斯。她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为这些藏匿在密室中的人提供食物。梅普和其他4名不时为他们带来生活用品的好心人的来访，是他们和外界的唯一联系。

　　通过写日记，安妮看向自己的内心。她觉得自己不被父母理解，渴望见到同龄人，感受阳光。她写到密室中的室友，毫无保留地刻画他们的性格，并对他们抱有宽容的态度，笔触显示出来的成熟令人吃惊：“每个人都只是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日记本成了她的救赎：“通过写作，我获得了精神上的解放，苦恼消失了，我又有了勇气。”

　　她幻想自己有一大群朋友，她最喜欢的朋友名叫凯蒂，她们非常要好。她这样写到自己：“我有一个非常鲜明的性格特征，熟悉我的人都知道，那就是我有自知之明。我能很好地观察自己的一切，就像观察一个陌生人，而不会带有偏见或是给自己找各种借口。”

　　安妮渐渐适应了在寂静中生活，不再总是向别人提问。她抱怨：“啊，我现在是如此理智！学习、倾听、沉默、互助，我所做的一切都充满了理智！我害怕我为数不多的理智很快就要耗光了，这样战争结束后我会变成一个毫无理智的小疯子。”同时她一再鼓励自己：“想想美好的事情，快乐一些！”

　　1944年春，荷兰流亡政府代表在伦敦通过广播号召荷兰人民保存好在战乱中写出的文字，战争结束后可以作为珍贵的史料发表。安妮开始加工她的文稿，她想在这个基础上写一篇长篇小说。1944年8月，安妮一家藏身的密室被曝光，这时候距离战争结束只有7个月了，迄今为止都还不清楚到底是谁出卖了他们。弗兰克一家和其他4名密室室友在韦斯特博克中转营住了一个月，然后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两姐妹被继续送往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

　　当时在集中营中见到姐妹俩的人这样说道：“那不是我之前所认识的安妮，她已经完全崩溃了。”安妮童年时的一位老朋友说，她在集中营中偶遇安妮，两姐妹认为父母都已去世，她们也不想继续活着。她们患上了疥疮，身上全是伤口，后来又感染了伤寒，一起躺在一个木板床上。玛戈特去世之时，安妮说：“非常好，她可以好好休息了。她睡着了，我也不用再醒来。”不久，她也离开了人世。

　　日记成为父亲的安慰

　　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是当时密室8个人中的唯一幸存者，他于1945年6月3日辗转回到阿姆斯特丹，途中他获悉妻子艾迪特的死讯。“听到妻子去世的悲伤消息后，我仍能保持坚强。”他曾这样写道。这也可能是为了安慰他的母亲，而且他还抱有能找回孩子的希望。7月中旬，他得知安妮和玛戈特均已不在人世。梅普在阿姆斯特丹找到了安妮的日记，把它们寄给因亲人去世而一蹶不振的奥托。过了很久，他才鼓起勇气开始阅读女儿的日记，并为其中的字句深深打动。

　　安妮的表哥，88岁的布迪·艾利亚斯至今仍和妻子一起生活在巴塞尔，他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重见舅舅的情景。“他终于哭出声来。”他说，那本日记成为他的安慰，成为他一生的使命，他感受到女儿日记中的强大力量，了解到女儿对民族和解与和平的希望。他从日记中知道，安妮希望将来成为记者或作家。他对日记进行整理加工，删掉了约三分之一，并找到一家出版社将女儿的故事付梓出版。

　　1947年，《安妮日记》已经在当时世界上带来了极大的反响，但是奥托很快陷入了矛盾。他并不想人们崇拜安妮，也想到了完全成为妹妹衬托的大女儿玛戈特。艾利亚斯说：“舅舅不分昼夜地坐在写字台前，阅读孩子们写来的信件，回答他们的问题。在他读信时我又看到了他的笑容，但有时他也会哭泣。这些年来，我也总是收到读者的来信和邮件，告诉我阅读这本日记怎样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60年代，《安妮日记》被改编成舞台剧在美国纽约百老汇上演。它触动了时代的神经，促使人们对战争进行反思。90年代中期，好莱坞明星娜塔莉·波特曼也在百老汇舞台上饰演了安妮。直到今天，《安妮日记》仍是百老汇的经典剧目。

　　巴塞尔安妮基金会

　　1980年奥托去世之前，指定瑞士巴塞尔安妮·弗兰克基金会为他的唯一合法继承人，拥有《安妮日记》的版权。奥托当时规定，基金会获得的一切资金都必须投入到与种族主义的斗争中去。如今基金会已有几百万基金，已经对世界范围内的十几个项目进行了资助，并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艾利亚斯是基金会主席。

　　犹太教周刊《Tachles》的主编伊维斯·库格尔曼是巴塞尔安妮基金会的志愿工作者，也可能称得上是目前最激进的安妮权益保护者。他说，想要将安妮搬上屏幕的人，必须严格遵循《安妮日记》的内容，确保其真实性。

　　如今，安妮·弗兰克又掀起了一股复兴的潮流：来年就是安妮逝世70周年了，在很多国家，这意味着其著作保护权到期，安妮的故事就真的成为了历史。届时每个人都可以拍摄她的故事，为之添枝加叶，随心所欲地加上自己的诠释。

　　这家瑞士基金会的影响力也会消失。因此这是库格尔曼最后一次为电影和电视拍摄方案拍板。他带着挑剔的目光，选择了荷兰作家列昂·文特尔，以便让这个女孩和她的日记深深印入所有人的脑海。文特尔和他的妻子杰西卡·杜尔拉合尔合作执笔编写了大型舞台剧《安妮》。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出现在其首映礼上，安妮的表哥艾利亚斯也参与了宣传。如果一切照计划进行，巴塞尔安妮基金会仍然能收获一笔数目不小的版税。

　　这些年，围绕着安妮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歇。基金会为《安妮日记》的冠名权和版权抗争，不久前还在汉堡法院争取一本安妮图画自传的版权。库格尔曼一再申明，只有巴塞尔基金会才在安妮的问题上拥有至高无上的解释权。

　　2015年，德国将拍摄两部以安妮为主人公的影片，一部是为电影院制作的，一部在电视台播放，两部都征得了巴塞尔安妮基金会的同意。电影院影片编剧弗雷德·布莱纳斯多菲尔说：“我是个极度尊崇原著的人，因此剧本中60%的对话都原封不动来自日记。”安妮和姐姐在三大集中营的最后时日也成为影片的一部分。

　　德国电视二台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库格尔曼展示了他的强硬。本来二台想拍摄一部记录弗兰克一家命运的连续剧，并把编剧权交给了奥利弗·贝尔本，但是库格尔曼不喜欢贝尔本之前的一部作品《瓦格纳部落》，因此没有通过这部影片的拍摄权。

　　阿姆斯特丹安妮之家

　　1960年，安妮之家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开放。它是当时安妮一家藏身的密室改建成的博物馆，每年吸引100万游客前来参观，有150名员工。去世前，奥托把安妮的日记本献给了荷兰政府，后者将之长期借给安妮之家。

　　对于安妮之家的成立，以及成千上万游客踏着陡峭的楼梯，怀着敬畏的心情参观这家人曾经的藏身之处，奥托最初很高兴。然而很快他就不满足于此了。次年，他在安妮之家旁边建起一个国际青少年中心。但是不久，经营安妮之家的基金会越来越多地将精力放在修葺房子、拓展业务和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上，奥托不再愿意参与其中。他认为安妮成为了各种问题的代言人，而犹太人的问题却始终没有真正得到关注。

　　如今安妮之家门口没有一天不排着长队，安妮一家藏身的密室被小心翼翼地修葺，尽量维持原样，窗户仍然被遮挡着，室内显得非常阴暗。房间里空空如也，盖世太保驱逐出密室的8名住户后，搬走了屋里的家具，之后这里再也没有置办过家具，而是留下空间挂上了照片，那个时代的少数物证也因此而更加令人心惊。例如墙壁上有奥托当时给孩子们量身高时画的线。人们可以看到，那段时间安妮长高了13厘米，玛戈特长高了5厘米。此外还有一幅地图，奥托用大头针仔细地标明收音机中报道的纳粹已经占领的地方。

　　当时的一些目击者在视频中讲述安妮和姐姐玛戈特悲惨的人生最后阶段。2014年5月初，荷兰电视台放送了一部关于安妮之家的纪录片，片中采访了来到博物馆参观的游客，其中有很多年轻人。他们中有集中营受害者的亲属，也有来自亚非的中小学生。他们都深深感动于弗兰克一家的命运，一些自身也经历过歧视和逃亡的人更是热泪盈眶。

　　安妮引发的争论

　　然而，正是在那个安妮躲藏了两年的城市阿姆斯特丹，两个机构却在针锋相对，互相掐架。

　　一个就是安妮之家，另一个是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拔地而起的阿姆斯特丹剧院。这座带有附属餐馆的玻璃宫殿，凭借它斥巨资拍摄的舞台剧《安妮》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该舞台剧得到了巴塞尔安妮基金会的支持。

　　安妮之家和剧院之间的距离步行只需半小时，而安妮之家和巴塞尔基金会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库格尔曼骂道：“安妮的父亲从未想过为安妮设置一个朝圣之地，安妮之家却正是在干着这样的事情！”安妮之家博物馆馆长罗纳尔德·莱奥波尔德则指责剧院：“我不明白，门票为何要和一杯葡萄酒、一袋小吃或能远眺美丽风光的晚餐结合在一起。我肯定不会干这样的事。”

　　而这一切争端的焦点安妮·弗兰克，对于自己的名字挑起的巨大是非，可能会非常吃惊。她热爱和平，在她的日记本中有足够多的例子，证明她在每一次争吵后都会寻求和解，不管是和同学还是和一起躲藏在密室中的室友，以及和她的父母。1942年9月28日，她在日记中写道：“我觉得非常奇怪，成年人能够如此迅速而频繁地因一切可能的小事发起争论。以前我一直以为，只有孩子才会如此喜欢吵架，之后又很快和好如初。”

　　一直想要保护自己女儿的奥托·弗兰克，对于安妮引起的新狂热会说些什么呢？也许他根本就不会看任何一部影片，就连当时大获成功的百老汇舞台剧《安妮日记》他也从来没有去看过。艾利亚斯说，这是因为看这部舞台剧可能会让他非常痛苦。那安妮自己呢？她可能会对此感到高兴。1944年4月5日，她在日记本中写道：“噢，我不想像大多数人那样默默无闻地生活，我想给我身边的人和不认识我的人带来快乐。我想继续生活，哪怕是在我死后。”

　　在舞台剧《安妮》的首映礼上，艾利亚斯坐在荷兰国王旁边，他已经看过安妮的故事很多遍了，在百老汇，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然而每次演到盖世太保将这家人带走时，他仍然忍不住潸然泪下。

　　尼娜·波埃尔乔/文

　　林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