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金斯利：你们“疯”了吗？

　　迈克尔·金斯利有很多头衔，他是当代美国最出色的时事专栏作家、政治评论员、著名杂志《青石板》前主编、《新共和》编辑、CNN主持人、著名新闻人。但20年前，年仅43岁的迈克尔·金斯利就被诊断出患有帕金森症。20年来，他接受了各种手术治疗和测试。本文讲述了他患病后的一些经历和趣闻。在人们的印象里，帕金森症属于老年痴呆类疾病，会使人的运动和智力失常，如同发疯一般。让我们来看看，金斯利究竟有没有疯。

　　当一个人老之将至，智力和判断力退化仿佛成了逃不掉的宿命。周围的人都发现了你的不正常，可你自己却毫无察觉。

　　最让我害怕的，是我将在某个被大雾笼罩的精神病院里度过余生：一个人在陌生的走廊上，漫无目的地来回踱步；身上系着尿不湿，我的孩子们像对待孩子一样对我；电视机全天候地开着，但我就是不明白那个东西有什么用——连最简单的天气预报都看不懂。老年痴呆是人生旅途中所遭受的最后的屈辱，有了它，你再也优雅不起来，自尊也将离你而去。

　　对于婴儿潮一代，也就是1946-1964年间出生、如今年过半百的人来说，照料自己病弱和智力减退的父母已经成了最常见的话题之一，大量文学、影视作品都是以中年人面对失掉心智和“发疯”的父母为主题的。因此，现代人与其比拼“看谁活得长”，不如比拼看谁在最后的人生旅途中心智更健全，“在老年痴呆之前死去”好像成了人们共同的心愿。女性比男性患老年痴呆的比例更高，唯一的原因便是女性更长寿。

　　如果你计划只活到60岁，则不必为“老来疯”担忧。相反，如果你认为当个“疯癫的老小孩儿”未尝不可，那么长寿将是对你的最大褒奖。

　　20年前我被确诊患有帕金森症，那时我43岁。经过闷闷不乐、内心纠结的几个星期后，我突然想弄清楚，这种病会不会对我的大脑有影响。我知道这个问题听上去很傻，帕金森本来就是一种脑神经退行性疾病，大脑会受到直接的影响。但我想弄明白的是，这种病是否真的会影响我的思考能力。我的神经科医生谨慎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样说吧，几年后，你可能会失去一些个性，不再像现在一样幽默犀利、妙语如珠。”失去个性？那怎么行！我的个性就是我维持生计的手段，是人们同我结交、邀请我共进晚餐、甚至是嫁给我的理由，失去了个性的我对这个世界还有何意义？

　　但渐渐地，我平静了下来。20年来，我一直坚持服药，肢体症状发展得很缓慢，行动力与同龄人无异。反而一些人到老年的常见疾病，如关节痛，给我带来更大的困扰。与此同时，我的那位神经科医生，一个聪明、有抱负又热心肠的年轻人，30多岁时得了脑癌，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世事难料啊！而且谁也无法完全肯定，我真的得了帕金森病，万一是误诊呢？唯一确凿的办法就是解剖大脑，进行切片化验——我对这个提议可没有兴趣。

　　即使在我难过的时候，我也会想一些开心的事情，比如想想哪些大人物也得了这种病——或许心态好的人运气都不会差吧。2011年，波士顿大学神经科专家帕特里克·麦克纳马拉在他的著作《帕金森氏病的认知神经精神病学》中写道：帕氏症对高智商人士的创造性活动不造成影响。思来想去，我得出了以下的结论：只要我自认为我没有发疯，帕氏症就不会阻止我继续追求有朝一日成为教皇的梦想。光阴似箭，被确诊多年后，我不仅结了婚，来到微软工作，我还可以自信地说，我的认知能力几乎没有丝毫改变，病程演进也极为缓慢，我还是那个幽默、犀利、充满个性的我。

　　一直以来，帕金森症都被认为只是一种“行动障碍”，患者会不自觉地摇摆，行动迟缓，步态异常。只在近20年，医学界才认定帕金森患者也会出现精神障碍等非运动症状。而目前，神经科专家一致认为，认知和记忆缺陷早在肢体症状指向该诊断之前已经存在。事实上，帕氏症包含3类症状：运动肢体症状，认知症状，精神病学症状——表现为抑郁、焦虑等。

　　可人们对帕金森症的误解并没有就此打住。几年前，我负责《洛杉矶时报》的读者专栏时，与当地一位活动家陷入了一场口水战。她认为该报的非社论版报道的女性太少。在我俩激烈的交锋中，她讽刺我，帕金森影响到了我的大脑和智力。当她表达出这个观点时，这场论战便以我大获全胜而终结。在那些蜂拥而来维护我的人中，有一个来自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法学教授，他胸有成竹且不无揶揄地代我回击道：所有人都知道帕金森症是运动障碍疾病，不会对人的心智有影响。那时，我本可以纠正他的观点，但我没有那么做。

　　20年来，每当有人谈起帕金森和认知的话题，我的内心都在尖叫：闭嘴！你疯了吗？这两者之间根本没有关系！而现在我却主动坦陈二者的紧密联系，是我疯了吗？好吧，一起来看看，我究竟是不是疯了。

　　不同于阿尔茨海默氏症的是，帕金森症未必会引发精神问题。神经科专家普遍认为，年轻的帕金森患者认知功能受损的可能性比较小。而许多有轻度认知功能损害的阿氏症或帕氏症患者的生活依然正常有序。他们或许无法解释奥巴马医改计划的某个条款，却仍然可以撰写出完美的社论文章，甚至是带有幸灾乐祸色彩的讣告。作家与大多数的专业人士不同，他们的价值体现在他们的作品上，只要你能写出一本好书，甚至是写出一篇很棒的书评，他的编辑才不会在乎他现在或未来的认知能力呢。

　　阿氏症和帕氏症的另一个区别在于，阿氏症最先影响的是记忆力，帕氏症首先影响的则是执行功能，比如无法审时度势，进行选择和决策。决策失误，或犹豫不决，或无法做出决定这3种情况都被列入执行功能受损之列。那么就我而言，患病后我写一篇专栏有没有花费比以前更长的时间呢？有可能，不过无所谓。真正令我担忧的，是我无法得出自己的结论，或者结论有误。

　　为了搞清自己的执行功能是否受损，我决定接受认知评估测试。一场认知评估一般要花4、5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整个过程由各种各样的问答、测试和游戏构成。在一次“反事实推理测试”中，我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珍妮特和苏珊今天很不开心。珍妮特在离家只有10英尺的地方被抢劫。苏珊在离家1英里处被抢劫。珍妮特和苏珊谁更难过？

　　A珍妮特，B苏珊，C一样难过或无法判断。

　　这道题的目的是考察测验者想象不同场景并做出合理判断的能力。很明显，答案是C。倘若你对她们二人被打劫时的境况没有更多了解，是无法判断谁更难过的。它取决于很多因素，被抢劫地点与受害者住址的距离这一点并不重要。我们是不是应该假设她俩的性格及年龄相同，钱包里的钱数一样多？两个人之前都被打劫过，或者这是她们第一次被打劫？劫匪有没有带刀或枪？她俩有没有带？如此看来，很多因素都会影响到她们的难过程度。

　　我们再来举个例子。假如这个珍妮特就是珍妮特·耶伦，新任美联储主席呢？或许她在路上散步时遇到了强盗。以她的身份，应该有随从或保镖跟随吧？安保人员都去哪儿了？她没能得到应有的保护而遭抢劫，她肯定更难过。然而，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A珍妮特更难过“。包括我之内的71%的帕金森患者都选择了答案C。

　　谁都想在认知测试中取得自己最好的成绩。但认知测试不是一场竞赛，其目的是尽可能地了解到你在认知上的优势和劣势，因此完全没有作弊的必要。不过，我可不管这些，我就是要得高分，即使作弊也在所不惜。我的确作弊了，至少提前做了手脚。其中一项测试要求参试者在规定时间内，列举出某类事物下属的不同小类，比如列举10种蔬菜或水果。测试前一晚，我在宾州的旅馆房间里，用谷歌搜索了一大串水果和蔬菜的名字，反复诵读了好几遍。但倒霉的是，第二天的测试题目是动物，不是水果和蔬菜。

　　还有部分测试者则希望自己的测试结果差，从而以智障的理由提前退休。比起他们，我简直太在乎自己是否有个聪明的脑袋瓜了。我在这里绞尽脑汁地想证明，我的大脑一切正常；而有的人却兴致勃勃地希望被人当作智障来对待，只要可以提前退休并得到政府津贴，尽管他们可能比我还聪明。

　　神经心理学家们笃信，错误答案能够反映出内心深藏的个性特点、心智能力，或者心智缺陷。可我却对那些认知试题的有效性以及对结果的影响力表示怀疑，但我又无法解释帕金森患者之间的巨大共性——无论他们的答案是对是错，都惊人地相似，完全区别于大多数“正常人”的回答。神经心理学家解释说，是帕金森患者共有的某种心智缺陷使然。这个解释，我不以为意，但也无力反驳。我花费几个小时时间完成了测试。几周后，我收到了测试报告，结果不是特别理想。

　　测试中有一段小插曲，有必要在这里说一下。除了回答问题，测试还包括摆放卡片、画图形等等，在测试进行了将近5小时后，考官曾提出让我休息片刻再继续，被我愚蠢地拒绝了。结果，测试还没结束，我就又困又累，失去了耐心。我的测试成绩也很说明问题。前半部分很完美，后面却急转直下，惨不忍睹。我觉得最后一小时的成绩不应该统计在内，或者让我重考，但我又被告知，毅力和耐性也属于认知特质，是测试考察的一部分。

　　那么，我的测试结果究竟如何呢？总的来说，不太好。我的成绩报告如下：“62岁的金斯利先生是一位智慧、友好，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人；智商处于高级水平，认知能力也很出色；时钟画得很逼真。”没错，他们要求我画钟，我画得还不错。

　　然而，到了“执行功能”评测部分，之前的赞美之辞瞬间变成了糖衣炮弹。“金斯利先生在执行功能方面的表现较差，存在一定程度的执行机能障碍，包括组织能力差、言语流畅性弱、问题解决能力不足、有违规倾向及较弱的工作记忆力。”其中的“违规倾向”不是指他们发现我提前用谷歌搜索试题和答案，而是指我擅自移动了一个游戏中一块拼图卡片的位置——我只是想看看改变位置后会有什么变化，然后就把它放了回去，我可没有故意扰乱秩序的意思。况且，当时考官也没说过不许动卡片，也许他们说了，可谁会记得这些？

　　最丢人的是这句：“此外，金斯利先生对其认知能力的不足没有清醒的认识。”这是一场我永远无法取胜的较量。倘若我否认自己有认知缺陷，便为他们的指控提供了证词。太不公平了！无论如何，他们已经在我的背后贴上了标签。

　　在被诊断患上帕金森症20年后的今天，我不负众望地在测试的各个环节都做得不太好。对于我的现状，我的朋友马克说，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40多岁被确诊的帕金森患者，20年后的状况理应如此。如果检查结果比现在的好，才令人惊讶呢。如果病人在65岁或70岁时被确诊，这些症状估计在5年内就会出现。”马克是认知神经学博士，不是医生，但他与医生有着相似之处：尽管医生的职业宗旨是治病救人，让他们好起来，但当他们看到疾病以既定已知的方式发展演进时，他们竟然会获得一种奇特的满足感。他们总会这样说：“这（比如病情恶化）是完全正常的，我们早就预料到了。”

　　一直以来，人们对于智慧的认识，即使在神经学和认知领域里，都不是单纯地以智商高低来评断的，智慧或智力是各种才能的综合表现。我们的脑袋每天要处理很多事务，这些事会对我们的行为甚至身份产生影响。无论是“正常人”还是慢性退行性神经疾病患者，每个人在认知上都有优势和弱势，可以取长补短。如果从肢体健康上来说，就很好理解了，比如某个人不会因为腿有残疾，而被一份打字工作拒之门外。我们应该以同样的方法来看待心智问题。随着年龄增长，所有人都会变得不如自己年轻时那样聪明伶俐。当帕金森症不仅是一种运动障碍的事实被广泛了解后，势必会有很多人失去工作，可能恰恰是因为在某一天的某个时段里，他没能把一串7个数字的电话号码倒背如流。如果将一个人的命运交由这些愚蠢的测试来定夺，而非根据实际才能来决断的话，这个世界恐怕也无药可救了，或许我早已被归入了废人一类，你也好自为之吧。

　　30多年前，我在《哈泼氏》杂志当编辑，办公室里雇了一个叫乔的“弱智男人”（当时大伙儿都这么叫他），让他干一些打杂、跑腿儿的活。有一天，我去储藏室找“打字纸”（也是当时的叫法）。我打开储藏柜，却没有找到。乔当时也在场，我便问他：“嘿，乔，打字纸用完了吗？”他没有说话，用手指了指我眼前的一大包纸。“天哪！”我说，“就在我眼皮底下竟然没看到。”乔微笑着对我说：“没关系，迈克，我也经常这样。”

　　迈克尔·金斯利/文

　　朱妙樱/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