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开始对妻子撒谎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灯要比纽约的街灯暗得多，这是我们在阿根廷的6个月里最深刻的体会。我们租用的车子老旧，车身落满了这座城市的灰尘，前挡风玻璃更加遮蔽了射进来的光。当我们驾车离开当地医院，在第一个路口等红灯时，我打破了我对露丝许下的两个最重要的结婚誓言：第一，我以一个医生的口吻和她说了话；第二，我欺骗了她。

　　从牛皮纸信封里取出X光片，只借助车顶上方微弱的灯光，我便已知道露丝体内发生了什么。但我一边发动车子，一边说：“嗯，我什么也看不出来，我们还是回家去咨询专科医生吧。”我当然是在佯装，我是肺癌专家，即使对妇科领域不是很在行，但只一眼我就已经看出，露丝的癌症已经扩散。

　　那是6月初的一个夜晚，阿根廷已开始进入冬季。我的妻子是8个月后病逝的，那时我们已经回到纽约，回到我们的家，而冬天也降临了北半球。

　　露丝的X光片很快被传到纽约纪念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由那里的医生进行分析。我在这家癌症中心当医生已超过10年，2008年，露丝也是在这里首次查出乳腺癌。回到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住所不久，电话就响了，是露丝在癌症中心的主治医生打来的。

　　露丝和我并排坐在沙发上，各自拿着听筒。她的医生用了很多我无比熟悉的词，比如转移、紧急放射、下一步要注重“生活质量”而不是治疗等等。我无法再顾及露丝的感受，直接使用了专业术语，“她会发展成脊椎压迫吗？”我问，露丝则在一旁茫然失措地看着我说：“那是什么？”

　　对方没有采用掩盖事实的委婉说法，也没有小心翼翼地刺探，他坦言道：“目前你的病情还是可控的，我们还可以采取很多措施，说不定你还能维持很多年，但治愈是不可能的了。我们现在的目的是延缓癌症扩散，尽可能给予你更有质量的生活。”这些话的潜台词就是，从X光片上看，露丝的日子不多了。

　　后来有一次，当我把那名医生的话转述给我一些同为癌症医生的朋友们时，他们都无比诧异，认为这位主治医生的做法极为不妥，因为他把坏消息直接告知了病人，还是在电话里，在还没有到必须知会病人的最后一刻前。那什么才是告知病人死亡已经注定的合适时机呢？大多数医生的看法是，最好是等到多次阻止癌症扩散的努力失败后，只有到那时，当病人被癌症逼得走投无路，才是告知他们真相的合适时机。

　　可我喜欢直截了当。虽然我明白，当病人没有准备好时，告知他们真相也许会产生副作用，但我仍然赞同露丝医生的做法。美国医学研究所曾发表过一份著名的报告，报告中写道，几乎所有成年人都想要医生和他们分享自己的真实病情，哪怕是坏消息。露丝也多次和我表达她的立场：“我不想看到这种事——我的医生知道我的病情，而我却被蒙在鼓里。”

　　坐在沙发上，露丝的右腿和我的左腿之间就隔了4英寸。那一刻她看上去是那么健康，就像17年前我在巴尔的摩交响乐团第一次遇见她一样，还是那样的美丽。可当我仔细端详我亲爱的妻子时，我又仿佛看到了这些年来，我曾在纪念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10层看到过的病人们，那里是乳腺癌患者病房。她们有的变得消瘦憔悴；有的因肝脏衰竭浑身发黄；有的病人全身水肿、波及四肢；有的病人因肾脏衰竭，以及癌细胞转移到脑部而变得神志不清。那些病人有的和露丝年纪相仿，更多的病人比她大。露丝今年才46岁。

　　我意识到现在我们夫妻之间有了一个不能讨论的秘密。我能看到露丝的未来、看到她的生命将在哪里终结、她将变成什么样子、将如何受苦，可我只能无助地站在一旁，而露丝对这一切都毫无所知。

　　当我们赶回纽约，露丝做完手术后，北半球漫长的夏天开始了。露丝感到疼痛，向我抱怨说：“就像一个拳头在搅动我的肠子，一头骡子在我的脊柱上跳。”我笑着问她：“你怎么知道骡子在你背上跳是什么感觉？”露丝也笑了。手术一个月后，她有所好转，扫描显示，椎体上癌细胞已经消失，治疗奏效了。

　　可癌症并未消失，只是从某个威胁她的部位被暂时铲除。接下来，露丝的医生开始给她用荷尔蒙类的药物，这在许多女性癌症患者的病例中是常见的治疗方法，因为她们体内的雌激素助长了癌症。他乐观地表示，如果这种药物管用，露丝要吃上一阵子，甚至可能吃上几年。

　　露丝开始上网搜索那些奇迹般恢复的女病人的故事，她经常提起一名乳腺癌转移后还存活了据说14年的女性。作家玛丽琳·格林伯格在一篇文章里描述了自己患乳腺癌后的心理变化。她称其他的女患者为“影子对手”。当格林伯格身陷病榻，感到焦虑、恶心时，其他乳腺癌病人竟然能一边接受治疗，一边打网球、走T台、做爱。这名与癌症抗争14年的女性正是露丝的影子对手，也是我的影子对手。她是我们的敌人，更是我们的希望。

　　我们的生活渐渐恢复正常，只不过对一些小事变得格外珍惜，比如一块儿去海边看日落，把脚趾浸在水里，感受海水的抚摸。这是许多人患病后的生活细节，如今也成为我们的了。有些日子，露丝心情不错，可有些日子，她心情会很糟，但不管怎样，只要我们还能彼此相守，我就很满足了。当露丝从手术和放疗中恢复过来后，她又重新回到银行上班。

　　初秋时分，露丝的医生告诉我们，她的“肿瘤标志物”连续两次上升。当这些血液中的化学物质上升时，意味着癌细胞可能在增长，也意味着治疗已经控制不住癌细胞了。

　　医生给露丝开了新的处方，也就是所谓的“二阶治疗”。但内行都知道，从一阶、二阶到三阶，每一次治疗方式的变化带来的是更多的副作用，正面效应其实微乎其微。正如我同事所说的，癌症变得越来越聪明，治疗却越来越笨。二阶治疗还是吃药，但这次露丝从一天吃几颗，变成了一天吃几把。露丝的医生一如既往地直接，他表示化疗也许根本不管用，或者即使管用，它带来的副作用很快露丝就将无法承受。所以，我们有了另外一个目标——看露丝是否能在病情不加重的情况下，承受住大量的药片——那就是我们在通向失败的道路上取得的暂时胜利。

　　离开医生的办公室，我和露丝走进电梯。电梯里已有大概6个人，其中一名穿白大褂的医生是和我共事10年的同事，我们打了个招呼。其余的是2、3个病人和他们的家人。我不禁猜测他们正处在癌症的哪个阶段，是处于刚得知自己病情的震惊，还是已经在数着最后的日子，抑或正处在积极的治疗期？我们到达一层大厅，露丝第一个冲出电梯，头也不回地走了，仿佛这样就能离癌症远一点。

　　当露丝首次被诊断出乳腺癌时，朋友们经常说：“幸好彼得就是医生，还是这方面的专家，真是太好了。”但也有人不同意，他们认为我懂得越多就会越痛苦。那一刻，站在我每日上班的医院大厅里，看着露丝从我面前逃离，我终于找到了答案：我的专业知识不容我自欺欺人，假装前面还有无数希望在等待我们的日子，我一刻也不想再过了。

　　进入11月，露丝开始消沉。她的二阶治疗也许有一点儿效果，也许根本没有延缓癌细胞扩散，谁也无法确定。但露丝仍在不停地吃有毒药片，因为也没有其他事情可做。11月中旬，露丝出现了一种新的并发症：腹部肿胀。

　　我们再次来到医生的办公室，他的电脑屏幕上是露丝腹部的CT片。癌变已那么明显，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曾看过数以千计类似的片子。可如今坐在我旁边的是我心爱的女人，我曾经光彩照人的新娘，而我们面前的屏幕却显示着一名垂死癌症病人体内的情况。癌细胞集中在胯骨上，在膀胱后面，挨着肾脏，靠近胰腺。露丝肝脏的大部分不再是肝，全部被癌细胞占领。肝脏核心功能之一就是过滤血液。当它失灵，液体便返流，渗入腹腔。当肝功能完全丧失，往往是致命的，因为这意味着肝脏无法清除血液中的毒素。

　　当液体、增重和腹部肿胀到露丝无法承受的地步时，医生们开始给她消肿，以帮助她保持行动能力。这一措施叫穿刺术，我给病人做过许多次。医生将导管穿入液体所在的腹腔，然后液体被导出外接的真空瓶中。

　　第一次看露丝接受穿刺术时，我的心都要跳出来。这是在露丝患病的整个过程中，我的医学知识带给我一种除了绝望以外的情绪的唯一时刻。当液体流出时，它是浑浊的，不像因肝衰竭产生的液体那样比较干净。这意味着，虽然癌症仍消耗着露丝的生命，但这一致命的并发症仍在掌控当中，我第一时间感受到了希望。

　　我的医学知识告诉我，这些浑浊的液体很有可能是淋巴液，这意味着露丝的淋巴管被堵住，需要植入一个分流器。那是一个1米长的硅胶管，从腹腔进入人体，沿着皮肤下面伸到锁骨，再回到心脏上方的循环系统。这是一项大工程，存在极高的风险，包括肠内出血或破损，任何一种情况都将要了露丝的命。我知道风险巨大，但不采取措施将更冒险，因此当我看到第一股浑浊的液体被导出，便决定为露丝植入分流器。

　　露丝的医生在圣诞节后给她做了植入，她几乎去了鬼门关。一旦腹腔液进入血液，她的血小板就开始内耗。一个正常人的血小板数量从15万到40万不等。在做植入前，她的血小板数量超过20万。植入后，数量降到5万，低于这个临界值，内出血的风险便开始迅速上升。

　　每天早上，医生们会来查房，他们兴致勃勃地宣布接下来的治疗，尽管每天的内容都一样：监测血小板数量，看是否能保持平稳。期间露丝会问好多问题，我则安静地坐在一旁听着，不是出于礼貌或尊重，而是因为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的一切。我知道医生们在走出病房后会在走廊里讨论，会相互道出实情：对这位病人来说治疗方案已经穷尽，什么都不管用了，她已进入晚期。经过数日相同的例行检查后，我们带着分流器回了家，正好赶上过新年。

　　一天，我和露丝坐在一家咖啡馆里，光线正照在她的身上，我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露丝的眼睛变黄了。我一边不动声色地继续和露丝聊天，一边偷偷给这领域的一个好友兼专家发了条短信，短信只有一个术语“巩膜黄染？”对方很快有了回复，也是一个词“见鬼！”

　　后来露丝自己也发现了，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我也不清楚，得问医生。这当然又是一个谎言。病人的身体泛黄，首先是眼白，之后是皮肤。泛黄本身不重要，但它意味着人体内部正在恶化，它还意味着，露丝的大脑里将很快布满毒素，她已经接近生命的尽头。

　　几天后，露丝变得神志不清，行动摇摇晃晃，她想去医院问问主治医生，何时开始新一期化疗。我口中答应第二天带她去医院，转身就像个出轨的丈夫，走到另一间房的角落，拿出手机，偷偷给露丝的医生打电话。

　　“我不能再让她接受化疗了，她太虚弱，那将致她于死地。”医生说。

　　“是的，我知道。”我回应道。

　　“谢天谢地，你知道。”

　　于是，第二天，当露丝坐在医生面前时，他按照前一天我们在电话中商量好的办法，告诉露丝说，最好再等两天再进行化疗。而我这个“阴谋”的参与者则坐在露丝身边，一言不发。

　　两天后，露丝在我的怀里安然离世，她最后一句话是：“我爱你。”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露丝去世之初的混沌我已记不太清。露丝得病后，我便停止了一切接诊，露丝去世已有数月，我也没有让医院给我排班。也许有一天我会重新给病人看病，但我并不急于回到那样的病房里，审视那些X光片，数血小板的数量。

　　悲伤来临的时间和程度都是无法预测的，并不只有结婚纪念日、或者重回某家曾一起去过的餐厅，才能勾起丧偶之痛，而是当你走在杂货店的过道，经过长叶生菜时，你想起爱人曾学着用油炸蒜味面包丁做恺撒沙拉，因为那是你唯一愿意吃的一道沙拉；又或是当你在机场候机厅里看到某一集电视剧重播时，想起多年前的一个冬日午后，你们曾一起看过它。失去爱人的滋味，不是哭泣，不是崩溃，不是低吟悲伤，而是四肢疼痛一般的幻觉。你会疼，会悸动，没有任何真实的来源，但你却永远不想让它消失。

　　彼得·B·巴赫/文 阮东/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