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读萧红

　　她主动选择噩运，将自己放逐于凶多吉少的未知里。她认出了风暴，却并不躲避风暴。

　　《黄金时代》的结尾：汤唯饰演的萧红搁下手中的笔，从书桌前黯然离开。本以为电影就此收场，画面却陡然明亮起来，绿树黄花衬着蓝天白云，亮得人睁不开眼。那是萧红在《呼兰河传》里描述过的童年的花园。

　　“花开了，就象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

　　这段弥留之际的追忆，大概就是萧红一生追求的意象吧，一言以蔽之，就是对自由的向往。萧红的一生都不太平：母亲早逝、父亲凶暴、逃婚、私奔、怀孕、被弃、满城流言与白眼、饥寒交迫、贫病交加、新生儿送人、背井离乡、爱人出轨、被家暴、怀着前任的孩子再婚、战争、婴儿死亡、逃难、病入膏肓、早逝……人世间有千难万苦，每一种，都铺在生命前方等着她。然而，我们又不能简单地说她命运坎坷，在许多选择的当口，如果她选择低眉顺从，那又会是另一番情形。或许用世俗的眼光来看，萧红这么做不够聪明。她不懂得什么叫做审时度势、趋利避害，遇事只会横冲直撞，自取其辱。这样的人，结局注定只能用“下场”来总结。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萧红又是自由的，勇敢的。她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对自我意志的忠实与追随。她主动选择噩运，将自己放逐于凶多吉少的未知里。

　　她认出了风暴，却并不躲避风暴。

　　写作上，她依旧顽劣。23岁写就的《生死场》，至今读来依旧惊心动魄。美丽女人月英瘫痪后象个鬼，她的白眼珠完全变绿，她的头发烧焦了似的，紧贴住头皮，她的腿像一双白色的竹竿平行着伸在前面，头在身子上仿佛是一个灯笼挂在杆头。月英的臀部被排泄物淹浸了，腐烂了，小虫在那里蠕行，被男人厌弃的身体已然成为小虫们的洞穴……她的小说不涉及政治立场，只写人性，但是在彼时遭受了巨大的非议和抨击——不仅是写作手法，更严厉的是来自意识形态上的指责——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为什么要书写女人生产的种种劫难，为什么要写怀孕女人身体的丑怪和羞耻，为什么要写乱坟岗子死去的孩子？在呼唤民族大义的时刻，为什么要写蒙昧，要写死的苦、活的难，写死的没有尊严、活的象猪和狗？

　　这些批评和指责，有些甚至来自萧红身边的朋友。这让她极其伤心，但却并没有因此而学乖。

　　“谁规定了小说一定要怎样写呢？”萧红天生不懂得取悦，也不需要讨好任何人。都说文如其人，萧红正是如此。她的抗逆和不羁始终如一，她的人和她的文也始终一以贯之。我们常常说“文如其人”，其实真正的“文如其人”就是知行合一——只写自己相信的真理，并且用行动来贯彻真理。

　　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不管任何一个时代，自由都是人们所追求和向往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去承担自己选择带来的责任，甚至是负面的后果，更多人选择牺牲个人意志，不愿背负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希望一路脚不落地、足不沾尘地走过人生。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享乐主义者让越来越多的人丧失信仰，沦为犬儒。

　　在“黄金沙龙”上，学者刘瑜也谈到萧红对于当下的意义：“我有时候碰到一些学生，一些年轻人，他会说，想学电影，但我觉得这条路太冒险，我爸爸让我学金融。在这么很微小的选择面前都会徘徊，又何谈其他。萧红从她东北老家离家出走的那一刻开始，她都在生死之间选择。苏格拉底就说，有一类人他一辈子都在追逐恶运。他必须通过一种冒险的生活方式实现他自己。我觉得萧红就是这样的人，这种勇气在任何时代都特别难能可贵。这有点像《老人与海》中老人和鱼的关系，我一定要把它打捞起来，哪怕精疲力尽，有可能被它拖下水。”

　　阅读萧红的意义可能正在于此：她让我们看到了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

　　人生就好比远行，跟随着大多数的脚步，走上平安大道是最安全最平庸的选择。然而有一种人，他们生命能量的峰值高于普通人，他们不屑于平庸的正确，一条金光灿灿的阳关道铺在脚下，他也会撇撇嘴角，掉头拨开茂密的草丛，投身于风暴，在生与死的边缘，哪怕带着内外的病，向专制、奴役、愚昧和黑暗的风车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