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安志 寻找香格里拉

　　美国人龙安志待在北京的时间越来越少，一个月至多有一个星期。北京的雾霾不是主要原因，他要做的事太多—拍纪录片，做酒店，写书，做公益，参与制定经济政策，开各种环境保护会议，设计未来环保方案—律师这个职业所能涵盖的内容已经远远不及。从十几年前龙安志关闭自己的咨询公司，踏上去藏区拍纪录片的征途开始，他的身份变得多元，生活与艺术越来越密不可分。

　　寻找香格里拉

　　14年前，龙安志做了一个梦，“梦里我见到西藏的一群野马，那些白色的马自由驰骋，穿越无垠的草原，四周雪山环绕，所以我决定，追随这些白马而去”。他反复做着这个梦，就如同反复被各种人追问“你为什么来中国”，他未能给出一个答案。2002年，他带着一支纪录片团队去了西藏，扔下北京如日中天的事业，决定去寻找梦里的无垠草原与雪山环绕，不是为了别人的无趣追问，而是为了平息自己内心的困惑。

　　那时龙安志的香港南龙集团已经运营了将近10年，为外国投资者提供咨询服务。“我从20世纪80年代就在中国，参与过很多经济改革的工作。所以我非常清楚中国的改革，用计划经济引导市场经济，这样很好。但我也知道，在经济盲目发展的过程中，容易破坏很多东西，包括环境、文化。

　　我在北京看到一个一个胡同都被拆平了，人把钱的地位看得很重，忽视了文化发展。不管经济发展多快，如果没有文化，就没有根。就像一棵树一样，没有根的树，长得很高，但早晚得倒塌。2002年中国加入WTO后，不会再用计划经济引导市场经济，变得很国际化。那时我觉得中国的经济转型非常好，有很多人比我更懂经济。但如果为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就要寻找到中国文化的根。我去中国的西部寻找香格里拉，目的就是这个。”

　　龙安志所说的此“香格里拉”非彼地理位置上的香格里拉。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为世人勾勒出世外桃源的画面，令所有人神往这个被称之为Shangri-la的人间净土。虽然相传希尔顿并没有去过香格里拉，他所有的描述依据的是《美国国家地理》驻外记者做的相关报道。这不能削弱Shangri-la的吸引力。那时云南几个县都在争夺“香格里拉”的名号，以期吸引更多游客，拉动当地经济。这些于龙安志来说毫无意义，他要找寻的不是地图上某一个风景如画的地点。

　　纪录片从2002年拍到2004年，龙安志在片中是一个找寻者，与所有人一样充满疑问，他搭便车、问路，问“香格里拉在哪里”。“我问艺术家，问活佛，问喇嘛，问牧民，问一些普通老百姓，一步一步地积累很多人的思想。拍纪录片就是寻找的过程，我不知道什么答案，也不知道怎样去找，但是你可以跟我一起去找。然后通过不同人的表达、分享和分析，我们才有一个结论，那个结论我不说，你看完了之后自己会有感觉。”在此期间，龙安志遭遇的朴实的人与看似无奇的事，给予他强烈的刺激与震撼。在青海，龙安志遇见一个喇嘛吉美坚赞，是牦牛奶酪加工厂的厂长，藏族人。吉美的奶酪厂收购当地牧民的牦牛鲜奶，加工成奶酪，再辗转运到城市里销售。奶酪厂远离城市，不便运输和销售。龙安志对此不免疑问重重，这种经营理念背离商业利润最大化原则。吉美说，工厂建在牧民区，是为了方便牧民售卖牛奶，并且在不影响牧民原有的生活方式的同时，还能增加他们的收入。为此吉美必须每天不远千里，从偏僻的草原将牦牛奶运输到城市销售。他用卖牦牛奶酪赚得的钱，在草原上为牧区儿童办了一所学校，让孩子们免费上学。

　　吉美觉得，“整个青藏高原都可以叫香格里拉。这里的人的心更仁慈些。和一些受到污染的大城市相比，这些没有被污染的地方都可以称作香格里拉，但它还不是真正的香格里拉。寻找香格里拉最基本的途径，是你自己必须有一颗善良的心，必须发自内心来做事，通过奉献和为他人做善事，你就能找到真正的香格里拉。”

　　3年时间，龙安志去了青海、西藏、云南，接触了当地的很多人。他搞清楚一件事，“香格里拉”实则是“香巴拉”的错音，香巴拉的概念源于佛祖释迦牟尼诞生的印度，香巴拉经文传达了一些重要的理念，当人盲目崇拜货币时，会破坏环境，破坏资源，发生战争。我们应该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找回最初的香巴拉，香巴拉是我们要自己创造的和谐社会。

　　“很多民族，不管是汉民、藏民、纳西人、白族人、彝族人都想保护当地文化。但如果没有一个经济平台就没法做到。我看到一个模式叫社会企业。”在拍完《寻找香格里拉》纪录片，同时写出几本“寻找香格里拉”系列书籍的龙安志，生活重心受到影响，2005～2010年，他的大部分时间待在拉萨，建了4座“香巴拉”藏式宾馆，保留下西藏建筑本身的特性，为当地人提供就业机会，并支持很多社区和周边的医疗、教育等项目。“我觉得我们是一个有责任的企业。社会企业既可以营利赚钱，也要对环境、社会担负责任。”

　　10年后，《寻找香格里拉》终于获准在网络上传播，龙安志希望更多人看到、理解，一种以牺牲环境、破坏文化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发展。龙安志开始参与可持续发展的环保措施改革，从2007年开始，他在各个国家交流，推动在喜马拉雅地区发展“喜马拉雅共识”，在非洲发展“非洲共识”，商讨基于文化可持续发展、环保科技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解决贫穷问题的实际举措。

　　对龙安志来说，找寻的过程不只在寻找香格里拉的3年，想必到今日，许多问题有了答案，但永远不会有一个一劳永逸的时刻。

　　北京的“香格里拉”

　　“一出门，外面那么烦躁，怎么生活呢？”这是龙安志钟情四合院的理由。龙安志在东四八条有个工作室，一座小四合院，没有过分夸张的装饰—相比起很多中国人，龙安志更懂得怎样让中国传统保持传统。他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几年，曾经有3座四合院，还有盖在郊区的客栈与自己的藏式住所，这些都可以称为“新红资俱乐部”。他通过这种方式尽力保留住一些东西，无论是满族的，还是藏式的。

　　龙安志想静下心来写书时，会去怀柔自己盖的藏式房子里，起居室后墙有一个巨大的玻璃窗，窗外有山石与树木。走进屋子，就始终看到一幅画。“我是成心这么做的。中国传统的建筑很伟大，每个窗户都给你勾画一幅国画。在世界各地的文化里，没有这种角度。这是天和地明显的关系，是传统文化里非常核心的理念，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但东四的胡同相对来说保护得不错。很多人想保护这种四合院，也就是想保护一种传统，他们也认识到中国文化没有根是发展不了的。我最感兴趣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包括艺术家、设计师、摄影师、制片导演，都搬到胡同里，开了很多小工作室。我觉得这个非常好。他们通过他们的工作可能让中国的文化在下一代找得回来，然后保护好。祝下一代成功！”

　　刘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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