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岛上的桃花运（上）

　　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年春天，我去了上海小姨家。小姨家在国际饭店后面凤阳路群益里一幢石库门大宅里。这幢大宅是三层楼，两进深，很宽敞，中间有个大天井，两侧有走马楼通前后楼。房主解放前是这一带的渔霸，远到淮海路八仙桥，近到家门前凤阳路菜场，都有他的产业。他拜黄金荣做老头子，平日欺行霸市作恶多端，并有血案，解放后被镇压了，房产收归国有，分割成好多单元，住着十多户人家，本来很宽畅的房子，变得有点拥挤。小姨住在后进底层，拥有一个厢房和从大厅分隔出的一个房间。厢房面临天井，有一排落地长窗，虽然整幢楼房被十八层高的国际饭店的阴影笼罩着，但是，有了这一排可以采光的落地长窗，小姨的住处就不像其他人家那样晦暗了。厢房里住着小姨的女儿，虽然说是她的房间，但只占了厢房尽头的部分，前面挂了一幅布幔，留出一个小空间，放了餐桌和日用家什，吃饭待客用。长窗外的陪石也被利用了，竖了一个自来水龙头，放了煤球炉子和灶具，好在陪石很阔，又可以借用天井的空间，人在那儿炒菜洗涮还算宽绰，甚至游刃有余。楼上人家就苦了，他们把煤球炉子水龙头等置在过道里，平时走路常磕磕碰碰，到了烧饭时，掌勺人弯腰撅起屁股，行人只能擦着他（她）屁股走。所以楼上人家都眼红小姨得天独厚，住房既采光又宽畅。可小姨说，当初分房，你们说滚地龙住怕了，抢楼上房间。我笨手笨脚慢了点，只得住底层。现在倒好，反而眼热我了，这叫呆人有呆福，泥菩萨住瓦屋。小姨说的当初，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当初这些人家生活在贫民区，解放后，翻身了，搬出四面通风落雨就漏的泥墙芦席棚，其中有不少新婚青年，当然向往楼上的房间了。可是，婚后的人会裂变，二变三、二变四，甚至有二变五、二变六的，幸亏“人多热气高”的势头不久被抑制，否则别说过道，也许整幢楼也会被挤破了。不过，话得说回来，当年的孩子，现在都已长大成人，有条件的，飞出老屋自筑新巢，只有命乖运蹇的，还同爷娘挤在一起。另外，大楼之所以拥挤，除了人，更多是堆满了破旧衣物，这些破旧的东西人们为什么舍不得丢弃？也许，大家真的很穷，无钱添置新的；也许，那时艰苦朴素以穷为荣是一种时尚。

　　小姨则不同，家中破旧东西不多，显得简洁清净。她说，老头子(就是她丈夫我的姨父，其实他不老，才五十出头，因为在房管部门的工程队专门干通阴沟即通下水道的活，又脏又累，所以才显得老了。)的兄弟在太湖边，那儿荒滩多，前几年向太湖要粮，不许种菱藕茭白，硬是改种水稻，水浸的稻子不结谷，越种越穷，衣服等不及我们穿破，就让他们拿走了。

　　听母亲说，小姨是在解放前去上海“跑单帮”时认识姨父而后来嫁给他的。那时，国民党政府统治腐败，时局日渐不稳，上海菜场的货源常常紧缺，鸡、鸭、猪肉甚至大米也成了紧俏物资。小姨年轻时很活泛，瞅准上海菜场的行情，伙同几个小姐妹拿了那些食品到上海贩卖。因为大家都靠肩扛背驮，各管各的，所以叫“跑单帮”。我家乡的小镇是沪宁铁路上的一个站头，每天清晨五点有一列从常州开往上海的客车停靠，到上海只需三刻钟。她们坐这班车到上海，再乘十八路有轨电车在西藏路泥城桥下车，就近去凤阳路菜场设摊，还能赶上早市。那时，上海社会很乱，吃白食的白相人也多，因为小姨她们的生意小，不入大流氓的眼，小混混虽然觊觎她们，但她们一直几个人结成帮，就不敢下手，所以她们的生意做得还算顺风顺水。也是合当有事，1948年底，那天下着滂沱大雨，小姐妹都没有去，但小姨手头有货，过了年就会贬值，她就一个人冒雨去了上海。她在菜场被一个小混混盯上了，抢了她一只猪腿就跑。正巧被一个在雨中通阴沟的小伙子看见了，他出手打了个不平，解了小姨的围。从此，小姨一个人去上海也不怕了，常去他那儿落脚，再后来，两人做了夫妻。虽然他们很穷，在弄堂口搭了个泥墙铁皮棚栖身，但在乡村人的眼里，小姨成了人人羡慕的上海人。

　　小姨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女儿在纱厂做工，早已出嫁，丈夫是个机修工；中间的儿子子承父业，但他不通阴沟，是个砌墙搭房的瓦工，前几年成了家，公司安排了一套二十多平米的住房。小女儿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在家待业已经几年了，今年十八岁。除了小女儿没有就业有点遗憾外，小姨一家生活很安宁，甚至有点幸福感。那年代运动年年有，交代问题、接受批斗，大楼里人人自危，但小姨家一直相安无事。这是沾了姨父的光，因为他的出身和工作都无懈可击。论出身，他老家的人都是太湖边苦大仇深的贫雇农；论工作，是让人瞧不起的通阴沟。说起通阴沟，解放前是末等中的末等，大家背后叫“爬阴沟乌龟”，如果不是穷得走投无路，都不肯干这一行。为什么叫“爬阴沟乌龟”？从前有钱的人家常在天井里放养乌龟，他们养乌龟除了观赏，还可以派用场。有时阴沟阻塞，天井积水，就让乌龟往阴沟里爬，直到水流通畅为止。所以，姨父在历次运动中都是依靠对象。但他没有那种优越感，从不随人瞎咋呼，更不愿对人落井下石。下班回家，一杯酒下肚，旋开收音机，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空中书场。小姨却不那么本分，有时爱出风头，但都被姨父给搅黄了，尽管她多积极，离当居民小组长始终只差一步之遥。所以她常抱怨，她这个当干部的苗子硬是给丈夫扼杀了。现在她已是五十的年龄，风光不再，早已错过了大好时机，也就死了这条心了。小女儿是他俩的珍和宝，从小乖养，所以叫珍珍。珍珍有点娇气也有点刁蛮，虽然待业在家，但街道里弄的工厂几次招工，爷娘要她去报名，她却咕嘟起嘴，对娘说，烦不烦？才十八元一个月的学徒工，人家弄堂口卖煎饼香瓜子的几天就赚出来了，要去侬去！说完跺跺脚就往外跑。她曾偷偷告诉我，她已经瞄准了一条赚大钞票的道。

　　小姨知道我平反不久，工作还没有落实，让我多住几天(她在房内支了个小床，让珍珍住，我就住在厢房里珍珍的床上。)。小姨对珍珍爱也不是，恨也不是。她对我说，珍珍这细娘（江南少女的昵称），一点不像她姐她哥，肯听爷娘的话，叫做啥就干啥，倒像我年轻辰光，爱由着自己性子来，一天到晚同弄堂里一班小姐妹在外面野，讲讲什么都懂，眼界高得吓人，就是勿晓得老老实实赚钞票。

　　粉碎“四人帮”后，实行改革开放，经济在复苏，社会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住在石库门里的“买汰烧”们，听到了新鲜事，或者高价买来了鱼和肉都会向人炫耀。但也有一些人在过去的十多年中被一茬又一茬的运动整怕了，现在遇到这突然的变化，心里有点不踏实，甚至怀疑。一天清晨，楼上一户人家的女主人锁宝轻轻敲开了小姨家的门，悄悄说，鲜灵活跳的河鲫鱼要■？老大的呢。政策虽然已经松动，但小姨到底做过积极分子，对走什么道路的原则问题是十分敏感的，她瞅着女人笑道，锁宝姐，侬哪来河鲫鱼啊？是不是又不走正道，在扒外快？锁宝听了，正了正脸色，啊咦喂，大妹子，侬勿要寻开心，是阿拉侄子从苏北带来送我的，多了，吃勿完，调剂给大家享受享受。小姨还要说什么，姨父阻止了她，外甥在这里，买就买呗，省得侬上菜场了。

　　一会儿，小姨回来了，篮里的鲫鱼在活蹦乱跳，对姨父说，这河鲫鱼活倒是活的，一斤要了我两元钞票，还说不是做生意呢，这女人真是斗不怕的资本主义尾巴！姨父也觉得这女人不地道，但嘴上却说，吃亏就吃亏了呗，下次不上当就是，犯得上这么上纲上线！

　　珍珍对篮里的小鲫鱼吐了吐舌头，就往外跑。小姨喊住她，又不吃早饭了？珍珍头也不回。

　　二

　　珍珍同弄堂里的小姐妹在外面玩了一个上午，直到吃中饭时才回来。小姨的葱烤鲫鱼烧得两面黄，又香又脆，而且滋味好。鲫鱼背的肉鲜嫩好吃，但刺多，珍珍贪吃了点，被鱼刺鲠了咽喉。她吐又吐不出，拿又拿不掉，鲠得直流眼泪。小姨把饭粒揉成团，让她慢慢咽下，鱼刺才被黏走了。好一会，珍珍回复了常态，抱怨母亲为啥不买大的，这种小鲫鱼就是刺多。小姨知道小鲫鱼刺多，心里本来窝囊，被女儿一说，火就来了。她说，侬以为我情愿买小鲫鱼？都是上了锁宝这女人的当，还算我两元一斤呢！珍珍听了，“哇”的一声，眼睛睁得大大的，这小鲫鱼要两元一斤？前天我在革英家吃中饭，革英妈也烧的河鲫鱼，鲫鱼老大老大，盛在盆子里翘头翘尾。听革英姆妈讲，她一清早在弄堂口贩子手里买的，也是二元一斤。小姨听了火气越发大了，骂道，锁宝这烂污货真是死不改悔的资本主义尾巴！上面松一松，她就攻一攻，运动中被斗得讨饶的辰光忘记了！下次再来革命运动，我一定勿放伊过门！珍珍听了，暗暗瞅了我一眼，咕嘟起嘴，说，姆妈，侬真像阿Q做梦，革命革命讲顺溜了，粉碎“四人帮”都已经好几年了，还横运动竖运动的，在运动中被批斗叫受迫害，现在都已经平反了！小姨自知失言，不好意思地对我笑道，外甥侬勿要多心，我是对锁宝有气，才这么说说的。

　　几天来，在我心目中的珍珍是个只知道吃喝玩乐向爷娘伸手的娇乖女孩，对人间的冷热阴晴似乎浑而不觉。现在，她为了不让我尴尬，制止了小姨那种揭人伤疤的话，让我改变了对她的看法，看来她是很懂事的。但是，尽管小姨打招呼解释，却越描越黑，勾起了我心中的苦涩。

　　我高中毕业后，在家乡黄丘公社当辅导会计，负责辅导一个片的会计业务，因为没有编制，公社不发工资，我的报酬由片上四个大队分摊。那时报喜不报忧成风，为了证明上面“形势大好，一年比一年好”的英明论断，大队向上报的业绩大多虚假，而到了年终分配兑现，又只能按实结算，社员干一天的工分只值二三角，生产队的分配方案上往往是一串串赤字。社员抱怨，辛辛苦苦做了一年，到头来还欠队里的！所以，当时流行一句话：干部吹牛皮，社员啃瓜皮。社员的生活同会上讲的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我是个耿直善良的人，每每到了向上“报喜”时，我恨不得把算盘摔了！可是，我的同龄人大多插队落户在农村，过着同社员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为了这份工作，我不得不韬光养晦地忍着。过了几年，突然传来小道消息说，福建一位知青家长给毛主席写信，反映了农村干部歧视、伤害插队知青的情况，毛主席亲笔写了复信，还有“寄上三百元，聊为无米之炊”的佳话。后来，插队知青的状况果然有了极大改善，极个别的农村干部还被绳之以法，才知道小道消息来自党内传达的文件。我心潮澎湃，不能自持，也向党中央写了应该纠正农村报喜不报忧弄虚作假的作风，并实事求是地列举了我所辅导的几个大队的数字。信寄出后，我盼了半年，却杳无音讯，最后，却盼来了一场灾难。在一次公社干部会议上，我被宣布开除工作，批倒批臭后送农村强迫劳动。原因是歪曲事实，污蔑大好形势。有人宽慰我，这事要在前几年，非判刑不可，你算捡了便宜了。那时，我已谈了对象，都打算结婚了，出了那么大的事，人家当然离我而去。粉碎“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冤假错案，我多次向上申诉，直到去年冬天，才得以平反，户口从农村迁回了黄丘镇。但是，我当时没有编制，公社辅导会计这一名目也早已撤销，一时又没有适当的工作安排，所以延搁至今。

　　珍珍见我沉吟不语，拍拍我的手说，二哥，姆妈就是嘴巴不上锁，一日到夜瞎三话四，侬犯不着上心。小姨白了珍珍一眼，对我说，外甥，勿要听伊瞎讲，我一直说侬从小聪明，是办事的料，从前吃了点苦，是运气未到，以后一定有翻身日。小姨的话说到了我的痒处，自从平反后，我对今后充满了希望，黄丘镇的人也把我看做人物。可是，好几个月过去了，工作的事还是渺茫，就对小姨苦笑说，过去的事不提了，可眼前闲在家的日子我憋得慌。珍珍眼珠子转了几转，说，二哥，这有啥憋得慌不慌的，现在改革开放，赚钞票的路忒多，侬何必在一根绳上吊死？珍珍说的不无道理，但我的路在哪里呢？珍珍直勾勾地盯着我看，我发觉她眼中有话，就故意恭维，妹子，你是大上海的知识女性，见多识广，能不能开导开导我这个乡下阿哥？珍珍似乎有点受宠若惊，哈哈笑了一阵，才说，二哥这么说我不敢当，可眼前的路倒是有一条。说到这里，她停了一停。小姨好像知道她要说什么，忙打岔，对我说，外甥，侬勿要听她，她吃爷娘穿爷娘的，有啥花头！珍珍却只当没有听见，一反常态，慢声慢语地往下说，二哥，我说的是真的，这一阵子，弄堂里常有从农村来卖河鲫鱼的，上海人长远没看见鲜灵活跳的河鲫鱼了，价钿勿问抢来买。我想，这也是一条赚钞票的道！

　　珍珍的话外之音，叫我贩鱼，我觉得突然。前面说过，平反之后，我在黄丘镇人心目中是个青年才俊，我也自视甚高，倘使去做成鱼贩，岂不让人笑话。但又不能扫了珍珍的兴，一时答不上话来。小姨瞪了珍珍一眼，我晓得侬眼红弄堂口摆摊的女孩，现在又撺掇侬二哥去贩鱼，侬二哥是公社干部，文化高，因为实事求是给上面写信，才遭“四人帮”迫害，现在平反了，政府一定会重用，侬倒想叫他做邋邋遢遢的鱼贩子，亏侬想得出！珍珍却尖声说，姆妈，贩鱼叫邋邋遢遢了？对面弄堂里插队在崇明岛的几个知青返城了，嫌工作不理想，就是在贩海鲜，他们先是摆摊零吊，后来买了三轮卡车改做批发，生意大得吓人，啥人说他们邋遢了？我要不是女的，早跟他们一起干了！要说有文化，二哥是高中生，人家也都是高中生，有啥大不了的！小姨越发来气了，侬勿要做梦，我和侬老爸决不会放侬去搞长途贩运！说到这里，小姨转过头对我说，外甥，长途贩运侬懂■？就是投机倒把，市场里的人要管，捉牢要没收。所以乡下来的那些鱼贩子只敢在弄堂里偷偷摸摸卖，就说楼上的锁宝吧，明明是同她侄子阿三连了裆捞钞票，却推说是侄子从苏北带来送她的，大楼里的人都明白，因为抬头不见低头见，碍着情面，不拆穿她罢了。再说，锁宝这女人是老运动员了，敲也破锣，不敲也破锣，死猪不怕开水烫。可我们是什么人家？侬姨父是清清白白的工人阶级，光荣证书贴了一房间，容得她胡来坏了名声？

　　珍珍气得涨红了脸，双手掩住了耳朵，说，侬倒像马列主义老太太了，道理一套一套的！饭也不吃，到房里旋开半导体，音量开得很大很大，传来了黄永生的上海说唱：“帽子公司”。

　　小姨对房里撇撇嘴，恨铁不成钢地对我说，这细娘心里想的就是这些歪门邪道，野得很，街道招工连名都不肯去报！外甥，不是我看不起贩子，也不是不想要钞票，侬姆妈晓得，我年轻辰光赚钞票也是拼命的，落雨天到上海跑单帮别人勿敢我就敢！解放后世界变了，劳动最光荣，贩卖是剥削，可耻。这些年来运动一场接一场，政策一出不知一出，上海滩有些人，本领再大，啥人逃出了如来佛的手心？还是安分的好，找份工作吃一口太平饭拉倒！

　　小姨的话让我百感交集，最近电台、报纸都在说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改革开放的形势像决了堤的洪水，新的事物不断涌现。小姨的那种观念，同某些因循守旧的干部如出一辙。就说我的工作吧，公社里有的说我可以派用场，但更多的却说这种人有点歪才，但目无组织，用了会翘尾巴，所以迟迟未决。现在，小姨同珍珍针锋相对，我很佩服珍珍爱憎分明的冲劲，心头涌起了一股惺惺相惜的情愫，对小姨刚才一番老于世故的话产生了本能的反感。但我不能像珍珍那样直接反驳，于是委婉地开导她，小姨，毛主席说天翻地覆慨而慷，人间正道是沧桑。粉碎了“四人帮”，就把一切都翻过来了，过去那些观念，现在行不通了。解放思想，敢于创新，是当代青年的一种精神。珍珍说的崇明岛返城那几个知青，敢放弃铁饭碗，走独立自主的路，就是一种难能可贵的闯劲，我也自叹不如。

　　小姨见我没有附议她的高论，反而赞同了珍珍的意见，很扫兴，嘟囔道，她要侬去贩鱼总不妥当吧？说完，就忙她的去了。

　　三

　　晚饭后，珍珍正式向姨父提出贩鱼的事。姨父似乎多喝了酒，故意说，好啊，接你姆妈的班？珍珍说，人家可早忘本了，说贩卖低三下四邋邋遢遢呢。姨父看了一下小姨的脸色，说，低三下四倒未必，不过，那些街头小贩往往见钱眼开，朝天讨价，还短斤缺两做手脚，你也学他们，会让人瞧不起。小姨觉得丈夫同自己站在一条阵线，很得意，顺势奚落，可不是，她要学楼上的锁宝呢，一眼眼的小鲫鱼，卖两元一斤，宰人！珍珍却一点不生气，反而依偎在小姨身边，说，姆妈，勿要看扁了侬女儿，侬女儿要真做起生意来，会像侬年轻辰光一样，货色好，秤头足，价钿公道，听老爸说过，那时候，凤阳路菜场啥人勿晓得侬苏州小阿姐！珍珍的话，说到了小姨的痒处，扑哧一声笑了。她笑过后，脸色一正说，死腔，侬不要甜嘴蜜舌，快死了这条心！前几天，侬嫂子托人已经替侬报了名，名气响得括拉拉的上海第一百货商店，侬总满意了吧？珍珍不依，扭着身子说，知道，知道，可不知道要哪年哪月才面试呢，况且报名的人已经超过两位数，十多个人中取一个，又不是抱的稳瓶。这段日子我闲得慌，就当我出去白相散心好■？小姨有点气馁，问侬老爸，他同意不同意。姨父一边旋着半导体，一边说，你强压她也不是办法，就让她去吧。小姨怔了一怔，侬酒喝多了？让她一个人去那种野猫不屙屎的地方贩鱼？姨父索性关了半导体说，我没有说让她一个人去，珍珍同外甥已经讲好了，一同去她叔叔那儿。太湖里水产多。外甥从没有到过我老家，趁这机会认认亲也好。再说，太湖边风景好，他还可以放松放松。小姨见我在高兴地点头，才恍然大悟，原来你们都已经讲好了，把我蒙在鼓里！不过，珍珍，我有话在前，侬勿要赚了钞票生血落在牙齿里，一直野下去，侬嫂子那里落实了工作，就要收手！

　　据姨父介绍，他的老家在太湖边，叫麓下村，属无锡县芒山公社临湖大队管辖。麓下村三面临水，但同山坡接壤处，又被一条水流很急的江河割断了，整个村落像小岛一样漂移在太湖中，所以又叫麓下岛。我听了有点神往，怪不得姨父每每说起他的老家时，脸上会充满了骄傲，这就更增添了同珍珍去那儿贩鱼的理由。当然，那时我更多的想法是，贩鱼只不过逢场作戏，就像现在时兴的旅游一样，去风景胜地放松心情陶冶情操罢了。想不到的是，在麓下岛，同一个美丽的女孩一见钟情，跌入情网，成了我生命轨迹中的一个亮点。

　　次日一早，我和珍珍坐了上海到无锡的轮船，中途在芒山镇上了岸，又步行二里多路，走上了一座多孔石板桥。那座桥每孔用两块石板并排铺成，不到两米宽，江面很阔，桥显得分外陡，两边没有栏杆，桥下的水流很急，人走在上面觉得脚在晃动，有一种凌空的感觉。到了桥顶，珍珍吓得挪不开步。我在农村常走狭窄的小桥，都没有像今天这么头里晕晕眩眩的，不能怪生长在大城市的珍珍了。我闭了一会眼睛，镇定了一下情绪，硬是搀着珍珍走下了桥。下了桥，珍珍托起双手，跳跃着说，刺激，好刺激！又对我说，这条江，叫急水江；这座桥，叫心荡桥。我以前来，都是老爸搀着或者背着过桥的。我心里默念，走在这座桥上，谁不心跳，心荡桥，这名字起得有意思。

　　过了桥，到了麓下村，也即是登上了麓下岛。麓下岛很狭、很长，像美女的一条秀腿，伸入无垠的太湖之中。湖岸下，芦苇在水中探出了青芽，田垄中的麦苗，远望一层茵绿，近看却显得弱小细软，凸现了湿地改成农田的贫瘠。太湖边阴气重，湖风挟带着湿润，吹在脸上凉飕飕的，虽然已经农历三月初，却不是春光明媚，只有春寒料峭。岛上的民舍不像别的村落，一家挨一家，而是断断续续稀稀拉拉，珍珍说有六十来户人家呢，却觉得空旷萧疏。除了竹林有点绿阴外，家家房前屋后都种了果树，有栗树、梅树，更多的是桃树。栗树才抽叶，梅花刚谢，枝头挂着一粒粒幼果，藏在叶腋下。幸亏桃树已吐出嫩嫩的花蕾，布满了树枝，红盈盈的，才给人带来了春的气息。

　　珍珍见我神思恍惚，二哥，想什么呢，我叔叔家到了。我才注意，眼前是一道用芦柴围起的篱笆，牵牛的藤蔓吐了丝在向篱笆上爬，篱笆内有个桃园，桃园深处，露出了一排三间瓦房，两厢还拖着转头，这种建筑风格，从前江南农村常见，不过，屋上的瓦片已经发黄，而且凌乱，墙体上的粉刷斑驳错落，黑不黑，白不白的，说明已经年久失修了。珍珍推开篱笆上的柴门，冷不防一条白爪黑背的犬，从斜里蹿出来，狗虽小，却很凶，龇牙咧嘴地向我们扑了过来。我们慌忙后退，那狗却不追，在篱笆里跳上跳下，汪汪汪地狂叫不停。

　　我们与狗僵持了好久，叔叔家的门才开了，走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头，叫了一声：黑白！黑白应该是那条犬的名字，它听见主人叫唤，立刻停止了叫，转过身，一蹿一跳地跃到老头身边，不停地摇着尾巴。珍珍带着我穿过桃园来到屋前，叫了声裕福爷爷。老人清瘦颀长，衣着古朴，头上的白发披到了脑后，有点仙风道骨的风韵。细看之下，他皮肤干涩糙黑，脸上手上满是黄褐的寿斑。他似乎耳背，好一会才应了一声，混浊的眼珠盯着珍珍看，也许在努力想，可想不起叫他爷爷的女孩是谁。珍珍又大声说，爷爷，我是上海的珍珍啊。老人才张开只剩下两颗门牙的嘴笑了，是水荣家的小三儿啊！

　　我们进了屋，客堂间东西两边放了两张八仙桌，各种摆设也显示这里是住着两户人家。农家一屋两主的格局，在江南常见。大多因为上一代的人死了，只传下三间两转头的平房，晚辈多，又无力出巢，只能选两个儿子分而居之，余者就出外谋生或者去做人家的上门女婿。如果后代再繁衍，只能单传，我姨父有兄弟俩，所以他很早就到上海打工，把房子让给了兄弟。老人在西首的桌子边坐了，珍珍示意我在东首的板凳坐下后，问老人，我叔叔家里没有人？你叔在田里忙活，你婶陪玫娟找那人家算账去了，你哥在芒山镇做工。你哥，是指叔叔的儿子，后来知道，他在芒山镇打工，常不回家。说完，老人看了看北窗外的日色，似乎很心焦的样子。珍珍悄悄对我说，老人是她祖父的兄弟，玫娟是他的孙女儿，儿子早死，儿媳也改嫁了，只剩祖孙女俩过日子。玫娟比她大三岁，早听说谈婚论嫁了，现在婶婶陪她去算账，也许婚事崩了。珍珍这么一说，我明白了，江南农村男女双方约定了婚事，如果一方中途变卦，受害方要向变卦方清算损失。

　　在同老人断断续续的闲聊中，才了解，二年前，有人做媒，把玫娟介绍给村里开代销店人家的儿子搞对象，对象叫秦家益，在芒山镇小学教书。两人一来二往，都还满意。因为提倡晚婚晚育，政府规定，男女双方的年龄加起来满四十五岁才可领结婚证，所以没有正式结婚。玫娟聪明伶俐，嗓音甜润，爱唱太湖民歌。有一次，无锡、芒山镇几个文化人到麓下采风，发现了她，推荐她参加县里的歌唱大赛，得了奖项，从此一路走红。正当县文化馆准备借调她成为一名专业歌手时，省里来了一位文化界大人物，说庄玫娟唱的是靡靡之音，什么郎啊妹啊的，是腐蚀人灵魂的黄色歌曲。大人物一锤定音，庄玫娟借调的事搁浅，回到麓下村继续修地球，可恨那个秦家益，听信了外界的风言风语，也就另觅新欢。

　　听了老人的叙述，我沉默不语，却心潮起伏。想起脱颖而出的新秀女歌手李谷一，因为革新，用优美的抒情唱法，演绎了扣人心扉的《乡恋》，却被卫道者们视为洪水猛兽，遭到了劈头盖脸的口诛笔伐，甚至把她比之“不知亡国恨”的“商女”，《乡恋》被列为禁歌。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小小的庄玫娟遭封杀，那更是小菜一碟了。要开创一个个性张扬的局面，何其难啊。就说我自己，平反了这么久了，却还没有被人认可，心头涌起了兔死狐悲的情愫，很想认识一下，庄玫娟到底是什么模样的人。

　　好久，珍珍的叔叔、婶婶回来了，却不见庄玫娟。

　　四

　　老头见玫娟没有回来，有点发急，问珍珍婶娘，火荣家的，阿娟怎么没有回来？珍珍婶娘大声回答，阿娟去她妈家了。老头嗫嚅着嘴，再想问什么，珍珍婶娘却扭转身，对珍珍说，老头不懂规矩，家中来了客人，也不来知会一声，让你们在这儿清坐。之后，她两只黑眼珠定了格似的对着我看。我才发觉，珍珍婶娘是个斗鸡眼。珍珍笑了，婶娘，他是黄丘镇的二哥，黄奕，我姆妈的外甥。婶娘拍了拍手，笑容可掬说，想起来了，我好几年前去上海，珍珍妈说她有个外甥在做公社干部，就是你？想不到今天见着了。她的恭维，让我如坐针毡。珍珍婶娘却如获至宝，向你打听个事，听说你们那儿已经分田单干了，是不是真的？我们这里却只听雷声响，不见雨点下。看来她真当我是什么干部了，只得顺水推舟地点点头，搜肠刮肚综合了听来的话解释，我们那儿实行的是土地承包责任制，上面明确，土地属于集体，社员只有使用权，所以不叫分田单干。各地情况不同，你们这里也许慢了点，但迟早会实行的。珍珍婶娘对丈夫说，听听，到底是公社干部，说话有水平，不像我们这里那些土老帽，只晓得发牢骚，说什么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想想也是，土地都承包了，他们怎么办？只是苦了我们，要等到哪天才出头呢。

　　火荣，珍珍的叔叔，他不耐烦地说，就你一个人急，有什么用？都是共产党领导，还怕他们胳膊扭过大腿！人家外甥从上海到这里，累了一天，快去烧水泡茶吧。珍珍婶娘对丈夫白了一眼，走向灶间，却不服气地回头说，全世界就你有耐心，毛主席还说一万年太久，要只争早些呢。我听了有点忍俊不禁。老头却又喊住了她，火荣家的，阿娟的事怎样了？她没好气地回答，这种刺头人家，一句两句怎么讲得清，等阿娟回来，你问她去！

　　晚饭时，玫娟还没回来，婶娘让老头跟我们一起坐了。她做了四个菜，一盆炒鸡蛋和一碗咸菜干丝，另外两个菜却很有点湖滨风味，一碗是竹笋鲫鱼咸肉片汤，鲫鱼不大，味道却很鲜，这是在城市中很难尝到的正宗腌笃鲜。另一碗是一只盘头拳脚的野鸭，也是腌的。这两味珍馐，在物质还不富裕的农家，婶娘已经尽力了。火荣对我说，太湖里野鸭多，镇上集市卖的都是用铳打的死鸭，没有鲜味，有的肉里还有铁珠，吃时会硌牙。不过，外甥你放心，我这鸭子是活捉的。在茫茫太湖里捉野鸭，我听了有点神往，也很好奇。叔叔，野鸭会飞，你怎么捉呢。叔叔敬我喝了一口白酒，咂嘴说，野鸭夜间都成群地栖息在湖边的芦苇荡里，它们把头伸入翅膀里，看上去像睡死似的，但只要有一点点响声，它们就扑棱棱地一哄而散，但野鸭飞不高，只会绕水面飞，打野味的就用铳打，可惜野鸭死多活少。从前，捉活野鸭的专业户掌握它夜栖的特点，用高头大木船，船头上挂满尖利的金钩，夜间在湖边鼓噪疾行，把栖息在芦荡里的野鸭惊飞，撞在金钩上，被钓住了，所以也叫金钓船。你想想，一般人家哪来这种大本钱？现在，别说麓下村，就是绕太湖也找不到这种船了。珍珍有点不耐烦了，催促，叔叔，别卖关子了，快说你是怎样捉野鸭的？叔叔跷了跷大拇指，得意一笑，你叔我财星高照呢！去冬大寒腊底，下了一场大雪，太湖水滩都冰得连底冻。说也巧，你婶娘发了一夜寒热，我们这里的人有个习惯，头痛脑热就去湖边挖芦根煎汤喝，比看医生还灵验，还省钱。我一早去了湖边，刚跨下湖岸，突然听见野鸭扑动翅膀的声音，一看，芦苇的残梗败叶间有好几只野鸭，因为脚被冻住了，飞不起来。我一数，八只！就轻而易举地抱了回来。去镇上卖了五只，得了三百元外快，剩下的腌了，过了一个丰收年。你们说，我是不是财星高照？珍珍高兴得笑了，叔叔真的财星高照，三百块钱，抵我爸半年工资呢！婶娘有意见了，小三儿，好像功劳都是他的了，要不是我夜来发寒热，还轮得到他财星高照？说完，她夹了一条野鸭腿，放到我面前，说，外甥，听小三儿娘说，你们那儿除了荒丘就是水稻，湖鲜极少，更不要说这原汁原味的野鸭了，快尝尝。

　　早听说太湖美味多，我嚼着野鸭腿，品味着那种从未尝过的肥腴，对太湖更加神往了，想，太湖的珍禽鱼鲜贩到上海一定比锁宝的苏北小鲫鱼值钱，来了半天却还没有说正题，应该摊牌了。可是，刚才珍珍婶娘还以为我是公社干部，倘使说来这儿是贩鱼，我又不能自圆其说，岂不煞了风景？我一时踌躇不定，欲言又止。珍珍似乎看出了我的难处，竟然单刀直入地说，叔叔，婶娘，我们这一趟来是贩鱼的！我吃了一惊，正要开口，她用眼神制止了我，又说，现在改革开放了，上海菜场河鲜是抢手货，太湖水产更是人见人爱的宠儿，好多乡镇供销员都带了去上海的大工厂、大企业通关节走后门，挖点原材料、边角料，给社队办厂增收创效益，社会上称为鱼尾巴功能。弄堂里的小姐妹都知道我老爸是太湖边人，又有你们两位长辈可以做内应，都说我有了金饭碗不去捧。我当然也很心动，早想来了，可一个女孩家单身闯太湖有点胆小。正巧二哥来上海度假，一月半月回不去，所以我拉了他做了伴，而且还可以多带些。珍珍谙熟世道的一番话让我意外，到底生活在大都市的女孩见识多，脑子活，这谎又扯得天衣无缝，就顺坡下驴说，对，对，我是来帮忙的。叔叔听了却摇头，小三儿，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太湖的鲫鱼、白虾果然值钱，可是，水面都被渔业大队垄断了，农民下湖捉鱼，发现了要罚款，况且我和你婶娘是只会种田的旱鸭子，这“内应”恐怕做不成。珍珍听说，一丈水退了九尺，泄气了。

　　叔叔说的是实情，我家乡那儿也是这样，自从公社化渔农分治后，水面都归渔业，别人染指不得，现在政策松动，但体制还是老样子，不过，渔民捉了鱼私卖却屡禁不绝。于是我说，珍珍说的内应，意思是让你们两位牵个线搭个桥，找渔民暗中买，我们那儿的渔民都瞒了上面私卖呢。叔叔又为难说，外甥，你不知道，我们这里的干部脑子不开窍，还是管得死死的，渔民捉了鱼一律上缴芒山渔业大队，即使有人私卖个二斤三斤也满足不了你和小三儿。婶娘听得不耐烦了，你才死脑子，偌大的太湖，这么多渔船，难道捅不到一个窟窿？叔叔瞪了她一眼，就你懂！这世道人心难测，况且人家说举报有奖，万一弄穿帮了，会连累外甥，人家是公社干部呢。婶娘想想也是，点点头。忽然，她眼睛一亮，说，我倒想起一个人了。

　　婶娘想起的人是玫娟的后爸邹雪根。邹雪根是芒山渔业大队渔民，早年丧父，同母亲摇了一条小渔船出没太湖烟波里。他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属于贫渔一类，六十年代渔改，渔业大队为他在麓下岛盖了三间竹架红瓦砖房，才在陆上定居。后来娶了寡妇玫娟娘，多年后生了个儿子，今年十岁。邹雪根从小在太湖打拼，谙熟水上营生，头脑活络，点子也多，成了麓下岛几条渔船的领头羊。他们捕了鱼常常截留私卖，以五角一斤的价卖给村里人，弄点香烟老酒钱和日用开销，渔业大队远在芒山，鞭长莫及。婶娘说，邹雪根有点胆气，同庄家也算沾着亲，虽然他门槛精，但他手下船多，只要我们价格抬高点，当场付清鱼款，一次搞他五六十斤，他不会嫌钞票烫手吧？大家都觉得婶娘的主意可行，正商量着怎么去找邹雪根，玫娟回来了，后面跟了摇着尾巴的黑白。

　　五

　　玫娟高挑的身材，两条长辫子拖到了腰下。她上身穿一件绯红色斜襟薄棉袄，腰间束一条墨绿短裙，裙带束得很紧，使她的腰显得更细。我想，玫娟这身江南水乡民俗装束，不需多加化妆，登上舞台，就是一个美轮美奂的民歌手了。当玫娟走近餐桌，我发现，她的眼窝在灯光下凹得很深，藏在睫毛下的眼睛像一汪波动的碧水，清秀的脸，给人以一种似曾相识的沧桑感，尽管她微笑着，却掩盖不了眉宇间淡淡的忧伤。也许我和她命运相同的缘故，也许我流行的伤痕文学看得多了，玫娟的出现，使我觉得她就是我梦中追寻的那个人，心就怦怦跳了起来。

　　玫娟发觉我失神地盯着她看，用眼梢乜视了我一眼，对珍珍说，珍珍，你们什么时候到的啊？珍珍回了一声玫娟姐，拉住了她的手，又说，我们是下午到的，他是我二哥黄奕，我姆妈的外甥。玫娟羞怯的跟着叫了一声二哥。我有点受宠若惊，点点头，却找不出恰当的词汇称呼她。婶娘怪怪地看了我一眼，转过头问玫娟，你爸在家吗？玫娟说，在家，今天捉了不少白虾，我妈留了点，烧了给爷爷吃。她从圆圆的小提篮里端出一碗虾，放到桌上，又说，珍珍来了，你们吃吧。说完，她又瞅了我一眼。

　　我还没看见过太湖白虾呢，这虾看上去肉头厚实，很饱满，但颜色不像河虾那么火红，通体发白，所以叫白虾吧。不过，虾壳的关节处微微发红，一圈一圈的，像现在的竹节虾，只是个头小得多。我夹了一只放在嘴里，甜津津的，口感特好，虾壳也比河虾软，容易褪尽。我对婶娘说，到底是太湖白虾，味道同河虾就是不一样，不知卖多少钱一斤？婶娘回答，说不定，要是在平时，白虾产量小，出了钞票也难买到。现在桃花水发，是太湖白虾汛期，拖虾人一网下去，捞个三斤四斤是常有的事，多了就便宜，二三元就能买一斤了。我忽然想，常说投机贩卖，就是要投准机会搞贩卖。我听珍珍说过，上海菜场的河虾五六元一斤，这太湖白虾少说也要卖七八元一斤吧？这利润空间要比贩鲫鱼高得多了。于是自作聪明地对珍珍说，珍珍，你应该调整一下经营思路，贩白虾比贩鲫鱼更赚钞票。珍珍连连点头，正要说什么，叔叔却摇摇头，制止了她，说，黄奕，你不知道，白虾贩到上海不及河虾值钱。我不明白了，太湖白虾名气比河虾响，为什么反而不值钱？叔叔说，河虾生命力强，带到上海还活蹦乱跳，白虾却不行，只要离水半天，只只都拳起尾巴死了。上海人臭讲究，爱吃活的，白虾味道再好，一看是死的，连问都不问，所以不值钱。玫娟听了，似乎知道了我们的来意，脸上露出莞尔的笑意，对叔叔说，那不一定，我在无锡看见贩水产的人都把河鲜装在鼓鼓的氧气包里，到了菜场倒在脚盆里，都活蹦乱跳呢，其中也有我们这儿的太湖白虾。玫娟的话让我开了眼界，到底社会进步了，贩子也改变了陈旧的模式，用上了现代科技，怪不得珍珍说崇明岛几个返城知青用三轮卡贩海鲜呢。我终于叫了一声玫娟妹子，照你这么说，珍珍是逢场作戏，犯不着花这么大本钱，就贩鲫鱼吧。

　　婶娘也说，我在芒山镇也看见过用氧气包贩太湖水产的，他们出手很大，用汽车运，还有一个女的开汽车呢。什么逢场作戏？我看珍珍干脆贩鱼拉倒，将来生意做大了，也买汽车，也用氧气包，不成了人人眼红的女老板？叔叔把酒杯一搁，看你这疯劲，该去找雪根了，晚了人家会睡觉呢。婶娘白了丈夫一眼，我怎么疯啦？老辈人都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呢！才对玫娟讲了准备去找她爸商量买鱼的事。玫娟说，要去快去，我爸他们有一百多斤鲫鱼养在网箱里，准备私卖多少，还没定呢。婶娘又疯了，拍了拍手说，我说珍珍有财运，第一趟生意就碰上这么巧的事。

　　珍珍拉了玫娟说，姐，你门道熟，陪我们一道去。于是，在婶娘带领下，除了叔叔火荣，我们一行四人来到了玫娟她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