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遥远的记忆—纪念父亲诞辰100周年

　　记忆就是每个人的历史，在纷纭繁杂的大千世界和茫茫人海中，没有两个具有自始至终相同经历的人，因此，每个人的记忆就是一部个性化的历史，即使平凡它也弥足珍贵，因为它能反映时代的变迁。

　　在父亲诞辰100周年即将到来时，我在脑海里搜寻，搜寻那些最遥远的与爹有关的记忆

　　院子

　　我出生在一个大院子里，那是一片用一人多高的红砖墙围起的大院子，6间面南的红砖房，东西近30米，南北有40多米围起一个大院子，靠东墙有一大间红砖仓房，东南角亦是红砖砌成的厕所，院子西边靠马路有一个黑色对开的大门。这就是我的家，是我老爹17岁（1928年）跟随舅舅一路要饭闯关东于光复前（1944年）创下的一份家业。

　　我爹是河北清河县人，妈妈是吉林省扶余县人。我妈的爸爸也就是我姥爷是个厨师，山东人，脾气暴、会点武把抄（武术），当年和饭店的老板一闹意见就把人家木瓢木勺子踹碎往灶膛里扔，所以经常失业。生有四女，我妈是老大，拒绝裹脚，身高又有1米70多，走路快、力气大，因此，姥姥姥爷让我二姨三姨和老姨都去上学，独独不让我妈上学，我妈常常跑到二姨上课的学堂窗外去偷听。到了17岁那年，姥姥姥爷商量要尽快把我妈嫁出去，以减少一个饭量最大的人。有人介绍，说附近砖窑有个小山东姓王，人挺好，有一把子力气，问我妈同意不。我妈说，“我自己看看去”，于是甩开一双大脚到了工地，当时我爹正光着大膀子在脱坯，那是砖厂最累的活儿，我爹在太阳下一身大汗，我妈看了说身体好能干活儿，就是他了。于是结婚，就有了我们这一家子人及尔后的故事。

　　我爹在解放前据说是当地“东头一走西头乱颤”的人物。在光复（1945年）前，我爹已开设了全县最大的砖窑，且是全县18家砖窑的带头大哥，相当于现在的行业协会会长，主要职责是协调售砖价格，帮助大家联系买家。入冬以后，别人家的砖窑停业休息，我爹和人合伙开了一个杂货铺，请一个有学问的人起名叫“和顺祥”，卖一些日用杂货。听说林彪困长春那年，我爹到长春去洽谈生意，也被困在长春了，饿得够呛，我爹机智脱逃，并在某一天晚上灵光一闪预测到前郭县下一步会出现煤油短缺（当年没有电灯，家家都点煤油灯），进了一大批货，居然狠狠地赚了一笔。当年我爷爷还活着，因我奶奶看不惯我妈脚大及心直口快，坚决不在东北住，在河北农村守着两间小房，每年到东北来一两次，据说我爷都把我爹挣的钱换成金条、金溜子缝在鞋底里带回河北老家准备买地，但我奶奶为人保守，宁愿保留黄金不愿买地露富，因而土改时我家只被划成了中农，如果买地了，肯定就被划成地主，土改时就会被打死，而且，我们一家人的历史都会被改写了。我爹解放前的生存状态用东北话说就是“吃得开”。据说，我爹发点儿小财之后，关里家来了一大批穷哥们儿，奔我爹来，我爹统统热情招待，施以援手。因为卖砖的关系和日本人、伪满洲国的警察的关系也很好。最奇的是家乡解放前一两年，河北老家有个同族兄弟叫王锡×（我爹叫王锡和），眼睛里有个玻璃花，人穷年纪比我爹小，我爹管他叫“瞎二”，瞎二动不动就来前郭一趟，住在我家，好吃好喝好招待，瞎二整天神神秘秘一会儿跑扶余，一会儿回前郭的，用我妈的话说不知他整天折腾个啥。但家乡解放那天，前郭老百姓夹道欢迎共产党的接收大员，我爹妈定晴一看，坐在马车里的接收大员中竟然有洋洋自得的瞎二。瞎二当了干部，但不久就被开除回清河老家当农民，听爹妈说，瞎二当官后娶了个苏联高大女子，两天结婚后没几天便开始干仗，常常在办公室闹得天翻地覆。瞎二最后以家庭问题处理不好，影响恶劣为由被清除出了革命队伍。土改那年，我家划成分，被划了个“小资”，这是在全国只有吉林省才有的家庭成分。1972年我当兵时，来接兵的高连长和梁排长到我家家访，不解地问“小资是什么意思？怎么以前没听说过？”其实“小资”就是小业主，小买卖人的意思，大体相当于农村中农，应该也算是共产党的团结对象。有了小资这个成分印记，我自上学开始，没光荣过，也没受到太多的打击和歧视。1974年10月在部队入党时，党支部在会议室里讨论，我听见一个叫邢立正的战友小声对政委梁儒根说，“王松奇家的成分是小资是资产阶级，这样成分入党行吗？”梁儒根的回答我听得很清楚，他说“没啥问题，你看，他大姐不早就是党员了吗？”

　　我爹以烧砖起家，也算有了一门技艺。1952年，前郭县政府有一领导曾动员我爹到工商联工作，我爹说“一个大字不识，怎能当干部，我还是去烧砖吧。”于是到新成立的国营砖厂当了工人，被定为5级工，每月工资66.82元。从解放初到1950、1960年代，中国四五口甚至六七口人一大家子每月挣40来元的比比皆是，我爹的这份工资足足让他自豪了很多年，6682这四个数已在我脑海里刻下了深深的印痕。

　　除了工资我家每月还有7元钱的房租收入。东边两间和西边两间房住了4户房客，住一间半的每月房租2.5元，住半间房租1元。以今天眼光看，7元房租额不足一晒，但在1950年代，在韭菜一分钱一斤、玉米面8分钱一斤、西红柿5分钱一斤的年代，每月7元房租的确能买很多很多东西。

　　我家的院子里共住了5户人家，中间两间房我家自住，西边两间和东边两间各住了两家。从我记事时起，西边两间房的一间半住的是前郭一中的数学教师刘景玉，据说他在满洲国时当过警察，属历史有问题的一类，因而脸上永远挂着谦恭的微笑。她的妻子不能生育，从亲戚家过继了一个女孩过来，叫小燕茹，胖乎乎的，和我同岁，我还没上小学刘景玉家就搬到后院去住了。听说上学后小燕茹的学习也不算好，这是我早已料到的，因为自四五岁时我们在一起玩，她连数数都数不明白，加减法的情形就更为糟糕。5岁那年，小燕茹在北京工作的姨来姐姐家串门，带来了一盒彩色积木，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积木，小燕茹摆不出什么花样来，而我却能不断翻新变换，得到了刘景玉夫妇还有小燕茹的称赞，到现在，我还清晰记得那盒积木的样子，邻居的小燕茹也因此留在了我的记忆中。西屋的另半间住着一对老年夫妇，姓薛，我称为二大爷，在豆腐坊当把头。老伴儿我称薛二娘，有些智障，整天就会傻笑。薛二娘给我的印象最深，因为她特别喜欢我，总“小松奇，小松奇”地喊我，到现在我还记得她张开掉了几颗门牙的嘴对我傻笑的慈祥模样。那年头，冬天零下30多度是家常便饭，每当我出去溜冰打冰猴冻得手脸通红时，都能听到薛二娘的亲切叫声“小松奇，快过来，二娘给你捂捂手捂捂脸！”每当这时我那细嫩的手脸都都能感受到薛二娘那双粗糙却十分温暖的双手给我送来的关爱。东屋两间房先后住过几家人，我刚记事时，住的两家人则更神，大屋一间半的租户叫赵胖子，是国民党中校，据说是被俘虏过来的，娶个媳妇年青白净也不能生育。小屋半间房里住的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叔叔，汉姓为海（后来我怀疑是载字的谐音）。老海头和赵胖子都在县里新成立的国有企业火碱厂当工人，接受劳动改造。当年的火碱厂主要为新成立的皮革厂提供原料，听说劳动条件极差，用现在话说就是又脏又累又污染的那种。但奇怪的是赵胖子却极其乐观，极爱开玩笑，老海头则整天一言不发，见到人基本都不打招呼。老海头的夫人是一个皮肤白皙带着金边眼镜常年穿着对襟旗袍的胖老太太，雍容华贵，气势逼人，说话慢声细气。老两口带着一个孙女叫小明，小明大我三四岁的样子，身形精瘦面色高贵苍白。当年满院的人都很喜欢我，只有这个小明对我从不客气。记得有一年冬天，在井边的冰上打出溜滑时，她摔倒在地，我当时笑出声来，她起身后竟把我训了一通儿，原话我还记得：“小松奇，看人家摔倒了你不过来扶还在那里笑，你可耻不可耻？”那可是我平生第一次受到的道德谴责，所以，不敢或忘。

　　一个院子，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从我记事时起，我家的院子里就充满了温馨和谐，我妈和四户房客从没吵过架，大家亲亲热热、和和气气。因为院子较大，因此水井的南边是一个大菜园子，每年都种有苞米豆角等等，我姐姐还在菜园的篱笆边上种了很多爬山虎学名叫牵牛花。我认识自然就是从我家的这个园子开始的。春天，我看到土里拱嫩芽，浇水后，嫩芽怎样一天天长大。夏天，蝴蝶和蜻蜓在园子里翻飞上下。秋天，园子收获后，我看自己家养的猪躺在垄沟里晒大阳，每当我用手挠着帮猪捉虱子时，猪都发出惬意的哼哼声。总之，在那个院子里，我发现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院子里生活的顶峰，是1958年秋季的某一天，爹爹下班用自行车驮回一条10斤多重的大鲇鱼，爹一进院就喊道，“快收拾收拾炖上，叫你万发长刘大爷来喝酒。”我爹说的刘大爷是他解放前交的好朋友，刘大爷也是开铺子的，店名叫“万发长”。刘大爷生性豪爽和爹爹极为投缘，家里做好吃的，总请他来，两人喝酒划拳，畅叙平生豪杰之事，不亦乐乎。刘大爷倒真有点豪杰业绩，据我爹说，有一年刘大爷和刘大娘去乡下办事路遇一个土匪，刘大爷撕打时将土匪按倒在地，刘大娘上来抓住土匪的阴囊，生生将土匪的睾丸捏碎，土匪登时毙命。这个刘大爷我已忘记了名字，前郭县松原市现在可能也没人知道他是谁，但刘大爷的二儿子却大大有名，他叫刘喜风，做过松原市副市长，以后又做过省地税局局长。刘大爷1981年去世，当时我正在吉林财贸学院读书，事后听刘喜风说，刘大爷在咽气前一直说“能不能把小松奇叫来，让我看一眼，我想他呀。”刘喜风当年居然没来通知我，不知什么原因。那条大鲇鱼吃完不久，我爹和我妈一商量就把院墙拆了，拆下的一堆堆红砖卖给了火碱厂。为什么拆院墙，据说是这个院子太扎眼，人们从旁边路过总是指指点点，说“这是王家大院”，好像我们家挺富似的，其实我们都是普通百姓，我们家不过是砖头多些而已。那个院墙拆了以后，我觉得我们的家运就开始败落，先是姐姐到长春去打篮球，紧接着1960年哥哥上大学，总之，能给家撑腰抬气的人都走了。随后，水利局就在我家原来种菜的场地盖了一排家属房，我们的院子里没了院墙也成了人们随意穿行的便道。再后来，原来的房户都陆续搬走了，住进了一些不太友好的邻居，儿童时代的幸福时光就彻底结束了。多少年来，我都认为，院墙、院子是我家幸福的根源，没有了院墙的保护，没有了独立的院子，给我以安全和幸福印象的童年世界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对院子的情结从幼年开始就深深地扎根在我心里。小学时在上学放学的路上，每当我路过一个由高高院墙围起的院子时，我都禁不住要多看几眼，我清楚地记得在老灯光球场正南方有一马姓人家的院子，院墙抹得整齐平滑，里边柴禾垛等布置井井有条。我印象最深的是县消防队救火车库对面一家的院，院墙高近两米，里边种了两棵果树。每年秋天，那两棵树上都结满红红的、圆圆的果实。我知道那不是海棠，东北叫“花红”，学名叫什么我不知道，每次路过时我都在想，那果子是酸的还是甜的？如果能进到这个院子爬到树上，摘一兜果子吃，那该有多幸福啊！那个院子，院子两棵结满红色果实的树曾多次进入我的梦中。1977年我从部队复员，分配到木材公司工作，上班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些落叶松大块木拌子，把我家和东屋、西屋的邻居隔开，门口还做了一个大门，试图做成一个院子，但那个院实在实在太小了，童年院子的感觉永远也找不回来了。1992年，我到青岛办工厂，1994年新建厂房时还是贯彻了我的院子理想，在10亩地上把车间、仓库、宿舍、办公楼统统摆在四面，竟围成了一个不小的院子，在院子里打了两口井，种了很多树和鲜花，还铺建了一个篮球场，在篮球场旁边自建了一座600多平方米的三层小楼。童年时的院子情结终于得到落实。清晨，每当我坐在芙蓉树下同我的亲戚们聊天时，脑海里就常常冒出两个院子的对比，童年时我爹建造的那个红砖墙黑大门院子和现在这个属于我的被绿树和鲜花围绕同时又机器声隆隆，充满车声人气的院子，心中也涌起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感：

　　——我看到七十多岁的老妈在这个占地10亩的大院子里走来走去嬉笑怒骂随心所欲的样子，我感到满足；

　　——我看到哥哥、二姐、二姐夫、妹妹、妹夫、侄子及老爹在河北老家的农村亲戚都在这个我造建的院子忙来忙去工作吃饭喝酒聊天的状况，我感到满足；

　　——我看到正值天真烂漫年纪的儿子在院子捉虫子、追猫逗狗踢球做游戏时常发出嘎嘎笑声，我感到满足

　　但所有这些满足背后隐藏着一个深深的遗憾，就是我辛勤劳作了一辈子的父亲并没有看到这一切。他1952年进国营砖厂进厂时工资66.82元到死时工资还是原封未动；他曾经在近60岁时仍被安排做装窑工，一次竟昏倒在工作现场；他解放前曾建造过自己的大院，却因害怕运动害怕挨整，于1958年又亲手拆掉了那座给我的兄弟姐妹带来无限安全感、幸福感的院子。如果父亲还活着，哪怕他每天只是坐在门卫室旁边，或坐树荫下花丛边，他肯定会在心里说，这是我儿子的家业自然也是我的家业。只可惜，他老人家在1989年即我开始创业的前三年就因病去世了。父亲一辈子没来过北京，最终也未得见我的“光大门楣”之举，这是我终生的遗憾。

　　语录

　　我爹一个字都不识，一生奔波劳碌。他出生在河北省清河县油坊镇郭家村。我爷爷叫王登宝，育三女一男，我爹是老王家的一根独苗。20世纪初时，黄河经常泛滥，每年一闹水灾就要饿死好多人。爹17岁那年决心闯关东，跟着舅舅揣着两块袁大头挑着一副担子装着一张狗皮一床薄被，一路讨饭走到吉林省前郭扶余一带，据说到扶余一看土地肥沃吃饭容易就决定在这里落脚。两块银元竟一分未花成了在吉林扎根的本钱。我爷爷正直善良，我爹在秉承爷爷的优点之外还培养了急公好义、交游广阔的性格，因此在不到30岁时就已出人头地，有了自己的砖窑和小铺子，并形成了一套人生哲学。很多很多年以前，我大表哥王长龙曾跟我说：“松奇，我们这一辈人在处事上都不如我舅舅（指我爹），我舅舅是我碰到所有的前郭老人儿中没有说过一个‘不’字的人。”这话让我揣摩良久，且至今仍回荡在耳边。仔细想一想，我爹虽然是一个不识字的大老粗但也确实有许多常人难及之处。

　　我爹最大的优点是肯帮人。他对朋友对有求之人，宁肯自己吃亏也要尽量让人家满意。1960年，那是个全国挨饿的年代，我爹有个农村朋友叫张守绪，常常到我家蹭饭，我们平日吃的都是玉米掺豆腐渣或野菜，张来家时，爹总是让妈妈贴几个纯玉米面大饼子给张吃，那年我8岁，闻到纯玉米饼子熟了时的香味馋得直咽唾沫，但只能闻闻而已，只能在饭桌上看着张大叔大口大口地吃纯玉米面饼子。张走后我妈总是要抱怨一番“张守绪就是个农民，有什么用？这么多好东西都填乎他了”。我爹却说，“不管怎样，人家是朋友，上门来就是要混点儿饭吃，咱自己少吃一口又怎样了？”我当年对爹的行为也不理解，因为自己整天饿得无精打采，却连咬一口纯玉米饼子的权利都没有，这是为了什么？听说，我爹在旧社会帮河北老家来的穷哥们儿时也是这样，凡是找上门来打秋风都不让人家失望而归。他落下了好声名，但家里却总要遭点罪。为什么我爹总是抱这种处世态度，在一次闲谈中，他讲出了一个人生经验：“人家来求你时，是给你机会，你若能帮却不帮，就失去了一个机会。”爹的这句话我多年来反复琢磨，越想越有道理。

　　我妈也是热心人，小的时候常遇到夜里被人敲窗户敲醒的情况，有几次都是某邻居敲窗时说“老王啊，××要生了！”我妈通常都大声应道“我知道了，马上去！”原来某家妇女要生孩子了要我妈帮助请接生婆去。当年老百姓家里都很穷，没有谁像现在这样到医院去生孩子，前后左右邻居都知道我妈脚大走得快，所以有这类急事时都让我妈去跑腿儿。我妈虽热心帮人，但心直口快，因小事和邻居吵架的事也没少发生过。我爹总是规劝我妈：你帮人再多，但一次说话太直一次吵架可能就把人得罪了，所以一定叫记住：对人要“笑在面上，恼在心里”。我小时候听爹说“笑在面上，恼在心里”的教导也颇为不服，心道：这不是表里不一嘛，但经过这么多年的人生历练发现，我爹还是高明。人与人之间相处稍久，磕磕碰碰是常有的事，忍下来，奉行宽容宽恕之道实际上就是给自己留下了转寰余地，顺且顺，只要顺应时势，顺应人情，自己的路才能走得顺些。人处社会中，生活在一个社会群体中，碰上真正彻头彻尾的坏人的概率很小很小，大多数人都是有点儿毛病，有点儿个性或者些稍怪行为的人，和这群人相处“笑在面上，恼在心里”就是给彼此留下了关系向友好方向发展的余地。

　　在我印象中，爹妈之间吵架不少，而且大多发生在1960年代初期。那时候正赶上1960年大挨饿，家里粮食不够吃，在市场上买又买不到，妈妈每当在缺粮时就唠唠叨叨、自说自话诉说烦恼，主题又大多与我奶奶我姑姑有关。解放前，我爹生意兴隆的时候我爷爷病逝，我奶奶也来过东北，因为只有我爹一个儿子，奶奶似乎也想和儿子一起住。但据妈妈说，奶奶生性苛刻刁钻，第一次见面就不喜欢我妈的那双大脚，更不喜欢我妈说话的大嗓门，住了几天婆媳矛盾就公开化，用我妈的话说“一双小脚盘腿坐在炕上，扭脸向墙，饭端到跟前都不瞅你一眼”。结果是在东北没住几天，奶奶就又回到河北清河那两间土房里，宁愿一个人熬也绝不和我妈这个大脚女人一起过。1996年我和兄弟姐妹们曾去过河北清河老家，目的是把我爹的骨灰埋在我爷爷奶奶的坟下面，用我爹的话说是“给老人顶脚”。我出钱大办了一场出殡和下葬仪式。当然也到奶奶住过的小院和两间土房里看了看。奶奶在世时，我爹每年过年回清河看奶奶回东北时总带回一小布袋干枣，布袋用奶奶自织的粗布缝制，比我们现在的西服裤兜大不上多少。爹爹每次刚回来时都说，“这是咱自家的枣树上结的，你奶奶舍不得吃给你们拿回来了，你们每人吃两个，剩下的留起来。”当年那一小袋红枣曾激起我很多很多遐想。现在到了奶奶的院子里一看，在两间破败的土房前生着一棵不太高的树，枝叶萧条，我知道，那就是当年那袋红枣的最终来源了。我爹侍母甚孝，1960年代初和妈妈吵架时的口头禅是“你怎么说我都行，但不准说我妈不好，谁要说我妈不好，人脑袋打出他狗脑袋来！”我那时八九岁，亲眼看到，每当我爹放出这类狠话出来，妈妈气焰就立时矮了几分。我奶奶死于1964年，我清楚记得那是快过春节的时候，爹爹早晨高兴地倒了一壶白酒然后拿个大茶缸倒半缸开水将酒壶放入，这叫烫酒。我爹挂在嘴边的话是“喝凉酒，使脏钱儿，早晚是事儿”，所以在一辈反复教导哥哥和我男人一定不能贪污腐化之余还告诉我们，白酒要永远烫了再喝。那天烫酒时，爹突然“啊”了一声，我们急问“怎么了”，爹说“门牙掉了一颗，”妈说“你年轻时总啃冻梨说自己牙口好，现在掉牙有什么奇怪？”爹说“不对，肯定要有事儿！”吃饭时，爹始终阴沉着脸在那里喝闷酒。饭还未吃完，就听见大门口有人不断按自行车铃声，妈妈出去拿回一封电报。我一看是河北清河来的，爹说快念，那是老姑父发来的报丧电报，说奶奶夜里病逝望锡和哥速归云云。爹爹突然大放悲声。我之前没听过成年男人的哭声，那的确震撼，爹边哭边说“我就知道今天有事儿，肯定不是好事儿。”奶奶办丧事，一星期后回来，背了一个大包袱，打开一看只有两件东西——一个涂了釉的大瓦盆和一把长柄大铜勺子——这是奶奶的遗物，也算是儿子所能继承的遗产。

　　爹和妈吵架时除了放出禁止说奶奶坏话的狠话外，还有两句能打动我妈妈的话就是：“我挣钱养家，你想想，我无冬立夏地干歇过一天工没有？自己下过一顿馆子没有？”这两句话因为重复的字数太多，我的耳朵都被磨出了茧子。仔细想想也真是，我爹从未旷过一天工，几十年来风里雨里。爹上班的砖厂离家8里地，当年的路不好都是土路，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冬天下班时，胡子上挂的都是小冰溜子。我爹尽管嘴馋但从来不去下馆子，其实当年饭店的菜都很便宜，4毛钱以上一盘的就算是硬菜（有肉）了。尽管不去饭店吃饭，但我爹星期天休息，在家喝完二两半60度时，总是向我传授下馆子的经验，说——“松奇，你长大了要是有钱去下馆子，什么菜都不用点，就点木须肉，那是最实惠的一个菜”。当年社会上还没出现过“性价比”这个词儿。我爹的意思是同样花几毛钱，一盘木须肉里除了肉就是鸡蛋，都是干货比吃其他菜合适得多。我把爹传授的这个点菜经验牢记在心，并在艰难岁月中身体力行之，在1968年至1970年上山下乡当知青期间，每当和集体户同学回到县城相遇时，我们凑份子到饭店撮一顿时喝一点儿劣质果酒，点菜时我总忘不了点木须肉。1970年12月进木器厂当学徒后，每月发工资（第一年每月16元，第二年每月17元第三年每月19元），我和几个要好的学徒伙伴总是要到饭店里吃喝一次，我还是坚持每次都点个木须肉。可能是嗅觉味蕾退化的缘故，现在我吃什么都不香了，困难岁月时在低档饭店和小兄弟们撮一顿，想着父亲教导津津有味地嚼木须肉时的那种幸福感觉再也找不回来了。

　　1962年，我刚刚10岁，已读小学3年级，那一年砖厂新调来一位党支部书记姓贺，我爹称之“贺书记”。在困难岁月，工人都吃不饱肚子，贺书记每日在食堂吃小灶，顿顿有肉，胡吃海喝，工作作风又极为霸道，把当时能力很强的业务干部王厂长压得喘不过气来。当年我总去砖厂玩，多次见到这个贺书记，中等身材、瘦得皮包骨头，面部棱角突出，两只眼晴溜圆贼亮，整日阴沉着脸，好像人人欠他八百吊钱的样子，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我爹因精通制砖技术，以前又是王厂长的红人，自然也在贺书记冷落打击之列。那段岁月，爹爹每次在家喝闷酒时都会讲到贺书记，有一次还说了一句让我听了很害怕的话，他说：“现在这时期比国民党和满洲国时期都黑暗啊！”从砖厂贺书记的所作所为，我们就不难理解毛泽东当年发动群众以党的各级干部为运动目标的看似荒谬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那么轻而易举了，就是因为群众心中已蓄积了对这些作威作福干部的深深仇恨。每当酒至半酣时爹冲口冒出这些“反动”言论，我妈总要提醒一句“你小心点儿啊，别让人给你抓成现行反革命！”我爹通常答道，“咱这是关起门来在家说，在单位咱啥都不说；我早看明白了，共产党领导的方式就是搞运动，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每次运动都要整一批人，只要你不说话，他们就抓不住把柄，咱们大老粗，干活儿吃饭，管那么多事干啥！在单位管不住嘴巴是傻瓜，在家不说真话是呆瓜。”听了这些充满哲理和人生经验的话，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我爹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因为在我家的亲戚圈中在周边的邻居当中，可以看到很多的傻瓜和呆瓜。例如，我三姨父叫宗亚宾，伪满洲国国立高中毕业，年纪比我爹稍小几岁。解放初期在前郭县已是公认的秀才了，能写能说，每年运动会长跑冠军，县篮球队的主力，人长得帅气，在刚解放的县政府中就担任宣传干部。小时候妈妈领我到三姨家串门时，三姨父哼哼哈哈勉强应付，说话时嘴角总露出讽刺和故作傲慢微笑的样子，那形象已深深刻印在我的脑海里。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之前妈妈领我去三姨家的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因为那是三姨父在个人全盛时期我见他的最后一次。那一天，妈妈领我到三姨家串门，5岁的我跟着妈妈兴高采烈，妈妈和三姨坐在炕上说话，我在屋里用新奇的目光到处打量。当年三姨家也租着房子，三间房住两家，三姨家的一间半房是那么整洁，窗明几净，还有一个书架。在靠北墙地下三姨居然种了两平方左右的韭菜，已经长了近二十厘米左右绿油油的，这让我特别惊讶。两个老姐妹正聊得热火朝天时，三姨父从外边回来了，他穿着一件紫色的皮夹克，手里提着一卷麻花，见到妈妈和我，三姨父傲慢地哼了一声，算是和我们打招呼，然后将一卷麻花放在靠北墙的一个箱子上。那个麻花散发出的香气至今还残存在我的记忆里，三姨父转身又出去做别的事了。我坐在炕上眼睛总情不自禁地朝那几根麻花看，妈妈看到我馋涎欲滴的样子，立即起身和三姨说“老宗，我还得回家做饭”说着拎着我的胳膊走出三姨家门。这件事已过去了55年，为什么我记忆那么深刻？我现在想明白了其中的原因，那就是打下记忆烙印的不只是三姨父的傲慢，还有三姨三姨父的小气和残忍。你们说，一个5岁的孩子看到几根新炸出的香喷喷的麻花，你们掰一小块给他吃一吃又怎么样？所以，我这个记忆场景完全是小时候的馋虫刺激出来的。我三姨父不仅仅瞧不起大老粗亲戚，更瞧不起同事中的大老粗。后来听三姨说，三姨父被打成右派就是因为指着鼻子对一位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残废军人说“你只比木头疙瘩多一付下水”。这个军人我见过，小时候我就读的二小学与县委县政府隔壁，这个残废军人在收发室工作，同时兼任机关党委书记，叫李茂桐。你想想看，三姨父敢于侮辱与美帝士兵拼过命的具有坚强斗志的革命军人，下场能好吗？三姨父被打成右派后，并没有马上离开前郭县。那一年春节，我家杀猪时，我爹说，猪肝别吃了，给你三姨父送去，他爱吃猪肝。后来就全是悲惨故事了。三姨父被开除公职全家下放，先到王府农场后到达里巴农场。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打得屁股上都生了蛆。我在吉林财院上本科时，有一次放假回家，三姨父到家里串门，妈妈做了一桌菜，爹陪他喝酒，他在两个半小时的吃饭时间，大部分都在和我谈话，大讲了一通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我很震动。看来，这个被打成右派的前郭才子绝非浪得虚名，但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就全家人跟着倒霉了。我爹从三姨父的事例中总结中的一句话是：“你三姨父就是一面镜子，你们以后在社会上说话要千万注意，骄傲自满得罪人，下场就会和你三姨父一样！”在当年那个充满政治运动的年代，爹总结出的一整套处世哲学和那些警句式的语言，对我尔后几十年的为人处事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可以认为，爹就是我人生的最好导师。

　　亲戚

　　我爹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也就是说我虽无伯无叔却有三个姑姑。

　　大姑我没见到，听妈妈说，“你大姑和你奶奶长得一样性格也一样。”我知道，妈妈的评论充满贬意。东北有句谚语叫“刮风不良，下雨不长”，说的是看一个人办婚礼时的天气状况就可预知其家庭命运。据说，大姑结婚那天，坐着花轿，一群人吹吹打打，喜庆异常，但从我老家郭家庄往几公里外的唐家庄走时，半路走到一片坟地天气突然大变，雨如瓢泼，纸扎的花轿被浇碎，积成的雨水又把残破的花轿冲到坟地里在各个坟头之间随水打转。大姑结婚后不久丈夫就病死了，后来没几年大姑又病故，的确不长不祥。

　　老姑嫁给郭家庄的一个老实农民，直到1996年我把爹妈骨灰送到关里老家那年才第一次见到老姑一家人。所以没有童年记忆。

　　二姑嫁给了一个读过书的人叫王金生，文化大革命前官至根河森林工业管理局党委书记。二姑就住在我家后院，无论地理位置还是血缘关系和心理距离，那都是我家最近的亲戚。

　　我从小时候起看爹爹怎样对待自己的两个妹妹特别是二姑，从中学到很多友爱精神。

　　我二姑父解放前也是个买卖人，家里开机房还有些织布机。解放后参加工作，入党、又当了书记，这个过程我不得而知，只知道我二姑常年累月一个人在家带四个孩子：我表姐、大表哥、二表哥和一个表妹。大表哥叫王长龙，生性恢谐，他认为自己的姐和妹都长得丑，认为我二姐也长得丑，到1961年我妹妹王小杰出生后，长龙表哥正式将这四人定名为“老王家四大丑”，自然，每个人都被称作“四大丑之一”。二表哥叫王长海长我三岁，上学时和我小学中学都读同一所学校。长海从小就长得粗实，所以我总是力图在各种场合宣传我们的亲戚关系，后来历史证明，二表哥从未帮我打过一架。我妈对二表哥有点儿看法儿，说他舌头大，称他为“二老多”，这个外号很快在亲戚圈中流传开来。二表哥性格随和，谁叫他“二老多”他都答应。甚至长大后，有一天我问他“二老多”是什么意思，他说我也不知道啥意思我舅母（我妈）给我生生起了这么个外号。

　　家住前郭县的实在亲戚只有二姑和三姨两家。三姨父傲慢，我很少到他家去。每日有时间就往姑姑家跑找两个表哥玩，在我的心目中，二姑才是我家真正的亲戚。二姑父在根河林业局当党的干部，每年春节放假回家一次。姑父的工资每月寄家多少，我不得而知，姑姑家的俭朴却是远近闻名。东北过年前家家有买年画、扫房贴年画的传统，我姑姑家的年画是几十年一贯制的，我记得他家北墙贴的一幅天女散花图，每年擦拭最后颜色都变得很淡很淡。暖瓶茶壶也是很多年一直在用。最好笑的是1976年，在当了四年军海军获准回家探亲时，我和哥哥一起去姑姑家串门，姑姑那天热情异常地要留我们吃饭，并开始准备菜肴，姑姑从阴暗的仓房里端了一个簸箕出来，里边盛了一些颜色暗黄体积萎缩的黄豆，姑姑说“今天我给你们泡点黄豆炒着吃，俺这黄豆还是1958年攒下的呢！”姑姑在外屋里泡黄豆时，哥哥捅了捅我，面带讽刺微笑不怀好意地小声对我说“松奇，赶紧逃命吧，1958年的黄豆，哪年哪月才能泡得起来呀！”姑姑家冬天特别冷，因为舍不得烧炉子。两个表哥一年四季到星期天就去打柴禾，他家有一辆手推车，每次出去都能推回一车，因而姑姑家的柴禾垛出奇的大。妈妈常常以姑姑家的柴禾垛作事例教育我们，惯用语是：“你看人家长龙长海多勤快，哪像你们——油瓶子倒了都不扶，懒得屁股眼子里挑大蛆！”妈妈骂得没错，我们家的孩子普遍偏懒。1961年暑假哥哥上大学后的第一个暑假，爹说，“松来松奇你们明天到砖厂附近割柴禾去，劳动劳动，作为奖励给你做一盒猪肉大米饭。”当年细粮供应很少，大米白面都是稀罕之物，妈妈在一个铝饭盒里装了半盒大米放几滴油盐和葱花另外切了几片猪肉让我们带上，中午砖厂食堂的炊事员把饭盒加满水和工人们带的饭盒一起蒸好就可以吃了。那天，我和哥哥在砖厂周边转悠着挑长得高些的草割，割倒后放在路边晒干等爹收工后来打捆。那一上午，我割草时心神不属，总是在想那盒米饭蒸好后到底有多香。两天后，我爹下班回家，自行车后座上驮三捆干草，那就是我和哥哥一天的劳动成果了。我和哥哥也因此被钉在了耻辱柱上，以后每当爹爹喝了酒稍稍兴奋起来后就必讲我们哥俩一天只割了三捆柴禾他还搭了一盒猪肉大米饭的故事给朋友们听。我那时虽然很小，但已经听出了爹讲这个故事时的弦外之音，爹爹那略带得意的讲述实际是在告诉朋友们：我这两个儿子将来都不会是体力劳动者，都不是干苦力的命。

　　在1950年代，家庭之间比谁家子女学习好的风气就已经形成了。二姑父有文化身为党委书记，自然也十分重视子女教育。每年春节回家都带点文化用品。有一年，二姑父带回了几本漂亮的日记本都是硬壳的很好看，我去姑姑家一进门，二姑父就拿出这几个日记本摆在炕上说“长龙长海你们先别动让松奇先挑一本”，我于是选了一本最大最厚的。挑完笔记本，二姑父轻咳一声说道，“长龙长海松奇，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三个说说，长大以后想每个月挣多少钱？”长龙哥说“我要一个月挣80！”这在当年已经很吓人了。不料长海脱口说道“我要每月挣100！”姑姑在旁边插话“你就吹吧！”姑父又笑着问“松奇你呢？”我略一思索答“我不挣有数儿的钱！”姑父听后十分惊异，姑姑坐在炕上笑得前仰后合说：“俺松奇可真逗，不挣有数儿的钱，不挣有数儿的钱，那你干的是啥工作呀？哈哈哈哈！”现在，我怎么回想也记不得当年的思考过程，好像只是想在答题表现上压两个表哥一头而已。不幸的是，一切都应验了。

　　1960年那年最可怕，全国人民都在挨饿。听爹爹说，我三大娘1958年从前郭县于家围子回河北清河县老家住，1960年时饿得在院子里爬，最后活活饿死。那一年，我上小学二年级，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肚子里整日叽哩咕噜叫，养成了沉默寡言的习惯。哥哥当年念吉林师大中文系，家里有不少他买回的书，大多为英、法、俄的文学名著，我就是靠着这些外国文学作品撑过那可怕一年的。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早饭是，放上炕桌后，妈妈端来一大盆稀粥，真正的稀粥，一大盆里没有几个米粒，邻居们家家都喝这个东西，并名之曰“跑肚水。”妈妈给我盛了一碗，我看没几个米粒，眼泪当时就流了下来，爹爹看后端起我的碗倒进盆里，然后拿勺子在盆底轻轻慢慢地捞起了一些米粒盛了一碗放到我面前。那次早饭的场景，爹妈二姐的面部表情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多年来，我看到吃饭时点菜过多就很愤怒，我在场时一律使用公筷，剩菜能打包的全打包带回给家中的小时工，这一做法，追本溯源，都是这次难忘的早餐图画。

　　1961年春，每个星期天，爹都带我和二姐去砖厂附近去开荒，我们在料峭春寒中甩锹抡镐开垦荒地，种上了玉米豆角等。地种上后，我爹在吃饭时宣布，“荒地虽然是咱家开出的，但你姑家也算一份”。立夏以后，我和二表哥每到星期天就各带一把小镰刀去看守这些承载着不挨饿希望的春苗。我们早上去，每人带个玉米面大饼子，大饼子中间切开，抹点大酱、夹根葱，午饭就有了，晚饭前回家。每天往返8公里，所以，我从小就练就了快走的本事。那一年秋天，我们收获了很多很多玉米，到家时，爹又发号施令说“把玉米分成两堆”，我和二姐两个表哥很快完成任务。爹对姑姑说“一家一堆，老王，你先挑！”姑姑严重近视，她眯着眼在两堆苞米间来回打量后挑了一堆。两个表哥欢天喜地装车推回家去。那天晚我妈和我爹大吵了一架。我妈说，“地是咱们开的，种子是咱家买的，他姑姑凭啥还挑了稍大的一堆呀？”我爹说，“我妹夫在外地工作，前郭县我就这么一个妹子，我不照顾谁照顾！”我和二姐也加入了战团，二姐说，“要让我妈先挑就啥事都没了，因为咱家应该先挑。”我说“爹的做法道理更深。”从那天开始，我们家多了一件事——每天晚上大家坐在一个大笸箩旁搓苞米，凑一袋子后到附近农村磨成玉米面。从1961年秋天开始，我们就永远告别了饥饿，砖厂附近那几块地我们一直种到1965年。

　　我不仅有三个姑，还有三个姨。妈妈姐妹四人，姥爷一生无子，三姨父宗亚宾，大名鼎鼎，后来成了右派。二姨父叫黄松年，会计职业，住在扶余，扶余与前郭隔江相望，前郭县城到江边4公里。1958年夏天我随妈妈去二姨家串门，坐在一条木驳船上由一艘小汽船拖着，那一次船行至江心，在小汽船后跳出一条很长很长的大鱼，奇怪的是木驳船上只有我和一个复员兵看到了。冬天我们每年春节前都到扶余市场上去买年货。前郭县城当年比扶余县城繁华程度差得很多，所以前郭县的人都到扶余县城去备年货。小学时，我成为学校滑冰队队员，体育老师还带我们十来个男女队员走路到江边，滑冰过江，中午在扶余一家饭店每人吃了一碗高粱米饭配点儿炒萝卜条子。尽管吃得不好，但那是生平第一次集体旅游活动，而且是滑着冰在当年非常开阔的江面玩了个够，因此至今难忘。二姨是妈妈四姐妹中既有文化又最能干的一个。解放前结婚时间不长丈夫就因肺痨而死，后嫁入黄家。二姨父黄松年长得很帅也有丧偶经历，带了两个儿子与二姨结婚后，二姨又生三女二男。我姥姥活着时，原准备死在我家，因我妈是长女，家庭经济状况也不错，无奈因为我捣蛋心愿未成。我姥姥1958年到我家试住了一个多月，每天姥姥躺在炕头，一生未抽烟却不停地吐痰。妈妈靠炕头位置地下放了一个腰子形的铁盒，姥姥半天就差不多吐满白色的粘液，姥姥刚来的几天我还没在意，后来看天天如此，我就哭着不肯进屋吃饭，常常边哭边说“埋汰呀，我恶心” 。哭了几天后，我姥姥正式把爹妈叫到跟前，说“我走吧，不能在你们家住了，别把松奇哭坏了，我还是死到扶余吧”于是爹妈又把姥姥送到扶余二姨家。事后妈妈骂我傻狍子，我不明其意。后来得知，姥姥解放前省吃俭用，有钱就放高利贷，手头有不少大洋（袁大头），死在谁家，谁就能多分些。我把财神哭跑了，焉有不挨骂之理？姥姥死那年，我陪妈妈去的扶余，妈和三个姨的哭声像一首杂乱的大合唱。我当年只有6岁，还不懂事，领着小我一岁的表弟黄树森，东躲西藏，楞不肯戴孝帽子，丧事办完回到家又挨妈一通骂，妈说“小松奇，你知道不知道，那个白色的孝帽子是几尺白布缝成的？那能做多少双鞋里子？”我爹终于忍不住了，说我妈“你这是什么教育方法？”爹随后讲：人在社会里生活，碰到熟人结婚生孩子、死老人有病有灾这些事，都要走在前面，要积极参与多帮忙，这样的人受尊敬。我于是懂得了不戴孝帽子的真正错处在哪里。

　　我还有一个老姨，住在哈尔滨，嫁给了一个铁路工人。1958年前后曾带两个儿子到前郭扶余来看她的三个姐姐，印象中是在我家住了几天在扶余二姨家住了几天。1990年我在哈尔滨参加中国金融学会第四次年会时，到她家里去看望。那是一个傍晚，在老姨开办的小卖店里，我先是进了那个不到10平方米的小店没说话就坐在一张桌子旁，有一个老头儿牙都快掉光了在那里喝白酒吃猪头肉和花生米。柜台里一个老妇人在接待日用杂货买家，我已认出那就是老姨。顾客走后，我走到柜台边叫了一声“老姨，你认不认识我了？”老姨困惑地打量我一会儿摇摇头。我说“我是小松奇呀！”老姨哎呀一声然后指着那个就着猪头肉和花生米喝玉米烧的老头儿说“这是你老姨父。”从我记事时起，我家墙上就挂着一张照片，照片里老姨披着漂亮的婚纱，旁边是一个身着西服的帅气小伙子，前边坐着一位老太太，老姨身边还坐着一个参加婚礼的小姑娘。我立刻意识到：这个掉了牙的老头就是当年婚纱照中的那个帅气的小伙子了。我不禁感叹：岁月纵然无情，但怎能无情到这等程度？

　　直系亲属老一辈人只有三姨和老姑活到了最后。

　　在妈妈四姐妹中，我妈、二姨和老姨都是说话高声大气、干事儿风风火火、讲起话来婆婆妈妈咬牙切齿的那种人，只有三姨一辈子都保持说话轻声细气面带微笑逆来顺受的风格。三姨父1958年被打成右派后到1979年才摘帽，全家被流放到农场21年。吃过的苦、受到的欺侮不计其数，右派平反后三姨和三姨父搬回县城时，我发现他们的身体都出奇的好，我想这可能是常年劳动食物清汤寡水的缘故，而那些整日作威作福大鱼大肉、以前郭贵族自居仕途一帆风顺的官员大都死得很早，这实在是一种讽刺。

　　老姑死得晚除了在爹爹姐弟四人中年纪最小因素外，主要原因是一辈子当农民住在农村，我爹生于1912年，老姑比爹小四岁，居然能活到21世纪，秘诀只能是一生劳作、粗茶淡饭。解放前，河北清河老家经常发大水，是个出了名的穷地方。改革开放后，清河县靠羊绒富了起来，但我老家所在的郭家庄农民并没有因此受益多少，1996年送我父母的骨灰下葬时看到的景象依然让人心痛。那一次我带了两台车，带了哥哥、二姐、妹妹妹夫双胞胎侄儿等一干人去参加仪式。我知道农村缺肉，买了两个猪肉拌子，这差不多是一头猪只去了头蹄下水的规模。下葬那天，我告诉老姑：临时砌两个露天灶，安两口大锅，猪肉切成大片，配十几颗白菜，几斤粗粉条，买200个大馒头，来一顿猪肉白菜炖粉条，村民们参加送葬的不参加送葬的都欢迎来吃！肉炖到锅里的时候，我看到表弟长信家的三个差不多大小满脸鼻涕的小姑娘隔一会儿就跑到锅边站一会，她们的馋样子既让人好笑又让人不觉心酸，农村的孩子肚子里缺肉缺油水啊。中午开饭时，村民们每人从家里拿了碗筷，刚刚放学的小学生也把书包放家后拿着大碗跑过来吃。那天刮风，尘土都吹落进锅，我们兄弟姐妹一干人都站在旁边看着，村民们吃得热火朝天，见到我们兄妹都露出善意的微笑用浓重的河北口音说“你们咋不吃？真香啊！”那一天下午送葬时，队伍特别长。

　　我的三个姑姑，大姑死得早我没看见过，二姑因为住在我家后院从小到大我经常往她家跑，感情很深。我记得小时候每次去姑姑家的时候都看到这个小脚老太太的一贯姿势都是盘腿坐在炕头，眯缝起高度近视的眼睛望着天棚，哼着不知名的曲调，见我来了第一句话总是“松奇，上炕来，我给你掏耳朵，”那么多年形成的习惯使我坐下了一个毛病，耳朵几天不掏耳屎就成堆，当然现在只能每几天一次由老婆解决了。相比二姑而言，老姑长得和我爹更像，但爹妈骨灰入葬和一年多后的迁出两次去郭家庄，我发现和老姑之间已存在相当的距离感，老姑和老姑父见到我虽然热情，但说起话来总是小心翼翼，我知道，那是由于我在她们眼里已成了一个大人物、一个富人——虽然我只是一个收入微薄的普通教授。

　　现在想一想，我觉得在报答爹妈养育之恩方面，我算做得不错的了。爹爹临死前几个月曾在辽源市一家小医院住院，爹躺在病床上清醒时叫我到床前一脸凝重地说：“松奇，我跟你说件事儿：我死后，你一定要把我的骨灰送回关里，埋在你爷爷奶奶的坟下，我要给老人顶脚。我信不过你哥哥，但我相信你一定能办到。”我说：“爹，你尽管放心，我保证做到。”爹脸洋溢出灿烂的笑容。爹死后，骨灰暂存放在辽源，1996年11月我妈病故，我立即践行了对爹的承诺将爹妈骨灰一起送回郭家庄。但一年多以后，有一天突然接到郭家庄一个同族兄弟的电话说：县里刚发下通知，农田里的坟地要立即迁出，给了一个月的期限，逾期一律推平。我于是又带哥哥、二姐和妹妹一干人去郭家庄迁坟。我们把爷爷奶奶的尸骨送到德州火葬厂火化后连同爹妈的骨灰一起带到了青岛。爷爷奶奶爹和妈做梦也想不到，他们死后居然“农转非”了，从一片苍凉的麦田中搬到了青岛市一家非常漂亮的墓园里。现在我每年至少到青岛一趟，主要目的就是到那个背靠成龙山面朝大海栽满青松翠柏和鲜花的墓园去看望爷爷奶奶我爹和我妈。每次在那里，当我们摆好鲜花果品香烟，洒光几瓶白酒并磕完响头之后，心里就洋溢着一种满足和成就感，因为我爹生前嘱托的事我都做到了，我爹对我的期望也都超额实现了。

　　2011年夏，石头放暑假从美国回来，我带他来到青岛成龙山墓园，随行的一群人还有我哥哥的长孙王丙轩，他在日本京都大学读书，我率先垂范在爹妈的墓碑前磕了9个响头，然后又到爷爷奶奶墓碑前磕了18个响头，然后按照我的规定，石头磕头数是我的2倍，王丙轩磕头数是石头的2倍，我祖孙三人感情充沛的189个响头，足够震撼，我猜想，听着这三个孝子贤孙189个咚咚磕头声，爹爹妈妈爷爷奶奶在天堂里肯定会开怀大笑的。

　　王松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