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事件六十年祭（二）

　　当天下午，受压得太过愤懑的路翎，也以作协理事的身份呼应了胡风的发言。他在近4万字的长篇发言中，详细介绍了自己这几年受到粗暴对待的事实：给青年艺术剧院的几个剧本如何一次次被压制，得不到上演的机会；写抗美援朝的小说又如何受到许多不应有的指责和围攻，以此证明文艺批评家们“充满了‘左’的激情”，“是以‘立法者’的姿态来说话”，“在作品的任何词句、任何形容词里都可以找出‘资产阶级’以至‘反抗祖国’的罪名来”，从而“严重地摧残着文学创作的生机……”。

　　胡风的发言引起了一些人的共鸣，路翎的遭遇也博得许多同情。一时间，会议形势似乎对胡风有利，他与朋友们情绪高涨。甚至人在天津的阿垅也赶来北京参加了会议，他在发言中重提了《人民日报》对他的批评并进行了反驳。

　　可惜胡风和他“七月派”作家朋友真是错误估计了两主席团联席会议扩大会的用意。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根据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的意思确定的，即针对俞平伯和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以及《文艺报》和冯雪峰压制新生力量的做法发起广泛的批判运动，从而强力推进文艺界知识分子、尤其是来自国统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基本上也来自国统区的胡风和他的“七月派”作家的这些发言，无疑干扰了会议大方向。

　　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两个主席团系列会议的与会者们可能没有想到，作为群众团体内部的会议，却被最高领袖密切关注着。时任《文艺报》常务编委的康濯后来回忆：“我记得是在1954年11月，文联、作协主席团会议结束前后，大约是我列席作协党组会讨论周扬同志在两主席团会议最后的讲话稿时，听周扬同志谈到，胡风的两次发言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他还具体了解了此事，并由此而注意到了‘三十万言上书’，已经开始在看胡风的上书了，即毛泽东是1954年11月开始阅读胡风上书，并于12月批示发表、讨论、批判。这就合情合理，同批《红楼梦研究》和《文艺报》显然没有联系。”（康濯：《〈文艺报〉与胡风冤案》，牛汉、邓九平主编《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第90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

　　康濯的这段回忆，证实了胡风事件事先并未纳入俞平伯批判“部署”中去，它仅仅紧接着批俞运动而发生。

　　12月8日，在两主席团联席会议扩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周扬发表了著名长篇讲话《我们必须战斗》。他依旧紧扣贯彻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精神的会议主题，而并非后来胡风冤案研究者所传说的是专门为反击胡风的。“他指出：‘俞平伯先生是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在《红楼梦》研究方面的一个代表者’，胡适‘是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最主要的、集中是代表者，他涉猎的方面包括文学、哲学、历史、语言各个方面。而他从美国资产阶级贩卖来的唯心论实用主义哲学则是他的思想的根本’，‘它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头脑中还占有很大的地盘。不能设想，不经过马克思主义在各个具体问题上的彻底批判，唯心论思想可以自然消灭。因此，全面地、彻底地揭露和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就是当前马克思主义者十分重要的战斗任务。’他肯定‘李希凡、蓝翎两同志对俞平伯的生气勃勃的、战斗的批评，在反对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中起了先锋的作用。’”（王湜华：《俞平伯的后半生》第12页，花山文艺出版社，2001年）

　　周扬在这篇讲话中，确实也专门讲了“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他严厉指责胡风：“假批评《文艺报》和庸俗社会学之名，把关于文学的许多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律称之为庸俗社会学而加以否定。……表面看来，在反对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主义的问题上，在反对对新生力量的压制态度上，胡风先生是和我们一致的，而且特别地慷慨激昂，但是谁要是看看这个外表的背后，就可以看到，胡风先生的计划却是借此解除马克思主义的武装。”（《新华月报》1955年1月号第278-280页）

　　两主席团系列会议结束后，胡风听说《文艺报》要刊登他的“三十万言书”以组织讨论和批判，1955年1月14日，他急忙找到周扬，要求不要发表或者让他修改后再发表，如果一定要发表，他希望在卷首附一声明。周扬书面汇报毛泽东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后，次日，两领导人就分别作出批语。毛泽东批语如下：

　　（一）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

　　毛泽东 一月十五日

　　（康濯：《〈文艺报〉与胡风冤案》，牛汉、邓九平主编《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第86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

　　1月2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央提出《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全盘否定了胡风上交的“三十万言书”，说他是很有系统地、坚决地宣传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4月13日，40年代得到过胡风扶植、1952年曾对胡风“反戈一击”的舒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一文，他甚至还拿出了40年代胡风写给他的私人信件来佐证。于是乎，达摩克利斯剑一下高悬胡风头上！

　　然而，周扬他们还是克制的。康濯回忆：“当时我们的打算是发了舒芜材料和胡风检讨以后，再搞一两期发几篇对胡风检讨提意见的文章，然后结束这场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这个意见并已得到周扬同志同意。”他具体说道：“《文艺报》发表舒芜的材料，用的题目是《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并在胡风《我的自我批判》的前面加了一个编者按。这个编者按是我写的，事先征求了周扬、默涵等同志的意见。”（同上，68页）他特别提到：由于年代已久，这篇编者按已经找不到，他记得自己写了大约四五百字，“肯定”写了如下五条内容：

　　一、胡风的问题按语中仍然认为是文艺思想和思想作风问题，就是说还是人民内部问题。二、按语中肯定了胡风自我批判中的进步。三、认为胡风的检讨仍然不够，有一些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实质问题还没有接触到。四、宗派小集团的问题严重，这只要对比舒芜的材料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可惜这一重要问题胡风认识很不够，而这当然极大地限制了他认识文艺思想的错误。五、希望胡风继续听取批评意见，并检查改正。

　　（同上，第69页）

　　当时，周扬看了这一期《文艺报》清样后，在康濯打去催回清样的电话里说：“我考虑批判胡风是毛主席交下来的任务，因此我想，胡风的检讨和舒芜的材料还是要送主席看一看才好。”（同上，第69页）

　　当康濯看到周扬转交毛泽东退回的清样后，他就“有些发懵”（康濯语），因为情况大变了！他翻着清样发现：“第二页就是主席另外写的那个八百字的编者按。再后面是胡风《我的自我批判》，文前我那个按语，主席画了个框框，中间打了个大叉。最后是舒芜的材料，毛主席把这个材料的题目改了，原题《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改成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同上，第71页）上述《文艺报》的清样，变成了5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内容。

　　梅志追忆了胡风看到《人民日报》后的那个揪心的晚上：“胡风握住妻子的手，几乎要哭出来似的说，想不到事情会弄成这样，不得了啊，这要害多少人啊，真想一了百了！梅志也坚决应了一句，什刹海又没有盖子！他想起前几天什刹海面曾浮起过一对双双拥抱的尸体，心里一沉。最后，还是决定，‘不，我们不能这样，这样做等于是逃避责任，到头来反落得一个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罪责。我们要挺下去，要活下去，但这真难啊……’两人叹息着落下了眼泪。想到家中的老小，他们也下不了这狠心。”（梅志：《胡风传》第642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

　　胆战心惊的时刻终于到来了！5月16日中午，胡风被捕了。接着，他夫人梅志也被抓去审问。

　　有资料表明：“全国对胡风集团的清查中，共触及2100余人，其中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邱石编：《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第201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例如，40年代在上海文坛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苏青，仅仅因为与胡风关系亲密的学者贾植芳通过几封信，就被当成“胡风分子”抓进去坐了一年半牢，以后，她便湮灭文坛而无声息了。

　　四、乐天不忧惧

　　胡风被捕10天后，与其同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俞平伯，坐上北京开往杭州的火车，开始了回浙江选区的代表视察之旅。

　　在火车行驶的途中，俞平伯与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代表谈起了胡风。可惜《俞平伯年谱》对这天的记载太过简单：“5月26日，在火车中，与胡愈之谈胡风事。”这让人无法畅想俞平伯对胡愈之“谈胡风事”都谈了些什么，是气愤自己一直以来遭到胡风鄙视，还是庆幸自己有惊无险？反正他当时尚且不知道，是领袖在批判他的信尾附了一言才让他避免了缧绁之苦。

　　事实上，“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始批判和清理时，报刊杂志基本停止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人们批判的火力一下全转向批判胡风文艺思想以及胡风分子上去了。俞平伯得以“偷安”一时。

　　然而，到1955年9月，俞平伯忽然看到新出版的第18期《文艺报》有篇题为《友谊的访问》的报道称：“外国朋友最关心的问题，是关于《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思想的批判及对胡适和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和斗争。……黄药眠、杨朔、蓝翎等向朝鲜作家……介绍了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以及对胡适的反动文学观点的斗争的情况。”（孙玉蓉编纂：《俞平伯年谱》第29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原来，批判自己的风头还没过去啊！联想到胡风的遭遇，俞平伯觳觫不已。

　　困境中，俞平伯脑畔闪出四个大字：“乐、知、闲、拙。”这四个大字，语出他苏州老宅曲园内一座厅堂的堂名。

　　1874年，移居苏州的俞平伯曾祖父俞樾，买下了马医科巷一块5亩宅地，在亲人和朋友的资助下营建曲园。该园最负盛名的不是园林而是两座厅堂--“春在堂”和“乐知堂”。“春在堂”是俞樾为纪念自己1851年进士及第后，复试以“花落春仍在”一诗博得主考官曾国藩赏识，堂匾也由他请曾文正公亲书；而“乐知堂”的堂名，俞樾《曲园记》里称是“取《周易》乐知天命之义”，堂匾是他请清同治朝兵部侍郎彭玉麟所书。

　　作为重孙，俞平伯是在乐知堂出生的，他从堂匾而“得八字云：乐天、知命、安闲、养拙。引申为二十字：乐天不忧惧，知命不妄想，安闲啬心神，养拙慎言行，缩之为四字：乐知闲拙。”（孙玉蓉编纂：《俞平伯年谱》第458-45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乐知闲拙”实际上是一种文人智慧，能对策人苦乐顺逆的各种境遇。凭藉此，俞平伯后来度过了“反右”、“文革”的危机。

　　1979年初，在文化部副部长贺敬之等支持下，北京的一些红学家和高校的专家教授，张罗着筹创中国红学会和《红楼梦学刊》， 5月20日，新成立的中国红学会假座北京四川饭店举行《红楼梦学刊》创刊座谈会，在贺敬之的力邀下，自从四年前出席周恩来邀请的国庆招待会后不久就中风的俞平伯，终于也来躬逢其盛。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蔡义江作为新版《红楼梦》的注释组组长，也出席了这次红学界大聚会。20年后他撰文回忆：

　　会上，许多人都讲了话，俞老的发言内容，我已不复记忆了，但他情绪很好，中午会餐时，他与李希凡同志同桌挨着坐，两人彼此站起来举杯祝酒的情景我还有清晰的印象。当时，在宴席上也有香港《文汇报》驻京记者，所以很快地在香港的报纸上就大登特登俞平伯与李希凡互相敬酒的消息。因为这一举动标志着在四分之一世纪前的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大规模政治运动的历史一页已经翻过去了。红学界出现新的团结气象令大家都感到万分欣慰。（蔡义江：《我所认识的俞平伯》，《联谊报》1999年11月5日第3版）

　　可能是那次聚会长了俞平伯的豪气。1981年8月10日《新观察》半月刊第15期发表乐齐写的访问记《休言老去诗情减》，文中俞平伯不仅接受了采访而且还第一次公开谈了对1954年《红楼梦》研究批判事件的看法：

　　“有什么谈的？我犯过错误。毛主席批评了我。文艺界批评了我。我的问题谁都知道。事情就是这样。”

　　当我敲开俞平伯先生家的大门，说明来意之后，立刻得到了这样开门见山的回答。……

　　“说我是红楼梦研究权威，这实在有点名不符实，”俞老又点燃了一根香烟，长长地吸了一口，“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就是这么小小的书，在三十年以后，竟然会引起如此一场轩然大波。而我自己，处于这场风暴的旋涡，也被推上了所谓红学权威的宝座。”

　　……

　　“那次运动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过了头。”回忆起二十多年前的那场批判。老诗人（俞平伯）说。“我的书写于1922年，确实是跟着胡适的‘自传说’跑。但那时我还不知道共产党，不知道社会主义，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

　　他显然地激昂起来，不愿再往下说。……

　　1986年1月20日，是俞平伯生命中的又一重要日子：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举行庆祝会。会上，中国社会社学院院长胡绳的致词，实际是代表官方为俞平伯作了平反。胡绳说：

　　俞平伯先生是一位有学术贡献的爱国者。他早年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白话新体诗最早的作者之一，也是有独特风格的散文家。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包括对小说、戏曲、诗词的研究，都有许多有价值的、为学术界重视的成果。俞平伯先生在全国解放前夕，积极参加进步的民主运动。从此，对党是一贯亲近和拥护的。他在全国解放前28年和新中国成立那一年起的37年中，在任何环境里孜孜不倦地从事对人民有益的学术活动和文艺活动，这种精神是值得敬佩的。……1954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进行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这种做法不符合党对学术艺术所应采取的“双百”方针。（俞润民、陈煦：《德清俞氏：俞樾、俞陛云、俞平伯》第28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萧乾曾经写过这么一段貌似幽默却不失沉重的话：“我小时年下玩一种叫‘耗子屎’的花炮，点着之后，往地下一放，它就忽东忽西、忽上忽下地乱窜，这股邪火不定冲到哪儿才熄灭。50年代的政治运动常使我想到那种花炮，只不过那不是好玩的把戏，却会给被冲到的人带来惨重的不幸。”（萧乾：《萧乾自白》，《名士自白--我在文革中》上册第189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事件过去已经六十年了。先生已于1990年10月15日去世，第二天被火化，正好是《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发出56周年。

　　六十年一甲子，中国民间有六十年改弦更张、万象更新的说法。但愿六十年前俞平伯遭逢的政治灾难一去不复回，华夏国人永远“乐天不忧惧”，该多好……

　　周文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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