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鲁医生入狱记

　　大卫·赛鲁是一位有着40年行医经验、德高望重的外科医生，但他在退休前不久，却因为一位患者之死而沦为阶下囚。这起案件也在医学界掀起了前所未有的轩然大波，医生们不仅陷入了“人人自危”的惶恐，也引发了人们对此类事件的思考和讨论：如果再遇到高风险病例，医生们在明哲保身和救死扶伤之间该如何做出取舍？

　　伴随着铁门关闭的轰鸣声，铁窗内的黑夜再次降临。想象一下，一位声名显赫的顾问医师，一位成功的外科医生，一位深受患者及同仁敬重的结肠科医生，在铁窗背后会有怎样的心理落差，多年来的荣誉感和自信都在法庭宣判的一刻分崩离析。去年11月，英国知名外科医生大卫·赛鲁因一名病人不治身亡而被判“过失杀人”。在伦敦中央刑事法庭上，赛鲁医生穿着的还是他专门订制的工作套装，当妻子凯瑟琳再次见到他时，优雅的西装已经变成了囚服。在探监室中，夫妇二人分坐在一张咖啡桌的两端，两把椅子都被固定在地板上。“囚犯不能起立，双方不能有身体接触，”凯瑟琳说，“简直可怕透顶……大卫永远也想不到，他会落到这般境地。”

　　诉说起丈夫入狱前的过往，凯瑟琳的双手一直在颤抖，几度哽咽失声。大卫·赛鲁今年67岁，他的职业生涯就此戛然而止，他们一家人稳定、优裕的生活也成为了历史。赛鲁曾是一位倍受信赖和推崇的顾问医师，无论在克莱门汀丘吉尔私立医院，还是英国医保体系（简称NHS）公立伊林医院，他的医院同事和家属，甚至国外政要，都首选赛鲁为自己主刀。即使入狱后，赛鲁依然热心助人，近来，他正在教一位狱友认字读书。凯瑟琳是伊林医院急诊室护士长，赛鲁入狱后，她仍在医院做兼职。现在，她每天都会接到赛鲁从狱中打来的电话，每次通话10分钟。赛鲁将在狱中度过两年半刑期的一半，余下的则在家中佩戴电子追踪器完成。他准备服刑期间学习法语和阿拉伯语，由于监狱规定不能给囚犯送书，凯瑟琳就把报纸文章和课本上的书页都复印下来。

　　凯瑟琳认为，这件事从头至尾都像一场梦：毫无逻辑，十分蹊跷。“不具备医学专业知识的陪审团如何能决定外科医生的命运？医学专家也无法认同这个判决——太让人费解和愤怒了。患者最终不治身亡，我们也非常难过，但这其实是一场双重悲剧：一个患者不幸去世，与此同时，社会还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医生。”

　　赛鲁医生被起诉审判以及最终的判决，都令伦敦医学界大为震惊。66岁的退休建筑师吉姆·休斯在克莱门汀丘吉尔医院接受膝盖置换术后，肠道意外穿孔，赛鲁是他的主治医生。法庭认定赛鲁没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导致休斯死亡。虽然赛鲁本人及其支持者也承认，他本可以采取不同方案，但他们都不认为，这足以构成“过失犯罪”。而验尸官却持有不同意见，以至于通常只在医院内部问责，向死者家属道歉及补偿即告终的病例，却被法医递交给了警方。

　　赛鲁绝不是一个“恶棍医生”，一个置患者的安危于不顾的“冷血医生”。事实上，在赛鲁行医40年的履历上，除这件事之外，毫无污点和瑕疵。一封由100名医学界同仁签署的请愿书已被递交给英国内政大臣，人们希望赛鲁医生能够得到宽恕。但无论结果如何，出狱后的赛鲁医生都不可能继续行医，而且事故发生时，赛鲁即将退休，背负着“谋杀犯”的罪名，他也不可能再找到其他工作。

　　赛鲁的一位同事表示，这件事在医生群体中引起了不小的恐慌，尤其是同为医院“高危”科室的结肠科，结肠外科医生们都开始对自己的未来忧心忡忡，担心自己有一天会步赛鲁医生的后尘。

　　去年11月，赛鲁医生被宣判后，皇家外科医学院校长诺曼·威廉姆斯曾给同仁们写信，警示他们“此类事件（指医生被追究刑事责任）有愈演愈烈之势，定罪的门槛越来越低……医生们应提起重视，并做出相应调整。”

　　近年来在英国，刑法频繁介入医疗领域。2014年2月，一名验尸官请求对克罗伊登大学医院的一台“拙劣”的剖腹产手术进行深入调查，暗示该病例涉嫌“集体误杀”。在英格兰肯特郡，一名女患者在医院分娩后死亡，警方已经立案，相关医生同样涉嫌“集体误杀”。警方还针对大卫·保罗·贝利教授，一位肝脏外科医生展开调查，在对其行医记录的回顾中发现，贝利教授主治的8名患者不治身亡是“可以避免的”。

　　赛鲁被定罪后不久，英国首相大卫·卡梅伦对外表示，政府有意设定一项新控罪“故意疏忽”：任何有失职行为的医护人员都将“感受到法律的威力”，并可能因此面临最长5年监禁的刑罚。

　　对于赛鲁医生一案，一些人的看法是，医生出现失误致病人死亡，与其他行业，比如建筑业疏忽致死一样，应该受到同等处罚。但医生们普遍认为，医学是一门“模糊科学”，并不存在确切精准的解决方案，有时可能出现不治身亡的情形，所以有必要分清是“错误”还是“意外”，而在“免责”的环境下，更有利于医生们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倘若医生们对赛鲁医生一案心有余悸，再遇到这类复杂、高风险的病例，他们有可能因为害怕步赛鲁的后尘而望而却步。

　　赛鲁和休斯两家相隔只有几英里，这件事后，两个家庭各自的情感鸿沟恐怕再也无法平复。凯瑟琳说，现在每次看到丈夫都失魂落魄的，像是变了一个人。弗朗西斯是休斯家6个子女中的三子，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一台平常的膝盖手术竟至父亲一去不返。

　　赛鲁和休斯都是“顾家好男人”，年龄相仿，职业不同。赛鲁来自西非塞拉利昂，年轻有为，获得了曼彻斯特大学医科奖学金，拥有心胸科认证资格，曾经专攻心脏外科手术。凯瑟琳则是重症病房的科室护士。赛鲁与妻子在伦敦西部的哈默史密斯医院相识，现在有4个孩子，均接近而立之年。吉姆·休斯来自北爱尔兰，成年后一直在西伦敦居住，与妻子养育了6个子女，是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我父亲是这个家庭的核心和灵魂，现在只剩下母亲孤单一人；家里以前很热闹，父亲常邀请朋友到家中做客，无论去哪，父亲都可以交到朋友。”休斯退休后和妻子安又回到了爱尔兰阿马郡生活。4年前，休斯先生的膝盖出现问题，需要接受膝盖置换手术，在一位全科医生朋友的推荐下，他决定在克莱门汀丘吉尔私立医院由整形外科顾问医生约翰·赫林达勒为其主刀。

　　膝盖置换手术很成功，但手术4天后，休斯先生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腹痛，他向值班的住院医生茨威坦·乔杰夫说明此事，但乔杰夫医生是保加利亚人，双方在语言沟通上很不顺利。事后，乔杰夫医生在法庭上说，他是当日晚班唯一一名值班医生，24小时轮值，要照看全医院141个床位，非常忙碌，他当时给休斯先生开了止痛药，但没有做记录，他也没向休斯的主治医生赫林达勒报告此情况。最后，休斯先生在痛苦的绝望中又找到自己的全科医生朋友，朋友让其直接打给赫林达勒，赫林达勒为他预约了X光片并请求赛鲁医生代其关照自己的病人。于是赛鲁在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后，专程到医院检查休斯的病情，赛鲁到达时，是周四晚9点。

　　接下来24小时发生的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给这两个男人更是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X光片并未找到腹痛的原因，赛鲁医生怀疑是肠道穿孔，安排休斯次日早晨做CT扫描。赛鲁称，他曾要求乔杰夫医生给休斯服用两种抗生素，但乔杰夫否认了这个说法。赛鲁称自己周五早上9点半到病房察看过休斯的情况，但没人能证明这个说法，他没有做书面记录，也没注意到病人并没有服用抗生素。当天上午，休斯做了CT。午饭时间，赛鲁从放射科得知，CT显示休斯腹部有涨气，确认了肠道穿孔的推断。根据以往经验，并认为休斯服用了抗生素的前提下，赛鲁估测，休斯的手术可以在他完成下午的预定日程后再进行。手术前，他登录了医院的电脑再次确认了CT结果。法庭审理中，针对赛鲁医生查看CT结果的时间，出现了分歧。赛鲁表示是午休时间，而法医坚称，计算机记录显示赛鲁直到晚上9点才查看结果，暗示赛鲁医生说了谎。赛鲁因此被指控作伪证，后来，该指控被撤销。

　　决定为休斯进行手术后，赛鲁曾尝试找麻醉师但没能找到。英国医保体系公立医院内通常会配备应急医疗队和手术室，但私立医院的手术室经常被订满，也没有应急医疗队。当晚9点半准备对休斯实施手术时，他的状况已经很不稳定，无法接受麻醉。打开腹腔时，里面满是脓水。翌日，休斯因全身性感染死于败血病。

　　法庭审理指出，赛鲁医生在处理休斯先生恶化的病情时“步步皆错”。如果赛鲁周四晚上怀疑有肠道穿孔（该病症对于60岁左右患者的致死率达40%），应立即安排CT扫描，并针对结果给出治疗方案，要么把休斯转至医保公立医院，要么立即手术。赛鲁还应该对患者是否按要求服用了抗生素进行查验和记录，取消预约的其他病人，并另找一位当天有手术的外科医生，使其取消相关安排，协助完成休斯的手术。不过，法庭及相关各方也都一致认为：即使赛鲁针对休斯的病情，做出更快的反应，仍然可能无法挽回休斯的生命。法官对赛鲁医生的评价仍然是：面对肠道穿孔的重症患者，赛鲁的态度“过于懈怠散漫”。

　　然而，赛鲁的医生同事们都不认同陪审团的看法，称他们忽视了临床医学急症治疗中的很多“灰色地带”。首先，一部分肠道穿孔症状是可以免于手术的。一位外科医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法庭的论断有“事后诸葛”之嫌，而且对于一位医生来说，没有采取显而易见的行动，并不意味着漠不关心。“医生每天的诊疗日程都安排得很满，赛鲁医生被指控‘未尽其责’的时间里，一直在给其他病人做内视镜检查，做内视镜的病人需要提前灌肠准备，服用清肠药物后的两天内都在排空……如果取消内视镜检查，特别去处理休斯先生的情况，不仅耽误了那些病人的诊疗，赛鲁医生也同样会因为忽视病人而被追究责任。更何况，对于一位行医40年的外科医生来说，某一天做得不尽如人意，并不意味着他触犯了刑法，甚至该去坐牢。”

　　赛鲁医生被宣判后，英国各大医院、诊所内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医生们不再考虑设备的具体情况就做出“立即检查”的要求。可以看出，他们都在尽量避免赛鲁的“错误”。赛鲁医生入狱更是引发了许多人的不满，他们认为：这件事已经使赛鲁名誉扫地，多年的声望近乎毁于一旦，何苦还将他送进监狱？休斯先生的儿子也表示：“把医生关进监狱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我们也不会为此而高兴，因为那意味着另一个家庭也将失去丈夫和父亲——虽然只是暂时的。赛鲁医生给父亲看病时做出的决策，始终让我无法接受。作为家属，我们觉得医院有尽责看护患者的义务，我们慕名而来却失望而归。医院在人员配备和设施上不够完善，却归咎于赛鲁医生一个人，指责他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我认为，医院本应具备足够的能力和措施，避免这类悲剧的发生。”

　　面对各方的质疑，克莱门汀丘吉尔医院的管理方BMI健康中心的解释是：丘吉尔医院拥有一批特别护理专家，采取轮班制值班，随叫随到，并拥有一套标准化的行动指南，会根据病情的轻重缓急做出相应的处理。同时，他们还具有明确的“通报机制”及“匿名举报”方针。在休斯的病例中，赛鲁试图自行寻找麻醉师，没有通知手术室负责人，以至于医院对休斯的病况并不知情。

　　在中央刑事法庭上，对赛鲁的判决一度难以抉择，并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陪审团曾因对部分证据无法理解，而向法官求助；法官与陪审团曾在最终裁决上出现严重分歧；当陪审团主席宣读有罪判决时，3名陪审员落下了惋惜的泪水……赛鲁医生得到的判决是“严重疏忽及过失杀人”。对于“严重疏忽”应给予怎样的量刑以及是否应该判刑，各界一直莫衷一是。一位专职于医疗纠纷与玩忽职守案件的庭审律师表示：“判断一位医生是否存在‘重大过失’或‘严重疏忽’，取决于在你了解具体案情后，有没有‘怒火中烧’；在这起案件中，或许赛鲁医生没有完全尽责，但对于最终的裁决和量刑，许多旁观者的胸中都燃起了愤怒之火。”

　　[编译自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杂志》]

　　玛格丽特·德里斯科尔/文

　　董俐/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