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幸存者

　　2009年6月30日，12岁的法国女孩巴希娅·巴卡里和妈妈乘坐空客A310飞机，去非洲科摩罗看望家人。在即将着陆的几分钟前，这架也门航空公司编号626客机在大风中剧烈地摇摆起来，发动机停止了转动，接着，这架载有142名乘客和11名机组人员的客机一头扎进了印度洋，机身解体。

　　巴希娅从机舱中被甩了出来，落入了海水里。没有救生衣、食物、饮用水，她紧紧抓着一块飞机残骸，在海水里泡了13个小时，直到一艘私人救生艇救起了她。几天后，她在巴黎的一家医院休养康复后，医院里的一位心理学家宣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巴希娅是那次空难的唯一幸存者。

　　无论称之为奇迹、巧合或是幸运，“唯一的幸存者”都是十分沉重的字眼。36岁的制片人基·狄更斯2013年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唯一的幸存者》，讲的是几个空难幸存者的故事。“他们都经受了极大的心理压力，”狄更斯说，“他们自然而然地会这样想：我成为幸存者是不是天意？我是不是注定要成就一番大事业？”狄更斯本人在少年时代经历过一场车祸，除她之外，同行的几位朋友全部不幸遇难。自身的经历也促使她拍摄这样一部纪录片。她先后采访了3位空难幸存者，后来3人有幸结识，成了“同命相怜”的挚友。下面则是这3位空难幸存者的故事。

　　事发时间：1985年1月21日

　　起飞地：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

　　目的地：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

　　登机总人数：71人

　　机组人员死亡：6人

　　乘客死亡：64人

　　幸存者：小乔治·拉姆森

　　我和爸爸登上飞机，找好了座位，我坐好后想睡一觉。没过多久，两个人走到我们旁边，说我们坐了他们的座位。我们没有坐错，但是爸爸回答“好吧”，就和那两个人换了座位。我们的新座位在机舱前部第一排，紧挨着舱壁。

　　飞机起飞后，最初好像一切正常。突然，机身震颤了一下，开始向右倾斜。情况似乎并不严重，但我从机窗向外望去，发现飞机正疾速下降。扩音器里传来飞行员的声音：飞机即将坠落。此后也就5到10秒内，飞机坠落在地。我们感受到了3次撞击，最后一次摔在了一座停车场上，飞机解体了。飞机坠落地面时时速达到140英里左右，我被甩到了40多英尺外的街道上。

　　飞机残骸起了火，我想找到其他的幸存者。一个画面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记忆里，我看到了占据我座位的那个人。他躺在飞机残骸附近的地上，脸朝着着火的方向，双目圆睁，已经死了。假如我没和他换座位，死的人就会是我。

　　救护车到来后，救护人员把我和另一位幸存者送到了医院。他全身达到3级烧伤，皮肤已经变成了炭黑色。我对他说：“我不信活下来的只有我一个，现在咱们俩都活着，能说说话。”他却回答：“除了你没人活下来。”我不认为他的伤有那么重，但在我们接受治疗期间，我常能听到他痛苦的喊叫声，几天后，他死了。

　　当我和别人讲起这次灾难给我带来何等的悲痛和黑暗的时候，讲述的过程都是痛苦的。人们第一次见到我时，会不停地看我，觉得我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他们会说：“噢，你竟然能活下来，真了不起。”

　　没有经历过这种事的人，不可能真正体会其中的滋味。在坠机现场，你会看到四周都是逝去的生命，你站在尸体中央，一片茫然：“我怎么会在这里？为何这些人会体无完肤？他们怎么都死了？”

　　出院后，我回了家。我读完了高中，开始了大学生活。以前我曾梦想过加入空军当一名飞行员，但现在我知道这个梦想已经无法实现。我失去了爸爸，妈妈和姐姐因为这次变故都受了很大的打击，我也一直在痛苦中挣扎着。1986年1月，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发生了爆炸，这次空难再次把我带进了抑郁的深渊。我中途辍学，后来搬到了里诺市，现在，我在那里经商。

　　和我小时候的人生理想相比，现在的生活有些差强人意。我有时候会想，那次空难中的死者家人可能会说：“我失去了亲爱的丈夫或儿子或爸爸。这小子活了下来，他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凭什么他就应该活下来？他至今也没对这个世界做出多大贡献，要是我的爸爸活下来，我的哥哥活下来，肯定能有所作为。”这番情景在我的脑海里出现过无数次，它带给我的不是抑郁就是愤怒，使我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2010年，我去了一趟明尼苏达州，拜访了3位遇难乘客的家人。其实，此前我很害怕这次见面，在开车去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一路上，我的心里都是七上八下的。我第一个要拜访的人叫萨拉，她在那次空难中失去了妈妈、爸爸和祖父母，那时她刚满6岁。我能想象，那次经历给她造成了何其严重的心理创伤。

　　来到她家门口，我走了进去，抱住了如今已经30多岁的萨拉，我们寒暄了几句。然后，我们在她家厨房的桌子旁坐了下来，她把一张与父母的合影递到了我的手里。在那一刻，我有了全新的感觉。这话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是我在她的房间里感受到了她的家人的存在，仿佛看到他们就站在她的身边微笑着。我感觉自己“大难不死，但是没有后福”的生活在这一瞬间得到了原谅，萨拉很高兴能见到我，我也很高兴见到她。我流下了眼泪，我感觉自己正和萨拉全家人在一起。我在这一刻真实地感受到了放下心中块垒的轻松与爱的力量，那种感觉真的很美妙。

　　（上世纪90年代搬到里诺市后，小乔治·拉姆森结了婚，有了一个女儿，女儿现在已经18岁。）

　　事发时间：1992年11月14日

　　起飞地：越南胡志明市

　　目的地：越南金兰湾

　　登机总人数：31人

　　机组人员死亡：6人

　　乘客死亡：24人

　　幸存者：安妮特·赫尔弗肯斯

　　下文摘自当事人所著《震荡：一个真实的幸存故事》一书。

　　我们那次航班一共有55分钟的航程，飞到大约50分钟左右时，机身突然剧烈地震荡了一下。我对未婚夫帕斯尔说：“不用怕，只不过遇到了气流。”话音刚落，飞机就一头栽落下去，人们开始惊叫。我伸手去握帕斯尔的手，那是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情。

　　后来我得知，那架飞机以300英里的时速撞在了一座山脊上。一侧机翼被撞掉，其余部分坠毁在了另一座山的山腰上。我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还在机舱里，身上压着一具尸体。帕斯尔的座位朝后塌陷下去，他倒在座位上，嘴唇上带着一丝笑意，已经没有呼吸。机头处原本是驾驶舱的位置出现了一个大窟窿，透过残破的机身，我可以看到山上绿油油的树丛。此时的我，全身遍布伤口，小腿上露出了4寸长的骨头。我想挪动一下身子，胯骨处又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

　　我挣扎着终于爬出了飞机，四周散落着尸体残骸，还有人在痛苦地呻吟着。一位看上去非常友善的越南男人十分肯定地告诉我，救援人员很快就会到来。“我在这里有些名气，”他说，“他们知道我坐这架飞机，一定会来。”没过几个小时，他的呼吸变得微弱了。后来，我看着他闭上了眼睛。此后，我周围再也没有一个人发出丁点的声音或者动弹一下，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无助。

　　在接下来的8天里，我每天躺在树丛中，等待着。蚂蟥在我的手上爬来爬去，脚也肿大了一倍，脚趾头开始发黑。我没有水喝，只能下雨的时候，把淋在T恤和飞机碎片上的雨水弄进嘴里解渴。我身边的那具尸体开始腐烂，所以我用胳膊肘支撑着爬到了别处。坠毁的飞机砸倒了一片灌木，我可以看到对面是一座山。远看四周风景如画，近看身边是一片正在腐烂的尸体。

　　就这样，我坚持到了第8天，终于有一小队越南人来到了坠机现场，他们用一根木棍和一块帆布做了个简易担架，把我抬下了山。下山的路很远，夜里我们在丛林中搭了顶帐篷，住了一晚。第二天，我们走进了一座村庄，村里人开车把我送到了胡志明市的一家医院。一天后，医院派一架飞机把我送到了新加坡。两个星期后，院方安排我乘飞机回到了故乡马德里。后来，医生把我大腿上的一块皮肤移植到了小腿伤口上，又为我检查了植入受伤下颌的4根钉子，我受伤的地方一直在痛。

　　空难发生两个半月后，我重新回到了外资债券交易员的岗位，并且回到了马德里的家中居住。我的帕斯尔——我的人生罗盘和另一半——永远地走了，他的遇难给我带来了沉重打击，痛苦一天又一天地折磨着我，我感到愤怒，对死亡，对生活，为我遇到的所有不测而愤怒。

　　经历了这场灾难之后，我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找回原来的自己，像同辈们一样正常地生活。我这样做也许是为了安慰别人，也许是为了安慰自己。我把那片丛林隐藏在了心里，竭力适应它的存在，并且希望世界忘记我的“幸存者”身份。

　　2006年，我回到了越南。我去了一趟救援队带我落脚的小村庄，拜访了几位当年救助过我的人。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我们一行人便出发，开始了徒步旅行。趟过6条河后，我们开始爬山，5个多小时后，终于来到了坠机现场。

　　我坐在树叶和小树枝上，透过树丛看着山下。也许因为季节的不同，眼前的景色比我记忆中的更加凄凉，没有那么多绿叶，没有那么美。

　　我看了看身后，回想着遍布飞机残骸的情景，帕斯尔在这里待过，这里是他生命终结的地方，我又往上爬了几步，在一块石头旁边停住了脚步。我从背包里拿出一个随身带来的木头海豚和一个白色小海豹玩具，把它们摆在了石头上。“再见，帕斯尔。”我说。

　　（目前，赫尔弗肯斯和她的丈夫以及两个孩子住在美国纽约。）

　　事发时间：2006年8月27日

　　起飞地：美国肯塔基州莱星顿市

　　目的地：美国亚特兰大市

　　登机总人数：50人

　　机组人员死亡：2人

　　乘客死亡：47人

　　幸存者：吉姆·波罗申科

　　飞机正驾驶员驾机在机场滑行道转入跑道的时候，作为副驾驶员，我正注视着飞行前设备检查表，并没有像往常那样留意舷窗外的跑道编号。即使我看，可能也不会发现滑行道编号和我们接到的指令编号不一致，因为机场上的很多指示灯都是坏的。我们等待着起飞命令，接着机长说了一声：“好了，起飞。”正驾驶员就把飞机驶上跑道，调正了方向，跟着飞机开始加速。

　　从机舱语音记录器上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奇怪，怎么没有灯光？”这之后的事我都不记得了。几秒钟后，飞机脱离跑道撞在了一座路堤上，又向前飞了不远，刮到了机场护栏网，撞到几棵树后解了体。救援人员赶到时，他们听到我在咳嗽，马上割开机舱残骸，把我从里面救了出来。

　　我在医院里昏迷了4天，身子瘫软得像个破烂的布娃娃。我的左胫骨和大腿骨都断了，右足跟骨裸露在外，几根肋骨和手指也折了，一侧骨盆骨折。我的右肺塌陷，而且有脑外伤。医生们把我从昏迷中抢救过来，等着我的大脑恢复意识。我的妻子守在病床旁，我心里想：哦，我在医院里，我现在的状况很惨。发生了什么事？我正疑惑着，妻子把我遇到空难的事告诉了我。我问道：“别人都好吗？”她说：“你是唯一的幸存者。”听到这话，我躺在病床上哭了。

　　第一个星期，医生们每天为我清理左腿，希望能保住它。但是终于有一天，一位医生走过来对我说：“听着，你必须要截肢了，否则你会因为腿部感染而没命。”医生把我的左腿截去后，我身体的其他部分很快就康复了。

　　空难发生后的最初两年，我的情绪和心理都深深地笼罩在阴影里。人们谴责机长和我失职，这让我感到愤怒。我很同情那些死难者的家人，有时候我会对自己说：“我还活着！”但是马上就会想到失去亲人的49个家庭。每当这时我都会感到困惑：那些人都死了，我活了下来，我是否应该高兴呢？

　　我得感谢我的妻子，她是个意志坚强的人，是我的精神支柱。她支持我，照顾着我，有这样的好妻子让我感到幸运。对于和我一样遇到这类灾难的人，我有个忠告：“始终向前看。”即使在黑暗中，也要相信前方会有光明出现。你改变不了过去，所能做的只有保持前行。

　　我的右膝以下基本瘫痪了，我坐在轮椅上，如果有人扶着我对我说：用一条腿站起来。我肯定会跌倒。但是我喜欢滑雪，往滑雪板上一坐，我就会忘掉空难。我俯视着下面的辽阔世界，说：“也许我不应怨天尤人，感谢你，上帝，感谢你让我活了下来，我现在还可以滑雪。”

　　（空难后，波罗申科和妻子搬到了科罗拉多州居住，现在他是“科罗拉多极限挑战”协会的主席，这是一家服务于残障户外运动者的组织。）

　　[译自美国《读者文摘》]

　　杰夫·怀斯/文

　　孙开元/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