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书而达理 寸纸寸金的宋版古籍

　　握一部手机，刷微博、看微信，还是拿一本好书，静心享受『悦读』？在快节奏的互联网时代，前者或已成为大家的习惯，而后者则多少显得有些奢侈。更何况是手捧一册稀如星凤的北宋刻本，那是何等美妙的非凡体验。那么，就让我们狠狠体验一下吧。以古籍为媒，穿越千年，与先人同游于书山文海。

　　播颂书香 书香盈架

　　南宋文言小说集《曲洧旧闻》中写过一段趣闻，说的是宋代大学士宋次道，家中藏书甚丰，而且精校勘，其藏书都校对过三五遍。读书人多以宋次道家中的藏书为善本，在他家附近租房居住，以求借书方便。宋次道住在春明坊，以至于这附近的宅子价格比他处常常高出一倍，真有点“学区房”的雏形。

　　古人爱书崇文的故事不胜枚举。明末崇祯年间，著名刻书和藏书家毛晋，为搜求宋版书，在他的藏书楼汲古阁门前悬挂征求启事，曰：“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旧钞本者，每叶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汲古阁藏书8.4万余册，其中多得宋元之本。这正得益于毛氏的高价收购。虽然货币如何换算今天已难考证，但“一页宋版，一两黄金”的老话已流布坊间。

　　正是有赖于这些历代懂书、爱书之人，泱泱中华文脉才得以一直绵延不息。“书因人传”“人以书传”，这般互动犹如两支缠绕的藤蔓，贯穿古今。对现代人而言，古籍收藏是对传统文化面对面的研习与致敬。在盈架展阅之时，当真切的历史感扑面而来，收藏的乐趣乃入化境。

　　芸芸古籍中，珍贵无比的北宋刻本如深谷幽兰。世人虽能遥闻其芬芳，却难有机会一睹真容。2014年岁末，杭州西泠拍卖有幸呈现两部宋代典籍孤品。一部是北宋浙刊颜体本《妙法莲华经入注七卷》，被誉为“北宋经王”；一部是现存最早的宋拓画帖《华严经入法界品善财参问变相经》。两部成交额总计1564万元，显示出古籍藏家正以成熟、理性的态度积极入市。此前稍早，北京保利也有数件佛经遗珍相聚，如一泓春泉，荡涤凡尘。后唐天成二年（927年）刻本《佛说弥勒上生经》等3件晚唐至北宋初年刻经被国家图书馆以2530万元定向入藏。此次3件珍罕刻经被公共机构以巨资购藏，令人想起2002年上海图书馆专项出资45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720万元）收购晚清名臣翁同龢藏书；2003年，北京故宫博物院行使“优先购买权”，以2200万元购得中国嘉德的《晋索靖出师颂卷》，这也让古籍善本拍卖首次突破千万元大关。近年的典型例子则是2012年，一批珍罕的过云楼藏书在北京匡时以2.16亿元创下中国古籍拍卖新纪录，江苏凤凰集团与南京图书馆共同成为这批国宝级古籍的拥有者。而这批藏书在2005年嘉德拍场上的成交价是2310万元。虽然此价在10年前实属震撼，但现在看来，当时的买家不但捡了漏，还捡了大漏。

　　苏州顾氏过云楼

　　过云楼藏历代古籍的拍卖为何能引起轩然大波？这还得先从藏书楼的百年浮沉说起。

　　过云楼是苏州著名的私家藏画藏书楼，有“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之称。

　　其第一代主人顾文彬（1811—1889）是清代道光进士，官至浙江宁绍台道。他尤其钟情古书画的收藏，一生殚精竭虑，积累书画墨迹达到数百件之多，其中有不少为传世的赫赫名作。乱世之际，不少私人珍藏急于转手，顾文彬父子就趁机收购了大量珍贵字画，以此奠定了过云楼藏品的基础。顾文彬每到一处赴任官职，总会拜访当地的收藏大家，四处寻觅各种珍品。顾文彬和顾承父子一个主外收购，一个对内打理。在藏品的采购上，顾文彬从未心疼过。他曾经就此事写信给顾承：“汝可放胆购之可也。”

　　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苏州遭到战火破坏，乐桥西北面的古春申君庙、明尚书吴宽故居等或成为废墟，或破败不堪。顾文彬就把地基连同上面的房子买了下来，命儿子顾承(1833—1882)主持营造，改建为包括住宅、花园（即怡园）、义庄和祠堂（今苏州歌舞团址）的大型建筑群，耗银20万两，耗时九载。

　　过云楼就是住宅中的一幢楼，修建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意取北宋大文豪苏轼《宝绘堂记》所言：“譬之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耳，岂不欣然接之，然去而不复念也。”用今天的话来讲，这就像静赏天上的彩云烟霞，聆听百鸟的悦耳鸣唱，遇到就欣然享受。而当这些美好远去，也就不再挂念。苏轼的高妙境界，深得顾氏推崇，以此也足见过云楼主人是以一种平常而淡泊的心态来对待其藏品。

　　光绪元年（1875年），在楼园落成后的第6天，顾文彬告病辞官，返家燕居，沉潜于书画艺文之中，怡然自乐。1882年，顾文彬积十余年之功纂录成集的《过云楼书画记》付梓。该书是顾文彬辑录家藏所作，收晋唐以来至清初四王的书画精品，宋元以来佳椠名钞、珍秘善本，凡246件。而绢本、石刻、缂丝、单条、扇面及闺阁之作皆未收，甚为严格。其中，被归入书画类第二卷的“元四家”王蒙《稚川移居图》，在经历沧桑后，于2011年6月亮相于北京保利，以4.025亿元缔造了中国古代绘画的拍卖纪录。

　　与顾家交情甚好的钱庸老先生回忆，爱子顾承的去世给顾文彬的打击很大，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让过云楼藏品的收集也一度中断。顾文彬过世后，遗留书画及家产被拆分传于3位儿子，顾承一份再传其子顾鹤逸。顾鹤逸此时已逾25岁，绘画、鉴赏，卓然成家。他通过古董商掮客调协，把传于另两家的过云楼书画陆续购归、续藏，避免了拆分流散的危局。同时，顾鹤逸还大量购书，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曾国藩幕僚莫友芝的家藏，而这批藏书又大多来自官府藏书楼文宗阁、文汇阁等处。苏州大学图书馆的罗凤莉谈道：“过云楼在顾鹤逸的手上不仅成为书画收藏上千幅的藏画楼，同时也成了集800余种古籍和碑帖的大型藏书楼。”

　　顾鹤逸还好客纳士。1895年，他和卸任湖南巡抚、返回苏州老家的吴大澂(画家吴湖帆的祖父)创办了“怡园画集”。一代金石大家吴昌硕就常常来此临画，吴子深、王己千等人也在这里得到过顾鹤逸的指点，往后享誉画坛。就这样，依托过云楼的收藏，顾家的怡园成为民国初年苏州的文化中心。

　　1937年8月，日寇轰炸苏州，顾氏老宅被炸弹击中，顾家人连夜携部分珍藏避难。辗转途中，顾家人遭遇危急情况，毅然尽全力先把珍藏运到上海租界，再返回接两个孩子脱离虎口。后来在动荡的战乱年代，顾氏后人历经诸多磨难，多年来节衣缩食，继续紧守家藏。新中国成立后，顾家后人在1951年、1959年分批捐献给上海博物馆393件历代书画，其中有宋魏了翁《文向帖》、元倪瓒《竹石乔柯图轴》、明唐寅《洞庭黄茅渚图》及清石涛的《细雨虬松图轴》等，皆为旷代杰作、稀世珍宝，这些藏品奠定了上海博物馆在明清书画收藏领域的国内领袖地位。

　　“文革”浩劫中，过云楼藏书被查抄。20世纪70年代末，在返还过程中，版本目录学家谢国桢看过后，对这批书籍大加赞赏。过云楼藏书的声名，进一步传播。1992年，南京图书馆多次找到顾氏后人协商收购藏书，于是其中的541种、3000余册转归南图的古籍馆。还剩下1/4，正是2012年拍卖的这批藏书。它一直由顾鹤逸的后人珍藏，直至2005年被嘉德古籍部拓晓堂征集，才使世人得见。

　　拓晓堂是国内古籍拍卖的元老。他在嘉德多年的一线工作，见证了古籍市场的发展。拓晓堂说，赏玩收藏古籍善本，就如同食蟹，要精心，要上心。如此指上有墨，心中自有学问。这正如曹雪芹《红楼梦》第三十八回的《咏螃蟹诗》，宝玉的最后一句“指上沾腥洗尚香”。

　　傅增湘的双鉴楼

　　如前所述，过云楼藏书在顾鹤逸的苦心搜求下，达到史上最大规模，集宋元古椠、精写旧抄、明清佳刻、碑帖印谱800余种。但顾氏家训曰：过云楼藏画可任人评阅，而家藏善本古籍不可轻易示人。这是因为中国收藏传统历来是古籍善本重于书画。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范景中说：“在中国古代的收藏观念中，书籍是最珍贵的东西，应该传给自家子孙，让子孙爱护它，阅读它，从而让后代变得智慧起来。毕竟，相对于陶冶性情的绘画，书籍更能承载人类文明的结晶。”譬如，著名的范氏“天一阁”从明朝以来有“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族规，族中妇女不准登楼读书—当然，这一重男轻女的旧族规，早已不合时宜。“皕宋楼”陆心源则传古籍于长子，书画于次子。

　　所以过云楼藏书终年置于密室，隐而不宣。民国时期，应版本目录学家、好友傅增湘的再三要求，顾鹤逸同意其在楼内观书，但不能带纸砚抄写。于是傅增湘每天阅书后凭记忆默写书名，后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上发表《顾鹤逸藏书目》。

　　这位让过云楼藏书大白于天下的傅增湘（1872—1949），也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是民国三任教育总长，堪称晚清以来继陆心源皕宋楼、丁丙八千卷楼、杨氏海源阁、瞿氏铁琴铜剑楼之后的又一大家。无论是在藏书、校书方面，还是在目录学、版本学方面，傅增湘都是一代宗主。

　　他的藏书处名为“双鉴楼”。这个名字的来历是：他的先人也有藏书，留下了一部元本《资治通鉴音注》。1916年，他自己又从清末大臣、金石学家端方的藏书中购得一本南宋绍兴二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刊本《资治通鉴》。他把这两部宋元本合称为“双鉴”，以此命名藏书楼。

　　后来，他从大学士爱新觉罗·盛昱那里见到《洪范政鉴》一书后，梦寐不忘10余年。戊辰年（1928年）初春的一天，忽然有一书商拿此书出售，开价很高。傅增湘果断把自己珍藏的日本、朝鲜古刻本三筐卖去，换来巨款以购此书，真可谓“舍鱼而取熊掌”。《洪范政鉴》原为盛昱藏书之冠，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年）宫廷写本。

　　这是南宋内廷遗留下来的唯一一部完整的写本书。自宋至清末，它一直在内府保存了700多年，民国初年才流落民间。其书笔法清劲，有唐人写经之风格，还有数枚内府玺印，确实为罕见珍宝。从此，他的双鉴楼的“双鉴”之一，不再是元本《资治通鉴音注》，而是以南宋写本《洪范政鉴》来代替了。

　　宋元孤本 万花锦绣

　　再回到过云楼。拍卖的这批藏书，共179种1292册，卷帙浩繁。既有宋刻《锦绣万花谷》（前集四十卷，后集四十卷)、元刻《皇朝名臣续碑传琬琰集》这样名重天下的存世孤本，也有元代刘氏日新堂、明代毛氏汲古阁这样鼎鼎有名的藏书家和出版家以及黄丕烈、顾广圻、鲍廷博等清代大家的批校手迹。在民国时期，这些就已是寸纸寸金。

　　特别是皮纸佳墨的《锦绣万花谷》，为目前传世最完整、存卷最多的宋刻本，堪称宋代的百科全书，构成了宋人的知识世界。难怪清代著名学者阮元曾写下“书成锦绣万花谷，画出天龙八部图”的诗句。《锦绣万花谷》的重要价值在于它保存了大量散失古籍中的部分内容，其文献与辑佚价值之高，罕有与之比肩者。比如范景中在研究时说：“检查《锦绣万花谷》第三十三卷，其引用《历代名画记》约9处，而《历代名画记》的宋刻本已经失传。”

　　即使撇开这部书在文献和史料研究中的重要性，单就文物价值而言，这样一部焕然如新的宋版孤本巨著，也是无以估量的。北京匡时拍卖董事长董国强说：“真正的印刷（活字印刷）是从北宋开始繁荣的。我们今天了解的先秦历史，我们所知道的四书五经，不是靠口口相传，而是靠文献，靠宋代时的书籍。”所以，宋版书在明代的藏书界就已声名显赫，并按页论价。何况“宋朝距离现在一千多年了，写版、刻版、刷印、装订，有的还有后人印章、题跋和批校，中间保存非常不易”，古籍版本专家孟宪钧说。时至2003年，一页零散的宋版书，市场价已可高达5万元。此部八十卷完整的宋刻孤本，两千页巨著，品相完好，传世仅见，其价值可想而知。

　　除了这一套宋版书之外，此批藏书还有4件元刻本：《皇朝名臣续碑传琬琰集》八卷、《易学启蒙朱子成书》、《周易启蒙翼传三篇外传一篇》、《针灸资生经》七卷。其中，元刻本《皇朝名臣续碑传琬琰集》历经明末毛氏汲古阁、清鲍氏知不足斋递藏，傅增湘《顾鹤逸藏书目》著录并定为孤本。这个本子还被选入当代重要文化建设工程《中华再造善本》。该书辑录了国内各级各类图书馆的珍贵善本，仅有两部私人藏书被收入这套书中，元刻《皇朝名臣续碑传琬琰集》是其中之一。

　　这批秘藏2012年回到江南家乡，给其悠久曲折的历史命运增添了戏剧性的完美续篇。这个续篇不仅成为拍卖场上的里程碑，更是当今文博界的一段佳话。正如凤凰集团所言：“过云楼的前世，演绎的是悲欢离合；过云楼的今生，承载的是百爱千宠；过云楼的将来，呈现的定是蔚为大观。”

　　还原历史 明鉴未来

　　过云楼藏书只是古代典籍中的沧海一粟，但它的百年流转生动说明了我们的文化是如何代代相传至今。的确，无论在大一统的太平盛世，还是在外族入侵的战乱年代，我们的文化几乎完整地保存下来。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而无断流，是个奇迹，这无不与知识礼教的世代传承息息相关。而书籍则是文化传承最直接的载体，承载了还原历史，明鉴未来的重任。中国的四大发明有两项直接与书籍有关，一个是东汉蔡伦改进的造纸术，一个是北宋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

　　在印刷书籍出现之前，人类传播文化基本只能依靠手抄笔录以及刻碑拓片等古朴的方式进行。这些低效的记录方式，大大限制了知识传播的广度与深度，使得知识只能被少数文人士大夫所掌握，普通民众无法参与，这也和当时权力集中密不可分。待到隋唐时期，政治文化体制有了较大变革，平民对于知识的渴望以及对于权力垄断的抵触，大大推动了社会对于书籍的需求和传承技术的革新速度。雕版印刷术应运而生。现存于大英博物馆的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印制的《金刚经》是目前世界公认最早的印刷实物。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使书籍开始抛却旧时王谢堂前燕的地位。北宋活字印刷发明后，更多书籍飞入了寻常百姓家，直接产生了知识爆炸效应，间接促进了社会体制改革。知识就是力量，真乃亘古不变的王道。

　　承前启后的宋版书，因其内容近于古本、刻印精工、装潢考究和流传稀少，颇具文献学价值。字里行间流淌着古色古香的韵味，也让它的文物价值甚高。宋版书为世人珍视有加，或为治学，或为显富。究竟，它是什么样子？翻阅赏览之，其印书多用皮纸和麻纸，文理坚韧。版式疏朗雅洁，版心下方往往有刻字工人姓名和每版的字数。刻书选用字体，各地风格不同。北宋时期，除首都汴梁（河南开封）外，尚有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眉山等地，都是刻书中心。浙本多用秀丽、俊俏的欧体字，蜀本多用雄伟、朴拙的颜体字，建本字形介于颜、柳之间，横轻竖重。印书用墨也很讲究，色泽清纯匀净。

　　古籍市场 日渐受宠

　　如今，要真正研读历代善本，不仅需懂文言文、目录学、版本学，还得懂印章，并了解古代学术史，什么朝代有什么著作。“古籍不像书画和瓷器是‘第一眼美女’。古籍收藏门槛高，需要买家具有相当的文化底蕴、识文断字的能力以及鉴别版本、甄别纸张的法眼。”北京保利古籍部的孟楠说，“古籍善本的私人买家主要偏重研究爱好和学术收藏，而不是用于投资。除非藏家手头很紧，否则几年内不会再轻易卖出。”

　　所以说，收藏古籍善本是一个相对精英小众的门类。在过云楼藏书拍卖之前，这个门类受公众关注的程度并不太高。虽然2010年《明诸家书札八十五通》以3528万元成交，2011年《陶叔献辑两汉策要十二卷》以4830万元在嘉德创下新高，但这些都只是在业内引起轰动，却并未成为社会热点。

　　而过云楼藏书的拍卖在北京匡时的精心策划以及多方公私机构的参与竞拍下，成为公众热议的文化事件，这让更多人关注古籍的文化价值，也让市场重新评估古籍的交易价格。这种回归传统的价值判断，在一定程度上也在扭转市场热点，使古籍成为更多买家另眼相看的藏品。譬如2012年岁末在北京保利拍卖的《钜宋广韵》五卷以3450万元易主，2013年岁末在北京匡时推出的北宋刻本《礼部韵略》以2990万元成交。由此可见，稀有宋版书的行情实在不可小觑。

　　文/杜卡 图片提供/中国嘉德、西泠印社、杜卡 编辑/永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