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靠大树 自由成长

　　东方卫视中心“独立制作人”制度周年记

　　2014年3月，全新成立的东方卫视中心在体制与机制上大胆创新，首次推出“独立制作人”制度。这一年，制度改革所带来的灵活性、开放性激发了团队的创造力和生产力。与此同时，竞争意识、危机意识也时刻倒逼着独立制作人们不停向前。

　　这一年，经历了最初的迷茫，捱过中期的压力，也有了现在的豁然开朗。有人“脱胎换骨”，有人“还在适应”，有人“更具忧患意识”，也有人感慨“时间太快，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而“距离一名合格的操盘手还有很远”是所有人的心声。

　　这一年，一个自由的制度，同时也赋予了这些独立制作人更多的责任。在自由与责任并重的制度里，制作人们开始变得更成熟，更独立。

　　立足平台开阔视野

　　相比社会化的制作公司，“独立制作人”制度更像是一种体制内的制播分离。

　　据东方卫视中心总编辑鲍晓群介绍，独立制作人一年一聘，其选拔需要经过严格的考核。首先要看其是否有代表作品；其次看其是否有带团队的经验；第三还要看他们在节目制作上的业绩——不仅创造过较好的节目收视率，还要给平台带来收益和影响。而独立制作人的项目来源包括团队提案、卫视中心指派以及从市场上引进三种。

　　对于独立制作人的考核指标，除了参考市场指标外，研发也很重要。卫视中心要求每个制作团队每年至少提案3-4个。根据最新一轮的考核，今年新产生的独立制作人一共14组，原来的3组由于没有完成考核指标，不得不回到“非独”状态。

　　“虽然在体制内，但我们希望能够与市场接轨，要求独立制作人学会自己提案。”东方卫视中心总监助理兼研发中心副总监任静所说的提案，包括跟广告客户、模式方等各方的洽谈。而一旦方案通过，卫视中心将给节目组提供经费来研发样片。“体制越来越有趣，越来越市场化，更加灵活和完善，所有员工的心态都变得开放和从容，而每一个成熟的独立制作人也都明确了自己的主打方向。”对于独立制作人制度实行的一年，任静如此概括。在独立制作人眼里，制度改革所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组织架构由原来下级服从上级、等级分明的管理模式，过渡到现在制作团队更多地强调对产品、观众和自己负责，运作更加灵活，主导性越来越强，而对市场、资本运作的逐渐熟悉，也使得他们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

　　这种视野上的改变，在独立制作人张敏杰看来，是让制作人站在了不同的高度审视节目。“原来坐到板凳上，现在爬在楼梯上，以后可能会站在高楼上。有了这样的视野之后，我们去运筹帷幄一些事情可能会更恰到好处。”

　　除了平台的开放性，改革所带来的还有激励。目前台党委会通过的激励机制对独立制作人颇有吸引力，即全成本核算以后的超额利润部分要给予团队分享，激励程度将不亚于体制外。“有了这样的激励机制，相信每一个独立制作人团队都不会仅仅以把节目做出来为目标，而是要让这个项目产生利润，让广告客户、东方卫视中心，乃至SMG满意。”朱慧说道。

　　而在独立制作人严敏看来，对于电视来说，第一生产力不是设备和机器，而是人，“制作人更加希望改革的是人事权，把什么样的人放在什么样的岗位上，这就是独立制作人制度带来的最大好处。”

　　东方卫视平台的资源优势是每个制作人都看重的。脱离体制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人力资源和平台资源。正如《金星秀》节目的联合制作人陈蓉所考虑的，“离开平台，制作团队在社会上招兵买马是否仍有优势？自己的在播节目以及未来制作的节目将在哪个平台落地？这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离开平台，你什么都不是。”在独立制作人李文妤看来，东方卫视中心有大量的资源供制作人使用，它是一个对政府负责任的机构，承担风险的是整个集团而非个人，而基于平台之上的广告也更有价值。“平台会给你试错的机会，不会抛弃你，会让你感受到强烈的归属感，市场是现实的。”

　　当然，也有人对“走出去”持更加开放和前卫的态度。独立制作人曲清坦言，平台的稳定性仍然不能最大程度地激发电视人的制作潜力。从独立制作人到成立工作室再到完全独立，走向市场是必然趋势，而现在需要做的就是不断地积累和成长，“市场很大，但最终还是品质说话。”

　　对于“独立制作人”制度有可能带来的集体跳槽风险，站在中心管理层的角度，鲍晓群反而很坦然，“‘单飞’是当下的一种潮流，无需恐慌，关键是要搭建一个足够吸引人的平台。”

　　勇于试错厚积薄发

　　勇于试错，厚积薄发。这其中，有独立制作人的坚持，也有东方卫视中心的坚持。

　　独立制作人并不是完成一档节目后，就坐等下一档节目的开始，他们需要参与节目的自主研发，需要对短线、长线都有可持续性思考。

　　短线型节目，即大型季播类节目。此类节目通常因高投入而被赋予高收视及高回报的使命，各大卫视依靠短线型节目树品牌；长线型节目，如周播型节目，投入较小，具有长效性，不易出现爆发性收视，是为节目培养相应类型观众的最佳途径。独立制作人团队需要做到的是：在长线节目中积累制作经验，面对短线节目勇于试错、厚积薄发。

　　去年的《花样爷爷》是东方卫视中心首次在卫视平台上尝试做户外真人秀，此次运作，给李文妤和她的团队留下了不少教训，但《花样爷爷》的经历让李文妤知道了哪些方式是错的，哪些短板是需要弥补的。而这些经验教训，也让今年的《花样姐姐》在制作理念和实际操作中避免了很多失误。

　　有类似经历的还有朱慧团队。如今的《笑傲江湖》被冠以“综艺黑马”的名号，迅速蹿红的背后是长时间的积累，以及东方卫视在类型化节目上的坚持。朱慧告诉记者，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团队连续尝试了不同类型的喜剧节目，积累了节目制作经验，储备了一定数量的喜剧表演、编剧、导演等人才后，开始思考如何为东方卫视打造一档品牌喜剧节目的问题。

　　尽管《生活大爆笑》的收视并未达到预期，但它是团队在喜剧节目的形态上，做了非常可贵的尝试，是团队在节目制作上一次重要的资源累积，这也是创作过程的必经阶段。“我们相信，今日在喜剧类节目里下的功夫，一定会转变成明天其他卫视无法超越的竞争壁垒。”朱慧表示。

　　带兵作战以人为本

　　团队，是好节目制作的根本和保证。

　　绩效的灵活独立，内部团队的优胜劣汰和人力成本的分摊，使得团队内不再允许出现尸位素餐的成员。市场化的竞争，也让团队有着迅速拓展队伍的需求。而要吸纳更多人才，则要求独立制作人不仅要在团队管理上实现公平公正，同时也必须人性化，建立快乐工作的团队文化。

　　据王昕轶介绍，他所带的团队有接近30人，虽然在14个独立制作人团队中属于中等规模，但是人员构成比较复杂，既有原本戏剧部的成员，也有艺术人文频道的同事。如何协调成员之间的关系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王昕轶坚持以诚相待，无论什么问题都公开化，“团队成员都很团结，经过磨合，在制作理念等各方面的想法也日趋一致。”

　　从最早带着4个人的小团队，到如今的24名成员，李文妤团队已经成长为可以同时运作周末两个季播项目的大团队。《妈妈咪呀》和地面频道节目《超级家庭》的制作团队已都可以完全独立运作，“花样系列”正在逐渐成熟起来……“记得曾经在管理培训时听到过，一个优秀的管理者是可以偷懒的，我很想做一个可以偷懒的人。”李文妤表示，她用人的标准是善良，在她看来，技术可以培养，但品行很难改变，“即使他们会犯错，我也希望可以自己真心体会过，这样才能成长。”

　　“是否还有做电视的热情？”这是独立制作人施嘉宁组建团队时问过大家的问题。他将自己的团队定位为“一个创业型的团队”。“以合伙儿的关系，共同打造一个产品”，这是他一直传递的团队理念。“我们的基因是做内容，这也是生存的根本。改革的目的是要有更好的产品、内容，这样才能带来更大收益。”

　　喜剧节目不易做，作为冲在最前线的节目团队，朱慧和她的团队总是尽最大可能盘整现有及可有资源，齐心协力、共同进退，将做出有正确价值观、良好社会影响力的现象级节目视为团队的终极目标。

　　在团队文化建设上，朱慧和施嘉宁不约而同地提到了“狼性”文化。“狼对成功有着坚定不移的向往，专一的目标、默契的配合以及锲而不舍的耐心使狼总能获得成功，这种‘狼性’便是我们团队所需要的价值观指引。”

　　一字之差千里之遥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对于“独立制作人”这个全新的身份，很多人都没有得心应手，更多的是适应和摸索。

　　一年前，当接受独立制作人的任命时，大多数人还带着些雾里看花的茫然，以为从“制片人”到“制作人”，一字之差，不过是团队人数多了一些，节目还是照样做。事实上，一字之差，千里之遥。

　　一旦在“制作人”前冠以“独立”二字，除了内容生产，节目的整体预算、团队的人员配置、广告客户的回报收益、财务制度的规范性，以及节目对于频道、中心的整体收益等，都是独立制作人需要通盘考虑及统筹的事务。

　　“我带领团队做的不再只是一档节目，更准确地说，我和我的团队需要完成的是一个完整的项目，我更愿意将这次的转变视作在SMG集团体制内的一次创业。”朱慧表示。

　　今年打造了《欢乐喜剧人》的施嘉宁认为，自己距离独立制作人的标准还有很远。“完全从节目制作者转变为项目管理者或者资源统筹者，目前我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在他看来，独立制作人应该发展的方向是：独立在市场上存活，整合各方资源，生产出有品质保障的节目等等，目前体制内的独立制作人还做不到，“对品质的追求是极致的，对观众的需求是满足的，这是我现在需要做的。”

　　对于独立制作人而言，不单要管好节目，更需要的是管好项目，要承担起一个项目的整体运作。这其中，包括“理财”技能。俗话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担任独立制作人之后，要进行全成本考核，团队每个成员的工资都要从团队的预算中走。习惯了机器一刷一整天、带子一领几十盘的“阔少”岁月，对于领导要求的“全成本”，一开始大多数人认为是不可能做到的。但一年多来，也逐渐习惯了这种运作方式。“如今顶着经济压力，我真的明白‘当家人’的不易。其实，放眼看去，许多社会公司早已采用了这种核算、运作方式，这是我们未来必须要走的路。”王昕轶表示。

　　如何做到既能面向市场又能完成好体制内的任务，这是摆在所有独立制作人面前的问题。“改革不能一蹴而就，仍需进一步深化，而到最后你要学会平衡。我们只是给他们穿了一件‘黄马甲’，能穿多久要看市场是否认可。”任静认为，某种程度上，“独立制作人”制度是在用体制内的资源培养有实力的内容生产队伍。

　　事实上，对于平台而言，独立制作人的责权利应该如何设定，完全市场化还是国有企业特色的市场化？一切都还在试验当中。对于独立制作人，是否真的可以脱变成既能制作节目又能盘活市场资源的多面手，一切都还在摸索当中。也许文化发展的浪潮，可以把他们推到那个位置上。